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已经成为中国出版实践创新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技术融合到产业融合，从出版融合到融合出版，从“相加”“相融”到“深融”，这一线路图可以看出融合出版活动不仅是一种新兴出版范式，更标示着新一轮的出版改革与创新。伴随融合出版实践的深入，其相关研究亦呈现出不断深化的发展趋势。融合出版研究的进路、理论维度和核心议题构成了融合出版研究的知识系统。为了更好地厘清融合出版研究的整体脉络和现状，同时增进学界对中国融合出版实践的环境基础和逻辑机制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本文重点对融合出版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维度、核心议题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之上做出总结与反思，进而为未来融合出版研究探寻新的目标和方向。
1 融合出版研究的逻辑起点
出版是媒体融合发展战略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实践主体，也是理解媒体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内涵的关键主体。近二十年来，“融合”作为重要关键词伴随中国出版业改革进程，其已成为出版企业改革创新的重要着力点。在融合发展的早期阶段，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出版环境，并开始出现产业融合现象，其在一定程度是对传统出版商业模式的赋能与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强势崛起，又为媒介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发展动能。媒介融合所表现出的从业态融合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为出版融合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加快了出版产业价值链的重构与再造。在顶层设计指引和出版单位实践探索的基础之上，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至今，出版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出版业也在积极推进内容创新战略、渠道创新战略和全媒体整合战略的实施。
技术创新的不断提速和出版环境的更迭变化，引致出版生产关系和出版业态发生重大变革。融合出版作为一种新型出版形态为解决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出版范式和理论范式。回溯其发展历程，技术、市场、创新已成为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词，其亦是理解和把握出版融合活动机制的逻辑起点和关键。从技术逻辑看，产业融合与技术杂交是出版新业态的主要特征，进而形成知识的生产、传播与管理的新机制；从市场逻辑看，出版融合重在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其融合成效或成果接受市场检验；从创新逻辑看，出版融合的本质在于促进各创新要素的融合与匹配，以创新驱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在技术逻辑、市场逻辑、创新逻辑的共同驱动下，融合出版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行为选择更具自主性、竞争性和创新性，成为观察、理解、把握融合出版活动的关键入口。
2 融合出版研究的进路
学界和业界关于融合出版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涉及不同的维度和层面，并呈现出多元化和丰富性，其同时意味着研究对象、研究路径以及研究方法的复杂性。探寻融合出版研究的活动范畴、具体路径及方法选择，不仅对于了解和把握融合出版研究的一般规律具有积极意义，亦能够更好地把脉未来融合出版研究的趋势、重点与创新追求。
2.1 研究对象的转换与概念体系的确立
专业研究领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其表现为核心概念的凝练与核心概念体系的确立。传统出版、新兴出版、融合出版是不同阶段出现的出版活动，有其不同的运行机制和逻辑意涵。出版融合伴随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过去二十年间对出版业产生了由浅入深的影响。技术创新驱动出版业生态环境变革，改变了内容生产传播关系，颠覆了传统出版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出版新模式、新业态等不断涌现，这必将导致融合出版活动内涵与外延的拓展，其使得传统出版研究中不被关注的对象或者新出现的活动对象成为融合出版研究的核心。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融合出版研究主要从资本、技术、内容、政策等四个角度切入，其核心概念体系亦围绕上述几个方面从纵横两个维度展开。一是融合出版资本层面的概念体系，其纵向维度包括资本来源、资本运营、资本效果等，其横向维度包括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家庭和个人资本等。二是融合出版技术层面的概念体系，其纵向维度包括技术创新、技术应用、技术价值与伦理等，其横向维度包括材料技术、复制技术、传播技术、智能出版技术等。三是融合出版内容层面的概念体系，其纵向维度包括内容生产、内容传播、内容消费等，其横向维度包括数据内容、信息内容、知识内容、思想（智慧）内容等。[1]四是融合出版政策层面的概念体系，其纵向维度包括政策背景、政策内容、政策价值、政策实施、政策效果与影响、政策创新等，其横向维度包括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等。围绕资本、技术、内容、政策而展开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体系呈现出复杂的网状结构，其之间既有因果关系，更有关联关系。
针对上述核心概念和概念体系，学界尚未达成意见一致的专用定义，但研究者对所涉概念的含义、范畴、价值以及概念的上下层级关系已有初步理解，并围绕相关概念展开了研究。伴随融合出版研究对象的转换，其相关核心概念体系不断完善和形成，这不仅有利于学术共同体聚焦研究主题，围绕核心概念和概念体系展开争鸣，更有利于促进相关研究理论创新，推进数字传播时代出版学科的发展。
2.2 研究方法的规范与问题的深入
专业研究领域或体系伴随着研究方法的规范与研究问题的深入而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传统出版研究关注出版主体、出版行为、出版物、出版效果，其主导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出版活动，但不能引导、串联融合出版活动所呈现出的所有问题。融合出版研究对象的转换及其多维属性的呈现，将导致对象分析视角的变化、提出问题时所依据理论背景的变化、研究问题的更新及其分析研究方法的变革。
融合出版研究对象的转换引致研究方法的转变与创新。从已有研究看，主要呈现出以下趋向。一是实证经验研究的引入。实证经验研究的引入是融合背景下出版学研究对象及其属性转变的结果，更是出版学科发展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选择。在出版融合进程中，出版的媒体属性不断凸显，并表现为高互动性、泛时间性、泛空间性等，这使得实证经验研究要结合出版的媒体特征及时调整研究视角、分析程序等。二是思辨研究的创新。思辨研究作为一种通过操作概念获得理论性结论的方法，因其具有更大限度的自由度和想象力，能够对研究对象有更广阔、更深刻的认识。融合背景下创新发展出版学基础理论，既是出版学科发展所需，亦是时代所需。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出版学基础理论问题主要聚焦在出版概念的再认识、出版的本质、出版学的研究对象。[2]对这些问题进行创新性思辨研究与求解可为融合出版理论发展建构框架和指明方向。三是跨学科研究的借用。传统出版学研究聚焦出版实务，视角相对单一，跨学科研究较少。伴随出版实践活动的深入和出版学科的发展，学界对出版学本质上是综合性学科有了相对统一的认识。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对出版价值、出版功能、出版活动等的考察需要进一步借助知识学、传播学、技术哲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方法和理论。[3]此外，部分出版学领域的前沿学者倡议创新属于学科自身的研究方法，有代表性的如定位研究法、关系分析法、技术分析法等。
从方法论层面看，描述性的规范研究和案例研究难以把握融合出版所涉及的全部问题。融合出版研究应在规范性分析和个案描述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围绕融合出版的基本逻辑、内在机制及路径选择等核心议题，通过思辨研究、实证经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法来进行回应和求解，进一步推动融合出版研究方法论层面的深入。
3 融合出版研究的理论维度
融合出版研究涉及多个维度和层面，且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多元，其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特点。从已有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工具差异出发，大致可以梳理归纳出五种理解融合出版活动的解释进路和理论线索，其主要包括出版本体论、出版方法论、出版价值论、出版调节论、出版治理论等（见表1）。不同的理论维度囊括了不同的要素变量，且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性。
表1 融合出版研究的理论维度及分析要素
| 理论维度 | 理论焦点 | 分析要素 |
| 出版本体论 | 核心、本质、边界 | 出版主体、出版客体、出版要素、出版属性 |
| 出版方法论 | 理论基础、原则、体系 | 体系构成、方法工具、操作实施、方法评价 |
| 出版价值论 | 属性、特征、功能 | 价值基础、价值认识、价值体系、价值路径 |
| 出版调节论 | 结构、手段、效果 | 调节功能、调节方式、调节机制、调节效果 |
| 出版治理论 | 结构、手段、效果 | 治理功能、治理手段、治理创新 |
3.1 出版本体论
“出版本体论”重点讨论融合背景下出版的核心、本质、边界及要素，回答出版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基本问题。有学者认为，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出版场域转向，使得传统出版理论迎来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的多重挑战。[4]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诠释、求解出版的本质，不仅是出版学科发展所需，亦是出版业创新发展实践所需。周蔚华提出，“出版的本质是出版主体处理精神产品的个体化生产与社会化传播之间的矛盾，出版的主要任务是出版主体将个性化出版客体更好地社会化”[2]，其主要解决“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的矛盾、出版物商品供求之间的矛盾、出版自由与出版社会责任的矛盾”等问题。于殿利提出，“出版是以内容创造为核心，通过各种产品和服务形式，借助各种媒体和传播手段来服务读者”[5]，其能够有效检验融合背景下出版业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等，以进一步锚定出版的边界和范畴。
3.2 出版方法论
“出版方法论”主要讨论为解决融合出版活动中呈现出的新研究问题所采取的步骤、手段、路径和工具等，着重解决方法论的建构原则、体系构成及发展趋向等问题。对于出版学科来讲，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尚处于形成之中，其根据出版活动发展的实践情况及其所呈现出的新问题探寻、吸纳、创新方法体系。传统出版方法论较集中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探讨，注重对普通方法论的使用和跨学科研究的借用。张新新在哲学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数字出版研究的专门方法，即关系分析法、“双效统一分析”法、案例研究法、技术研究法等。[6]耿相新对出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问题进行了重新描述，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定位研究方法论”，尝试从事物的位置角度把握事物的变化与发展。[7]随着技术创新和融合出版活动的不断深入，以此引致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演变，使得出版学方法论经历着持续升华与深化，其不仅吸纳借鉴普通方法论和跨学科方法论，亦逐渐丰富、完善、创新自身方法论体系。
3.3 出版价值论
“出版价值论”是“出版本体论”“出版方法论”的延续，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主要讨论融合背景下出版价值的认知、体系、实现基础及路径等问题。价值论是出版学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对出版价值的思考和研究亦伴随技术创新、环境变化、融合创新而处于持续深化发展之中。方卿从出版功能的基本概念出发，提出“出版具有传播信息的文本功能、宣扬主张的理念功能和服务社会的社会功能”[8]。张新新在分析出版属性的基础之上，提出“出版具有以功能为核心的形式价值、以宗旨为集中体现的目的价值、以评判和调处价值冲突为己任的评判标准价值”[9]。价值活动是融合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有助于揭示融合出版的价值，有助于推动融合出版价值理论的形成，并进一步指导融合出版的价值活动。
3.4 出版调节论
“出版调节论”聚焦出版融合进程中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调节功能、调节机制、调节效果等问题，主要关注融合出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对出版领域主要矛盾的回应。出版业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对出版业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回应，其既是产业发展目标，亦是市场政府调节目标。张新新认为，从融合程度来看数字出版市场调节体系正在优化和完善，其主要包括产品、技术、运营、人才、科研、流程等。[10]黄先蓉从“十三五”出版业发展经验出发，提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需强化政策的前瞻指导和项目带动作用”，其强调“培育市场”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重要性。[11]出版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在出版融合创新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调节在出版融合进程中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出版融合发展的创新能力，以有效回应和解决现阶段出版领域的主要矛盾。
3.5 出版治理论
“出版治理论”主要讨论融合背景下出版的治理功能、治理手段、治理创新等，旨在解决如何通过出版手段推动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其主要涉及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传统社会治理与数字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出版融合是媒体融合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手段。周蔚华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出版功能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传播观念、价值认同”功能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历史、创造转化”功能坚定文化自信。[12]严三九指出，在媒体深度融合视域下数字出版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价值引领、内容拓展、服务延伸、情感驱动等方式参与社会治理。[13]此外，方兴东在对社会信息传播机制演进的考察基础之上，提出媒体融合应从内容驱动的媒体传播走向数据驱动的数字社会治理。[14]
4 融合出版研究的核心议题
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学界从西方引入“媒介融合”概念，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2022年国家最新指导性文件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做出全面部署，至今出版领域融合发展已迈向纵深发展阶段。学界围绕出版融合实践进程，展开了丰富且全面的研究，其相关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融合出版的本质意涵、融合出版与高质量发展、融合出版与社会治理、融合出版与社会形态变革等四个方面。其中，本质与内涵的议题关注融合出版的要素、行为及功能意义，其目的在于深入把握融合出版的方向和目标；高质量发展议题关注融合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意涵、功能及途径，求解出版融合如何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议题关注融合出版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可能性及实施路径，求解融合出版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社会形态变革议题关注融合出版引致的新传播关系、新社会空间、新社会活动，强调对媒介融合的重新认识，推进从社会形态变化求解媒介融合实践创新的问题。融合出版的多元属性决定其核心议题呈现多维多向特征，并伴随技术创新带来的新视域而不断演变、发展与创新。
4.1 融合出版的本质与意涵
融合出版的概念并非是静态的实体，其伴随“媒介融合”的学术语境而出现，同步出版业融合实践而发展。它既与时俱进得以型塑，又针对当前的问题展开回应。科学把握融合出版的内涵与外延，能进一步厘清其功能价值定位，对于出版融合创新发展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相关研究中关于融合出版内涵与外延的描述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活动说。受媒介融合研究和实践发展影响，不少学者认为融合出版是一种多要素融合活动，其体现为“理念融合、内容融合和技术融合”[15]，亦体现为“人员融合、技术融合和产品融合”[16]。二是生态说。受生态学研究启示，持该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融合是由大量单元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出版形态的融合与创新推动出版内容生态的变革，同时受到连接赋能、价值共创和资本驱动的影响。在融合发展的现阶段，出版融合正在从“技术驱动型”创新向“生态建构型”融合迈进。[17]三是形态说。形态说是学界关于融合出版较为共性的认识，出版形态是其重要属性之一。融合出版是解决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问题的新兴出版范式[18]，是不同出版类型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相互渗透、融合形成的一种新兴出版形态[19]，是将出版业务与新兴技术和管理创新融为一体的新型出版形态。[20]
融合出版概念伴随时间的推移而演化发展，本身经历了多次重新界定，其聚焦问题与对象亦发生转变。“活动说”更注重融合要素和行为的问题；“生态说”则强调融合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形态说”重在突出融合发展中的出版边界问题。不同概念的界定受技术发展和环境变动的影响，无论是“活动说”“生态说”乃至“形态说”，都无法较好地涵盖融合出版的全部意涵。融合出版概念的演进，彰显出融合出版观念的一种线路图意义，亦展现出不同行为主体下的不同诉求和理想。
4.2 融合出版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需通过转型升级在更高层级或维度实现的新的发展，其体现的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出版深度融合既是顶层设计对出版创新发展做出的全面部署，亦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其对传媒产业、文化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示范价值。学界和业界对出版融合有着积极的态度和期许，并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进路求解其创新发展之路。理论层面上求解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素、方法和思路，实践层面上探索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路径等。
关于融合出版与高质量发展的议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其一，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意涵。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有学者认为，融合发展是出版业适应技术变革的迫切要求，其能够有效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能够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能够适应人们阅读的新变化、新需求。[21]此外，高质量发展为出版融合走向纵深阶段提供了升级版的发展思路和可操作的行动指南。其二，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意义。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本质在于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从产品总量的增长转向更注重经济活动价值及其质量。有学者指出，融合出版是数字出版的高级阶段，是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其作为技术转化为出版能力的过程和结果，能够充分释放内容生产力、产品价值力和出版创造力[22]，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3]，能够引领产业链的多维度、多层面转型升级。[24]其三，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途径的转变，更是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过程。在新技术与出版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出版的边界和核心竞争力在不断发生变化。有学者指出，出版融合发展应以内容为核心进行价值创造[5]，其商业模式应通过重构价值主张、价值创作、价值传递和价值获取等结构单元而实现。[25]此外，出版融合高质量发展还应关注出版专业人才新职业素养和新技能的培育。
4.3 融合出版与社会治理创新
媒体融合在中国有着特殊的使命和任务，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重大议题之一。伴随媒体融合的推进和深入，媒体融合正在成为社会治理的新主体、新动能、新背景、新手段，其在畅通民意、搭建治理平台、提升治理效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出版融合作为媒体融合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关系到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的构建。
学界关于融合出版与社会治理的讨论主要围绕融合出版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意义、可能性、实施路径等方面展开。其一，融合出版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意义。出版融合参与社会治理，其价值意义在于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传播主流价值观，凝聚民众的思想共识。有学者指出，国家相关媒体融合政策文件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重塑传统媒体话语权，强调媒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沟通政府与多社会治理主体的新价值，以进一步拓展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26]其二，融合出版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媒体融合使得媒体与社会治理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媒体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的双重角色，具有引导、服务、沟通等基本功能，这使其具备了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有学者指出，出版融合的纵深发展使得出版活动主体由“媒体”的功能定位拓展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参与构建者，并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13]此外，融合出版和其他新兴出版形态还可利用已有建设基础和平台优势对接公共需求，在社会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其三，融合出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融合出版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其结合融合特征和优势，可围绕舆论生态建设、服务创新和基层社会治理等层面展开。有学者认为，伴随技术创新的深入，中国媒体融合应从内容驱动的媒体传播拓展到数据驱动的数字社会治理，在新的角度寻求自身的优势、价值和定位。[14]
4.4 融合出版与社会形态变革
媒介融合本质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即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全球化、涌动的“网络社会”[27]。伴随技术创新和融合实践的深入，出版的媒介属性不断凸显，其融合维度亦向更高层级迈进。出版融合与社会形态变革成为学界讨论的另一焦点议题，其提倡从社会形态意义上理解融合出版，重塑出版传播的观念与范式。
学界关于融合出版与社会形态变革的讨论主要围绕内容生态发展、传播关系重构、社会生活空间变动等方面展开。其一，融合出版与内容生态发展。媒介融合消弭媒介边界，促进媒介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聚合，并带来内容生态的变革。有学者指出，出版融合本质是将内容生产与呈现方式以柔性重组，即内容生产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内容需求驱动从大众走向个性定制，内容形态呈现载体泛化和形态边界模糊。[28]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内容生态的重塑，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多元化内容协作生产网络将带来人机协同下的数据组织、知识提炼和价值判断，创新知识产品体系。[29]其二，融合出版与传播关系重构。媒介融合的核心和本质在于传播关系的转型，其重点在于处理好用户与媒体、用户与产品、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知识服务作为出版融合的实践路径，本质就是处理好出版与读者的关系，即传统出版的读者转变为服务对象的用户，传统出版的产品中心转变为用户中心，传统出版的单向传播到用户互动。[30]其三，融合出版与社会生活空间的变动。媒介、技术与社会三者界限日益模糊，媒介融合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强大推手，其显著体现是带来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变动。有学者认为，作为社会形态的媒介融合，其间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体与个体的关系均发生变化，情感成为连接个体的重要纽带，认同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31]在出版领域，以关系技术和理念为支撑的社会化阅读则标示着人类的出版阅读活动将超越个体的局限拓展到公共文化空间。
5 融合出版研究的趋势展望
融合出版研究伴随融合出版实践进程，已基本形成为一个视角多元、内容丰富的研究领域。早期研究主要借鉴由西方引入的“媒介融合”概念及理论体系探究出版融合发展的可行性及可能路径。深入阶段则立足于出版实践及其属性聚焦出版融合创新发展问题，主要讨论价值与功能、动因与逻辑、结构与模式等核心问题。现阶段，融合出版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论阐释进路，求解融合出版多元面向的问题。这一系列研究转向与创新对融合出版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既有研究至少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①理论构建缺失统合性框架和系统性理论。这使得相关研究缺乏对问题的整体性把握，研究成果相对分散且适用性不强。此外，既有研究对融合出版的内在逻辑、活动机制、目标路径等问题的探究还存在一定的失序，相关理论知识呈现出碎片化特征。②缺乏对融合出版动态变迁机制的理解和把握。融合出版活动区别于传统出版活动，融合出版演化、变迁、迭代的速度远快于传统出版。既有研究缺失对这种动态变迁机制的考察与分析，这将导致难以全面把握融合出版创新发展的演化和变迁逻辑。因此，未来融合出版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和突破。
一是推进融合出版基础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构建。理论创新是理论发展和理论突破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进步的内驱力。出版学理论出现并成行于大众传播时代，是大众传播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其在数字时代理论建设相对滞后，前沿性与现实性不足，不能较好地观照融合出版实践现实。尤其是，传统出版学研究的观念与实践侧重应用和行业导向，由此所导致的“出版”概念实体化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出版理论的研究空间。加快融合出版基础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建设，是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之间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重要工作。融合出版基础理论建设应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之上，回应融合出版实践中的“真问题”，又应注重在问题回应中进行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再返回经验世界进行检验。因此，坚持“方法自觉、理论追求”是未来融合出版研究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出版学研究应有的品质。
二是整合既有理论基础，探索系统性阐释框架。理论框架是学术研究中进行知识和理论创新的关键，其不仅影响研究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更影响研究路径和方法的规范与否。对于融合出版研究而言，应从出版活动的客观环境、影响因素以及出版活动的属性、功能出发，深入思考出版融合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出版融合如何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其系统性理论框架的构建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在宏观层面，融合出版理论要对接本质、属性、功能及意义等问题，提供理解中国融合出版创新发展新的理论视角。在中观层面，融合出版研究要在宏观理论与经验命题之间搭建桥梁，为融合出版实践提供中层理论支撑。在微观层面，融合出版研究要借助科学严谨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融合出版微观机制进行细致的考察，以进行理论经验与实践的积累。
三是结合中国情景，解决中国问题。融合出版由技术创新驱动，其现实土壤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从出版属性到出版功能，从出版环境到出版制度，融合出版的实践场域极具中国特色。从中国情境出发，挖掘其所隐含的现象逻辑，同时从既有理论中获得启发，创新围绕中国情境的融合出版前沿理论，解决中国融合出版的现实问题。这既可以克服西方相关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亦可以为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融合出版的中国情境问题至少应观照知识生产与传播、媒介和产业经济等三个层面。在知识生产与传播层面，融合出版研究应关注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现状，积极回应融合背景下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问题、人类社会生活与生存问题等。在媒介层面，融合出版研究要回应中国媒介制度环境的特殊性以及融合出版活动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所带来的出版制度、传播秩序的变革问题。在产业经济层面，融合出版研究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重点关注出版业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
融合出版是观察中国出版实践主体行为选择和理解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切口，同时为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提供新的契机。因此，深化融合出版研究，既是新时代中国出版学科发展所需，亦是出版业创新发展实践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