随着出版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研究与教学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事业中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1]。相较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既有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下的出版实践同样较少，相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管理部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了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出版实践，为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党性与人民性是核心理论主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在新中国的出版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并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创新有着直接推动作用。在通俗读物出版领域中，“农村版图书”的出版实践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印记的典型代表。

目前学界对“农村版图书”的研究主要偏向于文学研究领域，如史建国分析“农村版图书”中的文艺类图书，梳理“文艺为农民服务”的文学史。^[2]另外，关于“农村版图书”的论述大多散见于各种回忆性文章中，如张稚枫和刘毅然作为当事人回忆了“农村版图书”的出版过程和选编方式。^[3]整体而言，既有的成果相对薄弱，且对“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读物出版工作没有直接指导性。对此，本研究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农村版图书”的出版历程，总结其出版特色，以期丰富当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并为农村读物出版工作的改进提供历史借鉴，从而为“乡村振兴”的实现和打通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最后一公里”贡献力量。

“农村版图书”作为一种专门面向农民出版发行的出版物，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为了缓解农村书荒而专门组织出版的特定出版物，它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和农村生活方式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出版事业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其中就包括广大的基层工农群众。为了更好地满足农民群体的阅读需求，1963年5月文化部出版局在人民出版社通俗读物编辑部基础上成立了农村读物出版社；1965年8月26日文化部出版局召集了农村读物出版社、中国印刷公司、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等多家单位举行了关于“农村版图书”的出版问题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选编工作主要由农村读物出版社统筹，决定选编的第一批“农村版图书”为14种，要求“在10月底基本出齐，11月份扫尾”^[4]；同年12月，据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显示，从全国出版的图书中选编出专门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的第一批“农村版图书”包括《陈永康水稻高产经验》《红岩》《农村卫生知识手册》等15种共1 200多万册，类别涉及政治思想读物、文化艺术读物、科学技术读物、工具书。^[5]这一批“农村版图书”是真正意义上为农村读者编选的农村读物，可惜后续批次的“农村版图书”编选活动因政治运动而中止。

197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选编出版“农村版图书”的通知》，人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等机构组成“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从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较好出版物。在出版内容方面，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知识读物、科学技术知识读物和工具书等；在出版形式方面，其开本“一般采用787×1092毫米纸的32开和64开两种”^[6]。1974年5月“农村版图书”开始出版发行，据1975年《全国新书目》第2期和第8期公布的书目显示，“农村版图书”包括：《认真学习新党章》《陈永贵等同志谈大寨和昔阳的经验》《主要农作物的杂交育种》《敌后武工队》《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等73种^[7,8]。1977年人民出版社等机构又出版了《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县委书记》《农场体育手册》等34种“农村版图书”。^[9]大量“农村版图书”的出版和流通使得农村地区对农村读物的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因此，1978年，“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取消，“农村版图书”也停止了出版。“农村版图书”的停止出版并不意味着农村读物的减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出版界在“农村版图书”的出版经验上围绕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改革这一中心工作策划出版了《当代农村文库》《中国农村文库》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出版物并开创了农村读物出版工作的新局面。

“农村版图书”是我国农村读物出版历程中的一道靓丽风景，它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等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逐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也正式成为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党领导下的出版工作明确了“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10]虽然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这一时期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此时的出版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参照下，正在自觉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当时人口基数众多的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提供各类出版物。在此背景下，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在农村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和满足农民群体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农村版图书”诞生了，它充分反映了农村读物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的高度统一，是出版界实践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并将之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

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核心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身的报刊出版实践中积极呼吁出版物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宣传党的主张。此后，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阐明了出版物的党性原则问题，明确提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并就出版物的党性原则进行了说明，即“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工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强调“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11]在列宁看来，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就是要反映党的政治立场，服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另外，列宁还在《由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中提出“党的各个出版社注意，目前急需大量出版有关社会民主工党宣传鼓动问题的通俗小册子”。^[12]由此可见，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就是出版物坚持党性的最直接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动员了诸多力量对其进行支援，出版工作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1951年，出版总署在《关于加强工农读物出版工作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党在出版工作中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应是改变过去对工农读物注意很少的情况，用最大的力量来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13]此后，1960年，《文化部关于出版工作支援农业的通知》明确指出“出版工作支援农业是多方面的：不仅要支援农业生产，也要支援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不仅要供应广大群众需要的课本、扫盲读物和各种通俗读物，也要供应干部阅读的中高级书籍；不仅需要出版解决当前工作中实际问题的书籍，也需要出版传播基础知识和配合科学研究的书籍”。^[14]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出版的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农村版图书”便应运而生。正如《光明日报》评论员所指出的：“我国广大农村，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阵地……图书是向农村传播新的思想文化的重要工具之一。所以出版‘农村版’图书，对于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15]从这一评论来看，“农村版图书”的出版与流通是出版工作服务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媒介工具，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传播使命。1973年文化部出版局再次组织选编出版“农村版图书”时更是强调了其在农村地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与引导问题。从这些“农村版图书”的出版背景以及出版目标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出版工作者主动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指导，并在积极地实践着社会主义出版物的党性原则。

人民性同党性一样是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核心原则之一，因此“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人民出版事业的根本任务。人民性在出版物中的表现可以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两方面得到体现。在内容层面上，内容主题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要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出版物的内容题材就要实现多元化，不能全部是政治性内容，应该向读者们提供他们关心的或能够反映他们日常生活的问题。列宁在针对报刊出版实践存在很少注意到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问题，提出了“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16]的倡议。在表现形式方面，出版物的表现形式要灵动多元化。出版物灵动多元化的首要表现就是生气勃勃，即趣味性十足。另外，出版物的灵动多元化需要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表达。列宁在1918年12月作了《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提出“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看的……可以而且应当采用一些原有的好活页材料，改写原有的文章。该读物提供的材料应当做到可供当众宣讲，也可供家庭阅读，可以单篇翻印，也可以稍加补充译成其他语言”。^[16]这一指示是列宁关于出版物人民性中通俗性特征的直接体现，同时也被中国共产党很好地继承了下来。

“农村版图书”作为专门服务农村读者的特殊出版物，它具有浓厚的人民性。一方面，“农村版图书”切实地做到了贴近人民群众的各种生活需要，并且满足了其通俗易懂的阅读需求。从1965年和1973年开始编选的农村版图书书目来看可发现，除了社会主义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图书外，涉及较多的就是能够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方面的工具书，例如《农村实用手册》《美术参考资料》《农药手册》等。即便是涉及意识形态引导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和文艺性图书，在选编过程中都以农民为中心，在内容上进行了改编或修订。在1965年选编的“农村版图书”中，《艳阳天》的改编幅度较大，作者根据农村读者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原版的第一卷共47万余字，这一版被删改为32万余字。^[17]改写版的图书在故事结构与人物塑造方面都更加地契合农民读者群体的需要。

另一方面，“农村版图书”以低廉的价格保障了农民读者的阅读权利。1965年推出的“农村版图书”在定价上“采取只收回印制成本等办法予以大幅度降低，允许稍赔一点”^[4]，最终第一批15种图书总定价为“四元一角七分”，同时这套书“既可以整套买，也可以分册买”。^[5]在分册购买时，例如《红岩》原定价为1.40元，农村版则降为0.75元。^[18]1973年选编的“农村版图书”在定价时，其标准为最低一级，即按“每一印张四分五厘计算”且“发行折扣按七折计算”。^[6]

“农村版图书”的出版是出版界在汲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农村读物出版经验后的产物。它的出版及流通既有典型的政治传播属性，也切实地解决了农村地区人民群众（包括识字的农民、基层文教工作者以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等）的阅读需求。这反映出了“农村版图书”作为农村地区思想文化网络建构的重要媒介工具，它转译了国家在农村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政治使命和人民群众在农业物质生产方面的知识需求与闲暇时的精神文化需求。它切实地实现了农村读物在党性与人民性的相统一，因此它是当代中国农村读物出版工作中践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典型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版图书”的这种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是党和国家在领导农村读物出版工作中的有意为之。其中毛泽东关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理论主张发挥着奠基性作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主张率先应用于新闻工作中，《解放日报》的改版——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19]则是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理论主张同样在出版工作得到了具体应用。整体而言，它是对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出版工作中党性与人民性分别论述的一种有机整合和创新发展，并最终以具体的出版实践来实现思想引导与社会改造的产物。故而，“农村版图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实践创新，它体现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另外，它还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过程中具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典型时代特色的出版实践。虽然这一出版实践有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其中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念及其具体的出版特色，对新时代乡村振兴下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改进当下农村读物出版工作仍有着较好的启示意义。

新时代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深化实施，农村读物及其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农村读物在推进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时，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和相应的统筹规划，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贯彻落实尤为重要。它不仅关乎新时代农村读物在供给端中的编辑出版理念，还直接影响着在目标读者群体中的接受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时所写的贺信中提到“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20]这也决定了优化农村读物的出版是落实全民阅读政策和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因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书香之气，同样需要向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实践典型的“农村版图书”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读物出版工作有着诸多启示。尤其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实践理念对推进农村读物在巩固农村地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和满足新农人的新阅读需求方面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农村版图书”并非由一家出版社自发组织策划编选，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出版管理机构牵头、多家出版社协同完成的。在1965年和1973年选编的过程中，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农业出版社、音乐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诸多机构参与到了编选小组之中并协同完成了书目的选编，这是其组织性的体现。另外，这一出版活动并非只是一次性的短期出版行为，从其出版规划和当时的新闻报道信息来看，它是分批次进行出版且是一个准备持续长期出版的文化工程，这体现了其计划性特征。在出版物类型方面，它包含了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知识读物、科学技术知识读物和工具书等，覆盖农民读者群体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娱乐以及现实物质生产各方面的实际生活需要，这反映了这一出版活动在内容方面具有系统性。因此，“农村版图书”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整合了全国性出版资源来为农民服务的一种出版活动。

新时代，新的农村读物出版活动同样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出版物供给。为了更好地通过出版来助力乡村振兴这一中心工作，出版管理机构可以通过设置专项年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方式进行专项选题申报、评审、资助出版，用来集中推出一批能够反映新时代农村生活和农民需要的主题图书，从而实现农村读物出版的计划性和系统性。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可以借鉴“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的方式再次整合人民出版社、农业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编审专家团队来遴选优质内容，实现出版的协同化。

“农村版图书”是在深入农村基层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后根据农民读者群体的切实需求展开策划选编而成。在“农村版图书”出版之前，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就一直在坚持着调查传统。正是有了这种优良传统并得到长期贯彻，“农村版图书”的选编才能切中农民读者的真实阅读需求从而深受欢迎。因为这种基于深入调查而选编出来的图书兼顾了农村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种不同的“场景”。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场景中，“农村版图书”通过通俗化的政治读物和文艺书籍满足了读者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娱乐需求，同时兼顾了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要求；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场景中，“农村版图书”通过各种农业生产和实用农村生活指导手册传播了先进生产经验和现代化生活方式，它在知识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农业现代化正在不断革新，尤其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使用正在重新塑造着整个农业产业链。在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冲击下，乡村地区的思想呈现多元思潮的复杂趋势。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读物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场景中的媒介效用，农村读物的供给者理应先深入乡村社会中进行调查研究，明确当下乡村社会中新时代农民读者的切实阅读需求后，围绕真实需求进行内容供给。为此，诸如《植保无人机与施药技术》此类关于无人机在农业中应用原理的时代性图书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更好地为新农人的农业生产服务。为推进农村读物服务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应先进人物及其优秀事迹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类主题出版活动理应得到重视，从而实现出版物意识形态的引导功能。

根据既有优质图书进行版本再生产是“农村版图书”的一大核心特色，也是其出版以后深受农民群体喜爱的原因，更是出版物“人民性”的直观体现。根据农民读者的文化素养和阅读偏好对既有图书内容进行改编，其本质是一种知识综合的通俗化叙事。这一做法是由当时我国农民文化素养普遍不高这一历史原因所决定的。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民群体文化素养普遍提升，但是阅读偏好仍然和城市读者群体以及知识精英读者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这种版本再生产的图书编辑出版策略仍适用于当下的农村读物。

在坚持以农民为中心进行版本再生产的内容改编时，新时代的农村读物不仅可以借鉴“农村版图书”的短篇幅容量和通俗易懂特征将严肃和科学的内容进行通俗化改写，还可以充分借助视听媒介技术来实现融合出版，从而契合并满足新农人的阅读偏好。融合出版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出版物的视听功能。在技术赋权的基础上出版物的可供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也为农村读物的版本再生产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以及各种二维码链接技术都可以作为农村读物版本再生产的中介技术，它们的使用将有助于农民能够以全新的视听方式来接受那些相对深奥的知识体系，从而为知识的创造性转换提供新的可能性。例如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图解政府工作报告（2015）》等视频书在经过媒介赋权之后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阐释相应文字内容，这种形式就很契合当下的阅读偏好，也可以作为农村读物进行版本再生产的借鉴发展方向。

在推进出版学科建设和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之际，加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研究已成为学界共识。对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农村版图书”进行分析，正是属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的探索性工作之一。与此同时，对“农村版图书”的研究还有着较好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这是因为，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媒介载体之一是农村读物，它们在指导农业物质生产和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在推进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时，农村地区的阅读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农村读物出版的研究是应有之义。为了更好地推进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助力乡村振兴，除了参照日本等国家的农业出版经验外^[21]，还可以从自身的历史经验出发，即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充分践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农村版图书”寻求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