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自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三大体系”建设以来的又一重要论述，为出版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标志性概念的提出，则进一步明晰了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来源和目标指向：一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实践、出版理论、出版制度、出版文化等内容，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源泉；二则，中国式现代化也对出版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构建兼具世界性、民族性、协同性、自主性的出版学知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与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间具有很深的内在联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视域，能更为清晰地审视当前出版学知识体系构建之不足以及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进路。

一般来讲，出版学知识是人们对出版现象、出版活动认识结果的总和，出版学知识体系则是出版学知识以一定逻辑系统架构起的知识序列。我国出版学知识成果的积累源于本土出版实践，其知识体系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并随着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变迁呈现不同的演化特征。

所谓“版本、目录、校勘皆校雠之事”，自汉代以来，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校勘学等传统“治书之学”中已有不少出版研究的内容，如宋代郑樵所著《通志·校雠略》（1161）、清代章学诚所著《校雠通义》（1779）中都涉及编辑出版工作的内容。因此，我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出版学”的概念，更不用说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结构和内容，但其通过依附于传统文献学、版本学，为现代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相当的知识资源。

随着社会生产和分工的细化，校雠学中的著、编、校逐步分离^[1]，编辑出版活动的内容、形式、载体也愈加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一词从日本引进我国；^[2]1933年，杨家骆在其所编的《图书年鉴》中首次提出了“出版学”概念和建立出版学体系的设想。^[3]颇为遗憾的是，当时出版还未被视为独立的社会活动或事业，加之抗战等因素的干扰，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出版学知识成果的积累都相对单薄。少有的成果包括：一则翻译引进了一批国外出版学相关著作，如《版权考》（1903）、《中国印刷术源流史》（1928）等；二则依托《出版月刊》《出版界》等出版刊物，对国内外出版动态、我国出版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相关出版经验进行了介绍与探讨，也出版了诸如《非常时期之出版事业》（1937）、《出版检查制度研究》（1939）等专著；三则对我国出版史进行了积极探索，代表性著作包括《中国出版界简史》（1946）、《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1961—1965）等。上述零散的出版研究成果以中国出版实践为基础，在时间纵轴上涉猎古今，在空间横轴上覆盖中外，初步形成出版学知识体系的简易框架，也孕育着出版学专门研究的萌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学高度重视学科建设与知识体系构建。自1983年武汉大学开设图书发行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以来，出版学依托汉语言文学、图书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业教育布局和学术阵地，“出版无学”的历史得以结束。出版学界和业界开始孜孜探索出版学的基本概念、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基础理论问题，出版学研究成果数量激增，逐步建构了相对独立的出版学知识体系。与此同时，我国出版学也积极关注西方出版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引进了一批出版基础理论、出版市场、出版经营管理、出版技术等主题的科研成果。如日本清水英夫著，沈洵澧、乐惟清译的《现代出版学》（199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昂温基金图书出版培训中心编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文编室翻译的《图书推广、销售和发行》（1993）等，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出版学的研究视野。此时，中国出版业正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是出版业空前繁荣的发展期。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影响，出版的生产和流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版学在融合西方出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思路上^[4]，基于出版活动的不同环节和流程开展了大量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推动了我国图书营销、出版发行等出版学分支理论的崛起。武汉大学情报学院（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编撰的“出版发行管理丛书”（1998）正是在此背景下生成。应当说，出版学得以在该阶段异军突起是我国出版活动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改革开放时期出版实践发展之需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样特殊情境下所建构的出版学知识体系的自发性、原创性较强，但也存在独立性、体系化不足的问题，不过这对一门新兴学科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21世纪后，出版学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包括出版硕士和出版博士列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出版机构转企改制以及从“纸与墨”到“数与网”的跨越等，推动出版学知识体系的结构和内容发生演化。具体来说，①以往在纸质出版环境中构建的知识体系无法支撑数字化情境下出版发展的需要，数字出版、数字阅读、融合出版等研究议题应运而生，不断延伸和扩展出版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边界。②在政府部门及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出版的内在价值，即文化、意识形态、教育和科学价值不断得以彰显，相应的，主题出版、全民阅读、“一带一路”出版等知识内容不断增加，成为出版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③数字化环境与出版学自身科学化发展诉求的融合也驱动了中国出版学与国际出版学的交流融通，西方出版学、传播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成果不断涌入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中体西用”的方式整理、构建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

概言之，我国出版学知识体系源于中国出版实践，早期依附传统文献学，近代以来又依托相邻学科及其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以出版史、图书发行、读者与阅读、出版经营管理、数字出版为支持的出版学知识体系。从出版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脉络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目标对比来看，当前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至少还存在以下不足。

（1）独立性不足、自主性缺失。出版学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但其长期以来游离于不同的学科门类，至今未被视为独立的学科开展建设，致使其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受到不同时期、不同院校学科设置的影响，严重削弱了出版学知识体系的独立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同时，由于缺乏独立的学科门类设置，各类出版项目资助、成果评审、人才评价等都还需挂靠在新闻传播、图书情报等学科大类中，这无疑又进一步缩小了出版学的生存空间，明显制约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及其学科认同感的提升，自然也削弱出版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难以支撑出版学向“常规科学”阶段的迈进。

（2）体系性弱、解释力匮乏。早在探讨出版学学科本体时，我们就提出围绕“编印发”“编审校”这一核心逻辑构建的出版学知识体系，与其所肩负的社会功能的要求相去甚远。^[5]出版学内部的出版史、国际出版、读者与阅读等议题，相对宏观的出版与社会变迁、文化建构、技术革新之间的互动等议题都未得到系统探索。因此，当前出版学知识体系的知识覆盖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对诸多关键问题的论述都是浅尝辄止，内部结构失衡严重，其体系性、系统性自然不足。对出版实践而言，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出版学知识体系已然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其应有的理论解释力、现实指导力和发展预见力。而西方传播学与出版知识体系的引入又进一步扩大了出版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基于中国出版实践、出版运行体制机制、庞大服务群体及其多层次精神需求所形成的特定的出版发展逻辑，是无法通过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回应的。正如翟锦程教授所言，“不以西体而论的西方知识体系是偏颇和不完善的，不以中体而兴的中国知识体系亦难以满足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6]当前出版学知识体系“体”“用”不一之处，自不待言。

（3）话语权有待提升。我国出版学话语权处于弱势是出版学知识体系在独立性、自主性、体系性和解释力方面的不足所造成的连锁反应，目前渗透西方话语表述的知识体系也加大了出版学话语主动权的占有难度。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7]对出版学而言，则主要表现在出版学话语供给和话语传播上，即“说什么”“向谁说”“怎么说”。一则，出版学知识体系中含有大量的舶来术语、概念和理论，根植于我国鲜活出版实践、融通中外的出版学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达却少见，致使我国出版学在话语生成层面就处于弱势，难以在源头实现系统化、权威化的话语供给。二则，对部分已经生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概念、话语、表达等来说，出版学话语权构建的学科“壁垒”和国际传播“壁垒”还未破除。当前出版学知识体系的输出大多还只停留在我们自己的学科内，专业化、国际化的出版学话语传播路径和模式还未确立，难以实现出版学知识体系综合影响力和话语权力的实质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也是一个地域的、空间化的概念。以此为基本视角审视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则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时空视域，为其在人类知识体系构建进程中确立了一个历史界标。

辨方位而正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此，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成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定位^[8]，也成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方位。站在这样的新起点上，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面临新问题和新的使命任务。

（1）站在新起点。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新起点”由三条历史河流汇聚而成。一则，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站在实现出版强国的历史起点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业经过长期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顺利推动我国跻身至出版大国序列。2021年12月底，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确立了要在2035年将我国建设为出版强国的远景目标，这一远景目标与宏伟蓝图的设定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站在实现出版强国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出版学知识体系需着重支撑出版创新创造活力的发挥，统筹出版业向内、向外的高质量发展。二则，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站在理论引领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对西方知识体系“中心论”的一种超越和引领。其关键在于解构以往出版学知识体系意蕴下忽略我国出版历史、社会文化和发展规律的构建逻辑，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架构起一套适用我国出版发展的知识体系，勾勒出全新的出版学理论形态。三则，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站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出版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的出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发展，为世界上其他希望通过出版推动经济、文化建设的国家提供了可实施的现代化发展路径。

（2）面临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时性成就、发生历时性变革的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出版业也持续繁荣发展，整体实力和效益稳步增长。2021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达18 564.7亿元，较上年增长10.7%；^[9] 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数字出版企业的营收增长则达到30.3%^[10]，出版业在社会文化、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渐突出。这个新时代也意味着出版领域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出版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其中的不平衡表现为出版业当前三大领域，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学术出版之间的发展差异；不充分则表现为出版优质内容供给不充分、内容与技术的融合不充分等。同时，出版业在新时代的复杂发展态势中面对着许多新的社会现象，随时会受到内外部环境革新对出版业的冲击，由此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出版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亟待出版学知识体系加以发现、回应和解决。

（3）承担新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在新时代，出版学知识体系构建也承担着以出版知识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为此，出版学知识体系还需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审视自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服务着何种对象、承担着何种功能，以在理论层次做好知识储备、实现理论引领与知识体系创新，进而逐步在实践层次推动出版业、文化产业、整个民族乃至世界的文化复兴。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域推进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是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空间向度之所在，也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主体性之呈现，其深刻内涵在于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此，还需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述的“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立场。

（1）立足中国实践，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出版学作为一门典型的应用文科，其知识体系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重要衡量标准，就在于是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出版发展需要，并最终由实际出版实践来检验。以此回溯，立足中国实践也就成为一个基本前提。对此，需坚持人民至上、守正创新两大立场。人民至上，即从人民的创造性出版实践中挖掘中国特色的出版现象及其运行规律，并将之提炼为创新概念、创新表达和创新理论；同时，与时俱进地把握人民的阅读、精神文化需要，推动出版成为服务人民“成才”“成人”、提高人民文化素养和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守正创新，即“以产业运作方式实现社会文化构建之目的”^[12]实现出版学知识体系内容、结构、功能之创新，在顺应中国特色出版实践发展之节奏的同时不断拓展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广度与深度。

（2）解决中国问题，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扎根中国实践，自然也要解决中国问题，由此才能实现出版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需指出的是，中国出版所面临的众多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既有当代世界出版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更多的是肇始于中国本土出版实践的个性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问题导向，便是要增强出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甄别、把握出版现象中的“真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是从前悬而未决的，当前新兴涌现的，未来可能面对的，但绝不是完全脱离出版实际的伪命题。系统观念，则是要在出版学知识体系构建中把握好整体与局部、本质与表现、特殊与一般等关系，统筹好“两个效益”“二为方针”“三大出版场景”，以“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思路为中国出版问题贡献新智慧。

（3）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担当。彰显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风格，即强调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出版历史及当前所处的时代情境中挖掘出版学中含有“民族基因”的创新话语和解释路径；出版学知识体系中国气派的彰显，则要求出版学研究知识成果有“大气魄、大胸怀和大视野”^[13]，向世界展示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包容性、超越性。因此，出版学学者既要自信自立，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积极开拓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内容与边界，实现出版知识成果的融合、交流与互构；又要胸怀天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为世界出版学科及出版实践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如前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出版学知识体系建设正处于“新时代”和“中国特色”交汇的历史界标上，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要实现出版学知识体系向自主知识体系的跃迁，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先厘清出版学知识体系要回应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加以回应。而上述问题的关键其实都凝聚在出版学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四问”之中，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出版学才能拥有“自我造血”功能，为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出版学的“中国之问”，是出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变革进程中所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目前来说，这些课题至少包括中国自主的出版学知识体系建设、出版学“三大体系”建设、出版强国建设、出版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出版高质量发展、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等等。当代中国出版所经历的伟大变革，是中国出版历史传统、文化形态、国家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所共同决定的，简言之，是出版与各类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相互演化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所萌生的出版学“中国之问”，自然也无法在西方知识体系中找到可简单复制的模板，而是要回归我们已有的出版实践。

对此，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首先要立足中国独特的出版历史实践。我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三千余年出版史，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出版理念、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深入研究和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现象的发展规律和实践特征，从中学理化、系统化出各类出版知识、思想、观念、经验、理论和方法，据旧开新，是回答出版学“中国之问”的历史逻辑。其次，立足中国出版当代实践。把握当代出版的历史新方位、时代新变化、发展新动能、实践新要求，聚焦出版学发展的前沿性问题、关键性问题、根本性问题，据本开新，实现中国特色出版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是回答出版学“中国之问”的当代逻辑。再次，还需立足中国出版未来实践。基于已有出版实践运行规律，以未来学视角，以科学预见、预演等方式洞悉未来出版发展实践之走向，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预见性地指导出版发展、回答出版学“中国之问”的发展逻辑。

出版学的“世界之问”，是出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需迫切回答的全球性的出版挑战和世界性的出版难题，如科技与出版的融合问题，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协同发展问题，开放科学、开放获取的发展问题，人类文化、文明（尤其是数字文化、数字文明）的构建与传承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审视与作答，仅聚焦眼下的出版实践，是远远不够的，国际出版视野应成为出版学者破解“世界之问”的学术己任。

国际出版视野的形成，需要出版学学术共同体有意识、有目的地加以自觉构建。其基本要求在于熟知不同国别以及世界出版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其趋势，动态掌握国际出版发展格局，以专业的学科视角和开放的交流心态去关注、解释全球出版现象，促进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与国际出版学知识体系的融通互鉴。更进一步的，出版学学者还要深入挖掘中国出版与国际出版现象之间的本质区别与内在联系，如此才能在整个出版学建设中明确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意义，明晰中国出版概念、知识、理论国际化的切入点，推动我国出版学知识成果从中国出版发展的情境性走向国际出版发展的一般性。与此同等重要的，是还需发展出版学知识成果的国际传播能力，开辟和拓展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传播渠道，扩大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在为世界出版提供知识解决方案的同时，也以出版为载体打开其他国家、民族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世界窗口”。

出版学的“人民之问”，是出版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也是出版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等特征的具体体现。多层次、多样化阅读需求的满足问题，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科学素养、知识水平的提升问题等都是出版学需重点加以关注与解答的。

对这类问题答案的追寻，首要是坚持人民立场，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学研究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7]出版学知识体系也由此需寻求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出版、阅读、知识服务等问题的解决之策，尊重人民、关心人民、服务人民。^[14]更具体的来说，就是要以高质量的出版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其核心要义在于保障高质量的内容输出、实现优质内容的持续供给；掌握个性化的服务手段、多渠道推动出版内容的精准传输；采用现代化的服务策略、有效引领人民文化素养的提升。

出版学的“时代之问”，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基于“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等时代命题所衍生的“出版怎么了”“出版向何处去”的时代关切。出版如何在激荡的时代潮流中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出版的重要性是升了还是降了？是发展还是衰退？是融合还是独立？这需要出版学者准确把握出版发展的时代脉搏，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15]，以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引领新的出版时代的到来。

在这个维度，出版学学者需推动实现以时代看出版、以出版促时代。所谓的以时代看出版，意指在观察、解读、把握不同时代发展特征的背景下，以时代为关照明晰出版在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转型中的定位，明晰出版在其中承担何种角色、需发挥何种作用、作出何种贡献，以此明确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价值取向。而以出版促时代，则是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出版现代化这一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处理好世界“大时代”文化经济发展逻辑与中国“小时代”出版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前瞻性的出版学知识成果驱动世界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整体而言，出版学所面临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紧密相关的，彼此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目前出版学所面临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和“人民之问”，实质也属于出版学当下所处时代的“时代之问”范畴。只有系统回答出版学“四问”，并将其知识成果概念化、范畴化、理论化、框架化、国际化，方能谋求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新知、新识和新论。

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置于出版界所有学者面前的一个新命题、一个时代命题。出版界学者如何作答，决定着出版学科、出版学术、出版话语能否以及以何种速度实现独立、自主、自强。当然，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易事，注定是一个持续探索和不断自我革新的过程。本文所述的，更多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视域，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维度，期待各位学者专家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