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起来的，服务于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是大学出版社始终不变的办社宗旨，高校教材出版一直是大学出版社的核心业务。进入新时代，随着教材出版要求的不断提高，大学出版社担负的教材出版任务日益艰巨，因此，如何借鉴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出版社教材出版的历史经验，如何把握当前高校教材出版的主要特点，如何加强高校教材出版的规划与落实，成为大学出版社必须思考的根本性问题。大学出版社只有围绕教育的根本任务，明确教材出版的方向，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才能打造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发展对大学出版社的要求。

在四十多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出版工作始终与时代的发展同行，充分发挥了高校教材传播思想、传授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功能，教材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复苏，高校教材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亟待起步的现代化建设服务。高校教材由教育部（国家教委）及其他各部委分工组织规划编写；高校教材建设主要为统编规划教材，同时也引进部分优秀的国外教材；具体的教材出版任务主要由编委会和出版社落实执行。高校教材建设的初创发展阶段突出政府的计划性，着力解决教材有无问题^[1]，为大学出版社后期的教材出版奠定了重要的体系基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教材建设进入多样化发展阶段。国家推进教材体制改革，主要开展了面向21世纪精品教材建设，重点突出高校教材的建设质量；在巩固规划教材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为更好地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自编教材开始受到重视。大学出版社不断调整出版思路，转变教材出版机制，积极参与高校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推动了高校教材市场化的步伐。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我国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转变，招生规模迅速扩大，教育层次更加丰富，高校教材建设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得到增强，使得高校教材的类型和品种大幅增加，高校教材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大学出版社紧抓发展的重大机遇，着力开展特色化和专业化的教材建设，教材出版的实力和能力得到较大提高。

在高校教材出版经历快速发展以后，高校教材市场进入相对饱和阶段，数字出版成为教材出版转型发展的着力点，为高校教材出版带来了新的活力。此阶段高校教材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部分大学出版社突出品牌建设，逐渐做大做强，占据了教材的主要市场；而部分大学出版社则因管理、规模及资源受限，进入平稳滞涨期，教材出版业务增速明显减缓，甚至被高校教材市场边缘化。

近十年来，高校教材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加强了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明确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全面推进教材的建设和管理工作。2017年7月，国家成立教材委员会，指导和统筹教材工作；2019年以来，教育部陆续颁布了“一规划、四办法”，加强教材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工作；2021年10月，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表彰会召开。此阶段大学出版社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全面丰富教材建设的内涵，形成了教材出版的新格局，教材建设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从高校教材出版的历程可以看出，教材出版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过程，也是大学出版社不断解决教育问题、不断发展创新、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影响大学出版社教材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大学出版社的高校教材建设与国家的整体发展紧密相关、与国家的教育政策紧密相关、与所处行业的资源和地位紧密相关；从内部因素来看，从专业化、市场化到精品化、品牌化是大学出版社取得教材建设成功的必然过程。从高校教材出版的水平差异可以看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离不开教材出版综合能力的支撑。大学出版社需要在教材出版的业务实践层面，不断提高产品策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质量保障能力、融合发展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形成教材出版的“硬实力”；更需要在教材出版的战略规划层面，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制度建设能力、创新发展能力、文化传播能力和品牌塑造能力，形成教材出版的“软实力”。

回顾和总结高校教材出版历程，有利于大学出版社总结经验，主动把握教材出版的先机，更好地解决当前高校教材建设中的问题。目前，高校教材出版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研究教育发展动态、挖掘优质内容，是做好教材出版的前提。部分大学出版社对教材出版要求的认识不够全面，对教育教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对教材市场变化的应对不够及时，存在教材内容与教育要求和社会需求之间脱节的问题。例如，未能主动将思政内容有机地融入教材出版，未能及时将学科的最新发展成果引入教材出版，未能有效地将数字化教育手段应用到教材出版，导致教材在育人理念、体系结构、知识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陈旧过时，无法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

部分大学出版社依然存在教材出版定位不准、发展目标不清、落实措施不力的问题，导致优质出版资源匮乏、精品教材不突出、出版结构散乱、市场竞争力弱等。究其原因，首先是教材建设的战略高度不够，没有牢固树立起品牌化的教材出版思维，没有从一流教材建设的高度思考教材出版方向；其次是教材建设的系统性布局不足，没有依据出版社的特色优势和现实能力构建起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教材产品体系；最后是缺乏足够的战略定力，没有形成持之以恒的长期性品牌教材战略规划，缺少对教材出版工作的深耕细作，以及对优秀教材的积累沉淀。

部分大学出版社由于出版政策导向性不强、质量审核把关不严、过分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自身品牌影响力不足、编辑队伍不够成熟等，出版了大量低水平、低质量、低效益的教材，不仅浪费了出版社的出版资源，而且削弱了出版社的教材出版实力。部分大学出版社亟待加强出版政策导向，完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机制，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加大对获奖教材、畅销教材的奖励力度，将出版资源向高水平作者、高水平作品倾斜，营造有利于精品教材出版、有助于编辑成长的生态环境。

部分大学出版社没有将创新发展的理念落实到教材出版的全过程，缺乏系统性创新，特别是教材营销环节的创新明显不足。教材营销是教材出版的重要环节，也是教材出版工作中的难点。部分大学出版社教材营销手段落后、营销渠道不畅、推广效果不佳、信息化程度不高，缺乏教材营销与教材策划工作一体化推进的协作机制，严重制约了教材出版工作的发展。大学出版社应创新教材营销工作理念，构建起以教育服务为核心的教材营销体系，增强具有竞争力的教材营销手段，促进教材营销工作转型升级。

创新是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提高出版社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教材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和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不仅表明党和国家对教材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而且体现党和国家对“尺寸课本、国之大者”的殷切期望。大学出版社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度谋划教材出版工作，增强教材出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一流教材出版服务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程、进头脑，是教材建设的首要政治任务。大学出版社需要围绕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以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增强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充分发挥教材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作用。大学出版社应在教材建设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综合素养、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等思政元素，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党和国家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特别是要重点培养面向未来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服务国家建设的紧缺人才。因此，大学出版社必须坚持“五育并举”，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遵循人才的成长规律和特点，在教材的育人理念、内容选材、体系编排、呈现方式等方面下功夫^[2]，将价值塑造、知识传递、能力培养全面融入教材建设。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学出版社应与时俱进，注重对教学改革、教育模式和教学手段的研究工作，强化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突出学术发展和产业发展对教材建设的引领作用，在教材出版中体现教育发展、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大学出版社根植于创新文化浓厚的高校，要自觉发挥在思想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的推动作用，努力成为教材创新的发源地和孵化地。

精品化教材建设是打造教材出版高峰的重要抓手。通过精品教材建设，可以有效带动大学出版社教材建设的整体水平，推动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品牌建设。精品化教材应具有一流的出版价值和内容品质，能够引领学科和专业发展，满足教育教学的时代需求，并赢得市场和读者的广泛认可。大学出版社要把出精品作为出版工作的根本要求，牢固树立起为精品教材服务的出版理念，紧跟学科发展前沿，精选优秀作者队伍，以重点教材出版项目为引领，围绕名师名课程打造精品教材力作，形成以精品教材为核心的专业化教材体系。

特色是大学出版社生存发展的基础。大学出版社特色化发展离不开与母体大学的联系，母体大学为大学出版社提供了特色鲜明的学科资源、作者资源、行业资源。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标志性和引领性战略^[3]，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化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驱动力。大学出版社应围绕高校的“四新”建设和“双一流”建设，加强与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学会及高校的合作交流，增强对各类出版资源的整合能力，形成大学出版社特有的专业优势、品牌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大学出版社需要不断开阔视野，加强教材出版的国际化交流，广泛吸收国内外优秀出版社的教材出版经验，在巩固传统出版特色的同时不断挖掘新的增长点，形成教材出版的新动能和新格局。

系列化教材不仅体现了教材出版的外在形式，更多地体现了教材出版背后的选题思路、认知水平、组织方式和出版能力。大学出版社通过出版系列化教材，可以有效落实教材出版项目、丰富教材产品线、优化教材产品结构，从而解决产品集中度不高、重点产品不突出、产品体系杂乱等问题。大学出版社需要以学科和专业研究为基础，重点做好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高职教育、继续教育等不同层次的教材规划，以及素质教育、专业教育、创新教育、实践教育等不同类型的教材规划，以系列化教材建设打造完备的高校教材体系，满足高校专业教学的基本要求。

规模化是大学出版社做大做强的基础，也是大学出版社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教材出版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如果没有足够的规模，就会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难以实现出版的规模效益。大学出版社的规模化发展应以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前提，处理好规模、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大学出版社不能以简单的数量、低水平的重复来扩大教材规模，而要立足于现实的专业优势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断优化教材出版结构，在专业教材出版的广度、细度和深度上下功夫，着力获取更加广泛、更加优质、更具专业集中度的教材出版资源，推动教材质量的有效提升和教材规模的合理增长。

数字化教材建设是大学出版社转型发展的新机遇，也是大学出版社提高教学服务水平的新手段。数字化教材建设应以内容、技术、平台建设为抓手，在内容资源建设方面，精准匹配教学需求和教学场景，为课程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如MOOC课程、知识库、习题库、实验仿真平台等资源；在技术应用方面，推动新技术在教材领域的应用，实现移动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在项目平台建设方面，加强多方协同共建和产业化发展，有效整合数字化内容和技术，提高项目平台的专业度和体验感。大学出版社应重点聚焦元宇宙和区块链技术，探索数字化教育未来发展的新空间和新生态。

质量是教材出版工作的生命线。当前教材出版中存在选题数量过于庞杂、重复雷同较多、学术规范缺失、内容相对陈旧、创新严重不足等问题^[4]，特别是简单拼凑、抄袭模仿、跟风炒作、粗制滥造现象仍然存在。^[5]教材质量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不良现象，不仅暴露出部分大学出版社质量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严、编校力量不足、出版水平不高等内在性问题，还暴露出部分教材作者版权意识缺乏、创新能力不足、创作投入不够、写作经验匮乏等根源性问题。大学出版社应牢牢树立精品意识、质量意识、把关意识，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坚持质量第一，对教材出版中的质量问题紧盯不放、常抓不懈，从根源上克服片面追求出版速度和出版规模的倾向，平衡好出版质量和出版数量之间的关系。

大学出版社要不断完善教材出版的质量要求，重点突出教材编写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适用性和规范性，严守教材出版的质量底线。教材编写一是要倡导正确的价值观，杜绝在教材中出现政治性错误，要能够准确阐述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采用最新的教育教学内容及成果；二是要注重教材结构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确保教材具有完备的知识体系及丰富的教学元素，强化教材理论和实践内容的紧密结合，内容安排适用于教学规律和专业要求；三是要注重符合教材出版规范，做到体例格式统一、篇幅安排合理、语言简洁流畅、内容衔接得当、图表清晰美观、量和单位符合国家标准。

大学出版社首先要从出版的全流程抓教材质量。^[6]图书质量包含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和印制质量四个部分，大学出版社应制定并执行好每个质量部分的工作标准、流程及要求，形成有效的质量检查和评价机制，全面提高教材的整体质量水平。其次，大学出版社要重点从出版源头抓教材质量。优秀作者是保证教材质量的关键，许多教材中的质量问题都是由于来稿质量不高所引起的，因此，大学出版社对选题水平和作者的要求必须提高，从出版源头遏制质量不高的书稿进入出版环节。最后，大学出版社要从制度建设出发抓教材质量。大学出版社需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教材编写、审稿和出版的政策要求，落实选题论证制度、重大选题备案制度、“三审三校”制度、修订再版制度、专家审稿制度、质量奖惩制度等，加大对重点教材的编校力度，将教材质量责任层层落实到位。

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是确保教材出版质量的保障。大学出版社需要以编辑的综合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强编辑的思想教育、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提升编辑队伍的学术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精心打造一支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正、具有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教材编辑队伍。大学出版社要强化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把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三者结合起来，重点培养掌握现代出版技术、具有现代出版思维的编辑领军人才、中坚人才和后备人才，为编辑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为提高教材出版质量奠定强有力的人才基础。

教材营销是出版社与用户沟通的重要桥梁。教材营销的目的就是出版单位以用户为中心，为其提供优质的教材服务。服务的理念、服务的内容、服务的流程、服务的手段共同决定了教材营销的水平。大学出版社需要加强面向终端用户的精准化营销，通过精准化的教材营销工作，让用户快速便捷地获取教材内容、特色、定位等关键信息，增强用户对教材的了解，满足用户在教学教改方面的迫切需求，从而实现教材出版的教育价值和市场价值。大学出版社需要紧紧围绕高校教材用户的教学需求，整合教材编辑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的资源和力量，不断深化教材推广和宣传工作，拓展多元化的教材营销服务手段，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教材营销体系建设，打造基于新媒体的教材宣传矩阵，使教材营销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教材营销工作应主动从产品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通过增值化服务增强用户黏性，提高教材营销工作的市场竞争力。大学出版社需要从教学的全过程出发，为教材用户提供多形式的增值化服务。例如，建设专业化教学资源平台，为课堂教学环节提供数字化教学资源；加强AR/VR技术的应用，提高教学场景展示功能，为教学实验环节提供虚拟仿真环境；重视专业题库和考试系统的开发，为教学评价环节提供测试管理功能；促进线上教学社区建设，提供专家教学答疑及社群互动交流功能，为教学改进环节提供调研反馈渠道。

学术化营销是大学出版社传播教材出版理念、塑造教材出版品牌、扩大教材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教师不仅是教材的作者来源，更是教材的用户来源。开展以促进教育教学交流为主题的教学研讨活动和教师培训工作，有利于大学出版社深入教学研究，及时掌握教学发展的动态和趋势；有利于大学出版社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共同推进教学改革；有利于大学出版社汇聚优质教学资源，集中展示教材产品，培育潜在的教材用户。

数据化营销主要通过数据传播渠道来推广产品和服务，其在个性化、关联性、实效性服务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是数字化技术在教材营销中的重要应用。基于营销平台的数据采集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互联网传播技术是实现教材数据化营销的基础。大学出版社要加强教材营销推广平台的建设，有效整合和利用营销工作中所需的各类数据信息，如教材产品信息、教材资源信息、教材作者信息、教材销售信息、样书申请信息、院校教师信息等，为教材营销工作提供便捷、高效的数据支持，提高向目标用户推送教材信息的精确性。大学出版社要加强对各类重要营销数据的分析，善于发现数据背后潜在的市场机会，为教材营销工作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高校教材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大学出版社要牢记出版工作的使命和责任，在高校教材出版工作中加强理念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入教育教学研究，优化教材出版结构，完善教材出版机制，不断探索高校教材的高质量出版之路，为新时代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