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编辑似乎与出版行业中的其他编辑一样，习惯并接受了关于其角色定位的刻板社会想象，即他们所从事的是一份甘为绿叶的无名工作。当我们谈论学术期刊编辑的时候，也习惯以“为他人作嫁衣”这样的角色隐喻描述这一职业群体。与现实世界中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弱势地位和隐身状态相似的是，学术期刊编辑作为学术出版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在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的角色和力量在学界研究中也处于被低估的状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编辑，在本土学术思想发现、标识性观点提炼与学术话语组织的过程中具有更为深度介入的意义阐释与再生产作用，然而对于他们的自我叙事和他者叙事都处于相对失语的境况。

近年来，关注学术期刊编辑的研究从量上有一定的提升，研究主题主要有两个大的领域：一是集中围绕编辑主体探讨其角色定位、身份认同和职业焦虑等话题，例如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身份焦虑说”，认为编辑人员的“身份焦虑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的传统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但新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建立起来，从而陷入“如影随形”的焦虑之中；^[1]另一大研究主题是关注学术出版大环境的变革对编辑实践及编辑个体的影响，这类研究主题普遍关心新的技术工具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实际影响，例如有研究通过系统梳理人工智能技术对学术期刊编辑职业发展的影响，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学术期刊编辑学术发现和学术创新价值式微、学术角色出现偏差、职业风险陡增、技术性失业危机放大、负性情绪增多等职业困境。^[2]综上所述，两大研究主题都围绕着编辑职业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而职业合法性指向社会角色分工的正当意义的赋予，即学术期刊编辑是否拥有明确的被社会承认并与其他职业形式相区别的专业技能、伦理道德等职业边界，并且这种职业边界具有一定时期的稳定性。现有研究通常在“结构—行动”二元框架下较为关注外部结构对编辑职业的影响与形塑以及行动者主体面临职业生态变动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对结构性因素与主体能动性的动态交织关系以及编辑共同体对此的自我阐释缺乏必要的关注。

在学术交流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新兴技术的不断迭代以及国际化发展的目标定位显著影响着学术期刊编辑的工作实践，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如何认知自身的职业角色？如何界定学术期刊编辑所需的专业技能？如何阐释自身工作的意义？中国学术期刊编辑职业文化的话语建构与西方同行相比有何异同？这一系列问题引申出对编辑职业的边界、专业主义、文化权威等议题的反思，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的自我言说文本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对上述问题予以初步探索。通过探寻学术期刊编辑“局内人”的职业认同来源与职业权威的影响因素，对学术期刊编辑职业文化的话语建构进行梳理，提升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吸引力和社会认同度，从而助力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迄今拥有93种学术期刊，构成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水平最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群，本文以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策划编写的《“作嫁衣者”说——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编辑心声》为分析样本，该书由52位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主编或编辑的自我叙事构成，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和反映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辑的真实职业故事。本文通过对52份自我言说的文本的分析，观察并透析学术期刊编辑这一群体的职业成长路径，重点关注学术期刊编辑个体关于其编辑职业实践的经验话语与职业意义的阐释话语。本文通过对52份访谈文本进行反复阅读、对比、提炼与归纳，最终提炼出四类话语主题：职业角色的隐喻话语、职业文化的危机话语、职业权威的重建话语与职业伦理的反思话语。通过关注学术期刊编辑对自身从业经历的自我言说和自我理解，进而考察学术期刊编辑主观的个性和体验在与客观的学术知识生产与传播中形成怎样的职业认同，并尝试对其进行概念化。

“无名绿叶”与“作嫁衣者”这样的角色隐喻贯穿着样本中大多数编辑的自我叙事中，也是学术期刊编辑职业生涯中最常见的“不平”，例如有编辑直言：“由于编校成果不易被看见，编辑工作就成了真正的‘良心’活。如果你比较看重那些评价，看重可见成果的多少，你对编辑工作的投入就会缺乏持续的动力（XHD）。”此类具有代表性的角色隐喻话语背后受到编辑工作在社会能见度方面的客观性因素与编研一体的职能叠加的主观性因素的双重影响。从客观性角度来看，编辑工作的可见性程度较低，导致在与学者的研究工作相比时，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专业性与饱和度被普遍低估。从主观性上看，从事学术期刊编辑的个体本身都是具有某一领域专业知识的科研工作者，编研一体的属性对编辑身份与研究者身份的区分与认知产生主观上的矛盾心态。因此，在进入学术期刊编辑职业之初，会形成普遍性的职业认同危机与职业价值怀疑：“说实话，我来马研编辑部之前，对编辑工作还不太熟悉，对编辑这个职业也不太认可，对编辑角色的认识也还停留在剪刀加糨糊层面（ZJG）。”

学术编辑职业角色的隐喻话语深刻反映着学术编辑对自身所从事职业的群体内认同与群体外认知的矛盾。在学术期刊编辑从业者群体内部，隐喻话语成为学术编辑职业认同的一种修辞资源，将学术期刊编辑与其他社会职业进行仪式化区分，从而形成群体内部的认同基础，并且随着从业时间跨度的延伸，对编辑职业角色定位的理解趋向多元和稳定，正如编辑所言：“做编辑的乐趣与享受，是经年累月慢慢积累起来的。越投入，越享受（SM）。”这类被普遍认可的学术期刊编辑角色的隐喻话语最终也能成为一种职业内部自我传承的精神标识，例如有编辑谈道：“从进编辑部的大门开始，前辈老师就一再教育我，编辑要有奉献精神，甘做绿叶（GCQ）。”

综上，隐喻话语贯穿学术期刊编辑的整个职业生涯，并从职业初期的自我价值怀疑式隐喻转化为职业后期的机制传承共同体式隐喻，正是通过对职业定位的隐喻话语，学术期刊编辑结成一种更为稳固的职业共同体并在群体内部进行代际传承，延续学术期刊编辑自身的集体性。

学术期刊编辑职业生涯的危机话语交织着职业内部学术期刊编辑主体双重属性的矛盾性、编辑工作细节的不可见性和职能边界的模糊性等因素，同时也被职业外部更为复杂的技术迭代与体制机制所形塑。从样本的经验材料来看，可以将现有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生涯危机话语总结为两个主要维度，即生存性危机话语与观念性危机话语。

生存性危机来源于职业收入的局限与晋升通道的狭窄。研究发现，学术期刊编辑一般比其他类型的编辑更具有学术精英属性，如表1所示，样本中的编辑普遍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82.3%），有部分编辑（32.7%）在从事编辑工作前有过一段研究工作经历，当“学术期刊编辑大部分来自专业科研人员的转岗，研究人员的职业身份认同要远高于编辑的职业身份认同，无外乎一位资深学报编辑如是说：既然还可以把自己定位为学者的一员，对职业化的‘编辑身份’也就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了”^[1]。对专业研究者的自我认知与对编辑工作辅助性低门槛的职业形象认知之间的矛盾张力导致学术编辑在职业生涯之初的一种落差感，例如样本中有编辑指出：“那会儿，包括我在内，不少人都认为编辑是门槛很低的活计，从科研岗调整到编辑岗，多意味着科研能力欠缺、潜力不大（XHD）。”当这种落差延续到关乎生存的更为实际的职称晋升和薪资收入时，生存性危机话语就显而易见了：“一是职称晋升比较缓慢；二是职业发展受到局限；三是编辑的收入偏低。存在优秀编辑流失问题（ZJG）。”

究其根源，生存性危机话语受到现行学术出版与评价体制机制的约束，充分展现了编辑职业理想与现实间的张力：“职称评定的分割，研究序列参评or编辑序列参评，考核标准不同，但难以对兼及研究工作和编校工作的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特殊性予以全方位的考量（LYM）。”从编辑工作内容要求上看，尽管最初投身学术编辑职业的初衷可能不尽相同，但都需要在日常实践中接受学术生产常规和组织运作常规的规训，在资深编辑的引导下习得专业技能并内化为学术编辑的规范性操作，同时，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又不能仅仅是承担“编务化”的功能，只把刊物工作理解为编务工作，而忽略更为重要的学术洞察力、判断力和鉴赏力的敏感性要求。实践工作中的双重工作属性要求编辑具备“编研一体、以研促编”的自觉，但在考核评价晋升机制中却“对学术编辑采用非学术类普通编辑的评价方式，这是学术编辑难以获得成就感与荣誉感的重要原因（LXB）”。

观念性危机是在生存性危机之上对编辑职业之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反思，这类反思首先表现在对学术交流环境的去中心化的担忧，例如有编辑指出：“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主要媒介的地位受到技术环境变革的深刻影响，导致学术期刊作为研究前沿内容提供者的功能被大大削弱，而更多地成为现行学术体制下‘质量鉴证者’而存在。学者之间交流的便利性使得学术层级结构扁平化，学术期刊及编辑的去中心化愈发明显，期刊的权威性得到‘祛魅’，仅仅成为一种学术认证的制度化工具（CL）。”其次表现在匿名外审制度和编辑部三审制的总体制度框架下，普通编辑的价值式微，导致编辑工作得不到正确对待和理解，以至于“普通编辑就类似于一个初筛的工具，一个只是修改错别字，和注释与标点符号较劲的编校技术工人（LGZ）”。因此学术期刊编辑职业生涯面临普遍性的职业成就感偏低状况。当编研一体的双重身份属性没有得到一个合理有效的激励制度托底，就会造成编辑身份与研究身份冲突下的总体性责任义务模糊，正如有编辑所言：“有时候你会搞不清自己的身份，是编辑？我的职业成就感和自豪感在哪里？如果必须用科研文章的数量来衡量我，为什么我要做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呢？（LGZ）”正是编辑幕后工作难以在前台得到有效的呈现，通常附着或隐没在作者的文章之中的现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编辑对自身工作成就感不足的观念性认知。

危机话语体现出学术期刊编辑群体对编辑职业文化权威失落的担忧，但学术期刊编辑职业文化的话语建构并非仅仅停留在对危机与焦虑的叙事中，而是通过对职业权威的概念化建构来回应上述危机话语，这类重建话语涌现出3种身份表达：从学术价值水平的鉴定人到学术知识交流的策展人，再到学术生态平衡的调理人，表现出学术期刊编辑从消极的中立到积极的参与的职业权威建构路径。

学术期刊编辑的文化权威之一来自学术共同体对以可信任的方式提供高质量审稿的能力的依赖。“编辑需要在编辑部意见、外审专家意见与作者反馈意见的交流中扮演重要的‘学术媒介’的角色（LHT）”。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具备在某一学科专业领域的先验性知识结构和学术洞察力，以便在选题价值、问题意识、逻辑论证、篇章结构等论文质量与价值判断中具备一种专业主义技能：“判断文章质量时第一看选题价值，第二看问题意识，第三看文章架构结构，看过很多篇文章之后，审稿时就会有感觉了（LHT）”，这种感觉正是学术期刊编辑的专业主义。但与学者的理论自觉不同，编辑的理论自觉不仅仅在于某一领域的精深，而在于博观而约取；不仅仅在于专攻，而在于发掘和传播优秀的学术成果^[3]，因为“尽管审稿人能够对于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前沿性和正确性给出判断，却难以精确把握期刊的选题导向和学术风格、投稿的平均质量与分布情况，并且通常并不关心论文进一步修改的潜力（CL）”。因此编辑对匿名评审意见的选择和判断很重要，作为一个学术期刊编辑，其认真程度、专业性和建设性构成了匿名评审质量的主要部分。

策展一词可追溯至其拉丁词源cura——造物主，后被艺术领域用来称呼那些对艺术品进行搜集、整理、储存、评估的专家，形成现代社会对策展的一种工具性定义。^[4]随着智能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流程中多元传播主体的加入、多样态新闻叙事的出现，策展一词也被逐渐引入对新闻编辑职业角色的重新定位中，以此赋予编辑职业荣誉感与仪式感。^[5]策展转向强调的是一种对高价值内容进行打捞与重组的创造性劳动，这与学术期刊编辑在学术传播去中介化的大背景下的职业定位转型具有很好的契合性，通过学术期刊的社会活动能力、学术策展能力与话题引领能力，将原本属于编辑职业素养的“编校工作”的通识化工作转化为集判断能力、创意能力和组织能力于一体的高级学术策展素养。例如“《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微信公众号‘社会学研究杂志’2021年设立了新的专栏《作者手记》，邀请新近刊文的作者为读者分享论文写作背后的故事，希望帮助年轻学者了解名篇背后的‘脚手架’是如何搭起来的（YK）”。学术期刊编辑通过正式的专栏专题策划及非正式的学术沙龙等组织进行主动性、引领性和类型化的学术传播，在学术共同体内激活良性循环的学术交流气候。

学术期刊编辑的重建话语最终落脚到对编辑这份工作的公共价值和利他属性的认同。在样本的自我阐释中，首先，学术期刊编辑普遍提及“学术期刊作为社会公器”的定位，认为编辑有责任也有义务推动高价值学术成果的社会化传播和助力学术共同体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例如有编辑提出“编辑的价值，不在于文字处理，而在于价值引导，推动学术发展和良好的学术生态。例如《中国工业经济》的‘两个公开’——公开论文原始数据和程序、公开部分论文评议过程，开国内中文经济学、管理学期刊之先河（WYM）”。其次，由于编辑在学术发表与出版链条中诸环节的筛选判断作用使得编辑审稿从责任和义务转化为一种可能的权力机制。因此学术期刊编辑需要站在良性学术生态调理人的立场，疏通正常的学术发表通道，以文章质量为第一标准，平等对待作者，给予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博士生稿件以一定的宽容和机会，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关怀与扶持也是学术期刊编辑体现其自身公共属性与价值的方面，例如“《财贸经济》理解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现实处境并在选题、选稿、外审、刊发和推广等各个环节的编辑制度中落实解决问题的切实举措，提高对研究‘新问题、真问题’的稿件的容忍度和耐心（WZX）”。最后，学术期刊编辑维持学术生态平衡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凝聚与学科的发展，从而真正形成国际性的学术话语权。例如“近二十年来，《方言》编辑部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学术公益活动，在促进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下了大力气，主办的学术会议平均每年有4～5场；2013年以来，每年主办1～2种方言田野调查高级研修班，锻炼了队伍，扩大了学术影响力，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SM）。”

职业伦理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和职业的形成而产生的，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所有价值观念、规范体系与主体品质的统一。^[6]学术编辑角色是编辑个体、出版机构与学术出版体制共同塑造的话语产物，多样化的个体特质、职业惯例、组织约束与社会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势必在编辑实践中产生一定的伦理困境。

首先，在处理所谓的“关系稿”上的编辑反思性话语很好地体现了上述困境。学术期刊编辑的工作职责要求其展开对学者群体的多层次社会交往，但频繁密切的交往使得私人情谊在工作场合进行延伸，干预正常的审稿程序，导致产生非正常学术稿件发表的可能空间，引发编辑对自身职业伦理的阶段性困惑与反思。例如有编辑直言：“这些年，从一名小编辑，到开会或其他场合中别人‘恭敬有加’的对象，并不是说我个人的编辑业务能力有了怎样的‘飞升’，或者我的学术判断力、影响力如何突飞猛进，而是学术刊物为我罩上了并不属于我的光环，对此不仅要有清醒的意识，而且断不能依凭自己学术编辑的身份，获取不正当的权力（YBW）。”学术期刊编辑的社会身份、利益获取、社会交往、自我实现主要是通过编辑职业活动实现的，但不应超脱正常的职业边界，使得个人利益与私人情谊延伸至学术场域，干扰到学术发表的程序正义：“编辑的眼里只应有文章或成果，而不应有作者的背景；心里有的应是文章的价值、文章的贡献以及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不应是作者的身份、地位和名气（LJH）。”

其次，平衡好编辑工作与科研工作的边界也是职业伦理反思话语中显现出来的一大主题。尽管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那些付出相同时间与精力，研究成果比编辑成果个人收益更大’的编辑人员，他们留在编辑岗位的意愿以及投入编辑工作的精力与时间是很容易打折扣的……从研究成果上说，有研究能力并愿意从事研究的编辑人员，其编辑工作主要是‘成全’别人的研究工作，但不能或不能直接‘成全’自己的研究工作，这可以说是一种牺牲……如果这种牺牲不能在机制上有所补偿而形成激励，那么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是，编辑队伍及其工作状态的不稳定（JCW）。”但与其他职业相比，学术期刊编辑职业的正规化与合法化过程并不是要将编辑的知识场域与学者的知识场域进行边界区分^[7]，而恰恰相反，两者在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情境中是“编研相长”的。“尽量做好研究，研究做好了，才能与学界展开充分、平等的交流与合作，才能真正把握学术发展方向，了解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实际上，编研就好像是两套武功，各有各的套路，各有各的讲究。但两套都练好了，绝对是可以相辅相成的（SM）”。学术期刊编辑工作与科研工作一样，“也是一门学问，只不过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是以论著的形式发表出来，而编辑的成果则隐含在科研人员的文章内，让科研人员的成果能更好地展示出来（LXL）”。但编研结合的内涵是多元的，“对于‘学者型编辑’要有恰当的理解，避免陷入‘学者型编辑=发表学术论文（著作）’的思维定式（ZFXF）”。将编辑技艺与专业学问融会贯通于编辑主体的学术眼界、学术素养与学术判断，最终实现对学术交流的增益和学科建设的贡献。从表1中可以看到，有46.2%的编辑明确提及应当鼓励形成编研结合的工作属性，在对52位编辑职称序列的统计中也发现高达94.2%的具有高级职称，而在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中有42.9%是研究员序列的高级职称，也反映出编辑人员在选择晋升通道时的融合性。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指出：“我们的使命绝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始终不会感到厌倦、始终不会松劲、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他还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编辑职业文化话语中折射出马克思在职业选择思想中提及的利他与利己的辩证关系。

首先，在学术期刊编辑寻求职业专业化与合法性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边界划定与边界突破的矛盾，即作为学术期刊编辑的主体在区分自身的编辑身份与学者身份的界限时难以形成清晰的划界，而真正达成职业权威的编辑主体恰恰是在编辑身份和学者身份边界的重合地带扎根的那群人。因此，编辑职业文化的话语构建重点不在于区分而在于阐释，阐释作为学术期刊编辑在学术判断、学术鉴赏、学术服务与学术引领中的专业主义，从而明确编辑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合法性位置。从学术期刊管理的角度来看，应该打通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人才区隔，形成“研而优则编，编而优则研”的“旋转门”机制^[8]，并配套保障和促进“旋转门”机制得以顺畅运行的晋升转换通道与激励措施，在体制机制上建立学术期刊编辑与学术研究人员平等地位，鼓励研究人员与期刊编辑双向输送和任职。

其次，仅仅把机构归属或职称序列作为物理边界建构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权威难以形成可持续性的学术期刊发展人才支撑，而把职业文化话语等柔性边界作为职业权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可能形成一种共享的、可传承的学术期刊人才建设体系。将学术期刊编辑从业者群体看作一个“话语共同体”，从他们的话语实践中去找寻学术期刊编辑职业权威的根基，突出编辑工作的公共性意义，构建职业理想与职业情怀的话语策略，正如有编辑所言“编辑是一种经验，编辑是一种学问，编辑是一种情怀”。从学术期刊服务的角度看，可以充分发挥学术期刊编辑的学术知识策展人和学术生态平衡调理人的角色，延展学术期刊编辑的职能范围，构建学术期刊编辑作为学术交流媒介的职业气质，提升编辑职业的社会可见性与认可度，从而凝聚学术共同体，形成职业自信。

最后，中国语境下的学术期刊编辑职业文化建构具有深刻的中国式特征，尤其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学术期刊编辑作为一个独立发展的职业群体，在中国学术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肩负了重要职责。学术期刊编辑职业文化的话语建构本身也是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并且能够促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中国式学术编辑职业文化话语表现出鲜明的公共性、集体性与传承性特征，通过对学术公共利益的价值感、集体荣誉的归属感以及学术传承的成就感的反复强调，更好阐释和理解变动不居的学术出版环境下编辑职业的边界、权威与合法性问题。从学术期刊建设的角度看，应当突出学术期刊编辑职业范式的中国式特征，重视职业文化的传承性，从编辑工作的集体主义寻找编辑身份认同，回归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