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是指导无产阶级出版实践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其内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演嬗之中，是特色鲜明、内涵丰富、与时俱进、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需要从生成机理上明晰其演变脉络，从内涵特征上明确其核心要义，从实践进路上明了其赓续路径。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无产阶级在出版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出版主体、出版原则、出版规律、出版方法等内容的本质看法及规律认知。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精髓要义，需从理论基础、实践经验、现实境遇等方面探究其生成机理。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出版理论，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组织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初步形成，并在指导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出版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重要思想源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出版理论，对出版的政治功能、出版自由、传播功能、版权意识等基本问题作了根本性阐释。马克思将出版活动贯穿于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其所强调的出版的政治功能。一是着眼于发挥报刊的理论阵地作用，指出党报党刊作为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1]179二是聚焦于揭示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强调出版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了出版物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自由是马克思出版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他从人民报刊的自由性出发，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1]201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出版的传播功能及版权意识等方面做了相关阐述。

其次，列宁继承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出版理论，对出版的报刊功能、编辑原则、党报党性、出版自由等重要问题作了突破性贡献。列宁立足于俄国现实国情，以国际工人运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逻辑，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出版观。一是阐释党报功能，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2]二是确立编辑原则，他指出：“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3]三是对党刊党性原则及衡量标准进行论述，他强调党的出版物和写作事业应坚持鲜明的党性立场。四是阐述了出版自由的阶级性等内容。列宁的出版观曾启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发展，在经历了十月革命检验后，这种影响愈加明显。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出版理论和实践融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初创阶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高度重视出版宣传工作，党的第一份决议、第一个纲领就对出版工作作出了规定、提出了要求。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将新闻出版、舆论宣传作为我们党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通过积极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自觉运用党报党刊等出版媒介，宣传党的革命政策、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开展政治军事斗争等。可以说，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在理论学习与出版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出版思想，其中包含党性原则、党报的功能作用、“四性一统”原则、坚持出版的真实性原则等系列出版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深刻洞察到，“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5]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推动出版事业除旧布新，中共中央对新形势下出版事业的相关政策、接管统一问题等作出指示，并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例如接管和统一全国新华书店、没收改造官僚资本的图书出版业、出台相关出版工作管理条例等，推动出版物的品类和数量大幅增长。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家办报”思想，强调“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6]，并将其作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出版工作的行动指南，不断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化阶段。这一时期出版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对外出版方面，党通过加速推进出版领域改革，实施出版“走出去”战略，不断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出版事业。邓小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和任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新探索，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国家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7]，并将社会效益作为出版最高准则。江泽民将舆论导向与党和人民的福祉紧密联系起来，为做好舆论引导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胡锦涛提出新闻出版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针对新形势下出版环境作出了具体部署。这些出版经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

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逐步成熟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和汲取中国共产党出版经验基础上，从建设出版强国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出版活动的新理论新目标，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版工作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强调要树立大宣传的出版理念；提出要加快媒体深度融合；注重提高出版内容质量；推进全民阅读，倡导构建书香社会；并对出版规律、出版学科建设、科技期刊建设、人才培养、出版国际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作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成为新时代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鲜明的时代语境。基于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出版强国成为我国出版事业最具针对性的现实场域。进入新时代，我国出版行业空前繁荣，尤其是随着出版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不断融合及中外出版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版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对出版事业如何在内与外的时代考验中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就国内形势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版行业面临诸多变化。从媒体环境来看，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出版产品的内容和结构、民众受众的心理和习惯都在发生变革，给出版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从社会环境来看，出版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与出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亟须文化领域的高质量出版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从市场环境看，疫情冲击带来的图书出版的生产、营销一度停滞甚至遭受重创，出版市场乱象、内容趋同、精品缺乏、管理混乱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从舆论环境来看，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各种风险，引导社会舆论的任务更加艰巨等，这些突出问题倒逼出版业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的功能被不断增强和放大。

就国际形势而言，在出版全球化及国际化大趋势下，文化出版竞争力日趋激烈。尽管我国出版在版权输出、跨国投资、合作运营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和系列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西强我弱”的国际出版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国际化出版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例如出版机构主体地位缺失、出版活力缺乏、国际化理念缺位，加之国际化出版在观念、语言、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出版国际化程度不高、文化引领作用不强、对外传播力及国际竞争力不足，全球辐射难度加大，我国出版国际化之路仍任重道远。

基于此，新时代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指导作用，不断巩固扩大主流意识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环境变化，深入思考出版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解决现实难题中不断探索中国出版创新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路径。显然，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是回应内与外时代考验的形势需要及现实观照。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8]“六个坚持”全面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真谛。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体系、丰富内涵和遵循原则，需从以人民至上为导向的出版主体论、以自信自立为品格的出版原则论、以守正创新为引领的出版认识论、以问题导向为驱动的出版实践论、以系统观念为核心的出版方法论、以胸怀天下为理念的出版开放论等方面加以阐释，它们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

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价值前提，是着眼于理论创新主体性、对象性及目的性的价值判断。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9]，“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0]，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根本观点。坚持“人民至上”的出版导向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党在百年出版实践进程中“追求真理、掌握群众”的深刻总结。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本质上是要解决“为谁出版、为谁立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我们党的初心使命。从毛泽东“为群众办报”思想、到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都始终将出版作为人民群众的发声器、传声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文艺工作座谈会等多次会议中，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行系统论述，深刻阐释新形势下出版工作的根本方向和历史使命。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11]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他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12]等，这些论述都为新时代出版工作划定了价值航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8]这一重要论断坚持和发展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理性思想，旗帜鲜明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历史主体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和新境界，也是党和国家出版事业的力量源泉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版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版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内容好、制作精、形式多的出版产品和服务做到人民心坎上，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自信自立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精神特质，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习近平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13]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决定着中国出版的未来走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出版经历了从出版弱国到出版大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的独立自主的探索历程。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14]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先后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理论等，为新时期出版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高度的中华民族自觉，把文化自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其作为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不断推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8]习近平的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的政治立场，凸显了自信自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意义，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根本特质。可以说，以自信自立为品格的出版原则论，源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坚定信仰，源自于对建设社会主义出版强国的使命担当，源自于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奋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版工作只有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才能不断增强植根血脉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更好担负起时代赋予出版的文化使命。

守正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社会变革、实践深化、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百年出版事业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原则，坚持立足“守正”与“创新”两个基本方面，将其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全过程，并不断注入新的时代特色和内涵。从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到邓小平的“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江泽民的“办通讯社、出版社，都要有政治家素质”、胡锦涛的“政治家管宣传、管文化”，再到习近平的“党管媒体”理念，深刻诠释了我们党始终在守正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发展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守正创新这一重大命题进行阐述，特别是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15]，这一论述对于加强出版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8]这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报告提出的“三个坚持”与“两个敢于”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延续与跨越的辩证统一，大大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具体而言，坚持出版工作的守正，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指导。习近平强调，“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8]这要求出版工作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出版的科学理论；其次是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8]出版工作需自觉将出版内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等精髓内容，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真正发挥出版在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中的积极作用。坚持出版工作的创新，即在坚持“两个结合”根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和中国出版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发展之路。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8]二是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出版工作要在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的基础上，积极回应时代关切，不断创造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时代出版物。三是创新运用“互联网+出版”“科技+艺术”等出版载体，激发文化创意灵感，增强文化传播效果，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原动力。马克思强调：“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6]毛泽东也曾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17]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时代之问，始终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毛泽东的出版思想主要回答了党如何运用报刊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创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邓小平的出版思想主要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出版工作如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出版工作的行动要求，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版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着力推动出版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正是基于对出版工作的重大时代课题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8]，进一步强调了问题在理论创新中的导向性作用，表明了理论只有在自觉发现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其特有的生命力，这亦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鲜明体现。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18]深入研究出版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要将中国出版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树立问题意识，不断推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攻坚克难中与时俱进。其一要有发现问题的敏锐。习近平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9]新时代出版工作需准确研判形势，善于把握大势，及时发现问题，厘清出版业跨越式发展的瓶颈，切实增强出版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其二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8]，面对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出版工作要勇于触及矛盾，要有敢于正视问题、破解问题的勇气与担当。其三要有解决问题的自觉。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20]在聚焦和解决出版实践过程中的新问题时，要自觉对照形势发展新要求，抓紧解决出版工作长远且关键的重大问题，切实补足薄弱环节；要自发对照舆论宣传新态势，抓紧解决舆论导向偏离主流的关键问题，切实加强舆论掌控；要自行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抓紧解决出版工作中违背群众路线的突出问题，切实推动成果共享。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维方法，是我们党最具基础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1]恩格斯也强调：“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22]从百年出版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客观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必然联系等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作为出版工作的科学方法论，围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党的工作大局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论的基本规律和逻辑思维，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出版工作的新方略，为新时代出版事业提供了根本方法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8]，深刻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和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正是运用系统观念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演变规律，其主要处理的是“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8]，出版工作只有坚持整体谋划、协同推进的系统观念，统观出版全局和局部、协调速度与质量等，打造即时性与整体性相结合、阶段性与连贯性相结合的出版内容，才能避免出现出版规划的散乱性和片面性，形成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效应。报告还指出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这是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科学思维方法，出版工作只有学好用好这些科学思维方法，以系统思维聚合力，用系统方法谋全局，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确保我国出版事业在又好又快的发展中行稳致远。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总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传统，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理论基础上，用世界眼光关注、思考、审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出版宣传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就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23]，并明确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4]的重大命题。邓小平指出：“中国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2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坚持文明互鉴、开放共享的出版理念，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天下情怀，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围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出版理念发表一系列论述和讲话，科学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独特品性推向更高阶层。习近平强调：“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26]，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实际。新时代以来，我国出版事业始终立足于中国、放眼于世界，坚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积极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出版交流，为推动国际出版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8]这一宏大论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人类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世界视野和责任担当。迈向新征程，中国出版应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版理念，积极实施国际出版建设大工程、开展出版国际合作扶助政策等措施，努力打造“出版国际化”外向拓展模式，彰显出中国出版的实力和文化自信。深刻领会坚持以胸怀天下为理念的出版开放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独特情怀，进一步坚定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贡献的信心和决心。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9]501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新时代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特征和理论内容，旨在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现实，实践地指导出版更好地为党和国家事业服务，开创新时代出版事业新局面。

出版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的前沿主阵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首先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8]，道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新形势下国内外出版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各种错误思潮带来的挑战层出不穷，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正确引导舆论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迫切需要出版战线更好发挥作用。

一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这是巩固出版意识形态主阵地的根本原则。“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8]，深刻揭示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所在。坚持党性原则，即是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出版内容、出版方式等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做到在出版立场、原则、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最大限度发挥党在出版事业中引导舆论、凝心聚力、服务社会的作用，不断巩固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自觉服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需，确保出版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是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巩固出版意识形态主阵地的根本前提。出版战线必须肩负起弘扬主流文化的重大使命，做大做强正面宣传，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重大活动等内容，积极推出一批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展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辉煌成就、探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出版主题，特别是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出版作为长期重大政治任务，以文献精编、理论专著、通俗读物等多层次体系全覆盖出版，充分发挥“融媒体中心”和“学习强国”等平台作用，在更大范围内彰显主流出版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提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至上，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8]新时代出版工作如何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前提下，真正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出版工作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重要观点。习近平指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也就是坚持党性。”^[27]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出版观，就是要融汇党心民意，找准党和政府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结合点，把正确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群众心声、满足读者需求统一起来，形成党和人民上下齐心、命运与共的舆论生态，出版工作才能有底气、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

二是尊重人民的出版主体地位。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新时代的出版事业要积极聚焦人民的实践创造，遵循出版服务于人民的价值目标，弘扬“开门办报”的优良传统，充分集中民智，全力汇聚民力，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努力出版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优秀成果和精品力作。

三是贯彻出版工作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人民至上理念从价值层面到实践层面的延展，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贯彻出版工作的群众路线，一方面，要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积极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扎根群众，掌握生动、丰富、真实的一手素材，创作出“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作品；另一方面，要不断探索群众工作方法，注重调查研究，通过召开座谈会、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深入群众，结合群众实际，总结群众经验，反映群众心声，回应群众关切，真正做到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

进入新时代，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当前我国出版业呈现总体繁荣的发展态势，文化创作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但内容质量不高、原创精品不足、民众认可度不强等问题仍未完全破解。如何创作出精品力作，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进出版高质量发展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是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内容质量是提升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强化精品意识的原则，把创新内容、创作精品、提高质量作为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和生命线，遴选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凸显主流价值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好出版数量与质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导向与市场导向的关系，真正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提升质量，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端正创作思想，挖掘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出版选题及内容，杜绝把市场需求作为出版工作的唯一风向标，用健康向上的好书力作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

二是以融合发展为支撑。大数据、人工智能、二维码识别、AR/VR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为出版领域带来新动能，但也对出版业的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成为出版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出版业一方面应紧紧跟随科技革命的浪潮，加快助推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有机融合，实现二者在渠道、平台、管理等方面的有效对接、优势互补，推动优质出版资源的一体化生产、多渠道发布、最大化传播；另一方面，要坚持以“技术赋能、改革创新”探索出版业新的呈现方式、载体方式及传播方式，积极打造集文化服务、红色旅游、党建、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出版资源库，实现跨界融合、版权衍生和沉浸式体验等出版探索新方向，为出版业发展积极赋能。

三是以人才队伍为保障。建设一支肩负新时代出版使命的人才队伍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一方面，要加强人才队伍的政治理论和业务能力培训，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主题教育，引导出版工作者提高政治素养、理论涵养及党性修养，锻造政治定力，增强政治鉴别力，不仅要把好出版政治导向关、价值取向关、出版质量关，还要不断提升选题论证、价值评估、文字编校等专业水准，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编审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快创新出版人才培养机制，从领军人才、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智库建设、国际交流等多方面完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为新时代出版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阅读是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方式，也是出版业永葆旺盛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习近平在首届全国全民阅读大会上就强调：“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28]他在2019年8月21日考察调研读者出版集团时也指出：“要倡导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8]新时代以来，随着网络书店、有声阅读、移动阅读、沉浸式阅读等新兴阅读方式的出现，促使出版技术、出版生态、读者对象都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出版业一方面要尽快完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通过借助新闻客户端、微信小程序、移动端App等各类新媒体阅读平台，建设线上线下相融合的阅读空间，打造作者、读者、编者共同对话的交流平台，满足不同终端受众的个性化需求，以适应数据化、智能化的阅读趋势，同时也要加强实体书店对推动全民阅读的堡垒作用，加快实施实体书店扶持政策，确保屏读和纸本阅读相得益彰、互相补充，形成出版业高质量服务产业链；另一方面，要加强全民阅读的宣传推广，加大优质阅读内容供给，组织开展有品质、有特色、有重点的阅读活动，引导人民群众提升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做全民阅读习惯的倡导者、引领者、推动者，促使书香中国建设深入人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8]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引起的出版领域文化冲突、传播霸权、意识形态对抗等矛盾日益凸显，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提高出版的国际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需要出版业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坚守中国文化主体，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出版业一方面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出版话语体系，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出版理念、主张及方案，科学、理性、有效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要精心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加快设立重大国际出版工程项目和计划，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为海外读者提供看得懂、易接受、会欣赏的文化精品，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二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国出版更好走向世界。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9]中国出版在坚定中国文化立场的同时，要保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同海外“他者”展开卓有成效的出版对话，通过出版贸易、版权交易、经典翻译等实现国内、国际出版文化双向联动。一方面，需推进国外出版成果的本土化，大胆借鉴、引进、吸收海外出版的有益成果及相关理念、方法、技术，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发挥独特作用；另一方面，需加强我国出版成果的国际化，通过培养跨文化的国际出版人才、举办国际性出版学术会议等，实现出版最新成果的跨文化交流和互鉴。

三是牢固树立世界眼光，建设合作共赢的出版开放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9]中国出版一方面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文化课题；另一方面，要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合作，不仅要在出版物翻译、制作印刷、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国际合作，提升参与主动性，还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大力发展“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言立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出版的智慧和力量。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命题运用，是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出版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要典范，是集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强大的思想指南和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生动写照。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一以贯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出版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生机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出版工作必须强化理论自觉，将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强国的强大力量，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更加坚定的必胜信念、更为强烈的文化自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出版事业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