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新的时代课题、在技术与教育及学术研究深入结合影响知识生产和消费以及学科体系、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等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新使命和新需求。新文科着眼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点在于传统文科的改革及建设新的专业或方向，形成新的教学及研究模式、新的课程体系，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新目标。

出版业既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学科建设的先导。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求出版业创新性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高质量的出版物落实立德树人、利用新技术不断完善知识服务等，契合了新文科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路径。本文在简述新文科的内涵与要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出版业的使命和核心价值，提出了出版业在新文科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创新发展路径。

新文科是相对于“旧”文科而言的，其核心要义是要突出“新”字，并至少在学科范式、教育理念、建设目标等方面具体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观点，学科范式“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存在方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遵循，为科学共同体提供研究根据、价值方向和实践标准”。^[1]可见，范式是规定学科边界、研究内容、发展趋向的规范性体系。新文科建设既是基于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国家需求，也是因应新技术对学科发展带来的挑战的选择，因此，与传统文科相比，新文科的核心要义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突破传统的单一的学科边界，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以应对信息海量社会里人们有效知识不足的局面；第二，突破近几十年来文科的研究思维、路径乃至话语体系对西方学术话语的追随和依附，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第三，突破传统文科封闭、僵化的系统，努力形成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学科应用。

教育理念是在教育行为实施过程中教育主客体对有关“教育应然”的认识和要求，主要涉及教育宗旨、教育使命、教育目的、教育理想、教育目标、教育要求、教育原则等内容。新文科教育理念的革新之处在于：第一，新文科强调“全人”教育，即要突破传统文科强调的“专才”教育，尤其是强调育人过程中的知识和思维革新，以适应学科交叉和跨界融通的新格局；第二，新文科突出培养人和提升人格的统一，即不仅要培养具有渊博知识的人才，还要培养具备批判和创新精神、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既立足国内又有国际视野、既立足当下又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第三，从评价体系看，新文科建设要摆脱传统文科近几十年来沿用的借鉴西方的量化的单一评价体系，而要从经世济用的角度来评价科研人员和一线教师的学术贡献。

新文科建设的总目标是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建立健全学生、学术、学科一体化的综合发展体系，推动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不断增强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提升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2]在这一总目标下，新文科的建设目标要求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路径，因此，具体目标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夯实基础学科，尤其是历史、中国语言文学、哲学等学科，构建新兴学科，如健康服务与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互联网金融、航空服务、艺术管理、供应链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金融科技等，推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尤其是医学、理科、工科和文科的融合；第二，积极强化学术研究和教学中的新技术应用，形成新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模式；第三，服务国家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服务国家经济、社会领域深化改革的需求，解决人们思想观念、精神价值等方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的形成。

关于出版的功能，学界和业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出版在传播知识、教化育人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孔子编纂的“六经”被指定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也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教材”，而近代大学制度确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编订教科书，而教科书的出版、编审等又加速了传统教育体系的消解，促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建立。^[3]印刷术的发明和进步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盛起，并促进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思潮革新的成果无不通过出版来呈现，而学术成果的出版又总在不断推动着人类对科学的认知和进一步探究，引领着人们的思想变革。可以说，古今中外，出版在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文明传承、社会发展等方面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同样，新文科建设既对出版业提出了时代需求，又是出版核心价值的重要呈现。

新文科建设价值引领的特色之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创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民族自信的树立提供精神源泉，而出版在这方面无疑能起到很大作用，“中华文化之所以五千年延绵不断，并不断发扬光大，很大程度有赖于中国历史悠久的编辑出版活动，可以说，中国出版业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功不可没”。^[4]同样，出版的文化优化、集成和创新也是新文科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民族自信的重要途径。

新文科建设价值引领的另一项重要表征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人队伍。文科教育“关系到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养成”^[5]，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功能，而新时代出版业的导向和诉求就是以积极向上的文化产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在立德树人的实践中，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有用人才，这与新文科建设的目标指向完全一致。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文科建设还承担着塑造宏大的正向舆论场，形成有利于弘扬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导向的任务，这同样也契合了新时代背景下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人文社会科学“以人类自身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意识形态功能”^[6]，新文科的特殊育人功能还在于它对社会舆论导向的引领，在于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阐释，而新时代出版业的导向和诉求就是筑牢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阵地。“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出版行为的发起、出版物的生产传播首先要起到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流价值观的作用，起到积极社会影响的效果”^[7]，新文科建设的成果更要通过具体的出版行为，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精神产品创作中，才能落地生根。

首先，作为学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建设既是高校教师、学者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的结晶，更是学习者进入并深入某一领域学习和研究的起点，具有系统性、目的性和思想性的特点。新文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教材建设。无论是为了夯实基础学科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和整理，还是致力于前沿交叉学科的探索，都需要出版工作来对这些内容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并用互联网时代学生喜闻乐见的叙事语言和方式来呈现，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和探索兴趣，引导学者的研究方向，为新文科的学科建设不断开阔视野。

其次，学术出版是推动新文科学术研究深入的重要力量。学术著作是学科建设成果的总结，也引领着科研工作者在已有基础上持续不断地深化研究，是一个国家“科技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科建设中，优秀的科研成果需要不断地凝练并通过学术专著出版来传播，再在学术成果的推广、运用中经历质疑、修正、再出版的过程，形成科研生产到运用的正向循环，从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整体研究水平的不断进步，并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再次，新文科建设不应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而应对古今中外的人类优秀成果“兼收并蓄”，此外，新文科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全球新格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既通晓我国国情，又具有全球视野，能够熟练运用外语的高素质人才，而引进、翻译出版国外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无疑是重要的渠道。从过去一百多年的实践来看，正是对国外优秀的思想、科研成果持续不断地引进、翻译和出版才促成了我国历史上一次次的思想大解放，推动了社会变革和进步。

确立教学和科研评价体系是保证新文科建设持续深入的重要保障。对于教师而言，西方舶来的基于量化的评价标准造成了教学和科研的导向“异化”，而对于国家而言，这一评价体系还面临着科研经费大量外流、科研机密外泄、科研话语权丧失等严重的战略威胁，因此新文科建设的重大战略目标是推动中国特色科研话语和评价体系的构建。

学术话语体现了学术影响力，是权力在学术圈的反映。新文科建设需要重塑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学术话语，就需要出版界摆脱长期以来以西方的学术话语为圭臬而构建的体系，通过优秀的学术著作、期刊的出版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另一大障碍是长期形成的过于重视国外相关数据库评价指标的具有局限性的评价体系，而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彻底打破这种忽视知识生产规律、罔顾学科和知识体系差异的评价体系，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科研和学科建设需求的评价体系，这也需要通过具有公信力的学术出版评价体系的构建来规范指导。

从出版史的角度来看，出版业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及先进的思想理念、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8]新文科建设关涉人才培养及价值观的重塑，要求改变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范式，要求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文科教育的中国化，因此，出版业在新文科建设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创新，发挥更大作用。

《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要“培养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形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2]，书写立德树人的新篇章。宣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基本导向诉求。中央深改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中宣部《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暂行办法》等都对出版的社会效益导向和价值引领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在新文科建设中，出版业应该强化责任意识、主动作为，以优秀的出版物形成对新文科建设的支撑。

首先，出版业可以通过各类出版规划工程、政府资助项目和重点出版项目发掘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出版业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树立和坚定文化自信中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是文化自信的“拱心石”。过去十多年来，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出版项目、中华学术外译等规划项目在中国古代典籍整理、冷门绝学的抢救性发掘整理和出版、传统文物保护、中国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大批能够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物相继出版，且通过多种形式流通传播，为推广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信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文科建设中，出版业应该加大对这类选题的发掘和整理力度，并通过现代人乐于接受的叙事方式与现实文化有机结合，“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6]。

其次，出版业可以通过优秀的学术出版及主题出版项目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之一是“运用新知识理论，积极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9]学术出版“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以及精神向度”^[10]，学术著作的成果积累是推动学术体系形成的必由之路，主题出版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并转化为人们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两者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不可或缺。从过去近十年来的出版实践来看，大量的专业、学术出版物在呈现知识前沿、推动知识创新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出版业应该强化选题创新，着力发掘和扶持学术新锐，加大代表国家意志和针对现实问题的主题出版、学术出版的选题开发力度，以文化自信和价值引领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

再次，在高校教材和学术专著出版中落实立德树人。过去几十年里，基于西方“拿来”的理论、方法体系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影响极大，这种倾向也会不自觉地反映在教材和学术专著中，这将不利于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人队伍。新文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纠正这种偏向，作为教材和专著出版主体的出版业应该组织专家队伍，在教材和学术专著中致力于凝练、提升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宝贵经验和理论内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话语，促进知识生产、传授和人才培养的完美结合。

所谓出版学术共同体，是指基于出版业和学术界而共同形成的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并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而构成的群体，新文科建设的背景是知识生产从“闲逸的好奇”转向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用之知”，转向强调创新和知识集群的知识生产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知识生产不再仅仅是为了解释已知的问题，而更加强调面向未来、强调知识的运用、强调知识的交叉和学科边界的打通。以传播知识、教化育人为重要功能之一的出版在新文科建设中应该紧密关注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学术界、教育界深化联系合作，通过相关教材、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推动新的知识生产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形成。

首先，从课程设置来看，新文科更加注重围绕现实的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规划专业及课程体系，尤其是文科与工科、农科、医科等专业的交叉融合。“新文科专业不是传统专业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下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重组与重构”^[9]，因此，出版业需要思考、探索、尝试围绕这些跨学科视阈下凝练出的核心课程及基于核心课程的通识课程而出版教材、学术专著及辅导读物等，以帮助教师和学生逐步适应新的学科体系、知识组织方式、课程结构的挑战，并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下的学习和研究能力。

其次，通过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引导新文科建设的发展。顾名思义，新文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然而，正因为其新，所以相关学科体系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其认知也一定会随着社会环境、学术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深入。这其中，对有关新文科的实践和探索相关成果的总结非常重要，而这些成果的出版既能总结经验教训，又能通过“百家争鸣”不断探索未知，推动新文科建设不断走向新高度。

再次，新文科教研评价体系的构建也离不开出版的规范。新文科的教研评价体系必然要适应新的知识和学科体系，尤其是基于问题导向的“应用”“社会服务”应该成为新文科教研评价的主要标准，“对大学文科而言，不仅需要以传承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还要成为国家和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11]，在这一评价标准的确立中，出版的规范性尤为重要。基于同行评议的、充分考虑学科特色的、以应用为导向的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高质量的学术图书或论文代表作以代替传统的基于量化标准的“一刀切”的评价体系，从而推动适应人文社会科学特点的评价体系的建立，使得文科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有用之术”。

出版的前沿知识传播、促进创新主要体现在学术出版上。学术出版是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的重要体现，学术出版所承载的探索性、科学性、前沿性的知识内容会有力地推动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社会文明、人口素质的提高，这对当前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意义重大。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之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化及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影响，对这一影响进行深入探讨也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通过学术出版来强化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新技术背景下的社会运行超出了人们已有的知识体系和认知，尤其是对国情复杂、社会阶层众多的中国社会的清晰认知更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巨大挑战，也吸引了一批批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既能帮助人们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也能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强化人们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和信心。

其次，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也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伦理结构，数字化生存的人们既需要技术上的防火墙，更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伦理、社会秩序、商业诚信、法律体系、数字鸿沟、技术异化等方面加以引导、修正和规范，这就需要出版业主动发现选题，以优质的学术出版物为数字时代的人们释疑解惑，同时也积极引导学者们持续深入地研究这些关涉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问题。

再次，通过学术出版传播来优化政府治理体系。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不仅事关政权的稳固，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新文科建设的宗旨之一是以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解决我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其中公共治理和政府治理体系研究是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如融媒体时代的政府舆情引导、数字时代的政府公信力提升、县级融媒体建设及乡村数字治理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总结出版能为各级政府提升治理水平提供借鉴和参考。

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之一是技术催生的学习和教学研究的新模式。从教学模式来看，传统的以面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正逐步转变为面授课堂和线上虚拟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情境；从学习方式来看，传统的以书本为主的学习正让位于泛在环境下的多元模式、多维情景；从学习环境来看，传统的单一讲授模式正转向讲授+实验室模式；从学术研究来看，基于互联网的数据支撑使得学术研究的范式及成果、传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技术条件下的文科建设契合了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容需求和进程，而数字出版的发展也持续不断地为新文科建设提供内容和技术支撑，持续不断地推进和完善知识服务体系。

首先，出版业应该以增值手段和新的呈现方式做好教材出版。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环境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和情境，传统的物理介质的纸质教材已经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学生的学习需求、知识更新的速度等，因此出版业一方面要通过短视频等新的传播手段增值现有的纸质教材，拓展教学的内容，强化线上线下的互动；另一方面，出版业应该探索数字教材建设，尤其是适应泛在学习环境下资源立体呈现的、接收终端多元的数字教材，以适应新文科建设中学科跨界、学科融合的需求。

其次，出版业应该致力于数字学术体系的构建，助力学术研究。数字学术体系的基础架构是互联网，驱动要素是数据，基于互联网等的算法、社交媒体以及LBS等大数据已经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基于数据的从资料搜寻到分析等研究手段相较于传统的依赖于人力的“钻故纸堆”“做读书卡片”等研究方式，不仅高效便捷，而且能通过数据分析更好地解读人类行为规律，在宏观上有利于分析历史演进和变化规律，在微观上也能更加深入地解读某一历史事件，从而在提升研究效率的同时能以更加客观的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事实上，从实践来看，出版业构建的各类专业知识数据库、解决方案等等都已经成为数字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以开放获取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开放获取是数字时代最大化传播学术成果、推进研究主体间的合作的重要路径。新文科建设更加强调突破现有学科分野的狭隘藩篱，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这就需要研究主体间互通有无。基于数字化的开放获取能够推动学术出版优化学术资源的组合和知识的共享，逐步形成研究资源共享、研究成果公开的良好生态，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形成新的研究方向或新专业。

“出版是一个传播思想文化科学知识和引领人类文明进步伟大事业的知识服务行业，因而总是和时代的主题、历史的进程、人类进步事业的紧迫课题密切相关。”^[12]新文科建设是因应新的时代背景，服务于“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关涉国家、社会、产业等议题，致力于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上重塑人们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理念的国家工程。因此，作为传承文明、传播科技文化、启智育人主力军的出版业更应该对新文科战略深入研究，并与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以技术赋能内容创新，以价值引领人才培养，实现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