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我国已成为期刊大国，但缺乏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存在明显劣势，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发展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期刊专业管理能力、出版市场运营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办好一流学术期刊和各类学术平台，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1]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开放科学的深入发展，学术交流环境的复杂性不断提高^[2]，逐渐改变了科研人员的工作模式，也对出版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出版传播平台的发展与完善直接影响着科研全流程的开展，对学科发展乃至科技强国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世界各国，近年来出版在商业模式、内容呈现方式、出版流程、技术应用、传播方式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4,5]广义的出版传播平台涵盖所有发表及获取学科动态的渠道，包括纸媒、广电甚至自媒体^[6]，但对于科技期刊来说，因其学科和群体的特殊性，发表及获取渠道仍十分有限。目前科技期刊相关的出版传播平台可细化为数据库平台、期刊网站、学会学组动态、图书馆展示及出版商动态、邮件推送、公众号热点、社群交流以及科研快讯等。^[7]Elsevier、Springer-Nature等国际知名科技期刊出版集团都将出版传播平台建设作为重点战略项目，不断构建融合高效的数字化、智慧化服务平台及工具，逐渐形成了影响学术交流全生命周期的出版传播平台体系。^[8,9]然而，目前我国的出版传播平台及工具依赖国外数据资源较多，在数量和种类上仍存在明显不足，已有的平台也大多存在分类不清晰、功能介绍不完善、获取途径不明确等问题，未能在我国出版从业人员中得到普及应用。^[10,11]既往研究认为，在过去的20年间，我国科技期刊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能发挥互联网技术在科技期刊传播上的重要作用，没能有效搭建符合我国需要的科技期刊出版传播平台。^[12]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使用及需求情况，对于优化学术交流环境、增强我国科技期刊的办刊能力、促进科研全流程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针对我国科技期编辑人员的问卷调查，分析我国出版从业人员对国内外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和使用情况，了解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需求，促进我国学术出版向效能化、智慧化以及数字化方向发展，为搭建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出版传播技术平台、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研究以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的编辑人员为主要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30份，回收有效率为92%。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依据问卷设计客观相关、简洁准确、非导向性、选项穷尽、拒绝术语等原则，本研究团队自主设计问卷。问卷设计完成后对20位科技期刊编辑人员进行了预调查，并对问卷中的表述和逻辑问题进行了调整。研究于2022年6—9月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微信推送，匿名填写，并进行重复IP和不完整问卷人工剔除，保证了问卷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本研究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2）》^[13]将出版传播平台分为四类：①数字出版平台，指开展期刊投审稿、编辑出版、全文服务、论文关联等科研工作全流程服务的传统数字平台，包括Springerlink、ScienceDirect、Wiley online library、Taylor & Francis Online、ProQuest、EBSCO、中国科技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SciEngine、SciOpen、中华医学科技期刊数据库等；②科学数据仓储平台，指研究人员存放研究相关数据的存储空间，提供研究数据长期存储和访问服务，包括Figshare、Zendo、科学数据银行、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等；③预印本平台，指提供预印本研究成果存储、发布、外链、交流互动的数字资源平台，包括arXiv、BioRXiv、medRXiv等；④学术社交平台，指提供研究者身份和网络管理、交流、信息管理以及合作的数字平台，包括ResearchGate、Mendeley、蔻享等。

在数据分析中，本研究采用SPSS 22.0软件，定量描述我国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和使用情况，并进行需求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或精确Fisher检验对比科技期刊编辑对不同类型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及使用情况；另外，根据统计结果绘制检验P值热图，反映不同专业、语种、从业时间、学历以及职称的科技期刊编辑在出版传播平台知晓、使用和需求上的差异，统计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0.05。

在完成问卷的230位科技期刊编辑中，工科编辑最多，占36.54%；医科编辑次之，占30.43%。在期刊语种上，大多是中文刊编辑（68.26%），只有31.74%为英文刊编辑。受调查的编辑大多数已从业5～15年，近1/3已从业15年以上。超过一半的受调查者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以高级职称（编审或副编审）为主（43.48%），结果详见表1。

根据预设的出版传播平台分类，本研究界定受调查期刊编辑只要了解分类中任意一种平台就视为其知晓该类出版传播平台。研究结果显示，科技期刊编辑对数字出版平台的知晓率比较高，达到96.96%；但对其他类型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率均未超过35%，详见表2。

在细分科技期刊编辑类型后发现，英文刊编辑对科学数据仓储平台（39.7%）、预印本平台（56.2%）、学术社交平台（67.1%）的知晓率分别高于中文刊编辑的15.3%、21.0%、1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从业时间在5～15年的编辑对预印本平台的知晓率最高，达到40.2%（P=0.035）。此外，学历越高的编辑对预印本平台和学术社交平台的知晓率越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职称越高的编辑也对学术社交平台的知晓率越高（P=0.049）（见图1）。

表3展示了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与知晓情况的设定一致，本研究将使用过每种分类中任意一种平台视为其使用该类出版传播平台。研究结果显示，科技期刊编辑对数字出版平台的使用率较高，达到95.65%；但对其他类型出版传播平台的使用率均未超过27%。

不同类型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使用情况稍有不同。理学（20.6%）、医学（18.6%）及其他（16.7%）专业比工学（6.0%）编辑更倾向于使用科学数据仓储平台（P=0.042）。与知晓情况相似的是，英文刊编辑对科学数据仓储平台、预印本平台以及学术社交平台的使用率也均高于中文刊编辑（P<0.05）。同时，学历越高的编辑对科技数据仓储平台和学术社交平台的使用率越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职称越高的编辑也对学术社交平台的使用率越高（P=0.029）（见图2）。

本研究将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需求分为认知需求和功能需求两方面。在认知需求上，只有21.30%的受调查编辑认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所在专业常用的出版传播平台，近95%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学习行业相关出版传播平台的操作和使用方法（见表4）。但是细分编辑类型后发现，不同专业、语种、从业时间、学历以及职称的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认知需求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受调查科技期刊编辑反映，现有的出版传播平台不能满足科技期刊编辑日常工作需求，主要在于：①国际出版传播平台，尤其是科学数据仓储平台、预印本平台以及学术社交平台等新型出版传播平台的本土化程度不够，我国科技期刊编辑在使用中可能存在语言障碍及文化差异；国际出版传播平台大多收费较高，超出科技期刊编辑部的可承受范围；同时，国际出版传播平台与国内网络关联性较差，存在系统、设备不兼容的情况，实际使用的可行性较低。②国内现有的自主出版传播平台种类较少，大多数是相对传统的数字出版平台，新型平台有着较大的市场空白。与国际先进平台相比，国内现有自主出版传播平台在操作便捷性、内容涵盖完整性、传播影响力以及用户体验上仍有不小差距，亟须开展自主出版传播平台建设，以满足我国科技期刊编辑的实际需求。

在功能需求上，科技期刊编辑更关注出版传播平台的操作便捷性和内容完整性，87.83%的受调查编辑期望平台能够实现操作使用便捷，70.43%希望平台能够做到内容客观全面。在价格可接受性和传播影响力上，141位（61.30%）受调查编辑希望传播出版传播平台能够提供免费使用权限，159位（69.13%）希望平台能够提升稿件影响力。而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其他功能需求比例未达到60%，详见表5。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14]，要求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为我国出版传播平台的建设原则和发展途径指明了方向。基于科技期刊编辑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出版传播平台布局仍存在较大缺口，尚不能满足科技期刊编辑的实际需要。为此，出版业应进一步提高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率，增强平台及工具的推广使用，推动我国出版传播平台的持续发展。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科技期刊编辑仅对相对传统的数字出版平台比较了解（96.96%），对于其他类型出版传播平台的关注度不到35%。这提示科技期刊编辑对国内外出版传播平台，尤其是新型平台及工具的了解程度不够，获取资讯的渠道十分有限。随着全球开放科学进程的快速演进，大数据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目前全球的科技期刊生产样态，从编辑排版到出版发行，从媒体形式到传播路径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科技期刊编辑的日常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随之产生巨大变革。如果我国科技期刊编辑不能尽快了解出版传播平台的操作功能、服务内容、获取途径等信息，将不足以满足大数据时代对出版业发展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期刊编辑对科学数据仓储平台、预印本平台以及学术社交平台等新型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率低于英文期刊编辑。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英文期刊由于国际化的程度较高，编辑需要主动了解国际最先进的出版传播平台以便更好地办刊；另一方面英文期刊编辑与国外出版商、编委、作者、读者联系较多，在沟通的过程中有机会获得更多有关新型出版传播平台的信息。从结果可看出，我国在提升中文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亟须提高中文科技期刊编辑对新型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率，有针对性地弥补中文期刊编辑对新型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空白。同时，研究结果显示，学历或职称越高的科技期刊编辑对新型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率越高，这提示学习或工作过程中的研究经历有助于编辑了解先进的出版传播平台，增强编辑对新型平台及工具的熟悉程度，帮助编辑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期刊工作需要。

本研究需求调查显示，75%以上的科技期刊编辑认为自己不够了解所在专业的出版传播平台，近95%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学习平台及工具的相关知识，了解最新的出版传播平台变化趋势；在细分编辑类型后，不同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认知需求没有差异，这反映出科技期刊编辑强烈的继续学习意愿。很多学者也从编辑学的不同角度，提出了熟悉出版传播平台和工具的重要性。徐珠君^[15]在关于编辑业务能力建设的研究中强调，为适应目前出版业发展的需求，编辑应熟悉出版传播的模式和工具，了解当前出版的制作流程、发行渠道、商业运作模式等。周晔等^[16]认为亟须培养青年编辑的融媒体思维，提升编辑的复合型能力，建立明确媒介观点和传播意识的编辑团队。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强化科技期刊编辑业务能力的全方位培养，加强对编辑进行出版传播平台的继续教育培训，不断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熟悉国际最新平台及工具的使用方法和应用范围，知晓不同平台及工具的优势特色，取长补短，进而提高信息内容加工、新媒体技术应用、平台终端操作以及智慧化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为出版传播平台大融合做好基础条件的准备。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使用集中在数字出版平台，对科学数据仓储平台、预印本平台、学术社交平台等新型出版传播平台的使用率较低。这说明我国其他出版传播平台的推广普及力度不够，可及性不强。科技期刊编辑作为出版传播平台的主要目标用户之一，未能对平台及工具进行充分的尝试，这无疑限制了平台的使用场景和应用范围。Science、PLoS等国际出版商多在出版传播平台上设置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链接模块，通过对平台内容的分享转发，间接推动用户参与平台推广宣传工作。^[17,18]ResearchGate、Mendeley、Academia等出版传播平台则主动邀请科学家及编辑校对人员参与推广，不断提高平台及工具的可见度和影响力。^[19,20]国际出版商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出版传播平台的有效使用和推广普及上，通过学术团队和技术团队联合寻求创新，不断拓宽平台及工具的用户群体和应用场景，以期改变科学发现和成果宣传方式，进而影响学术交流的全生命周期。我国也应对出版传播平台的推广使用进行整体布局，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借助主流社交媒体和知名专家的号召力和传播力，提高平台的可及性，逐步拓宽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使用范围。

与不同类型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率结果一致，英文刊、高学历、高职称的科技期刊编辑也更倾向于使用科学数据仓储平台、预印本平台、学术社交平台等新型出版传播平台。因此，今后我国在推广出版传播平台时，应加强对中文刊编辑的使用培训，并有针对性地向低学历、低职称的科技期刊编辑普及新型出版传播平台，逐步弥补不同类型编辑在出版传播平台使用上的差距，全面提高我国科技期刊编辑对新型出版传播平台的使用率，进而增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业整体的现代化和智慧化水平。

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和使用种类单一，从侧面说明我国的出版传播平台本身存在不足，原因在于多数平台无法满足出版从业人员的实际工作需要。^[21]该结果与毛雅君等^[22]观点一致，认为目前出版传播平台仍存在许多漏洞，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整合资源、建设复合型平台。高萍^[23]从文献检索效率和查全率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现存出版传播平台融合不够，无法满足学科发展需要。颜永松等^[24]基于对国内外SCI期刊网站的对比分析，认为我国亟须打造自主的国际化出版传播平台，以弥补我国期刊平台建设与国际的差距。既往也有过一些积极的尝试，如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与Atypon历时一年共同打造出国内第一家基于Literatum平台的集群化医学期刊出版传播平台，探索出一条全新的期刊集群化出版传播平台建设路径。^[25]有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于2019年推出有色金属在线平台，实现了专业领域内期刊、书籍信息检索和知识库服务的有机整合，分析了期刊主导的出版传播平台发展的可行模式。^[26]科学出版社也于2014年创办SciEngine平台，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逐步提升出版服务质量，不断推进科技期刊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27]但是鉴于行业现状，打造国际一流出版传播平台依然任重道远，仍有很多不足亟待完善。^[28]我们需要从全局上整体规划，统筹协调，实现制度和需求的配套耦合，积极开展出版传播平台的自主建设和融合发展。^[29]

本研究结果显示，科技期刊编辑更关注出版传播平台的操作便捷性、内容完整性和传播影响力，期望平台能够实现操作使用简单、内容客观全面，且能够提升稿件的传播范围；但同时，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网络关联性、办公辅助性和用户互动性并不十分在意。因此在研发出版传播平台时应充分从理论、方向、工具、细节等多方面入手，重视平台的内容、操作及传播能力提升，进一步研发实用工具，搭建更贴近实际的出版传播工具^[30]，从而满足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功能需求。

学术交流的全生命周期皆与出版传播平台息息相关，平台的进一步建设、完善和细化，对学术交流、学科发展乃至科技强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对科技期刊编辑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我国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使用和需求情况，发现科技期刊编辑依赖传统数字出版平台，对科学数据仓储平台、预印本平台、学术社交平台等新型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和使用程度不高，但继续学习、参与的意愿强烈。建议根据不同语种、学历、职称编辑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高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率，促进出版传播平台在科技期刊编辑中的推广使用，并开展自主出版传播平台建设，全面提升我国出版业的整合能力和智慧化水平。

本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之处在于，研究数据仅来自230位科技期刊编辑，样本量较小，在对全国出版传播平台认知晓、使用及需求的推论上有所欠缺。未来需进一步开展大样本调查，更加深入地分析不同科技期刊编辑对多种出版传播平台的知晓、使用以及需求的差异，为我国出版传播平台建设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