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重要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23，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16由此可见，这一党的创新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南针，同时也是全球“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发展，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参照。为了让理论的力量更好地走进现实和得到普遍使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呈现及其阐释就成为目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时，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则是一个关键性内容，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传播效果。出版作为党和国家媒介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发挥着重要的主体性作用，能够为作为国家战略传播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为此，我们有必要就出版在其中的主体性作用及其实践路径进行详细论述。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是优化中国式现代化传播效果的必要举措，为使其传之久远和深入人心，其叙事体系的构建需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加以统筹并给予规范化。这也决定了它是国家战略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战略叙事的视角下进行深入思考。

叙事体系一般包括叙事逻辑、叙事文本、叙事技巧三个层面的内涵^[2,3]，这也决定了它本身自有一套内在逻辑结构与潜在功能。^[3]它是叙事主体在叙事过程中为了让目标受众可以更好地接受其思想内容，对所要讲述的内容与采用的策略加以结构化的言说方式。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的创新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4]，其理论指导意义在国内正在成为普遍性的共识。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及其传播效果，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并发挥其潜在功能势在必行。然而，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我们的叙事在新闻性和体验性方面具备一定的经验，但是对于理念和思想的有效传播却缺乏相应的方法。^[5]这也导致了当前党的创新理论具象化传播面临主体阐释力不够、内容吸引力不强、价值穿透性不足、思想引领力不稳等实际问题。^[6]这与理论传播本身的内容及其特性密切相关，毕竟理论传播是“一个由高度抽象和凝练的概念系统等所组成的复杂交互过程，由供给者、阐释者、传播者、消费者，以及媒介、平台、渠道、内容（观点产品）、对象等组成”。^[7]而这也正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必要性的另一种体现，因为它有助于将中国式现代化中诸多抽象性的观点借助叙事文本与策略实现理论阐释的结构化言说，从而优化理论传播的效果。

在讲好中国故事时，还需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故事。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了讲好这一理论故事需要我们总结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体系，因为有学理知识支撑的中国故事，才能够更深地打动人、启发人、影响人。^[8]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意义及其实践指导作用，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这一创新理论的传播，它理应被视为一种国家战略传播活动，尤其是在对外进行国际传播时。

战略传播的核心价值是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是由国家主导的系统性、协同性的传播行为和策略；在西方，它在“硬件”和“软件”的支撑下，通过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同频共振在主导舆论上占据了各种优势。^[9]无论是为了打破西方的这种话语霸权，还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种国家战略传播思维都需要我们加以重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体系是一个兼具理论意义、时代命题和实践导向的重要课题。^[5]要想充分地实现其潜在功能，就需要将其纳入由国家主导的战略传播范畴之中来构建其叙事体系。在这一实践中，“战略叙事”则是一个较好的借鉴资源。战略叙事是政治行为体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管理预期并改变其行为所处的话语环境的工具，国家战略叙事需要讲述民众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理解和认同的故事。^[10]37在构建战略叙事的主体内容时，其包括战略目标（议程设置、合法化、转移注意力、获得默许、提高知名度和动员等长期/短期目标）和传播类型（说服、论证和表征力）。^[10]43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叙事而言，它所要构建的叙事体系应考虑到国内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理解和期望以及对其理论贡献的评价。与此同时，在构建叙事体系的主体内容时，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樊篱和言说方式，成为国内外受众普遍接受并高度认可的理论概念应成为短期目标；成为更多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则可成为长期目标。在叙事策略方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的成就叙事的说服、社会主义事业全方位细节呈现的科学论证等方式理应得到综合采纳。

故而在叙事内容方面，中国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3-24等内容应得到重点叙事。与此同时，为了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故事，新闻报道、图书出版、影视作品等各类媒介资源的系统性整合是基本要求。在这些媒介资源中出版是一个基于印刷媒介并伴随技术变革得以不断发展的信息传播方式，它已成为集合书报刊以及数据库等新型数字出版物为一体的复合型传播形态。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诸多媒介资源中，它具有信息和知识的系统性优势且成本相对适中，故而在构建叙事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资源位置。

中国式现代化与出版之间存在着双重关系：一方面要求推进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求出版支撑支持、服从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11]就后者而言，出版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媒介资源，应积极参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为其理论传播服务并在其中发挥出主体性作用。

在“战略叙事”体系中基础设施是同行为主体、秩序、竞争同等重要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一旦我们考虑到传播环境在战略叙事的构建、投射与接受中的作用，它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概念。^[10]47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作为一种普遍性媒介资源的出版正是发挥着这样一种基础设施的功能。

出版的这种基础设施功能，列宁曾在报纸出版这一领域中用“脚手架”的比喻来进行讨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的第五章“全俄政治报‘计划’”中，把报纸比喻为建筑房屋（革命组织）时的脚手架，它对于建筑物的建成有时是必需的，有时则并不是必需的，而在当时的俄国社会环境下列宁指出“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12]164-165从列宁的论述中不难发现，报纸这一出版物在构建布尔什维克革命组织这一“建筑物”时，作为一种特殊的“脚手架”发挥着重要的工具性作用。“脚手架”的这种形象性功能还在教育学领域中得到了讨论并成为一种教育理论，特指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成年人（父母或教师）要搭建脚手架（教育的策略、方法、工具）为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提供阶梯式支持。^[13]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它正成为一种基础设施在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14]从报纸到远程通信媒介，它们作为基础设施的“脚手架”定位及其功能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多元化的出版物作为媒介生态系统中的媒介成员同样具备相似的作用。故而在当下媒介生态系统以及受众对信息的消费偏好中，涵括书报刊以及各种新型融合出版物的出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传播及其构建叙事体系时，同样属于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就作为出版结果的出版物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中叙事文本的传播载体就是出版物。无论是报刊出版物，还是图书出版物，乃至各类型的新型融合出版物，它们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各领域内容及其战略叙事策略的集合体。它们的系统化应用，有助于叙事主体更好地掌握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整体轮廓，并在出版系统的协同合作中实现理论阐释的大众化与时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它不仅充当着“脚手架”的作用，它同时还可以直接作为整个叙事体系的“承重墙”。以主题出版“走出去”为例，它的根本内涵是助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15]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物的“走出去”时，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经过编辑和结构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或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就这个层面而言，出版对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就不仅是列宁关于作为“脚手架”的报纸在建筑革命组织时的一种辅助性工具——“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12]164，而是这个脚手架本身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中一个物质性体现。正如于殿利所说的，出版的本质在于其“所传递的知识以及这个知识所承载的思想，再用这个思想去塑造一个个健康的人”。^[16]出版物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文本，它不仅构建整个叙事体系，还通过理论传播去塑造国内外受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认知，进而影响全人类的现代化发展走向。

早在讨论跨文化对外传播中国形象时，针对不同的海外受众用以分类传播，搭建中国对外传播的“立交桥”^[17]的主张已经得到关注。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理论内涵及其多元化的内容维度，同样决定了在构建叙事体系时需要多轨并行且互不冲突的叙事方式及其文本内容。为此，新闻报道、图书出版、影视剧等都是构建其叙事体系的行动主体。就出版这一行动主体而言，它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能够通过多元化的出版符号和出版类型来为其搭建一个互不干扰且能促使多元叙事内容畅通的“立交桥”式传播渠道。

出版是人类使用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相结合并获取相关成果的过程。^[18]出版符号是出版实践中出版对象的主体要素之一。出版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多元化的出版符号共同组成了其叙事内容与文本。文字、图像、语音、影像等多元化的符号系统在媒介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可以分别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叙事方式并以书籍出版、报刊出版、音像出版的形式参与到其叙事体系的构建之中；此外，这些多元化的出版符号也可以加以整合，以融合出版物的形态作为一种混合式叙事方式来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故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出版符号及其出版形式间并不会发生冲突，至多会有重复叙事的问题，但这种重复叙事则可以强化其叙事客体的集体记忆。整体而言，它们在构建知识的连续统一体方面发挥着重要功效，尤其是融合出版物。

知识的连续统一体是出版相较于新闻报道和影视作品传播方式的独特优势，它在丛书出版和重大出版工程等传播活动中最能反映出其核心特质。出版构建知识的连续统一体方面的媒介优势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传播有着天然的适应性。作为理论传播的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是一个由多维内容构成的复杂系统，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它同样需要做到理论传播所需的做足“背后文章”的基本要求，即多元立体地把理论讲好和讲活。^[19]出版在构建知识连续统一体的优势则正好满足多元立体地讲好和讲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故事。因此，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出版传播者能够通过出版符号的组合应用及其借助不同介质的出版活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知识搭建出一个共同定向且互不干扰的“立交桥式”多元化叙事文本及其传播路径。

相较于作为结果的出版物而言，作为过程的出版在构建其叙事体系时更为重要，因为它能够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叙事逻辑及其话语竞争力。作为动态过程的出版，它是“具有一定资质的主体按照一定规制对个体性精神成果进行选择、优化，并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进行社会化传播的过程”。^[20]在这一过程中，出版活动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叙事逻辑构建提供了一个逻辑思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各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内容及其个体化叙事加以规范化、结构化、共识化用以实现在目标受众群体中的社会化接受。

在规范化方面，作为国家战略叙事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在构建时需要厘清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党的这一创新理论的传播。一方面，它“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16；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贯彻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8]因此，它不是为了向其他国家灌输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道路，而是依据中国的经验与智慧，推广中国立足自身国情与历史实现现代化的普适性理念。^[21]在结构化方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需要根据明确的问题意识来进行规划叙事内容。这就要求出版传播主体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引导叙事主体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现代化间的共性与特殊性方面加以呈现与言说。在共识化方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需要有效果意识，用以设计叙事策略和叙事文本。这需要出版传播主体在多方协作后引导个性化叙事主体的叙事内容与叙事策略做进一步的调整与完善，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其传播效能。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目的是对国内外的受众讲好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故事，传播效果的优化是其叙事体系的潜在功能。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借助动态的出版来实现其叙事体系的规范化、结构化、共识化是十分契合的。随着出版实践的与时俱进，人们对出版的认识也愈加深刻，尤其是数字出版的出现，其出版功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引发了人们对出版的进一步思考。数字出版的发展历经了解决“物—物”的关系问题、“符号—符号”关系问题、借助媒介与符号再编码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同阶段，当下的数字出版从数字技术回到人的本位，高度重视“从原有媒介、原有内容转化为创造新的内容，以及联结生产新的人际关系”。^[22]这种创新性的出版形式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而言是十分有用的，它所强调的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提升叙事客体的接受空间而言，有着较好的推动作用。因为，在借助出版尤其是数字出版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它的出版标准与国家战略叙事的规范化有着天然的接近性；在结构化方面，能够通过多元媒介资源的融合与规划设计实现秩序化传播；在共识化方面，它能够基于出版物的共同标准流程及其最终知识产品要求形成可供对话的叙事空间，从而降低叙事内容接受的损耗；进而在人际互动中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传播效果。这种传播效果的优化，使得出版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在叙事效果方面走上“高速路”，进而提升整体叙事体系的话语竞争力。

出版是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充分发挥其作用，在构建叙事体系时关于出版的几组关系需要得到关注和协调，并采取能够充分实现其叙事体系潜在功能的出版实践方式。首先，出版传播者需要在国家战略叙事体系下，协调好国内读者与国外读者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传播的受众包括国内和国外两大群体，作为叙事文本的出版物的读者同样如此。就中国式现代化出版物的媒介功能而言，对国内读者主要是起到整合国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信的作用，对国外读者主要是发挥宣传中国式现代理论并强化其整体认知和促进理论接受的作用。其次，出版传播者要协调好国家叙事和个体叙事间的关系。作为国家战略叙事体系组成部分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需要满足国家战略叙事的特定要求尤其是在价值规范方面，故而此时的个体叙事虽然是一种多元化补充方式，但它同样需要与国家叙事的标准与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只是在叙事策略及其文本呈现方面更具多元性和微观性。此外，出版传播者要协调好理论叙事和通俗叙事间的关系。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理论的严谨叙事和通俗化呈现需要得到同等对待。为了更好地实现理论传播，通俗化的理论阐释类叙事甚至需要得到更多的呈现，因此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需要得到出版传播者的精心搭配。这些关系的协调最终都需要通过具体的出版实践来体现，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理论传播优化功能。

主题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新实践发展，它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创新理论、国家政策方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为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长期坚持的主题出版实践之一，培育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文本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23]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成果，在系统地进行宣传推广时，主题出版的目的与功效决定了它是构建其叙事体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传播方式。它通过规模化出版和聚集性呈现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强化国内读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知并增强理论自信，还可以为国外读者建构一个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连续统一体，从而使其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到现代化理论中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进而接受中国式现代化。因此，主题出版的这种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用以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及其相应政策主张的出版逻辑理应成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基本叙事逻辑。

对于这一认识，出版界已经在积极实践并有着较好的表现。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为例，它的核心标识与定位是“高校主题出版”并以此为叙事逻辑，“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主要出发点，着力探索构建以自主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积极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4]从其内容来看，丛书涉及政治、法治、经济、民生、生态、国家安全等各领域。它具备“体系化呈现和学理化阐释”的特点；“通过客观深入的分析解剖，为构建完善中国式现代化体系，推动更高起点、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体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25]该丛书的出版将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出版的走向，并为其理论传播及其理论阐释奠定了良好的参照标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积极响应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要求，筹备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多文版出版计划，其中英文版正在积极推进，2023年3月21日与圣智集团Gale公司签订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第一辑）英文版（精选丛书中已出版的10种）的出版协议。^[26]2023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又对外输出了该套丛书的哈萨克文、乌兹别克文的版权。该丛书的“走出去”和国际传播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外的接受有着直接推动作用。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不能仅仅自说自话，还需要吸纳“他者”进来参与叙事。美国人斯诺（Edgar Snow）及其《红星照耀中国》和美国人何伟（Peter Hessler）及其“中国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奇石》）都是这种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并获得成功的范例。因此，在全球化的当下，出版传播者寻找和挖掘类似斯诺、何伟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者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虽然他者视角的主动权不在于出版传播者，但我们仍可以从他者叙事中借鉴一些叙事策略。正如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推出日本导演竹内亮的新书《我住在这里的N个理由》，出版传播者在构建中国叙事体系时需要处理“同理与共情”“叙述与分享”“求证与互证”等辩证关系，“努力以国际视野和境外视角展现中国广受关注话题的实情，着力转换叙事方式和话语体系”。^[27]

除了吸纳“他者”和借鉴其叙事方式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常用的合作出版方式，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构建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发展对外合作出版是我国图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28]为此早在1979年我国部分出版社就陆续与国外出版企业开始了合作出版。当时的合作出版形式为由国内出版社负责编辑、国外出版社负责印刷发行。这些合作出版书籍在对外宣传和展示国家形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王任重同志的肯定，并指示“要加强国际宣传，必须采取像合作出版这样有效措施”；国家出版局也充分认识到“积极发展合作出版，不仅对于我国图书进入国际市场，扩大我对外宣传的影响，增进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多创外汇，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促使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29]，所以在1980年提交了《关于加强同国外合作出版的报告》并得到了国务院、中央宣传部的批准。为了进一步规范合作出版和推进对外宣传，1981年8月国家出版局还颁发了《加强对外合作出版管理的暂行规定》，就相应的出版注意事项做出了规定，其中关于内容的部分要求“合作书刊的编辑方针，书稿内容以及最后定稿，均须经我方同意。凡经我方审定的书稿，未经我方同意，对方不得擅自增删或作其他改动”。^[30]整体而言，当时的合作出版主要是借助国外的渠道“走出去”，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成绩，但仍存在一定局限。

进入新时代以后，合作出版与时俱进，主要体现在坚持文本内容审定和编辑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国外出版企业在内容改进层面的建议，并在叙事策略方面有了较大地调整与改进。以德文版《黄鹤楼童话故事》的合作出版为例，该书是武汉黄鹤楼公园管理处和德国明斯特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的一部国际传播出版物，它在黄鹤楼传说“辛氏酒店”的基础上，以德国受众喜闻乐见的城市童话故事作为叙事载体，用国际化的记录方式和图文并茂的形式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消弭了中西方文化屏障并推动了德国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武汉和中国的认识。^[31]

通过合作出版的发展历程及其功能改进来看，我们可以明确它在出版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理应成为一种主要方式。当出版传播者通过合作出版这一方式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需要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来融通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文本，并在叙事策略方面加以调整用以适应国外读者的阅读偏好，从而实现叙事效果的最大化。例如，在强化国外读者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印象时，要侧重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背后的价值关怀^[8]，而这就需要在合作出版中引入国外编辑和出版人来对叙事文本加以改进，使其能够更具国际传播力。

融合出版是“将出版业务与新兴技术和管理创新融为一体的新型出版形态”。^[32]它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活动，在技术赋能下融合出版具有较好的知识服务功能，它可通过知识综合的技术方式实现类似数据库出版物时间压缩的使用功效。^[33]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立体化呈现并提升其话语竞争力，出版传播者在通过主题出版和合作出版进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时，融合出版的应用在当下的信息传播环境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实践路径。

融合出版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借助跨媒介叙事来整合不同媒介载体优势，并形成完整的知识连续统一体，以适应媒介融合深度发展背景下受众的需求。^[34]故而，依托融合出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立体呈现和传播效能提升，需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知识连续统一体的建构来展开。首先，出版传播者需要就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多元化内容选择易于传播的出版符号来进行全面呈现；其次，需要就各类出版符号及其内容间的衔接做好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和片面的叙事失衡；最后，各类叙事介质的组合搭配需要实现感官平衡用以优化知识接受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的融合出版物还需要适当地借助技术赋能强化其社交功能，如设置精彩观点的截取、评论、转发功能，用来增加读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话题性与互动讨论。这些功能有助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传播过程中形成“接力式”传播的现象和不断升华读者的认知层次，从而改善以往理论传播中存在的内容吸引力不强和思想引领力不稳等问题。

出版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中扮演着“脚手架”的作用，能够为其叙事搭建“立交桥”，从而让其叙事效果走上“高速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中，出版仅仅是其中的行动主体之一，新闻报道与影视作品等其他主体同样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战略叙事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传播，出版在构建其叙事体系时应积极发挥主体性作用，但也需要在战略协同的规划下积极配合其他行动主体，从而构建一个更加体系化、大众化、通俗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知识统一连续体。为此新闻报道、图书出版以及影视作品间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资源和传播渠道资源都需要加以协同，用以实现共同定向的整合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