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出版术语规范化对于支撑学术研究、科技发展、学科建设，传承及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对外交流及“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图像出版在学术、文化和商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由于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之间的认识、习惯和表述不同，对于图像出版的理解和定义存在差异，导致了概念上的混淆，这给相关行业的发展和读者的理解带来了困扰，不利于知识的传播。本文对图像出版相关概念，尤其是图像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影像档案”概念进行辨析和归纳，以期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图像出版和影像出版之不同，减少混淆和误解。此外，本文探讨了“影像档案出版”概念的适用范围和发展前景，试图为影像资料的出版、传承和利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促进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学界的研究。

在进行图像出版概念辨析和归纳过程中，本文参考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名词委”）“术语在线”（www.termonline.cn）、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以下简称《现汉》）、《古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古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范汉》）、上海辞书出版社《大辞海》等权威资源及工具书。

在国外，图像通常指静态的、二维或三维的视觉表现形式，如照片、绘画、雕塑等。在计算机图形学、数字图像处理等领域，图像通常是由像素组成的二维矩阵，用于表示物体的形状、颜色等属性。^[1]而在中文语境中，图像是指通过画成、印制或摄制等方式呈现的形象。图像作为一种视觉表现形式，可以用于展示具有视觉特征的二维或三维对象，包括图画和影像。如国外的定义，当今图像的定义已不再局限于纸质形式，也包括数字形式，可以由像素、点、线、形状等视觉元素组成，可以由人工创作或计算机或其他设备进行创建、编辑、存储和显示。在跨学科研究和学术交流中，术语混淆的问题仍然可能出现，特别是在进行中英文翻译时。此外，文字和图像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它们的逻辑关系是互补的。文字通过语言表达思想和概念，依赖于语法和词汇传达信息；而图像则通过视觉元素表达概念和想法，依赖于形状、颜色、线条和纹理等视觉元素传达信息。文字和图像可以结合使用，以更有效地传达信息。

在国外，影像通常指用于获取、处理、分析和显示图像的技术或方法。在医学、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影像技术可以用来观察和研究物体的内部结构、功能等，MRI、CT等都属于影像技术。^[2]传统出版语境下的影像通常是静态的、二维的，是一种通过光学及电子装置，利用光线对物质的反射并还原在物质媒介上的二维结果的存在形式，比如摄影。相比用笔或者肢体模仿客观世界的图画，影像更能忠实地呈现事物的真实面貌。

摄影原本只是欧洲工业革命进程中光学技术的一项副产品^[3]，但很快成为记录人们生活的重要写实技艺、媒介和手段。因其丰富、完善、规范，甚至能纠正、替代语言文字延续记忆的传统路径，所以深度介入了当代人类生活，其记录的结果，从数量和保真性上也远超之前的文本，已经成为某种“观看制度”，引导着人们看什么、怎么看。其记录的广度毋庸置疑，但由于诞世不到200年，其记录的深度尚需随社会发展而延伸。

在我国的出版语境下，影像是图像的一种形式，图像则可以概括所有与视觉相关的内容，有助于简化概念，是图、像并称，而非图之像、影之像，因其在中文字义上有本质区别，影像是图像的一个子集，图像是更广泛的概念。

图像出版和影像出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图像出版是指对图像进行编辑、复制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而影像出版则是指对影像进行编辑、复制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图像出版包含影像出版。实践中，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关注图片的应用范围和形式；后者则更强调影像的表现形式。

影像出版是一个广泛的领域，涵盖了各种形式和类型的影像出版物，影像出版物则是影像出版活动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杂志、报纸等，这些活动涉及影像的创作、制作、传播、销售等环节，也与著作权、商业模式、市场需求等方面相关。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影像出版物的外延不断扩展，例如在线视频、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形式也可以被视为影像出版物。需要注意的是，影像出版物的定义不包括图集、图册、图鉴、图录等内容。这些出版物虽然同属于图像出版的范畴，但其内涵和形式与影像出版物有所不同。此外，以影像为主体的纸质出版物可以采用“摄影集”“影集”等词汇，但其丰富的外延形式不止于此。

目前在版权保护和信息准确性等方面，数字化图像出版面临的挑战要大于传统纸质出版。只有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保证图像出版的合法性和可信性。其中，影像作为一种客观、科学的表现形式，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影像出版的发展也为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在国外，图像档案（image archives）通常是指收集、保存和管理静态视觉资料（如照片、插图、地图等）的档案，这些资料可以是数字格式或传统的纸质格式。建立图像档案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历史和文化遗产，提供研究资源以及支持教育、出版和传播活动。在出版和传播方面，图像档案可以为图书、期刊、报纸、网站等提供丰富的视觉素材。

影像档案（moving image archives）是指以影像形式保存的、有意义的、可检索的原始资料。它是传统图书馆中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延伸，可以更加方便地存储、查询。但随着影像技术不断发展，影像档案也逐渐与传统图书出版的形式相结合。例如，以影像为主题的画册、图集等，已经成为图像出版领域的热门内容之一。此外，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影像档案的应用也将越来越广泛。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术语在不同国家和机构可能会有差异。在一些情况下，图像档案和影像档案可能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如视觉档案（visual archives）^[4]或多媒体档案（multimedia archives）^[5]，用以包含所有类型的视觉资料。

在我国的出版语境下，影像档案比视觉档案、多媒体档案定义更为明确，指的是记录、整理、出版、传播、保存、管理和利用各种影像信息的集合体，包括电影、电视、视频、照片等形式，以及纸质形式，这些形式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互相转换，都具有档案性。

影像的档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影像客观记录了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真实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科学和社会价值。其二，影像的时空特定性意味着它们记录的信息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产生的，具有时代、地域和民族特色。其三，影像的价值特定性是指影像的价值因其所记录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而不同。其四，影像的权利义务特定性是指影像的产生、管理、保存、出版、传播和利用都受到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制约。其五，影像的组织性和系统性是指影像的产生、管理、保存、出版、传播和利用应该有组织、有计划、有方法和有纪律，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体系。

按照内涵定义法，出版语境下的“（图像）影像档案”指的是具备档案性质且以（图像）影像为主体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记录了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真实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科学和社会价值，为历史研究、文化传承、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在非出版语境下，影像档案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或许用视觉档案、多媒体档案命名更为准确，它们通常是指以电子或数字形式保存的各种视觉资料，例如个人照片、家庭视频、商业广告，甚至是三维扫描数据，例如云冈石窟研究院采集的洞窟数据等。这些资料的价值不同于出版语境下的影像档案，更多地反映了个人与家庭生活、社会和文化历史发展轨迹。同时，其中有些档案缺乏正式的管理和组织，容易受到技术和物理因素的影响而受损或丢失。

除此之外，纸质与非纸质影像档案在存储介质和访问、传播、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纸质影像档案可以实体形式存在，而电子影像档案则是以数字形式存储在计算机、云端等设备中。纸质影像档案具有文物、史料等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价值，而电子影像档案则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进行存储、备份和传输。纸质影像档案可以存放于图书馆或者其他物理空间，并通过目录检索；而电子影像档案则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访问，检索更为便利。在传播方面，纸质影像档案需要进行物理传递，如邮寄、携带等，存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而电子影像档案则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具有更广泛的传播范围和更高的传播效率。纸质影像档案通过物理方式进行管理，需要定期维护、保养，以免出现破损、褪色等情况，这就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具有长时间的物理稳定性；而电子影像档案可以各种格式存储，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备份和恢复，如电子文本、音频、视频等，通常情况下，这是更为可靠的保存方式，但也存在安全风险。因此，综合考虑，针对重要的影像档案，采取物理和数字化两种方式进行保存和管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和数据安全。

在汉语中，“图”和“画”作为视觉对象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方式，其内涵有所不同。根据《古汉》的解释，“图”作名词意为“绘画”“地图”“河图”“浮图”；而《现汉》则将“图”释为“用绘画表现出的形象”；《范汉》则将“图”释为“用线条或色彩描绘出来的形象” ；名词委释其为“用点、线、符号、文字和数字等描绘事物几何特性、形态、位置及大小的一种形式”，将符号、文字及数字包括在内，但依然强调“描绘”，都是人用笔或类似笔的工具进行创作。“画”自古以来有两重内涵：一是“绘画”（《古汉》），指用笔或类似笔的东西做出的图形（《现汉》）或用笔等摹写成的图形（《范汉》）；二是“书法横笔”（《古汉》），指用笔或类似笔的东西做出的线或作为标记的文字（《现汉》），或汉字的一笔（《范汉》）；名词委此项阙如。因此，我们可以将“画”的内涵表述为：一是人用笔或类似笔的工具直接在媒介上造作，二是可以被视觉感知的图形（点、线、符号、文字、数字）。

按照上述定义，无论是“图”还是“画”，都是人用笔或类似笔的工具所为（描绘），而不包括（或不提及）借助复杂的机械（这也是“图”“画”与“影”“像”概念最大的区别）。

对比“图”和“画”的义项，可以发现它们生成的结果分别是“形象”和“图形”，本质上是“象”和“形”的差异，类似于计算机科学中“点阵”和“矢量”算法的不同。一般来说，“图”是指具有说明作用的图像，如统计图、地图等；而“画”则是指具有审美价值的图像，如山水画、人物画等，但究其概念，“图”的外延比“画”更为丰富，涵盖了“画”。

按《古汉》，“影”一指“物体挡光而产生的影子”，二指“模糊的形象”，三指“画像”；《现汉》释“影”为物体的影子、照片、祖先的画像、电影等；《范汉》释“影”为影子、图像、照片；名词委此项阙如。综合考察其异同，可以发现，“影”和“像”都强调事物的相似性，“影”更强调视觉上的相似，而“像”更强调形态上的相似。从古代所指画像，到如今通过摄影手段摄取照片，影的内涵首在近似性。而“像”在古代指形状、形象，与“象”通用，后者用得更普遍（《古汉》）。从如今“影像”的内涵来看，“象”古义指自然界、人或物的形态，具有原生性、客观性，这一点与之相通。《现汉》中“像”一指“比照人物制成的形象”，二指“从物体发出的光线经平面镜、球面镜、透镜、棱镜等反射后所形成的与原物相似的图景”；《范汉》释“像”指“以模仿、比照等方法制成的人或物的形象，也包括光线经反射、折射等而形成的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图景”；名词委此项亦阙如。比较异同，《范汉》不强调工具，而强调结果，声明“像”不但可以相似，还可以相同。“像”从古代“象”的含义中继承的是原生性。“影”重近似性，“像”重原生性；“影”仅可与事物相似，“像”可与事物的图景相似又相同。在视觉上，“像”可以涵盖“影”的概念。

一般而言，画册和影集是两种不同的印刷品，它们在艺术形式、主题和目的上都有所不同。画册最初指手工绘画的册子，用于收藏或展示绘画作品。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画册外延不断扩展，包括了各种艺术形式的出版物，如摄影集、影集等。^[6]名词委定义为“将绘画、雕塑、工艺美术、摄影等美术作品的画片印制并装订成册的图书”，已经不再局限于手工绘画，而是涵盖了各种艺术形式。

影集最初是指存放照片的册子，但现在也代指照片集成的出版物。影集关注的是三维物质现象，强调视觉上的相似性，例如雕塑等人类艺术。其与光线发生的视觉关系属于“影”的体系，材质、构件、空间关系均须通过光线的映射才可以在二维平面反映出来。影集不仅包括艺术家的思想，还包括其他的客观信息，例如摄影的忠实记录，并且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具备科学记录的属性。相较于画册，影集更注重对三维物质现象的忠实映射，其以影像为主体，但并非所有以影像为主体的出版物都可以被称作“影集”，比如电影等。画册和影集在印刷品的形式、主题和目的上有所不同，一般都是以印刷品的形式来展示和介绍艺术品。

在当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画册和影集也可以电子形式出版。因此，画册和影集不仅限于纸质印刷品，还可以采用其他形式的出版方式，如电子书或网络展览等。

图集、图册、图鉴、图录这些词最初指收集图像的册子，后来也被用于收集文字和图像的印刷品。它们的内涵存在一定的差异，图集强调了出版的正式性，通常收录艺术作品，如绘画、雕塑等；而图册则强调了其解说性和实用性，通常收录某一领域的知识，如历史、地理、生物等；图鉴一词意为“以图形形式记述事物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一般按年度出版”，该定义强调了其为图形形式，具有资料性和周期性，主要收录手工绘画，如植物、动物等的分类信息，不适用于影像出版概念的需要；图录则是“按照一定的学科或专题辑录有关的图录资料的工具书”（参照名词委“术语在线”），不仅包括图像，还包括文字，强调其实用性和专业性。

除了纸质出版物，还有如电子图集、电子图册、电子图鉴、电子图录等电子出版物。这些电子出版物在内容形式和展示方式上都不同于纸质出版物，可以更加灵活和多样化地展现图像、文字、视频、动画等信息。同时，电子出版物的可更新性和可搜索性也是纸质出版物所不具备的特点。

所谓档案，名词委定义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等不同形式的原始记录，主要应用于管理科学技术领域。按照定义，图书也是其中一种形式。记录、保存和传播（出版）是信息、知识和文化领域中密不可分的概念，在处理和传递信息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的关系是依次进行、相互促进的。过于强调记录和保存可能会限制信息、知识或文化的传播，使其无法充分发挥其价值和作用；而过于强调传播则可能会导致信息、知识或文化的“走样”、损失或破坏，影响其保存和传承。资料的档案性质，主要体现在信息记录的客观性、时空特定性、价值特定性、权利义务特定性、组织性和系统性等方面。

相较于图像出版的其他应用场景，影像档案因其外延不断扩展，内涵变得更加抽象。它在出版、传播和保存等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且在数字时代，影像档案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中国知网是我国最大的学术资源数据库，包含了大量的中文学术期刊、会议论文及学位论文、专利、标准等文献。根据以“影像档案”为关键词检索知网的文献数量统计，共有207篇（见表2注），涉及的学科及研究层次见表1、表2。虽然知网的资料并不能代表所有中文学术资料，但覆盖多个学科领域，因此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

在出版领域，对影像档案的研究目前较为匮乏。然而，随着数码相机技术的普及和数码影像的激增，出版行业对于影像档案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有必要对出版语境下的影像档案进行定义。影像档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档案及博物馆学科，其论文发表数量达122篇，占据了总发表量的58.7%。其他学科的发表数量相对较少。

从发布时间及数量关系分析，可以看出影像档案的发布量在20年来呈现了明显的波动（图1），这种变化与数码相机技术和手机设备的发展有相关性。随着数码相机和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普及和发展，人们对于影像档案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同时，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提升，使得影像档案的存储、传输和处理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为影像档案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

可以预见，以影像档案为关键词的中文期刊论文发布量还将继续增长，并且出版领域对于影像档案的研究也会逐渐增加。随着数码相机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提升，影像档案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对于政产学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迄今，知网分类为“出版”领域仅仅发布了5篇有关“影像档案”的文章，且没有一篇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即使将范围扩大至包括“新闻与传媒”“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文化”“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以及“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等领域，文章也不多。有学者将影像档案的产生过程定义为一种建构行为^[7]，认为其是影像技术变革产生的结果^[8]，但没有明确界定影像档案的概念。

在文化保护领域，杨洋提出了对影像档案的概念描述。^[9]他援引他人的定义：“影像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照片、底片、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等不同材料为载体，以影像、声音为主并辅以文字说明的历史记录。”^[10]杨洋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影像档案“是一种综合性、复合型文本”。

虞鑫、熊仁国意识到这些问题^[11]，提出了与传统档案相对的影像档案概念，并认为“影像档案是形式上以声音和影像为主，或辅以文字说明的各种原始记录”。这与杨洋等的定义大致相同，但虞鑫、熊仁国的文章特别强调了影像档案教育传播的重要性，尤其是利用新媒体手段，与其戏剧表演学科特点相对应，然而这些定义都不涉及出版领域。

影像档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信息资源，记录了自然、历史和社会的真实图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影像档案的出版活动为历史研究、文化传承、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首先，影像档案的出版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自然、人文、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变化。通过查阅影像档案，人们可以感受到自然现象、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影像材料的集成，构成了影像史料的重要形式与组成部分。例如，通过对世界重要文化标志长江三峡蓄水前后的影像采集、阐释、编辑、出版发行，可以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留历史记忆，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影像档案的出版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文化。影像档案记录了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历程，可以为文化研究和传承提供重要的资料和支持，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文化遗产。

最后，影像档案的出版可以促进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发展。影像档案承载大量的科学实验和研究成果，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和支持，也可以为教育教学提供生动的教学材料和案例。

青岛出版社在2017年9月策划的《中国江河流域自然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系列选题（包括《三江源》《长江》《黄河》《三峡》等）、20世纪90年代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系列，以及国内外大量的高品质纪录片，都是影像档案出版的实例。

除了纸质出版物，数字出版也是影像档案出版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云冈石窟是世界上著名的古代石窟艺术宝库之一，长期的风化水蚀、历史上的地震以及20世纪早期的人为破坏，导致部分造像已经严重受损或失落。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云冈研究院组织了系统性的洞窟拍摄活动，如对洞窟进行3D数据扫描，该项目所生成的数据被应用于多种出版形式，包括纸质图书、电子书、数字博物馆、虚拟现实等，甚至建立了3D打印原比例复制和多人VR展示系统。2010年上线的云冈石窟官网（www.yungang.org）采取洞窟正射影像图与动漫相结合，生动形象，而登录云冈石窟全景网络博物馆（baike.baidu.com/museum/yungang），可清晰欣赏壮丽恢宏、精彩纷呈的洞窟景象。^[12]

这些出版形式不仅让人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云冈石窟的艺术和历史价值，还能够通过数字化展示和传播，使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到文化保护和传承中来，高科技手段的运用让云冈石窟文物实现了“活起来，走出去”。^[13]云冈石窟的数字化保护成果也被制作成了纸质和电子图书《云冈石窟全集》^[14]，方便读者在电子设备上阅读，通过高清晰度的数字照片、精致的艺术图解、详细的文化介绍和丰富的历史背景资料，展现了云冈石窟的独特魅力，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云冈石窟的历史和文化。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 generated content，AIGC）正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AIGC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内容生成，并在生成过程中融入“创作”，这意味着自然智能在写作、绘画、音乐、教育等创造性工作领域的历史垄断地位正走向终结。^[15]特别是生成对抗网络（GANs）在图像生成领域的广泛应用，对影像内容真实性的挑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的伦理观念。因此，出版业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应对新的挑战，确保所发布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同时，珍贵的影像材料日益凸显其史料价值。对于影像档案的真实性、时空特定性、价值特定性、权利义务特定性、组织性和系统性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换言之，影像档案的档案性质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未来，影像档案出版将继续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将为图像档案的鉴定、制作、处理和传播带来更多可能性，同时也将重新定义图像出版的内涵和意义。人工智能将逐步缩小差距、消解矛盾，实现影像充分摹写客观事实，文本充分揭示影像内涵的目的。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可以为影像档案的内容分析和分类提供更为有效和准确的手段，同时也可以辅助人类对影像信息进行解读和阐释。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影像档案的产生、管理、保存、出版、传播和利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为了合法、规范、有效地保存和管理大量的影像信息，数字化技术、图像处理技术、存储技术等专业技术和设备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广大专家学者和影像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以及政府的赋能和社会的关注也是影像档案建设、出版传播和利用不可或缺的力量。

总之，随着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影像档案出版将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成为数字化时代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平台。这将为读者带来更加便捷、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阅读体验，提供更丰富、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视觉体验和知识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