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ISO/TC 46/SC 9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新的标准化文件《信息与文献：标识原则》（ISO/TS 22943）（以下简称《标识原则》），该文件作为技术规范为ISO体系框架内制定国际标准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在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和技术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标识原则》建议制定一项新标识标准应从标识颗粒度、标识持久度、标识生命周期、相关参与方需求等诸多方面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考量，以保障该标准在标识体系内既可保持相对独立的命名空间，又可与ISO系统内其他标识具有互操作性，形成既独立又统一的国际标准。

目前在ISO/TC 46/SC 9委员会的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已经制定并发布了9项（有效期内）出版领域的国际标准，包括ISBN（国际标准书号）、ISSN（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RC（国际标准录音制品编码）、ISAN（国际标准视听作品编码）、ISMN（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号）、ISWC（国际标准作品编码）、ISNI（国际标准名称标识符）、ISLI（国际标准关联标识符）、DOI（数字对象标识符）等，这些国际标准在标识、管理、联通全球出版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球出版业资源互享奠定了坚实的交换基础和标识原则。

目前，ISO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 46）的识别与描述分技术委员会（SC 9）（以下简称“ISO/TC 46/SC 9委员会”）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标识标准，见图1^[1]，旨在用标识符识别不同形态和样态的作品。比如，ISBN用于标识专题出版物的国际标准书号；ISSN用于标识连续型出版物的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MN用于标识乐谱出版物的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编码；ISRC用于标识录音制品和音乐录像制品的国际标准录音制品编码；ISAN用于标识视听作品的国际标准视听作品编码；ISWC用于标识抽象音乐作品的国际标准音乐作品编码；ISLI用于标识源与目标之间关联关系的国际标准关联标识符；DOI用于标识数字对象标识符的国际标准。ISIL为信息与文献领域的图书馆及相关组织标识符，不在SC 9之下。这些标识标准已经初步形成信息与文献领域的标识体系。

我国已相继将ISO/TC 46/SC 9委员会下的国际标准转化为本土标准，并在新闻出版行业组建了较为完善的标准化组织体系，成立了新闻出版、信息、印刷、发行、版权等5个方面的国家级、行业级标准化机构^[2]，所涉及的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工程标准等不同纬度、不同应用需求的标准，如《新闻出版　知识服务》系列国家标准、《学术出版规范》系列推荐性行业标准和《网络出版监管系统规范》系列指导性行业标准，为新闻出版行业细分领域的纵深专业提供了技术指导和操作规范。

在当前出版业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形势下^[2]，我国在出版标准化和发行标准化方面出台了部分以信息与文献领域标识符作为标识基础的行业标准，将行业标准和信息与文献领域标准紧密联合应用。如《文献片段标识符（DFI）》（CY/T 208—2020）可对文献内容片段实现识别、索引和定位功能^[3]，DFI标识符可与ISBN、ISSN、ISRC等标识符联合应用，在文献整体标识的同时增加碎片化文献标识，实现文献应用颗粒度的自由调配。《单册图书唯一标识》（CY/T 232—2020）是在图书发行物联网应用中，对单册图书进行唯一标识。^[4]该标识是以ISBN作为基础标识，对单独使用ISBN的单册、多卷（册）图书进行标识，或对共用一个ISBN的多卷（册）图书（丛书）进行分解标识，实现发行环节对图书的唯一标识。

对于我国制定的某些具有标识普遍性、共通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在适当条件下可考虑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议是否可转化为国际标准的建议。目前ISLI就是由我国主导编制的一项国际通用标识符标准。ISLI的前身即为我国《MPR出版物　第1部分：MPR码编码规则》（GB/T 27937.1-2011）国家标准^[5]，ISO/TC 46/SC 9在2015年5月正式发布该项标准后，我国又将该标准转化为国内标准，于2016年8月正式发布并实施。这是我国首部走向国际、又走回国内的国际标准。为加强我国新闻出版领域ISLI标准的应用，相关部门近几年又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以ISLI国际标准为基础、符合行业发展需要的ISLI标识细则的行业标准，如《ISLI标志码图标应用》（CY/T 209—2020）、《ISLI服务编码和ISLI编码申请管理》（CY/T 238—2021）、《ISLI数据质量检测》（CY/T 239—2021）、《ISLI与CNONIX数据互通》（CY/T 240—2021）等推荐性行业标准，形成以ISLI为核心、以ISLI行业标准为补充的ISLI标识体系。

整体来看，我国已建立了由信息与文献领域标识符标准、自主研发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组成的不同应用层级的标识框架体系，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标识体系架构，为新闻出版行业发展远景奠定了扩展基石。

标准化是建立秩序以促进共同效益而开展的制定并应用标准的活动。^[6]标识符作为标准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规范行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行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秩序和执行操作规范。制定一个新的标识标准应考虑3个方面的因素：标识顶层设计规划、标识系统管理机构、标识系统应用方案。其中，标识顶层设计规划尤为重要，它论证了标识符存在的必要性，对构建标识系统具有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制定者启动制定一项新的标识标准，应从顶层设计入手，切实考虑行业发展的需求、管理的需求以及处在产业关系链中各相关参与方的需求，要谨慎对待某项新标识标准的制定。制定一项新的标识标准，应从标识颗粒度、标识持久度、标识生命周期和相关参与方4个维度进行考量。鉴于新设立的标识标准会造成相关参与方成本的投入和增加管理方的维护成本，因此，制定者也要将相关参与方角色列入考虑因素。

标识颗粒度是用于处理相似标识对象群体而使用的不同标识符。在标识系统同一作用域内，标识颗粒度具有区分或聚合标识对象的能力。标识系统的颗粒度决定了何时将产品视为相同或不同的标识对象。^[7]以ISSN和DOI为例，ISSN标识的是不同出版周期出版的某种连续型出版物，而发表学术论文的科研人员需要的是更为精细、可定位到单篇文章的标识符，即可识别某篇文章的数字对象标识符，即DOI。由此来看，不同的标识颗粒度可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在制定更为精细颗粒度的标识标准时，制定者应着重考虑必要性以及相关参与方可能会增加的成本。例如ISTC标准，由于ISTC在销售方、版权方、使用方等主要关联应用方未能展现出不可或缺的必要性以及可利用的功能性，导致其在相关参与方的应用层面推广效果不佳，最终，2021年ISO/TC 46/SC 9委员会撤销了ISTC国际标准。

标识持久度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标识符在行业内的存续周期。标识符持久存在的关键要素包括标识符、标识对象、标识符和标识对象之间的绑定关系、标识符元数据和标识对象的元数据等。^[7]当影响标识符持久性的关键要素处于稳定状态时，该标识符可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如果某一标识符的定义与其他标识符之间无歧义现象存在，则表明该标识符具有独特的命名空间，在其所属标识颗粒度范围内可精准定位到标识对象。

标识生命周期旨在表明标识符在本行业或本领域内是否具有可持续的指导意义，以此为依据考察其存在的必要性。对标识生命周期的考察通常是由ISO委员会的成员国进行评估，根据经验来预判某标识标准在未来几年内是否持续有效，是影响评估结果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同时，成员国还会根据该标识标准的应用指标来评估其是否可转化为技术规范、国际标准等标准化文件，经过认真评估后，对于不适用的标识标准做撤销处理。

标识参与方是指制定的标识标准在行业内或领域内所有参与制定或应用该标识标准的关联对象。以ISBN为例，构建ISBN标识标准的源头是英国一家图书零售商需要搬迁，苦于大量图书无法标识，经营者为了方便库存管理，建立了ISBN标识方法。ISBN进入出版领域后，在出版产业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图书馆方面，ISBN在图书采购、编目、检索、查重等应用场景发挥了编码唯一性的优势，提高了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能力；在销售方面，通过与原欧洲物品编码协会（EAN）的码制编码（EAN-13）保持一致，实现了同其他商品一样使用POS系统统一结算的方式，提高了服务终端的工作效率；在库存管理方面，通过销售记录的实时结算和统计，可随时掌握库存管理情况；在读者/用户方面，可通过ISBN号在海量的出版物中快速定位所需产品；在版权方面，通过ISBN可追溯具体的出版单位及其产品的相关信息。虽然ISBN本身并不承担版权功能，但在某些情况下为版权追溯、认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来看，标识标准的多方参与可有效发挥其在行业中的功能，反之，充分考虑行业中相关参与方的需求，是标识标准制定的根基。

标识系统管理层是管理、维护、运营某一具体标识的登记管理机构。管理层通常由负责总体运营的登记管理机构和国家/地区执行管理机构组成。登记管理机构通常由ISO指定，负责组织、协调、统筹、调配标识系统，对该标识系统具有执行权和解释权。为更好地执行标识登记管理机构的政策、使用指导等具体性意见，通常会在国家/地区设立执行管理机构，负责执行具体任务或进行保障性服务工作，辅助该标识系统得以在本国家/地区顺利实施。我们仍以ISBN为例，ISBN标识系统分为三级管理模式，即国际管理机构、组区管理机构和出版单位管理责任制。其中，国际管理机构由国际ISBN中心负责，该中心负责促进、协调和管理全球ISBN系统，分配组区标识并指导各组区管理ISBN系统。组区管理机构是以国家/地区为单位进行设立，组区管理机构通过出版者号的设置和分配，对各出版单位进行管理。出版单位负责管理、维护、记录组区管理机构分配给本单位的出版者前缀及其ISBN号，若在使用ISBN中遇到问题，随时与所属组区管理机构联系。

标识系统应用方案是指为建构、执行标识运行时所需的要素集合，包括标准文本、标识系统、标识符、标识对象、命名空间等要素，确保该标识系统有可参照实施的应用方案。

标准文本即为指导该标识系统操作的国际标准化文本文件。标准文本应包括标识语法、使用范围、命名空间、核心元数据等项目。标准文本可遵循国际标准《ISO /IEC导则第二部分：国际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ISO/IEC Directives，Part 2 Principles and rules for the structure and drafting of ISO and IEC documents》）的相关规范进行标准结构的制定和标准要素的编写。为适应社会发展和行业发展的需要，ISO按照社会发展需要定期对标准文本进行修订，以不断适用本标识体系内发生的新变化以及标准化实践发展的新需求^[6]，确保以发展的视角规范行业发展，使标准相互协调。

标识系统是指在一个标识体系内，支持分配、管理和治理的标识结构。标识系统在应用场景中，可能包含以下3种配置方案或组合^[7]：①标识系统内设有标识符、标识符的分配机制及其相关元数据。以ISBN为例，ISBN系统规定了ISBN的标识本体编码为13位数字（2007年至今），不同的出版机构、产品版本、载体形式等出版产品主要参数出现差异时需使用不同的ISBN号进行标识。系统规定了出版机构将预出版的产品应向国家/地区ISBN组区机构上报出版物元数据的要求。②标识系统通过某种机制关联标识符和标识对象之间的关系。以ISLI为例，ISLI系统明确了关联模型中的3个基本要素：源、目标和关联，通过对实体内容的关联实现不同类型资源之间的关联能力。③标识系统设有标识符的使用场景。以DOI为例，DOI为对象的数字化标识符，可为标识对象在浏览器中提供可解析的永久链接，实现在互联网中定位该对象的位置和信息。

在标识系统中，这3种配置方案不一定独立使用，也可能是几种配置的组合。比如标识符及其分配机制，几乎是每个标识系统的标配选项；标识符的使用场景，即为标识系统的标识范围及标识颗粒度等相关因素的集合，表明了该标识符与其标识对象联合应用的场景以及该标识符在标识体系内的位置和关系。

标识符是指使用唯一的字符序列代表某个标识对象，同时标识符也用于指定某个标识对象。在标识体系内，为区分不同的标识符，通常是以字母标识+字符串的形式构成标识符的字符序列。通常字母标识为标识符的非必要组成部分，只起到辅助识别标识符功能。

标识对象为在同一命名空间内，可使用某个字符序列的标识符表示某一标识对象。某一标识对象可能是物理、数字、抽象、名称、法人、项目、内容、组件中的物品或人的某种身份等多样形式^[7]，根据其标识种类和标识范围的不同，可通过不同的标识符进行识别。例如对象的公开身份使用ISNI进行识别，源与目标之间可通过ISLI建立关联关系。

通过字符串关联一个标识符和标识对象，使其在标识系统内产生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绑定关系。在ISO/TC 46/SC 9委员会发布的系列标识符，可通过字符串在其命名空间内定位到标识符和标识对象，并可与标识范围内的标识符相对应。如ISBN标识系统（国际标准书号），一个13位的ISBN号只对应一种出版物。

命名空间是指标识系统定义的标识符的使用范围，在同一作用域内某标识符的使用范围是唯一的，有别于其他标识符的使用范围。在该标识体系内，其命名空间独立于其他标识符。例如ISBN和ISSN，这两种标识符均标识以文字为主的出版物，但标识范围有所不同：ISBN标识专题出版物；ISSN标识连续型出版物。

元数据作为信息交换的集合要素，在数据交换格式中是信息流动的关键因素。在《标识原则》中描述了不同类型、面向不同对象的元数据，分别为标识对象元数据、核心元数据和标识符元数据。《标识原则》对于元数据的着重描述是为了建构具有良好结构、可由机器识别、可自动流动的权限数据^[8]，也是为了实现ISO标识体系内标识符之间的互操作性和可流动性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标识对象元数据是指与标识对象相关的所有元数据，包括核心元数据及其他任何与标识对象相关的元数据。标识对象元数据需要记录所有与标识对象相关的元数据，其中也包括标识体系内其他标识符对标识对象的标识状态。标识对象元数据的设立应注重标识对象同本标识体系内其他标识符的互操作性。

核心元数据为对标识对象进行唯一识别而提供的最少元素的信息，是消除歧义的关键因素所在。用于描述核心元数据的即为“最小元数据”。目前出版资源标识符中的ISLI设有两项核心元数据，分别是编码核心元数据和服务编码核心元数据，二者共同描述ISLI对应的源和目标的所指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关系。核心元数据主要包括9项核心元素：ISLI编码、源类型、源名称、源名称类型、源片段（可选）、目标类型、整体目标名称、目标名称类型、目标片段（可选）。服务编码的核心元数据包括6项核心元素：服务编码、服务、关联类型、源类型列表、目标类型列表、关联字段长度。^[9] ISLI标识符的核心元数据通过最低效度的数据元素概括了所标识的源与目标。

标识符元数据是指描述标识符管理的元数据，主要用于记录标识符分配过程和结果的元数据。标识符元数据不止记录与标识符本身相关的元数据，例如标识符分配日期、强制性的属性来源等，同时也需要记录包括分配错误的修正信息等过程性的元数据信息。仍以ISLI为例，ISLI标识符在元数据项目中设有编码管理元数据，用于管理登记者分配ISLI的情况。ISLI编码管理元数据有5项核心元素，即登记者、ISLI分配日期、取消日期（可选）、取消原因（可选）、联系信息^[9]，主要用于记录、管理登记者的元数据。

标识符可用于指代某物或某人（所指对象），使标识对象通过标识符获得标注和定位。例如在图书馆中对图书进行编目、位置定位、订购副本或与某个产品进行关联、核实作者的身份信息等，标识对象可通过标识系统与其他相关对象建立关联关系，利用标识符达到精准的信息定位功能。为使标识符在真实环境中有效，标识符的制定还应满足特定用例的需求。^[7]

标识符的字符串本身并不含有任何意义。在同一个命名空间内，通过标识前缀、标题等附加信息，字符串就会与所指对象绑定并形成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对应关系。在标识系统中，使标识符有价值的并不是字符串本身^[7]，而是相关元数据和众多标识符所形成的标识体系。元数据可使数据信息在不同标识框架之间流动，形成基础的、有效的、可广泛流动的信息共享数据；标识体系所构成的标识生态系统可创造1加1大于2的价值。比如ISBN、ISSN和ISNI之间，如果作者使用不同的笔名出版了图书（ISBN标识），在期刊（ISSN标识）中发表了文章或论文，不同的笔名使作品之间毫无关联性，但ISNI（国际标准名称标识符）可以识别作者的公开身份，通过ISNI标识符可关联作者及其公开发表的作品。

以英国作者Ruth Rendell（鲁斯·伦德尔）及其以笔名Barbara Vine（芭芭拉·凡恩）身份创作的作品之间的关联关系为例，作者以Ruth Rendell身份出版的作品A Judgement in Stone（《女管家的心事》）、A Dark-Adapted Eye（《黑暗深处的眼睛》）和以Barbara Vine身份出版的作品A Fatal Inversion（《真相的故事》），可通过ISNI识别作者公开身份，通过作者项可关联出版的所有作品，见图2。

标识系统的核心功能是区分所指标识对象。标识对象通常可能具有相似或共同的基本特征，相似标识对象之间何时相同以及何时不同的内在差异，则是标识系统需明确标识规则的关键因素。^[7]在目前已发布的信息与文献领域的标识符中，ISRC和ISAN两个标识符就具有相似的特征但使用不同的标识符进行区分。ISRC和ISAN两种标识符均标识以声音作品为主体的作品，但标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ISRC主要用于识别录音制品和音乐录像制品，ISAN则主要用于标识故事片、纪录片、短片等为主要内容的视听作品。因此标识符核心功能定位的关键因素是区分相似的标识符。

在ISO/TC 46/SC 9标识框架下，标识符有着各自不同的命名空间。但在某种情况下，标识符之间可产生交集。比如ISBN和ISSN，两种标识符有着各自的标识空间，如果期刊（ISSN标识）以某一专题的形式将期刊中的文章集结出版为专题出版物，该专题出版物可使用ISBN进行标识。

标识系统应取得产业链体系中相关参与方的支持和信任。如果相关参与方对标识符的支持和信任是由于相关政策的推动、有与当前发展环境相匹配的技术支持、可预见的良好治理效果、产业链相关参与方可从中受益等综合因素考量下作出的正向评估和反馈，那么推广及应用该标识系统的价值就会大幅增加。^[6]这种价值是通过考虑并实现标识生态系统中所有参与方的需求来实现的。标识符能够管理、发现、利用以及保存标识系统的所指对象，通过标识符和所指对象之间的绑定可提高标识符在产业链体系中的高流转性和高利用率。标识符、标识符相关数据的应用者及产业链体系中的参与方等多方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标识符相互支撑作用。标识符以标识系统内用户需要的方式、提供可靠数据的能力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活力。

若要建立一种新的标识系统，应充分考虑上下游产业链中相关参与方的可实施性及便利性，参与方的参与程度近乎决定了标识系统的生命周期。在现有ISO/TC 46/SC 9标识体系内，ISBN可视为应用最为成功的标识符之一。ISBN和EAN条码的一致性充分诠释了同一编码的重要性和便捷性。ISBN在1972年初期应用时使用的是10位的系统编码方案，与EAN-13有所差异，为使图书能与其他商品编码一致，方便终端销售结算系统的操作，ISBN系统申请加入EAN。EAN组织接受了ISBN组织的申请并为ISBN系统分配了出版物专用前缀标识码“978”和“979”，以区别于一般的商品前缀编码。2007年，ISBN系统进行了标识系统升位，正式将出版物专用前缀标识码“978”和“979”作为ISBN系统的前缀码，与EAN-13保持一致。ISBN标识符与EAN组织的结合充分表明了产业链各参与方的加盟和认可对标识系统的重要性。同样，标识系统也应考虑各参与方的需求为行业/市场的高效运转提供有效实施路径。

《标识原则》规定了新标识标准编制时应考虑的设置和原则，为新标识标准的设立提供了技术规范和指导原则。目前我国已将信息与文献领域的9项（有效期内）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行业标准，建构了我国信息与文献领域的标准标识体系。在我国现有标识体系下，若要设立/引进新的标识标准，应切实从行业需求出发来确定新增标识标准的颗粒度。

我国本土化信息与文献领域的第一个标识标准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之后相继转化了连续出版物标识符（ISSN）、音像制品标识符（ISRC）、乐谱出版物标识符（ISMN）、视听作品标识符（ISAN）、识别身份的名称标识符（ISNI）、数字对象标识符（DOI）以及由我国主导开发的关联标识符（ISLI）。这些标识标准搭建起我国信息与文献领域的基本标识体系。其他标识标准虽已本土化建立相应的国家标准（GB）和行业标准（CY），但因缺乏后续的落地推广和实施等工作而尚未开展。^[10]因此，我国今后若要建立或转化新的标识标准，应首先从出版行业的需求出发，切实考虑现有标识符是否能承担起标识作用，或是否需要更加精细或粗放颗粒度的标识符进行指代。其次，新增的标识符应有其独立存在的命名空间，同体系内其他标识系统无标识歧义。再者，新增的标识符必然会引起管理成本的增加，应加大相关管理机构的职责以及控制标识系统内用户引用及标注的成本。最后，在充分考虑后如确实需要新增标识标准，则应指定相关机构或部门负责标准的宣传贯彻、推广实施等后续工作，以保障标准顺利推进。

笔者建议新增的标识标准应最大化融入现有标识体系中，与现有标识体系建立底层逻辑关联，增强标识数据间的可流动性。以ISSN和DOI为例，ISSN标识期刊出版物，DOI标识期刊中的某篇文章，二者之间因标识颗粒度的不同而产生交集，但在现有元数据中并未记录相关标识标准的标识状态。现有标识系统的数据库之间尚未建立信息流动端口，缺乏深度信息交互和交流功能。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依托信息与文献相关国际标准，在文化机构数据中心部署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软件，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原则”^[11]汇集不同领域文化数据资源，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一方面，ISLI在建立资源间关联关系方面应发挥更大功效^[5]，若能关联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等不同领域的文化资源数据和关联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数据，或者关联文化数据源和文化实体^[12]，将有助于助力中华文化数据库的形成；另一方面，现有标识体系在接纳新标识标准的同时应加强标识数据间的互联互通，从底层建立逻辑关联。

新媒体环境下，跨媒介形式的出版物是当今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出版物的主流发展方向。在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助推下，标识新媒体形式的标识标准可能会应运而生。若我国要制定或引入新的标识标准应遵循《标识原则》的规范，以建立最优属性的标识系统为纲领，从标识标准的应用范围、行业需求、参与方需求、管理需求等多维角度切入，为行业提供具有持久发展空间、拥有独立命名空间的标识系统。今后，无论出版形式如何变化，我国都应最大化发挥现有标识标准的功能，同时接纳新的标识标准并将其纳入现有标识体系，建立标识符底层逻辑关联，协同我国自主研发的相关标准，为构建中华文化数据库提供完备的标识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