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推动新时代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掌握历史主动、时代主动。列宁认为国家力量体现并非来自于政府的强制力，而是来自于广大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2]出版工作正是使群众知道一切的有效手段，是增强国家力量的重要保障。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观的进一步发展，更为详细、具体地阐释了出版工作的本质、立场、动力、功能等。研究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有利于深入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出版观，同时对于具体的出版工作也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学界已经关注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问题，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内涵。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出版活动的立场、观点及方法”[3]，也有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4]，并认为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研究。一方面，有学者从总体上探究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百年历程。[5]另一方面，有学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李大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6]，但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7]，邓小平进一步做出“两个方针”和“两个概括”的理论贡献。[8]三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应用价值研究。有不同学者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9]、主题出版[10]实践，也有研究认为，针对出版队伍建设工作，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教育”。[11]已有研究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进行了一定的梳理，但对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生成逻辑、当代启示等内容探讨不够。基于此，本研究将围绕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何以生成、有何内容、有何价值等关键问题进行分析，旨在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问题的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
1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生成逻辑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理论、历史、实践三重耦合下形成的科学理论思想，来自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观的继承，对无产阶级出版工作经验的扬弃，对新形势下出版工作的反思。
1.1 对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观的理论继承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12]，即对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观的理论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丰富的出版和编辑工作经历。1842—1843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1843年马克思与卢格创办德文刊物《德法年鉴》，后被恩格斯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13]；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965年，马克思担任《工人辩护士报》的理事，并不掩饰对于该报的看法，认为其出版的内容“很贫乏”。出版和编辑经历促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形成。在党与出版物的关系方面，恩格斯指出，党需要政治性的机关报为党和人民发声；在出版工作的必备条件方面，恩格斯认为新闻出版工作应具备的两个最有利条件是：“第一，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14]；在出版物的评判标准方面，马克思认为“好报刊”和“坏报刊”的区别是显著的，只有阐述事实，代表舆论的才是好报刊；在出版物的功能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报纸最大的好处在于向人民展示时局状况，进而加深人民对于社会实践的认识。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就出版物经营、版权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释。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的序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15]列宁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出版观指导俄国出版工作，在实践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观进行了本土化发展。
1.2 对无产阶级出版经验的历史扬弃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出版工作经验，在对出版工作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列宁实际创建或参与领导的出版物众多，诸如《工人事业报》《火星报》《曙光》《前进报》《无产者报》《社会人报》《思想》《启蒙》《明星报》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火星报》，这是列宁在1900年亲自筹备创办的全俄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政治报。该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列宁在《<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中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修正。[16]后续《火星报》出版了大量理论和阐释文章，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1903年，《火星报》分裂，列宁等布尔什维克派（多数派）退出了该报编辑部，孟什维克派（少数派）掌握该报。具体来看，一方面《火星报》在以列宁为主要领导时期，始终正视现实问题，努力发掘问题的实质，同时坚定宣传和贯彻党的决定，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事业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是需要发扬和继承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列宁为了无产阶级事业和党内和平主动退出《火星报》后，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使得《火星报》彻底沦为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的利益工具。以此，列宁发现出版工作中简单妥协并不能换来党内和平，反而容易使出版物的立场和性质发生改变，在《谈谈新<火星报>的立场》中指出进入编辑部的少数派为了进入中央机构“一直在瓦解整个党和整个工作”[17]，这是需要警醒的历史教训。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出版工作的实际经验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对历史经验的扬弃中去芜存菁，形成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系列思想。
1.3 对当时形势下出版工作的实践反思
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俄国和德国、奥匈帝国等的纠纷与矛盾日益加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深陷战争泥沼；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结束了俄国的君主制；随后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面对新的形势，列宁分析了出现或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出版工作提出了系列优化和指导建议。1914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谈到马克思著作与书信出版问题，认为虽然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俄文的比翻译成其他文字要多，但还是有大量作品没有出版，尤其是1845—1848年的许多文章，“大部分还没有收集起来，没有重新出版，也没有译成俄文”。[18] 1918年，列宁针对报刊出版工作出现的实际问题指出“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19]，强调对于群众已经熟知的事情不必老调重弹、长篇大论，而要注重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事物。1920年，在列宁的主持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后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具体负责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献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脱离具体的出版工作实践，而是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2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核心要义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具体而言，可以从本质属性、基本立场、动力源泉、核心功能等方面进行总结和梳理。
2.1 阶级性是出版工作的本质属性
列宁始终重视出版工作的阶级性特质，强调阶级性在出版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其一，列宁认为出版工作是具有阶级性的。出版工作从来不是无阶级或超阶级的，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列宁在谈到出版工作的财政支出时，充分肯定了俄共（布）在出版工作上的历史性贡献，真正转变了出版工作一直以来的阶级属性，以满足工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21]其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出版工作要表明阶级属性。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工作究其本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会毫无保留地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无产阶级出版工作亦不应该遮掩阶级属性，要积极主动表明无产阶级阶级属性。列宁认为，资本家会对资产阶级“模范”进行报道与赞扬，无产阶级出版工作同样要主动发现、赞扬无产阶级模范。其三，列宁认为出版工作无产阶级属性的弱化，意味着资产阶级属性的增强。列宁始终强调自觉性的重要作用，在批判《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崇拜自发性、轻视自觉性时，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22]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实际出版工作的阶级性，发挥自觉性的作用，抵制自发性崇拜。
2.2 为群众服务是出版工作的基本立场
列宁始终强调出版工作要围绕群众展开，认为为群众服务是出版工作的基本立场。其一，列宁认为出版工作要聚焦群众感兴趣的内容。出版内容应以群众是否感兴趣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列宁曾谈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收到的有关地方经济的报告数量过多，而缺乏甄别，因此无法大量出版这些报告，但确定了群众导向的出版方案，“使报告的主要内容，即居民最感兴趣的东西一定能刊印出来”[23]。其二，列宁认为出版工作要负责提供供群众批判的问题。列宁指出，不能用谎言、诽谤、琐事来愚弄群众，那是资产阶级出版工作的日常，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下的出版工作要以认真日常的经济研究为己任，并供群众了解、批判，使报刊为代表的出版工作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其三，列宁认为出版工作有引导群众开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责任。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版工作由相应的资本主义企业负责，成为少数富人牟利或消遣的工具，用以欺骗和愚弄广大群众。而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版工作则是指导群众开启新生活的钥匙，要积极使用出版物启发群众，教导群众在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之后如何建设新家园。
2.3 党的领导是出版工作的动力源泉
列宁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出版物原则，强调党的领导对于出版工作的重要意义。其一，列宁提出党的出版物原则。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指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24]同时列宁进一步提出并解释了党的出版物原则，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言论自由是必要的，写作事业讲究思想性、创造性和个人爱好，不能机械地强求一律，但同时要注意，写作工作不能沦为赚钱的工具，写作工作是无产阶级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当成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列宁提出党的出版物受党的监督。列宁认为，各国的革命经验已经证明，无产阶级常会把不彻底、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分子，或不十分正确的流派吸纳入党，而党的监督和领导能够有效保证党的出版物的纯洁性，而如果党的出版物缺乏党的监督和领导会陷入不可挽回的后果，“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25]。其三，列宁认为党的领导为出版物注入发展活力。现实情况是复杂多变的，党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对出版工作提出更符合实际需要的指导意见，聚焦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使出版工作持续焕发活力。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列宁认为要重视《消息报》《真理报》的生产性报道，使这两份机关报的生产性比政治性更强，并指出要引导全俄出版物进行报道方向转变，这使得出版工作更加贴近现实，更富有活力和吸引力。
2.4 思想引领是出版工作的核心功能
列宁较为详细地阐释了出版工作的思想引领功能，并对如何运用出版物进行思想引领进行了探索。其一，列宁回答了出版工作为何要进行思想引领。在与帝国主义以及国内外剥削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列宁深刻感受到劳动群众所涌现出的强大力量，但同时对于可能出现的落后、懈怠等也有了充分的估计，并适时强调出版工作的思想引领作用，“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26]。其二，列宁介绍了如何获取出版工作的思想引领材料。列宁在谈到出版工作要多谈些经济时指出，所要谈的经济不是空话、泛泛的内容，而要搜集经济建设的事实，尤其要关注“是否真有成绩？有哪些成绩？证实了没有？其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事情正在就绪’‘计划业已拟就’‘力量已经投入’‘现在可以担保’‘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诸如此类‘我们’特别擅长的油腔滑调）？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的？”[27]等核心问题。这意味着出版工作承担着调查研究、去伪存真获取思想引领材料的任务。其三，列宁分析了出版工作要如何运用思想引领材料的问题。列宁重视榜样引领的作用，在谈到要广泛争取群众，也要重视吸引非党人士参与到工作中时，提出出版工作的不足之处在于不善于利用振奋人心的材料和卓越的范例，要善于利用这些内容，“使它们成为大家必须学习的榜样”[28]。其四，列宁为扩大出版物思想引领的影响力做出实践尝试。列宁认为免费发放出版物能够有效扩大出版物思想引领的影响力，“必须不断努力做到使报纸和书籍通常只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给合理地为全国，为广大工人、士兵和农民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那时人民就会以百倍的干劲、百倍的速度、百倍的成效来要求获得文化、光明和知识”[29]。
3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编辑出版工作，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30]。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俄国出版工作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结合新时代发展实际，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对于当下的出版工作仍然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有利于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3.1 坚持出版工作的阶级性，增强出版从业者的首创精神
新时代出版工作阶级性本质事关旗帜和道路问题，对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思想共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较为详细地阐释了出版工作的阶级性本质，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具体来看，一是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出版工作的阶级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仍然有大量的低收入困难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所有困难群众，我们都要关爱，让他们从内心感受到温暖”[31]，出版工作要重视困难群众的发声需求，真正发挥出版物的作用来关爱困难群众，使他们感到温暖，真正做到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发声，不能沦为少数富人的消遣工具。二是要在实践中理直气壮表明阶级属性。当下中国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主题出版成果斐然，数字出版方兴未艾，总体出版市场稳中向好，“2020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营业收入超过1.6万亿元、资产总额超过2.2万亿元”[32]。出版事业持续发展以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性，因此要理直气壮地表明出版工作的阶级性，进一步推动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三是要增强出版从业者的自觉性与首创精神。列宁严厉批判了出版工作崇拜群众自发性的现象，强调发挥自觉性和首创精神的作用。当下，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群众自发性的出版物仍然大行其道，对出版从业者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关注不足。学习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有利于更加深刻地领悟到自发性崇拜的缺陷与不足，主动增强首创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贡献力量。
3.2 坚持人民至上的出版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出版工作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出版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33]，把人民群众的关切放在心上、印在纸上、发到网上，毫不动摇地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新时代出版工作。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强调为群众服务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下聚焦人民的出版工作开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概言之，一要出版群众感兴趣的内容。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获取信息资讯和出版内容变得越来越容易，但获取有效内容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列宁所处的时代，碍于经济因素和出版能力等，不能把所有内容出版出来，而要选择群众最感兴趣的。当下也面临着海量信息的问题，面对信息海洋，把所有内容都出版同样是不现实的，如何在巨量信息内容中进行选择，列宁给出了参考性建议，以群众是否感兴趣为标准，要选择群众最感兴趣的部分。二要负责提供供人民群众批判的问题。当下信息流动速度惊人，热点内容流行周期短、更迭速度快，往往一个热点内容尚未“冷却”，新的内容已经流行开来。出版工作不能一味标榜流行，不能把“快餐式”的内容流水线般出版“投喂”给广大人民群众。在出版工作中，要坚持问题导向，发掘热点内容背后的问题内核，向人民群众提供可供讨论、批判的具体内容。三要积极引导群众适应新时代、开启新生活。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各种史所未见、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在新时代有效引导人民群众做好思想上、心理上、物质上的调适，开启新生活是出版工作需要思考和加强的。
3.3 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与出版自由有机统一
新时代出版工作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做到爱党、护党、为党”[34]，拒绝虚伪的“出版自由”的诓骗，实现党的领导和出版自由的有机统一。列宁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提出党的出版物原则等，充分论证了党的领导的重要作用，以及实现党的领导与出版自由有机统一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具体来看，一是坚持党的出版物原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出版企业也随之发展。但是，必须要认识到的是，不能把获得物质利益作为出版工作的唯一目的，不能以出版自由为幌子，显性或隐性地出版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内容，这是狭隘的、为少数人得利而存在的出版自由。因此，出版工作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重视出版物的时代性、理论性、多样化等。二是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监督。现实经验表明，党组织不可避免地会把一些入党动机不纯、不完全认同党的宗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的投机分子吸纳入党，因此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监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防止党的出版物沦为反党宣传的工具，避免党的主张被曲解。三是坚持党的领导为出版工作注入活力。党的领导可以确保出版工作得到适时地调整，对最新的方针政策进行深入阐释，避免出版工作陷入僵化。同时，党的领导可以指导不同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做到步调一致，避免出版物之间的意见相左，大大提高出版效率，提升舆论宣传效果。通过坚持党的出版物原则，党对出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为其注入发展活力，能够有效实现党的领导与出版自由的有机统一。
3.4 坚持出版工作的思想引领功能，以调查研究优化出版内容
新时代出版工作的思想引领功能要进一步加强，要通过调查研究“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尽可能多接触第一手资料”[35]，针对性地优化出版内容，更好发掘富有影响力的时代榜样、发挥出版物的思想引领功能。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重视出版工作的思想引领功能，并对如何增强出版工作的思想引领性进行了细致地介绍，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概言之，一要重视出版工作的思想引领功能。回顾历史，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掠夺、血腥扩张的新路，证明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平步入现代化的可能性。但社会上，尤其是青年群体中也出现了诸如“丧文化”“躺平”等思想迷茫现象，因此需要出版工作加强思想引领，破解“丧文化”的负面影响，变“躺平”为实干。二要以调查研究、系统剖析获取出版材料。出版工作切忌空谈，必须要了解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面对新时代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挑战、问题、困难，“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36]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可以了解时代发展的脉搏，找到时代面临的痛点，同时通过系统剖析和追问，可以发现时代脉搏与痛点的本质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而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最终汇聚成有价值的出版内容。三要充分利用出版材料，重视榜样力量。要善于运用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获取的出版材料，充分挖掘其中最为卓越、最能够振奋人心、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运用榜样的力量来进行思想引领，使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受到榜样的鼓舞。四要增强出版物的易得性。出版物的易得性同样会影响出版工作思想引领功能的发挥，列宁通过免费分配出版物的方式来增加易得性。在新时代，可以适当调整出版物的价格以确保人们能够负担得起，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强数字出版、出版物语音化、视频化等方式降低出版物的获取成本，增强出版物的易得性。
4 结语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仍然有一些值得探索的方向。一是如何以中国化时代化的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推动中国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需要探索出适合新时代中国出版事业发展需要的具体路径。二是如何以中国化时代化的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推动中国的对外出版工作、提升国际传播能力。[38]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亟须加强对外出版工作，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