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我国经济已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规模扩张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该背景下，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助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中指出，要“培育以技术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2022年4月，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衔接的技术创新体系”。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变革，其中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不可忽略。

以媒介融合为代表的技术驱动型新业态背景下，“出版”将进化到“数字出版”阶段。^[1]数字出版产业是文化内容产业和数字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新业态，被视为数字时代出版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推进变革、建设技术创新体系，从理论逻辑和现实意义来看均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出版产业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基于技术创新的变革，是理论逻辑层面的本质要求。一是必要性。全球数字化、创新化的浪潮下，出版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数字化创新能力，但目前我国出版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仍处于低水平阶段。^[2]可喜的是，随着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深度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进一步明朗^[3]，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十分必要。二是可行性。数字出版定义为：基于数字技术的内容选择、编辑加工与传播活动^[4]，它的特点是以“数字”或“数字化”直接表达这一阶段日益丰富的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全部实践。^[5]基于数字出版产业的技术化内涵和特点，当前高速发展的技术创新环境正积极驱动其进一步高质量变革。

数字出版产业基于技术创新的变革，不管是从产业质量竞争力提升视角还是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整体高质量发展来看，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新时代我国建设质量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增强产业质量竞争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整体现代化水平。数字出版产业通过技术创新的变革，将会给出版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供扎实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要素。另一方面，近十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产值实现持续增长（见表1），其强大的渗透性和外溢效应必然会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不断迭代发展的技术创新及应用，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6]，技术创新是创新型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坚持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全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数字出版产业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助力技术创新驱动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变革，企业、市场和产学研共同体，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先后经历了信息数字化萌芽期（1994—2002年）、业务数字化高速发展期（2003—2015年）、数字化转型全面加速期（2016年以来）三个发展阶段。^[7]受技术不断迭代创新驱动的影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体表现为企业主体地位更强、市场导向作用更大、产学研协同行为更多。

出版企业积极参与技术创新研发和应用，助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最直接、最深刻的变革。目前，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开始逐步降低对外部技术和方法等提供商的依赖，依托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来广泛开展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实践，从而实现培养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自身技术创新竞争力和辐射力的目的。一些代表性企业诸如浙报数字文化集团、中文在线集团等，通过对其公开财年报相关数据进行梳理，发现这些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强度（研发费用/收入）超过10%。^[8]

目前，受需求等市场导向影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积极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市场优秀项目和领域集聚，由此打造的产业“质量高峰”及其带来的品牌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助力精品生产和服务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教育平台和移动互联网产品等市场“青睐者”，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创新资源和创新机会倾斜的主要方向。如中文传媒集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项目“海昏侯”系列（涵盖动漫、游戏和文创等数字化形式）、山东教育出版社开发的以初中数学为切入点的“小荷测评”等，都是深受市场欢迎的典型创新应用案例。

基于产业融合和媒介融合业态的不断丰富，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产学研多方市场参与者开展了各项技术创新的互动合作实践，使得多主体协同创新的体系已初步形成。数字出版产业中政府、企业、高校等，通过各方优势资源以共同成立公司、开展项目等合作方式联合进行技术创新。如2021年9月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和北京四维图新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成立公司，共建“国家级”关键动态高精度基础地图服务平台。

在取得已有成就的同时，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在理念、结构和效度上，仍然面临身份认知不足、市场发展不均衡和协同效应不明显等方面的问题。

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中，企业地位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技术开发主体，到21世纪初的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再到新发展阶段的企业创新主体。^[9]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数字出版企业的创新主体身份，不仅体现在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角色，还体现在出版集团等领军企业的技术创新主导地位。目前仍有部分出版企业受创新意识、资源和项目不足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对待技术创新不重视、轻参与，更多为引进、模仿或者其他，难以真正体现其创新主体身份。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市场，经过长期发展虽然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到地方、企业到高校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技术创新布局，但不均衡的创新实践分布现象仍然存在。一是地域分布不均衡。数字出版产业属智力、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技术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偏远落后地区难以支撑其发展。二是社会分工不均衡。市场上的主要技术创新项目和工程投入大、周期长，往往集中在出版集团、龙头企业等大中型企业，且创新内容常存在重复性、同质化等问题。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涉及多元创新主体间的有效互动共享和开放协作。数字出版产业的融合性产业特征，决定了其技术创新主体协同需要跨学科合作、多技术集成。然而，产业实践中受多主体之间衔接融合不够、创新要素流通不畅和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影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整体协同度不高、难以形成协同合力。尤其是数字出版产业涉及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等“多头管理”，若想通过相关多方主体形成资源整合效应，还需加强协同有效性。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变革，就是将传统依靠要素、规模投入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赋能的发展方式。当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多为基于内容核心要素的“坚守创新”，其可借助技术创新来进一步增强和优化。未来，还需要从微观层面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中观层面市场技术创新机制完善和宏观层面多方技术创新生态优化等方面，来加强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

企业作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主体，是技术创新行为及成果应用的重要参与者。出版企业若想夯实高质量发展中技术创新的持久动力和主体地位，就需要从微观层面的创新战略计划实施、技术创新平台强化和企业创新梯队建设等方面，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

出版企业需要依托创新战略和产业需求，做好数字出版产业特定领域的技术创新计划并保障实施，以体现主体地位。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范畴，正在延伸至更广泛、更深层的技术研发、技术应用和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对话。出版企业一是要做好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关键核心技术计划，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力提升，以保证共性基础技术供给链和创新链的现代化、高级化，即从供给侧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质量的结构性改革。二是要积极谋划一些推动产业发展的中长期技术创新研发规划，加强关键共性技术、集成技术的改进和应用，以引领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长期效率和相关社会福利的持续提升。

技术创新平台，是出版企业提升高质量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载体和重要基础。目前，我国出版企业的技术创新平台搭建主要有政府规划和企业自设两种，前者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实验室、科技部的数字出版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后者如新华文轩出版研究院、山东出版数字融合产业研究院等。加强这些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一方面需要激活人才创新活力，通过实施对已有人才的知识创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与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的研究型、技能型人才联合培养和多元化引才渠道等形成企业的技术创新储备力量。另一方面需要提升技术创新管理，推动全流程、全员、全要素的新型管理理念、方法和工具等在出版企业技术创新项目中的应用，加快技术创新的质量管理力度和深度跃升。

强化以企业为核心主体的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需要在数字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等不同领域打造一个以国有企业和大型出版集团为主力军，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出版企业为生力军的企业创新梯队。一方面要发挥大型出版集团在战略性、公益性领域的技术创新基础作用，如主题出版、全民阅读等，助力现代中华文明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要挖掘中小型出版企业在一些竞争性领域的技术创新示范作用，如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支持其在这些领域的柔性创新探索实践。由此，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企业创新梯队的打造，一定要基于出版产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战略互补性、大型出版集团和中小型出版企业的资源互补性。

根据熊彼特对创新的阐述，市场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创新贡献的重要指标之一。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需要市场导向下对全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数字出版产业市场健全引导机制、完善容错机制和强化评价机制，对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所要实现的全要素资源有效配置，十分重要。

各类技术创新政策对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有重要的市场引导意义。技术创新政策一般主要涉及产业技术创新资源的市场进入、退出和配置。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技术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进入和配置上：前者以电子书、数字报刊出版所需的相应版号和刊号，数字阅读平台所需的《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等为例；后者以国家支持的数字出版重点项目工程等为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政策，还需要在面向产业技术创新资源的退出上再完善。加强基于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政策完善、规范产业技术创新评价机制，促进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资源的有效退出，进一步实现技术创新体系的高质量建设。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市场应该加快构建技术创新的容错及相关机制，这是提升技术创新质量的应有之举。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产业市场技术创新主体的认识与控制能力往往有限，市场技术创新客体即活动也同样是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可见，任何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都是一个不断试错止损、反复探索的实验性过程，需要相关容错管理机制。一方面，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数字出版产业市场各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潜能，通过打破影响技术创新实践实施的阻碍，在全产业市场营造一种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开放氛围。另一方面，数字出版产业市场还要积极制定技术创新的应急管理和风险控制机制，即对技术创新的决策、组织、评价等主体行为和资金、信息、渠道等产业资源做好有效规制。

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体系需要从质量视角加强其评价机制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涉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强化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的质量评价机制，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展开，前者涉及数字出版产业从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提质增效评价政策，后者则聚焦在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资源使用率、创新成果规模和丰富性提高的提量增速评价政策。二者的评价机制强化，需要从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评价流程、评价实施等全方面多层次进行具体布局，以此推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高质量技术创新理论和实践的形成。

2006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科技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技术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体系”。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可提升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融通创新能力。这是群体性、体系化的生态协同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个体创新的碎片化、颗粒化。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先导性、支柱性产业集群的搭建，可实现产学研之间开放、共享和合作的创新模式，形成产业变革的技术创新协同网络。通过各类技术创新共同体、联盟等集群的培育和形成，集中各方力量加强对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重大攻关方向和关键领域、技术创新合作重点地区和主流模式等的探索和实施，以打造技术创新体系中的技术、质量、管理创新的策源地和增长极。以国家自2008年以来相继批复的14家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为例，其集聚数字出版产业内容原创、版权运营、终端服务等多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产业性、区域性的技术创新集群效应。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技术创新知识共享、应用知识扩散所带来的协同发展，其多方技术创新主体参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链协同创新生态，需要知识产权提供创新保障。专利作为目前各个行业较认可的技术创新绩效表现，以其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激励、品牌打造、市场规范和对外合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围绕技术协同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等，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要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细化知识产权工作、形成知识产权合力；另一方面，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还需重视知识产权的产业化转化，尤其是针对一些涉及多方协同关键共性技术、集成应用技术的知识产权，积极推进供需对接和落地转化等保障和促进工作。

在科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高质量建设发展需要加强对外合作，提升产业技术创新的品牌力。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对外合作主要集中在版权运营、学术交流等方面。未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需要推进基于技术创新研发、应用等方向深入开展国际双多边的对外合作交流，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旗下的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语言科技为立足点，依托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国际传播效果。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还需要注重凝练技术创新品牌价值、提炼技术创新品牌符号，打响“中国创造”的创新品牌，以实现在国际视野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目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在深刻进行，这影响着以技术应用为支撑的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变革。该背景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需要充分认识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意义，客观面对已有成就和所面临的挑战，并从微观层面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中观层面市场技术创新机制完善和宏观层面多方技术创新生态优化等方面发力，以此，进一步深化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变革、激发政产学研用等多方融合创新势能，促进数字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