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始的，新发展阶段是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始的，二者时间长度不同，但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和要实现的奋斗目标一致。^[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将发展质量摆在了突出位置，划定了发展方向和重点。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出版业自然也不例外。2023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先后发布《关于开展图书“质量管理2023”专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开展2023年“3·15”印刷复制质检活动和中小学重点教材印制、环保质量检查的通知》，以此对新一轮的出版物质检活动作出系统部署。事实上，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出版物质量，出版主管部门早在1994年就提出了由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阶段性转移”方针^[2]，而新时代新阶段再谈严把出版物质量关的重要性，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做好质量管理工作、推动出版业发展的切实需要。本文在梳理我国出版物质量管理体系现状的基础上，总结新时代新阶段国家与行业对出版物质量管理的要求，并针对出版物质量问题，提出完善出版物质量管理的举措，以期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通常包括3个环节：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以及事后监管，我国出版物质量管理体系也依此展开。为保证出版物质量，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书刊印刷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等。这些政策法规对出版过程及出版活动的主客体都做了具体要求，以各项制度的相互配合建立起了贯穿出版活动全方面全过程的出版物质量管理体系。

出版业的“四大准入”包括法人准入、产品准入、职业准入和岗位准入制度，它通过对拟进入出版市场的生产经营者、产品和从业人员以及出版单位的重要岗位设置进入或上岗条件，确保从事出版活动的公民或法人具备一定资质、进入市场流通的出版物质量达到相关标准，从而将不合格的出版物控制在生产流通之前，实现对出版物质量管理的事前预防。

具体而言，法人准入制度针对不同的出版领域规定了市场主体进入和退出出版市场的条件和程序，其中，进入机制保证进入者具有从事特定出版活动的能力，退出机制引入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解决出版物市场主体“只进不出、只生不死”的问题，以市场竞争筛选出优秀的市场主体继续从事出版活动，从而提高出版资源配置效率和出版物质量。产品准入制度是对进入市场的出版物进行质量审核把关的管理制度^[3]，它相对灵活，是国家因时因势管理出版物质量的重要手段。如“十三五”时期，针对图书品种结构问题，出版主管部门以书号控制和压缩了新书出版品种数；在网络游戏领域，出版主管部门也曾以版号限制倒逼游戏行业精品化。职业准入和岗位准入制度是对出版从业人员的管理制度，它规定了从业者的进入和晋升条件，旨在提高从业者的职业素质，确保到岗人员满足岗位需求。事前预防环节的“四大准入”制度是我国出版物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同时也是其他各项出版物质量管理制度施行的先决条件。

“三审三校”和制作质量管理聚焦于出版物的生产工序，将出版物市场主体内部各部门、各环节的质量管理活动严密组织起来，以此建立起出版物内部质量保证体系^[4]，确保各阶段生产流程产出符合质量规定的出版产品，实现对出版物质量管理的事中控制。

“三审三校”制度面向出版物内容，是对出版单位编辑出版工作及出版物质量责任的规定。一方面，这一制度确定了出版物审校的标准化流程，即每种出版物在编校阶段都必须经过责编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和总编辑终审的三级审核以及专职校对人员的3个校次，从而保证出版物的内容和编校质量；另一方面，它将各流程的出版物质量责任落实到人，规定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对所负责的出版物质量承担直接责任，以奖惩机制提升责任主体的质量意识，敦促其严格把控出版物质量。制作质量管理制度面向出版物载体，针对不同的出版物形态规定了不同的制作和认证标准，包括《骑马订装书刊要求》《新闻出版内容资源加工规范》等等，从而保证出版物的制作质量。“三审三校”和制作质量管理制度是落实各项出版物质量管理制度的直接着力点，在我国出版物质量管理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

出版物质量检查与出版单位年度核验是对已经进入市场的出版物和出版单位进行监督检测，从结果上直接考评出版物质量与出版单位质量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查找不合格现象的原因并制定整改措施，从而实现对出版物质量管理的事后监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主管部门就数次开展出版物质量检查活动，自2012年的“出版物质量规范年”质量检测开始，出版主管部门连续开展出版物质量监督检测和专项检查工作^[5]，以出版单位自查、省级出版管理部门和主管部门检查、国家出版主管部门抽查的三级检查办法，对出版物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制作质量等各方面进行质量检测，并及时反馈和分析质检结果，引导和敦促出版物市场主体强化质量意识、落实质量管理制度，同时为出版主管部门后续的质量管理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出版单位年度核验是对出版单位的定期考核，核验内容着重强调了出版单位的出版质量，《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文件进一步补充了考评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流程和标准，其中出版质量更是被放在评估的中心位置。随着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推进，政府职能逐渐向事中事后转移，出版物质量检查与出版单位年度核验成为出版主管部门推动出版物质量提升的有力抓手，也为我国出版物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提供了动力支撑。

新时代新阶段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将高质量发展放在首要位置。提高出版质量是我国出版工作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出版物质量管理则是保证出版物质量的重要举措。“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规划与《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出版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新阶段国家与行业对出版物质量管理的要求。只有充分认识新时代新阶段出版物质量管理的重点、中心、方向和主线，才能不断提高出版物质量管理水平，推动出版物质量提升。

进入新时代新阶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艰巨繁重。^[6]出版工作是我国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出版物质量管理必须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重点，加强阵地意识，坚持斗争和建设并重，抵制错误思想的同时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相比于错字漏字或制作差错，出版物的政治思想错误更加隐蔽，如某大学出版社的《日本旅行，一本就够》一书出版于2014年，但其用靖国神社图片做封面的错误直到2023年才被举报发现。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出版物质量管理要更加切实地把好出版物导向关，在事中控制和事后监管环节重点关注出版物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导向，对出现政治思想错误的出版物予以严肃处理。除与错误思想斗争外，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是出版物质量管理的重要任务。历史经验表明，思想宣传阵地，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的思想就会去占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始终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前进方向的文化，出版物质量管理要在事前事中环节积极引导和鼓励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出版物进入市场，以精品战略强化质量管理，进一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出版物质量管理的直接目的是提升出版物质量，而评价出版物质量高低的标准是出版物的“合目的性”^[7]，即出版物满足服务对象需要的程度。以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中心点明了出版物质量管理的服务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既是党和政府对包括出版物质量管理在内的各项事业的要求，也是由我国出版业自身性质所决定的。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党和政府不断重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国出版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统一接管属于官僚资本的出版机构，团结利用私营出版企业，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8]，并在《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针。因此，新时代新阶段，出版物质量管理必须坚持以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中心，把是否满足人民需求作为衡量出版物质量和质量管理工作的标准。

就出版规模和数量而言，我国已经是出版大国，但就出版质量和影响力而言，我国还称不上是出版强国。进入新时代新阶段，质量强国是关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据此提出到2035年将我国建成出版强国，指明了我国出版业的发展路线。在此背景下，出版物质量管理要以建设社会主义出版强国为方向，认清质量管理在出版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把提高出版质量和效益作为推动出版业发展的立足点，在发展中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建设社会主义出版强国为方向要求出版物质量管理，一要更加积极主动，做好事前和事中管理，将质量管理深入出版活动的各环节之中，强调质量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二要强化品牌意识，认识到品牌发展能力是质量建设的重要象征，以品牌建设为关键，引导出版市场主体坚持“按专业分工”的原则、做好优质内容深耕，进而培育和打造一批在国内国际都享有盛誉的文化标杆，将品牌作为出版强国建设的内在支撑；三要平衡质量监管与内容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内容创新与质量监管间保持一定的张力，避免出现因监管过严导致内容创新动力不足^[9]，或只抓生产环节却忽视内容策划等问题。^[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这一论断点出了我国文化领域“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出版业亦是如此：跟风出版、同质化出版、重复出版等供给侧质量问题长期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却得不到满足，供给时常滞后于市场变化，难以满足人民阅读需求。我国出版业是典型的供给型主导行业，供给侧的质量问题严重阻碍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成为我国出版业现阶段运行的主要矛盾。因此，出版物质量管理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进而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水平。相比其他经济领域，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不是“三去”而是“补短板”，改革着力点在于技术短板、内容呈现方式短板和内容创新短板。^[11]出版物质量管理要有针对性地提升出版业技术运用质量、内容呈现质量和内容创新质量，以创新为动能，改变把“造货码洋的增长当成是‘发展’”，把“品种增加、广种薄收当成是‘繁荣’”的质量管理思路，而以优化结构、控制品种数量、提高出版质量和出版效益作为质量管理的中心工作。^[12]

出版物质量是出版物质量管理的对象与目的，是评价出版物质量管理效果、判断其能否满足国家与行业要求的直接指数。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出版物质量的“老问题”与“新问题”并存，质量管理制度执行不力导致的质量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又催生出了新的质量缺口，出版物质量问题纷繁复杂。

出版物质量是一种系统质量，可分为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和印制质量4个大的方面，每个方面的具体质量类型因出版物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前文所述，我国业已建立起了贯穿出版活动全方面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在这一管理体系下，出版物理应做到内容与形式俱佳。但在实际的出版物市场中，胡编乱造、导向偏差等内容质量问题、字符错误等编校质量问题、插画不当等设计质量问题以及糊字断画残页等印制质量问题仍难杜绝，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出版物并不少见。人教版数学教材插画不当、儿童绘本中的“男童舔汗”内容、小学生读物出现“丁汝昌投降图”等严重错误更是在社会上掀起“毒教材”“毒绘本”风波，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我国出版物质量的批评与担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颇多，如出版流程压缩简化、追求“短平快”选题、选题策划外包、编校人员力量不足素质不高等等，但归根结底是出版物质量制度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事中控制环节的“三审三校”与制作质量管理成了纸面规定，制度的强制力丧失，在实际的出版活动中让位于功利化思想，致使部分出版物质量问题成为顽疾，难以得到根治。

出版新业态是新兴技术与出版业务融合而生的新的出版形式，包括语义出版、网络出版、融合出版等。^[13]出版新业态催生的质量缺口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间接导致传统出版物质量问题加重；二是加大了出版物质量问题识别的难度；三是产生了出版物质量管理范围以外的出版物质量类型。首先，相比传统出版业态，出版新业态的内容制作更快、内容呈现方式更加多元化，它在有力补充和发展传统出版业的同时也在迅速分走出版市场。在竞争引发的生存压力下，不少传统出版单位急于求变，以抢资源压成本等方式获取更大利润，而忽视了对出版物质量的把控。其次，出版新业态解构了传统出版模式，它以多媒体技术表现内容的同时将内容与新的出版物载体相结合，使得出版物质量问题更加隐蔽，如部分网络游戏中隐藏的软色情、暴力或封建奴性思想常常隐于精致的游戏画面与刺激的游戏玩法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游戏用户。再次，新兴技术的快速更迭催使着出版新业态不断变化，出版物的交互体验、技术呈现质量、用户隐私保护等影响出版物质量的元素不断涌现，这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面对眼花缭乱的出版新业态，出版主管部门的态度相对审慎，仅将部分业态写入了政策法规之中，部分出版物质量类型尚处于管理灰色地带。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为新时代新阶段的质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着重指出要将“推进质量治理现代化”作为提高质量水平的重点任务。出版物质量管理作为出版领域的质量工作，对出版业的发展质量水平有着基础性的影响，但由出版物质量现存问题可知，我国的出版物质量管理还不够健全有力，在指导出版实践中仍然存在薄弱之处，因此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以国家与行业要求为指导，在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的同时健全质量管理的长效机制，将新时代新阶段出版物质量管理的重点、中心、方向和主线贯穿其中，有针对性地解决出版物质量问题，满足国家与行业要求。

严格落实出版物质量管理制度既要在事中控制环节提升对出版物市场主体的控制力，又要充分发挥事后监管的力量。“三审三校”等出版物质量管理制度落实难的根源是出版物市场主体没有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忽视对出版物质量的把关。因此，提高出版物质量管理制度规范力首先要端正出版物市场主体思想，坚持以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敦促出版物市场主体在内部管理与考评指标设置时遵循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辅，引导出版从业人员在面对质量管理责任和经济责任时优先质量管理责任，守好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安全关和出版物质量关，制作更多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出版精品。除此之外，还要提高出版物质量管理事后监管效能，充分发挥奖惩制度在引导责任主体履行责任中的作用，推动出版物质量检查常态化。质检部门要重点关注出版物质量管理体系中直接影响出版物质量关键制度的落实情况，敦促出版物市场主体内部形成完善的业务流程，并强化对质检结果的运用，根据质检情况不断调整完善出版物质量管理体系。

健全出版物质量管理长效机制要在健全质量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加强质量管理制度与其他宏观管理手段、政府与其他质量治理主体间的配合协作。首先，健全质量管理制度旨在确保相关主体进行质量把关时有法可依，针对不断出现的出版新业态，出版物质量管理要做好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既要为其留出容错纠错的空间，又要及时出台过渡性政策或行业标准。出版新业态是新兴技术在出版领域的运用，极大推动着出版业的创新发展，但在业务探索中也难免存在阶段性的质量问题。^[14]出版物质量管理要秉持更开放、更包容的管理思路，明确质量管理的目的是实现出版新业态的良性发展，助推我国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出版强国建设。在保护创新的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及时出台过渡性政策或行业标准，并加快分析各出版业态的底层逻辑，探索全行业通用的质量法规，突破以出版物形态分类开展质量管理工作的局限性，形成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一体化的出版物质量管理机制。其次，出版物质量管理制度要善于与其他宏观管理手段相结合，共同调节出版物市场主体行为。如以出版物市场管理制度规范图书价格战行为，减轻出版单位成本压力，为其做好质量把关工作留出余地；或以出版经济政策补偿出版单位的质量管理成本，调节出版单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间关系。再次，出版主管部门要积极探索出版物质量的社会共治模式，健全以法制为基础、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出版物质量多元治理机制，积极动员行业协会、学会、社会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出版物质量促进、社会监督等活动，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为保证出版物质量，我国建立起了贯穿出版活动全方面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进入新时代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国家与行业对出版物质量管理提出了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重点、以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中心、以建设社会主义出版强国为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但纵观当下，制度执行不力导致的出版物质量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出版新业态的发展又催生出新的质量缺口。因此，加强制度落实、完善制度建设刻不容缓，唯此才能筑牢质量安全屏障，满足出版物质量管理要求，更好地服务行业与国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