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新的变化，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党的二十大报告审时度势，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系列新论述为出版工作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主题出版工作者需要深化对中国特色出版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积极推动主题出版工作融入党和国家战略，并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方法论突破。

主题出版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相关论述对主题出版发展的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给主题出版提出了新的发展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主题出版呈现中国当代发展格局的整体方向，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诠释从深层次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因，把握这两个着力点，有助于解答中国发展道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两大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建立在中国具体的国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创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路径和现实成效，形成了内涵丰富又具有独特性的理论表达，但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还相对浅显，主题出版的相关探索落后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内容、实现路径和政策解读还未得到系统总结和提升。2022年，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进行了先行探索，纷纷推出中国式现代化相关主题出版物，但对于这一复杂命题，需要更多出版机构的参与，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梳理和策划，推出更多可读性强、角度新颖、容易理解的通俗读物，推动理论构建和话语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进行党的重大理论创新，需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阐释和认识，给主题出版提供了实践空间。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强，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下，主题出版对“三大规律”的诠释能够提升国内国际社会对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认识，为推进和筑牢中国之治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认识工具。

当前，主题出版在党的政策文件梳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但对执政理念、社会主义建设、人类文明发展等方面的行为逻辑和理论阐释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主题出版对“三大规律”的解释力度不足，而西方学者的研究存在较大的他塑性和部分误读。因此，主题出版迫切需要在相互联系的、历史的视角下深入研究和阐释“三大规律”，需要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多方比较，才能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丝剥茧，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形态，也需要在历史长河中总结国内外政党执政和建设的兴衰成败，吸取历史经验，解释中国跳出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规律。^[1]

主题出版选题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开始拓展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领域。传统文化与主题出版的关系，引发了学界对主题出版边界的频繁讨论。这一问题的根源来自“三种文化”存在一定隔阂。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文化认同危机问题凸显，一方面表现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断裂，有些群体和民众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不认同，一方面表现为对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淡化和轻视。^[2]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系列论点为主题出版重建“三种文化”的延续性提供了答案和要求，并立足现实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两个结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拓展与理论的升华。“两个结合”，尤其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主题出版的重大激励，二者如何对接，将形成主题出版实践的重大突破。尽管学界从理论上不断强调主题出版的政治性与文化性的结合^[3]，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主题出版更多呈现的是政治价值属性，文化价值属性相对较弱。从最开始聚焦“四史”的红色出版，到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的拓展，主题出版事业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和方针，在巩固和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政治价值取向成为其本质特点。“两个结合”提出后，主题出版需要推进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融通，出版机构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升华具有时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理念和智慧，融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4]、民族精神建设等领域，寻找现代化建设成就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和文明根脉，展现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中国经验。未来，主题出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实践必将有效实现主题出版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创新点，厘清二者关系是主题出版进行文化建设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主题出版有两方面的启发。一方面，主题出版要善于挖掘、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性，尤其是找出它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契合之处，帮助读者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看到党的执政理念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融通，增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对党的信仰。另一方面，主题出版在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如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方法论、系统观、历史分析方法等。主题出版在挖掘优秀传统文化选题时既要与时代需求、时代主题做好呼应和对接，又要在故事的表达中使用符合现代社会理念、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元素，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一脉相承的关系，“三种文化”上升为时代主题。对如何理解“三种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出了答案，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明确了主题出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大以后，主题出版走出党史、军史、国史的殿堂，开始在“三种文化”中发掘灵感，进行复合性选题策划，出现了许多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站位高远的精品力作，让读者对“三种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入。尽管如此，当前“三种文化”领域的主题出版实践仍然存在一定的隔阂和误区，主题出版的历史寻根意识稍显不足，对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探索不够充分。面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发展、新变化，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明晰了主题出版“三种文化”的结合方向，为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基本原则指明了方向。主题出版的发展体系将形成“一点三线三面”的锥面体结构，即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三种文化”选题为内容支柱，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支撑的整体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导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申、强化、提升了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地位。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显著成效，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一些意识形态风险问题，如对党的认识淡薄、信仰弱化、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足、错误思潮不断在网络发酵等。主题出版在近十年不断推出精品，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有力回应了文化思想领域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经受住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和考验，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文化支撑。

在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国内外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价值观对话与冲突相互交织，在国际舆论场，无论是媒体空间还是学术话语空间，冷战思维仍具有较强韧性，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类社会思潮将长期并存。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深入，舆论再生产能力增强，政府参与舆情治理和舆论引导的难度将持续加大。主题出版在建设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导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责任更加重大。当前主题出版仍然处于量级发展阶段，双效俱佳的主题出版物数量有待增加，融媒体发展成效还不明显，主题出版需要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方向，尽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主题出版在当下已经成为一项自觉性较强的出版活动，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是未来出版的主要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培育创新文化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为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维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将有效拓展主题出版的内涵与功能。当前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的传播和引导相对薄弱，科技类主题出版需尽快培育健全、成熟、系统的科学文化。党的十九大之后，科技类主题出版应运而生，成为主题出版领域最重要也最具有潜力的板块之一。从既有的出版情况来看，科技类出版社（以下简称“科技社”）参与主题出版的积极性还有待增加，除了一些中央级科技社（如人民邮电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和少数地方科技社（如浙江科技社、江苏凤凰科技社），在主题出版领域投入较多、表现突出，大多数科技社的主题出版参与度不高。在主题出版选题布局方面，大多数选题聚焦少数几个代表性科学家，人物发掘力度不够；对科学家精神的诠释不够全面，在家国情怀之外，还需要深化对科学家创新、贡献、务实、协同、育人等精神的认识；科普类主题出版选题还要进一步拓展，现有的科普著作数量虽多，但以版权引进为主，“国之重器”等科普选题数量还有待增加。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培育创新文化的要求，将进一步引导科技类主题出版丰富主题出版的内涵，服务国家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的观点，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这一立场渗透进了国家制度设计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出版，第一，在价值导向上，突出人的全面发展和主体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通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个体行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民众对共同价值理念的认同感。第二，在主题策划上，主题出版应密切关注读者的需求和兴趣，将读者关注的领域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深化读者思想认知和知识获取，在对象的书写和语言表达上，以接地气的故事折射大题材、反映大道理，让读者能读懂、易接受。第三，在内容创作上，主题出版要深入群众、深入现实生活，扎根一线，创作出真实、立体、全面、深刻的故事，真正融入读者的日常生活。第四，在渠道建设上，贴近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内容的融媒体创新、营销渠道的全媒体建设、读者反馈的大数据分析等进行阅读推广。第五，在效果评估上，以市场数据和读者数据作为参考。读者反馈能够检验主题出版功能是否真正得以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出版理念将拉近党和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如何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的新文明交往观，并提出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切入口，增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为主题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新范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的文明交往观，即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新文明观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理念，并试图改变当前文明交流中的冲突对抗形态，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范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传统地缘对抗观念越演越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危机日益严峻，这些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协同，依靠文明对话、文明互鉴才能实现。在既有的“走出去”图书中，出现了不少展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为国际读者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提供了窗口。例如，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输出波兰文版、蒙古文版，外文出版社的《命运与担当：如何看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输出阿拉伯文版，但文明交往观的理念阐释类著作尤其是学术著作还比较少，类似的主题出版物的数量和内容深度还有待增加。在叙事上，主题出版还需要认真梳理、挖掘中国文明交往成果和发展理念，并将中国文明放到传统文化和全球文明的整体框架下考量，阐释新的文明交往观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合理性，这样才能增强说服力，真正改变世界文明交往的话语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与以往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是一脉相承的。近年在国家的系列政策、出版工程、财政支持等推动下，出版“走出去”的形式、数量、主题大幅增加，中国声音的表达空间进一步拓宽。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蔓延，规模化、形式化的文化“走出去”并没有减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深化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提出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对出版“走出去”在叙事表达和传播效果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传播需要实现从量的增加到质的升华。

现有主题出版“走出去”还存在一些问题，在选题策划上，出版机构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受众认知不足，往往是将国内做成功的主题图书通过版权输出或直接翻译的方式出版，未根据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度、兴趣点、共鸣点调整内容和主题分布；在发行上，出版机构还没有完全打通本土的营销渠道，仍以对海外图书馆和文化中心的赠书、海外华人书店和少数中国书架为主，传播效果有待提升；在叙事方式上，出版机构往往注重单向灌输，回避问题，书名设计不接地气，逻辑说服力不足。^[5]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传统文化“走出去”，需要一一化解以上问题，如在诉诸理性的讲道理之外，主题出版应注重建立基于情感共鸣的感性传播，将故事作为承载情感的叙事文本。总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将引导主题出版在版权输出数量、市场发行量、读者评价、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以提升主题出版物的国际传播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主题出版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新的要求，主题出版机构需要革新对主题出版功能的认知。

在既有的主题出版研究和实践中，通常强调主题出版的举旗定向、凝聚人心功能和“双效”统一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主题出版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如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与转化进行理论创新，这从生产流程的上游对主题出版机构进行了重新定位。主题出版机构必须革新对主题出版定位的认知——主题出版与一般的出版活动不同，主题出版要做内容创新的总枢纽，从上游的选题策划环节开始，调动、组织、生产内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理论的创新发展。一方面，主题出版在组织、生产、推广、传播等环节的投入，将使更多理论创新成果走向广大普通读者，甚至走向国际社会，深层次建立读者对国家和制度的信任和理解。另一方面，主题出版在主题选择和内容组织方面更依赖编辑团队的把关、引导和提升，这样产生的理论成果能更好对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形成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话语地位。由主题出版工作者与学术研究者形成的共同体，有利于产生全新的内容创作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主题出版机构必须重视出版上游的内容组织环节，深入认识新时代赋予主题出版的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主题出版理应立于时代潮头，成为“三大体系”构建的深水港和文化高地。这一定位是由主题出版区别于其他出版的差异性所决定的。与大众出版相比，主题出版站位高、立意深远，更加关注国家发展前沿和民族命运，引导个体与时代的连接，启迪民智，这使主题出版的精神土壤更丰厚。与学术出版相比，主题出版是动态的、开放的，包容性强，近年来部分学术著作已经转化为主题出版物，走向国际市场，有效推动了“三大体系”的构建。

主题出版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在构建“三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首先，主题出版整合了传统出版产业链的生产要素，实现了政策、技术、人才、资金、信息、市场的有效融合，能够在话语体系构建上调动所有关联的生产要素，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成为文化资源要素的配置高地。其次，主题出版已经成为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引领地，市场上不仅出现了众多学术类主题图书，还出现了文学、绘本、科普类主题图书，读者覆盖面更加广泛。主题出版甚至与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剧本杀等新兴的文化业态相互融合，多元的产业形态将抽象的理论术语进行转化，增进普通读者对“三大体系”的理解。最后，主题出版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内容板块，改变了以往国际传播中过度关注中国武术、中医药和中华美食等符号的状况，真正开始构建和传播“三大体系”。“三大体系”是主题出版实现文化高地建设的基础和养料，未来的主题出版实践必然引领思想的时代变革。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基础上，在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从人民立场看，主题出版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来自民主制度规定、执政实效和历史逻辑中的人民选择。^[6]然而，光有人民立场的制度规定是无法培育政治认同的，它有赖于政治沟通和文化沟通，以实现情感归属的转化。中国社会转型先后出现了群体和地区的差异分化，矛盾时有发生，在思想领域，现代性又割裂了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平衡，在物质充裕和价值多元的环境下，个体对政治规范的评价不再是集体意义和国家意义上的公共善，而是原子化、可计量的局部利益，进而产生了主义与认同的分化。一些外来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借助网络空间发酵，一定意义上动摇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减弱了政治认同。^[7]

在公共性的缺乏和真空中，需要重建人民性这一整体概念，主题出版成为政治沟通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主题出版要把握读者需求，尤其是在面对理论困惑、政策困惑、新问题、新现象时及时给予解读，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沟通纽带，以春风化雨来培育人民的政治信任。党的二十大重申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主题出版要将党和国家的政策主张与人民群众的呼声有机结合，做好政策和民意的上传下达，完成从政策驱动向舆论宣导的转变。

与制度规范对人的行为所形成的直接性、即时性约束相比，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无形的，但更持久、深入。文化是通过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网络设备等内容载体进行传播的，长期以来，这些媒介主导了信息流动的方向，继而产生强大的舆论场和话语霸权。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的出版机构通过兼并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互联网时代之后，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持续存在的数字鸿沟，国际传播的信息流向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价值观念等不断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西方发达国家构建了强大的话语体系和舆论场，继而影响他国受众的认知和思维定式。出于历史、意识形态、政治等因素，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一些误解。要破解这样的局面非一时之功，也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慢慢培育文化理解的种子，潜移默化影响国际受众。

在新时代，我国提出的以文明对话和互鉴为基础的新交往观已经获得全球大多数国家认可，我国在出版“走出去”领域所推行的经典互译工程正在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交往观。优秀的主题出版物思想深刻，容易让人信服，因此适合做情感交流、精神传承的媒介。主题出版机构理应认识到图书与新闻媒体的区别，在选题策划和内容生产上探索有效的主题出版机制，增进国际理解。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系列理论创新的推动下，主题出版在文化建设中将呈现新的发展规律。

从主题出版的管理工作来看，从中宣部每年部署主题出版工作，到党和国家相关部门对主题出版工作的政策支持、项目带动和财政投入，再到中宣部出版局自2022年开始组织评选国家出版智库，主题出版的顶层设计更加健全、深入，主题出版工作在未来将更加系统、综合、全面。

在组织模式上，主题出版工作已经实现了系统性的升级与转化。最开始主题出版工作是临时抽调社内部分人员，未建立常态化机制。近年来，一些出版社强化了顶层设计，围绕主题出版的人员配置、绩效激励、管理工作等制定了专门的文件，一些出版社创新了主题出版的运作模式，如将原有时政部门升级为主题出版中心，或者组建新的主题出版部门。在管理工作之外，主题出版在数字化融合、市场化运作、大众化阅读、产业链融合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实践更加丰富全面。

主题出版功能将从过去更多强调政治导向、凝聚人心向政治导向、凝聚人心、文化交流、理论创新全方位转变。主题出版最开始以阐释、解读、传播党和国家政策为主，更多强调服务党和国家战略。专业出版与主题出版的融合，如科技类主题出版、少儿类主题出版发挥了立德树人、培育社会精神和文化风气的作用。学术出版与主题出版的融合推动主题出版在构建学术话语体系、组织理论创新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后，主题出版地位更加突出，功能更加全面，逐渐发展成为全局性事业。

主题出版工作始于围绕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会议、重大节庆点等进行的选题策划，时间紧、难度大，“应时而生”的特点加大了主题出版的创新难度，这种难度与作者资源缺乏、市场竞争激烈、编辑策划能力不足有关，造成一些主题出版物可读性不高、市场辨识度低的问题，大大影响了立德树人的效果。

随着主题出版投入力度的加大，市场上出现了精品代表作和特色模式。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立足本地，推出一批宣传党的诞生地的精品力作，刘统教授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是“双效”合一的代表，在国家级奖项和市场发行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主题出版与其他出版领域的融合已经成为常态，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推出的系列少儿主题出版物，人民邮电出版社推出的科技类主题出版物，品牌效益初现。未来，主题出版将回归出版初心，从应时畅销书向精品长销书转型成为主题出版发展的必然趋势，主题出版同质化、形式化的困境会逐渐得到改善。

新时代主题出版工作已经由党政类出版社的政治任务转变为出版机构的自觉担当。^[8]主题出版最开始被当作政治任务，自上而下驱动，“双效”俱佳的作品相对较少，出版机构以党政类出版社为主。党的十九大之后，在学界的推动下，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空间进一步拓宽，一些优秀的主题出版物给出版机构带来了品牌信誉和经济效益，再加上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出版机构参与主题出版的主动性有所提升。在党政类出版社之外，大学出版社、科技出版社、少儿出版社等不同类型的出版机构纷纷进军主题出版市场，通过复合性、市场化的出版运作，使主题出版物更加丰富多元，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主题出版创作者，并针对读者特点开展灵活多样的主题出版物营销推广活动，这些都是出版机构主动作为的结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相关论述强调主题出版需要接入上游的内容建设，进行理论创新，同时强调主题出版在构建“三大体系”中的战略作用，主题出版地位的跃升必将进一步增强出版机构的主动意识，主题出版选题空间得以进一步拓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选题将会产生新的成果，可以预见，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将成为驱动主题出版未来发展的主要推力。

中国是世界秩序重构中的关键变量，只有将中国的发展定位到国际秩序中才能认识到主题出版的战略意义。中国出版业竞争力相对较弱，国际议价能力相对不足。在国际舆论格局上，中国和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强化了西方国家对华的战略警觉，“冷战”思维仍然影响着对华舆论，加剧了国际舆论体系的复杂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主题出版在未来必然要从国内市场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转变。在国内市场，主题出版物以政治性读物为主，主要功能是培育主流价值观、滋养民族精神；在国际市场，主题出版的定位和功能将产生新的变化，更加强调文化间的沟通与对话，中国出版机构可以推出更多阐释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主题出版物，增进国际受众对中国的理解。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深度卷入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关系变革中，中国提出新的文明交往观、新的国际关系理念需要借助主题出版物进行总结和表达，从而加快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步伐。

党的二十大报告既同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主题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新阶段的新要求，为主题出版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主题出版见证并记录了中国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推出了不少质量佳、内容新的优质作品，构建了正面、良好的舆论生态。今后，主题出版将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凝聚文化建设的强大力量，在选题结构优化、管理方式改进、出版质量提升、传播方式创新等方面形成新的发展格局，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