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是编辑与出版学的核心名词，厘清编辑概念，对于编辑与出版学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关于编辑的概念，学界对其进行察考或阐释之时，常处于较为抽象之境地，难以建立起符合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共识的概念界定。取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1]：①从编辑的功能出发，认为编辑是一种策划、审理作品使之适合流传的再创造活动；^[2] ②从历史的经验总结来看，追本溯源，取“顺其次第，编列简策而成书”之义；^[3] ③依编辑的词性分析，认为应分别定义作为名词的编辑和作为动词的编辑；^[4] ④从职业分类的角度出发，认为编辑可分为文字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数字出版编辑、网络编辑、电子音乐编辑；^[5] ⑤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认为编辑活动是对文化产品的组织与完善；^[6] ⑥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认为编辑的本质是主导媒介产品价值的创造与沟通。^[7]

2022年5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出版了《编辑与出版学名词》，将编辑释为“编辑活动”“编辑人员”，以及出版和新闻专业技术职务三类。^[8]这个定义较为简洁地揭示出编辑内涵，成为学界给编辑下定义的一个重要参考模式。然而，就目前所观测到的文献来看，一个更具统摄性、包罗性、适应性的编辑概念目前还未出现，这样的编辑概念是学界共同追求的目标。以上所列编辑六种概念是学界较具代表性的观点，随着时空的变迁，一些新的观点还在不断地涌现之中。加之现代工程科学迅速发展，如生物工程中的基因编辑、软件工程中的算法编辑等，使编辑一词大大超出编辑与出版学科的使用范畴，进而成为社会普及词汇，被许多学科所引入与通用，使编辑概念呈现不确定性、多元性与歧义性。对编辑进行一次概念史考察，深入解析，或许可以消解某些歧义，提升对编辑与出版学中编辑概念认识的清晰度。

编辑为“编”与“辑”两词素相叠加之合成词。“编”与“辑”连缀使用时，虽然都含有整理之义，然而侧重点不同，编辑之“编”侧重按一定顺序编列成书，编辑之“辑”侧重聚敛修缉成书，二者不能完全互义。

“编”字出现很早，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参考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http://qxk.ywky.edu.cn）等权威资源，殷墟甲骨“编”，由“册”形及“糸”形相结合。“册”形为参差不齐的龟册，“糸”形为丝线交叉的绳索。甲骨文“编”指用绳索串联龟册。^[9]

《说文解字》将“编”列为“糸”部，训曰：“次简也。”西周时期，竹简逐渐取代龟册，成为文字记录的工具，“编”的含义也转为用绳索将竹简依次串列^[10]，动词。自汉代以后，衍化为用绳索串联竹简的动作，引申为竹简。^[11]用例如：

《史记·孔子世家》：韦编三绝。

其动词义由串联竹简引申为整理成书。用例如：

《宋书·志第二十》：王沈《魏书》志篇阙，凡厥灾异，但编帝纪而已。

其名词义由竹简引申为书籍。用例如：

《晋书·列传第四十二》：䌷奇册府，总百代之遗编。

“编”在古代尚有编列、编织等含义，但其与“书”有关的主要动词义“整理成书”及主要名词义“书籍”一直相当稳固，并发展出编次、编辑、编纂、编著、编校等词义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词语，使用至今。

古代编辑的“辑”字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本字“辑”，另一个是通假字“缉”。^[12]

《说文解字》将“辑”列为“车”部，训曰：“车和，辑也。”《尔雅》正“辑”为：“谐辑，协和也。《传》曰：百姓辑睦；《书》曰：八音克谐。”明确定义“辑”具协和、和睦、和谐之义。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辑”是一个常用字，先秦文献《尚书》《诗经》使用较多。如：《舜典》“辑五瑞”，《汤诰》“辑宁尔邦家”；《大雅·公刘》“思辑用光”，《大雅·荡之什·抑》“辑柔尔颜”，《大雅·板》“辞之辑矣”。在这些句子中，“辑”含有整合、协调、治理之意。用例如：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辑安中国。

《隋书·帝纪第一》：辑谐内外。

《宋史·本纪第四十四》：深入蛮地，抚辑有方。

《明史·列传第十九》：缮城池，立屯堡，置驿传，安辑其民。

“辑”本义为相连的车舆，名词。引申义为聚合，作动词，并使之和谐，作使动词；或作形容词，形容整理、聚敛、治理成和谐的样子。除上述文献可作说明之外，亦有以下重要辞书为证：

宋《广韵》：辑，和也。

明《洪武正韵》：辑，敛也。《书》辑五瑞。又和也。睦也。聚也。

清《康熙字典》：辑，《说文》车和，辑也。《六书故》合材为车咸相得谓之辑。又《玉篇》和也。《正韵》睦也。

缉，《康熙字典》释为：“《说文》绩也。《释名》缉下横缝，缉其下也。《仪礼·丧服》斩者何，不缉也。又《玉篇》续也。”谓继续、完善、缝边、修补之义，作动词。用例如：

《仪礼·丧服第十一》：《传》曰：齐者何？缉也。

《魏书·列传第五十五》：五年正月，诏鸿以本官修缉国史。

《晋书·志第九礼上》：太常荀崧补缉旧文。

其中，《仪礼》将“齐”和“缉”互义，说明至少从先秦时期开始，“缉”就具有整齐、修平、完善之义。

编辑一词最早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出自北朝北齐史学家魏收所著《魏书》，作编缉：

《魏书·列传第七十》：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缉。

编缉亦可追溯于隋代文献。如：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四》：今总群篇，备搜杂记，……录目分散未足致疑。……敢依集编缉而维之。

在唐代，编缉已经成为常用词，唐人所撰史书如《北史》《南史》《陈书》《北齐书》中均曾多次出现。如：

《南史·列传第二十九》：刘苞……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缉，筐箧盈满。

该则史料“手自编缉”的前境语句是“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残”指残缺，“蠹”指被虫咬过。如果刘苞仅仅是将旧书整理按一定次序“编”起来的话，那么其中残缺遗漏之处必使旧书难以阅读。因而，编缉此处应作重整旧书，并使残蠹处有所修补、完善之意。又如：

《宋史·志第一百五十五》：仁宗既新作崇文院，……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神宗……以崇文院为秘书省，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辑校定，正其脱误。

该则史料中编辑的后置语是“校定”，语境是宋神宗重新修编仁宗时代的《崇文总目》，“正其脱误”，含修订完善，使之协和之意。再如：

宋苏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

该则史料所呈现的历史事实是：北宋初年，杜集版本十分混乱；所存杜甫之诗集古律错乱，坠逸过半，且“不为近世所尚”。所呈现的关键性行为事实是：苏舜钦编辑杜集其一是按格律将杜诗重新修缉完善，编成《杜子美别集》；其二是使《杜子美别集》流行于“近世”，以弘扬传播杜诗。据此可以断定苏舜钦编辑杜集的实践过程是整理、修补、完善杜集，编辑目的是使杜集协和当时，流传后世。

依现有文献而考，编辑最早在南北朝时期以编缉的词形出现，编辑词形最早现于唐代。^[13]如：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二》：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

唐颜真卿《干禄字书·序》：不揆庸虚，久思编辑。

《干禄字书》原为唐大历九年（774）刻石，开成四年（839）重新摹刻，现存石刻为宋绍兴十二年（1142）所刻。因流传刻石拓本不同，就同一篇序文而言，不同版本使用的文字也有所差异^[14]，如：

清《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卷三十四》：不揆庸虚，久思编缉。

清《钦定全唐文·卷二百三》：不揆庸虚。久思编辑。

此二则史料强有力地证明了编缉与编辑互相通用；在与“编”连用时，“缉”与“辑”同字异体。延至清代中后期，编缉还在使用，并慢慢被编辑所规范并代替。

此外，虽然古代很早就有史官、编修官、检讨官、秘书郎、翰林学士等从事编辑活动的官职，民间也有校书郎、复勘官、主判管阁官等从事编辑活动的职业^[15]，然而，将编辑指代从事编辑活动者应始于宋代，作编缉者或编辑者。用例如：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今《通鉴》并书于夏、秋之后，盖编缉者自本志中摘出。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诵其言、师其人……求无负于编辑者之意哉。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语有违悖，则编辑者之疏忽也。

清后期又称编辑员，已经是固定职业。用例如：

清曾朴《孽海花·第三十一回》（1903）：广东古冥鸿。……读尽了外国书，……字林西报馆请他做了编辑员。

清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丁未日记》（1907）：徐佛苏公勉来，徐乃政闻社编辑员，长沙人。

其中，作为文学作品的《孽海花》讲述了字林西报馆请通晓外国书的古冥鸿做该报馆编辑员一事，说明编辑员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常见职业。

考察编辑的历史源流，它与“书籍（出版物）”具有一种天然的、自始至终的密切联系，编辑是编辑与出版学的核心名词。在编辑与出版学界谈论编辑的概念时，其重心往往在于“编”，“辑”字多被视为同义后缀，常为人所忽视。学界释“编”者多，释“辑”者少；有学者讨论“编—编辑”的历史沿革^[16]，却几乎没有人讨论“辑—编辑”的历史沿革。以今审之，编辑之含义，当然与“编”之动词义“整理成书”及名词义“书籍”有关；恐怕还应与“辑”之动词义“聚敛”，使动词义“使之协和”，形容词义“和谐的样子”，并“辑”通假字“缉”之动词义“修补、完善”有所关联，绝非只是“编”字的后缀罢了。

在古代，书籍是承载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也一直被指代为知识、文化。如：

《增广贤文》：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应加以说明的是，从先周时期的龟册，到先秦时期的竹简、丝帛，再到自东汉开始一直使用至今的纸张，书籍的形式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出版物也早已超出了传统的纸张范畴，声、光、电、网络多媒体等出版形式不断催生。然而，不论书籍（出版物）的形式如何发生变化，弘扬文化、保存知识、教化民众一直是其主要使命。

强调“书籍（出版物）与文化”意蕴的编辑：编辑的内容是知识；编辑的对象是报刊、图书等出版物；编辑所产生的影响是文化保存和文化教育。

前文所列诸多史料说明，对已有资料进行整理，使其内容相恰，并符合一定的次序后成书，是历代编辑活动的主要工作。“整理”意蕴在现代编辑概念里，仍在延续，并有所扩充。现代编辑活动，除将已有资料（或来稿）进行整理外，还应进行适当“加工”使之符合出版物相关规范。

强调“整理与加工”意蕴的编辑，编辑的功能是将知识内容以合适的方式和手段加工整理成规范的出版物。

如前文所述，学界探讨编辑之概念，重心在于“编”，“辑”多被视为“编”之后缀，常为人所忽略。然而，从编辑一词的概念史来看，“辑”之修补、使之协和、完善意蕴都不应如此被轻视或丢失。相比原稿作者的著述工作，对出版物进行出版前的修补完善工作，要求编辑人员有宽厚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以学者的眼光发现问题；有忠于职守的敬业作风，能够以专注的职业敏感抓住问题；有踏实严谨的工匠精神，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解决问题。

然而，无论是学术功底的获得，还是职业敏感的养成，抑或工匠精神的培育，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进行大量相关学术知识的补充与编辑职业活动的训练。概因如此，不光是学界强调“编”过于“辑”，反应在编辑出版实践中，往往也很可能强调“编”而过于“辑”吧。

强调“修补与完善”意蕴的编辑，编辑的职能是尽可能消除并弥补出版物上的形式差错、内容差错、科学差错，使出版物形式与内容上都得以完善。

如果说强调“修补与完善”意蕴的编辑，是指消除出版物上的各类错误，补足出版物上的遗漏残缺，使出版物适于阅读。那么对于强调编辑之“协和与流传”意蕴的解读，则较多地要求出版物尽善尽美，适于流传。如上文所列史料证明，古人编辑古籍，多是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修缉，改正错谬、删繁就简、新增语料、补足遗漏，使其能够适应编辑者当时的时代，并得以继续流传。

编辑概念之“协和与流传”含义，不光是要求出版物全文结构协和、全书体例协和，还要求出版物与社会进步相协和，与科学发展相协和，使之适合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并且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得以流传后世。这样的编辑活动，绝不是简单的“加工整理”，甚至不是一般的“修补完善”。使出版物能够融入社会，引领潮流，推动社会发展，出版的内容最终能够得以流芳，是每个编辑人员所应追求的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

强调“协和与流传”意蕴的编辑，编辑的目标是使出版物精益求精，尽善尽美，流传后世。

前文史料证实，宋代出现了专门的编辑人员；清代后期，编辑已经成为固定的职业名词。现代而言，编辑作为职业名词，其表述更加具体，含义更加丰富。就工作内容而言，有报纸编辑、期刊编辑、图书编辑，等等；就岗位职务而言，有总编辑、编辑部主任、编辑、助理编辑，等等；就专业技术职称而言，有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理编辑，等等。

强调“职业”意蕴的编辑，编辑是从事编辑活动这类人员的职业名称，其中又有专业技术职称和岗位职务之分。

参考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术语在线”（www.termonline.cn）等权威资源，编辑在术语图谱中频繁出现，已成为各学科通用科技名词。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学科相互渗透、交叉，各学科之间相互补充已成为趋势。编辑，作为编辑与出版学的核心名词，早已跨越了学科壁垒，逐渐被若干学科特别是与工程技术类有关的理工学科所关注并频繁使用，使编辑概念产生泛化。如：生物学中的基因编辑、编辑体，医学中的心电编辑，计算机科学中的算法编辑、图像编辑、网页编辑，免疫学中的受体编辑，测绘学中的数据编辑，化学中的分子编辑，物理学中的同位素编辑，等等。

各个学科根据自己学科的特点，对编辑进行过不同的概念解释，这些学科大多将编辑与本学科内学术名词搭配成为固定用法；借用并延伸编辑一词的修改义，从工具价值角度使用编辑一词；属于某种学科嫁接式的二次开发，使编辑的语用范围得到扩展，丰富了编辑概念的学术外延。

如基因工程中的基因编辑，主要包括：基因敲除，通过阻断基因的表达来研究其功能；基因敲入，在预定位置插入外源DNA来研究基因的表达；基因替换，用预定的DNA序列取代内源DNA序列；基因添加，在染色体上插入外源DNA以获得新的性状；基因删除，通过技术手段删除染色体上的DNA片段^[17]。在这些基因编辑技术中，通常将编辑作为某种基因修改的工具或手段对基因进行靶向修饰，更多的含有修改义，并进行适度开发与延伸，包含替换、敲除、敲入、添加、删除等含义。

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社会实践所产生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狭义的文化可表达为语言和文字的总和。^[18]如前所述，书籍是语言文字的主要载体，从文化的狭义表达来看，各工程技术类学科主要从工具价值角度使用编辑一词，较少含或不含文化义。

“职业”是编辑与出版学中编辑一词的重要含义之一，各工程技术类学科中的编辑不含职业义。从事基因编辑、心电编辑、图像编辑、算法编辑、受体编辑、分子编辑等工作的人员一般为研究员、医生、程序员、实验员、工程师、科学家，等等。

原本属于编辑与出版学的专有名词编辑，被各学科使用之后，反过来又对编辑与出版学中的编辑概念产生影响。如：原本存在于计算机科学，被大量运用于新闻学中的图像编辑、视频编辑、多媒体编辑、网页编辑等，现今在编辑与出版实践中早已不鲜见。编辑一词在各学科中使用的泛化，进而影响编辑与出版学对编辑概念的定义。

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对概念的调整与发展有其理论研究的必然性，学界对编辑概念的认知也需要考虑社会环境的变迁与科技进步的影响。当代社会早已是互联网社会，并且正在逐渐向人工智能社会迈进。人工智能的日益成熟，必将给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影响与深刻变革，科技进步为编辑概念的定义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带来无限可能。

第一，从历史源流考察出的编辑五种意蕴：“书籍（出版物）与文化”“整理与加工”“修补与完善”“协和与流传”，以及“职业”在现代编辑与出版活动中仍然存在。

第二，以概念史的视角来看，此五种意蕴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统摄学界现有的代表性观点。如前文所述，从编辑的功能、编辑的词性、编辑的历史经验总结、职业分类，以及文化传播等角度分析编辑概念，均可包罗在此五种意蕴之内。

第三，对于编辑概念的认知，既要把握其实质，也要结合时代环境。展望未来，特别是处在全球科学技术进展所带来媒介传播变革的新形势下，网络媒体、流媒体、自媒体、云媒体等各种新兴媒介不断涌现，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在各行业得到普遍运用，以及以ChatGPT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传播媒介的生态系统日益庞杂，编辑实践内容越来越丰富，编辑技术方法越来越复杂，拓展了编辑概念。

第四，在科技带来的进步下，编辑技术与实践也将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将极大地丰富编辑概念。

1）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依靠算法和人工智能自动生成摘要、自动生成草略、自动生成新闻稿件成为可能。编辑的自动化，不仅可以减轻编辑人员的工作负荷，还可以提升编辑效率，必将对未来的编辑出版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2）共享化：网络传播条件下，各种自媒体平台涌现，大众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发布信息，分享内容，这类“用户生成内容”需要由平台方或其他用户进行编辑与整理，并在平台上共享。编辑的共享化，依靠群体智慧，信息来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为信息的生成、聚合与传播创造了条件，淡化未来职业编辑的角色，可能会对编辑职业带来挑战。

3）实时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新闻事件报道和学术成果报道可以“秒发”、随时随地产生，这需要编辑人员具备较强的实时组稿和采编能力，能够迅速对新闻事件、学术成果等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发布。

4）跨媒体化：随着媒介生态的变革，同一信息或内容需要在不同媒介形态下呈现，这需要编辑人员具备较强的多媒体应用能力，能够根据不同媒介特点，对内容进行异构表达和重塑，实现跨媒体传播。

从历史源流看，编辑的核心意蕴含“书籍（出版物）与文化”“整理与加工”“修补与完善”“协和与流传”以及“职业”五义。这五种意蕴构成了编辑概念的理论基石，也彰显了编辑实践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编辑概念也在不断拓展，自动化、共享化、实时化和跨媒体化等特征使编辑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复杂。学界需紧密关注社会环境变化，持续拓展和深化对编辑概念的认知，以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服务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和舆论传播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