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思想库”这一说法以来，智库建设已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走过整整十年的风雨历程。追溯至2013年，智库发展就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以作为完整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对智库建设提出了“特”和“新”的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更高要求。^[1]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要求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按照意见精神制定具体办法^[2]，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持续关注和高度重视，也为智库行业发展统领了大局与方向。

而聚焦于出版这一领域，出版与智库有着颇深的渊源，因此我国也进而对出版智库的高质量建设加之以尤为密切的关注与持续引导。2018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构建布局科学、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定位清晰的行业特色新型智库体系”。^[3] 2021年，全国政协委员魏玉山、阎晓宏、孙寿山、吴尚之在全国两会联合带来《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提案》，提出“建设出版强国需要有行业高端智库的支撑”。同年年底，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出版高端智库建设”，并要求在打造出版高端智库的同时加强出版智库后备力量建设。^[4]继2022年首次遴选出16家机构后，2023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实施2023年度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的通知》，计划按照遴选培育、研讨交流、行业参考“一体三翼”的整体布局展开工作，以持续深化出版行业智库建设^[5]；并于近日公布本年度入选机构27家，所涵盖出版智库类型进一步丰富，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规模进一步扩大。^[6]

考察近年来我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稳步推进的进程，以完备的出版智库体系对出版业进行有效治理已是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出版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之一。作为其中新兴而发展态势最盛的数字出版，其产值爆发式增长、创新性技术赋能背后的诸多问题和隐患亟须多元主体的全方位治理，数字出版智库治理毋庸置疑也成了数字出版治理体系中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归属于创新型治理体系。^[7]虽远未成熟、完备，却有必要及时对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情况进行充分的思考、总结与展望，以期推动数字出版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作为中国特色数字出版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字出版智库治理又因“智库”与“出版”“治理”之间的密切关联而占据特殊地位。为实现对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深入探究，本文首先对其本体所包含的内涵、外延以及价值层面的主要功能加以分析。

西汉刘向曾道：“智士者国之器；国有智士，则无诸侯之忧。”在历史长河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21世纪，人才成为毋庸置疑的第一资源。国之忧患虽不可在俯仰之间消除殆尽，事实上矛盾也将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人却能够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从而解决问题、改善现状。智库则是将人才进行汇集以充分发挥集体智慧，进而向组织外部提供智力支撑的智士、智慧、智力等的多重集合体。“智库”更通俗的名称为“思想库”和“智囊团”，同时它也被称为独立于政府决策大脑的“外脑”与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以及位列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根据《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这也是我国智库界约定俗成的说法。

“出版”与“智库”的有机结合可谓是强强联手、相辅相成：一方面，出版业天然具备影响决策的属性^[8]，与智库的功能存在高度一致性；另一方面，作为我国的重要意识形态阵地，出版业需要智库的力量以提升出版治理能力与文化治理能力。与此同时，两者又以知识、思想为纽带产生日益紧密的关联：出版业深厚的内容积淀能够为现如今的智库建设提供众多前人的实践经验、学术成果作为研究基础；而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亟须智库来为更高质量的知识传播行为提供智慧支撑和智力支持，此过程也是生产知识、生成智力成果、传递思想的过程，智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可能归属于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范畴，从而又增加了出版的厚度，例如美国智库在行政管理机构下设立了出版部门。出版与智库的高协同性也催生了智库出版和出版智库两种智库建设实践路径。^[9]“智库”与“治理”之间存在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与契合度，智库的建设目的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实现各对应领域现实问题的有效治理；但特别之处在于智库本身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决策权，只通过间接的方式参与治理。

由此，将“数字出版”“智库”“治理”这几个高度相关的语词进行贯穿连接，便形成了“数字出版智库治理”这一概念。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内涵具有双重性，是治理方式与治理对象的统一：一方面，对于数字出版这一治理对象而言，智库是治理手段和工具，是以智库治理数字出版；但另一方面，数字出版智库又是需要被治理的治理对象，也就是对数字出版智库进行治理，而其具体过程则需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其他各类治理方式。两者共同构成了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丰富内涵，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所指称的“数字出版智库治理”为前者的狭义数字出版智库治理概念。

狭义的数字出版智库治理，即治理方式维度的数字出版智库治理，是指通过建设或引进数字出版智库，用好外部创意、发挥“第四部门”的作用，来管理和服务数字出版活动的治理方法、行为和措施的总和。具体而言，指数字出版智库以独立于政府和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外部组织定位和排除自身利益关系的客观立场，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充分运用科学的数字出版研究方法、利用多元主体的集体智慧，对政府关于数字出版的政策决策和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企业提质增效提供建议，以期协调政府对数字出版的管理行为和各协会对数字出版的服务行为，提升数字出版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从而助力数字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方法、行为和措施。下文将以此内涵为基础展开对数字出版智库治理外延、主要功能、特征、现状、问题和对策的具体研究。

广义的数字出版智库治理还包括对数字出版智库这一治理对象的治理，即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通过完善、执行数字出版智库相关体制机制以促进、实现高端数字出版智库的高水平建设，进而有效提升管理和服务数字出版活动能力，也就是通过广义概念又进一步助推实现狭义的数字出版智库治理概念。其中，智库治理的元主体是党和政府，内在驱力是智库本身的自我治理，外在动力是第三方评价等社会机构，多方协同治理建设智库治理体系。^[10]

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外延包括所有为数字出版治理提供服务的数字出版智库所形成的数字出版治理格局，具体可体现为三组基本范畴：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国家智库、行业智库与企业智库；高校智库与科研院所智库。但就目前而言，专门针对数字出版展开研究的数字出版智库暂未形成规模，但是，几乎所有出版智库的职能职责都与数字出版相关，涵盖了数字出版研究的内容，如武汉大学数字出版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等高校智库，开卷公司等企业智库以及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等实验室类型智库。以下将以国内主流出版智库为例加以说明。

从所有制角度看，绝大部分出版智库都带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占据主流位置。官方智库区别于其他智库的最明显特征在于接受国家财政拨款而开展运营活动，是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研究机构^[11]，其主要职责是开展出版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研究，具备前瞻性的宏观视角和示范引领作用，数字出版信息、数据收集渠道和智库成果转化渠道较其他智库而言更为通畅。例如隶属于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已就数字化阅读、元宇宙出版与阅读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前沿方向开展了大量研究。与此相对，民间智库大多是以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为主要业务的咨询公司，资金来源于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因而更具独立性、创新性，能够激发市场的活力，例如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凭借二十余年在图书行业提供的信息服务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成为国内图书产业市场信息和咨询服务的第一提供商，且较其他智库而言更注重新媒体运营与研究成果的传播。半官方智库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成为衔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如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以及各地方数字出版协会等。

从服务对象来看，数字出版智库服务政府管理决策、推动行业发展、促进企业提质增效的三大主要功能也对应着国家智库、行业智库与企业智库三类智库。在宏观层面，国家智库与官方智库具有较高的重合度，例如作为官方智库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同属于国家智库，且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新闻出版专业研究机构，着眼于国家层面的战略视角，承担政府管理部门委托的各项工作任务，因此也肩负着助力我国出版强国、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责任与使命。在中观层面，行业智库致力于推动新闻出版行业尤其是数字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数量上涵盖大部分数字出版智库，例如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业研究院等，智库母体类型更具多元化且都能为智库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与体制机制保障。在微观层面，企业智库具有更丰富出版实践经验，主要是以报告、咨询及调研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咨询企业和数字出版基地等，以促进数字出版企业提质增效为目的，因此更偏向于营利性和产业性，例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建设发展研究院，推动出版社由书库向智库转型，依托专职研究队伍、专业编辑队伍、知名作者群体，持续推出智库专报、课题成果和开展智库讲座，进而持续发挥智库的生产力提升作用。

此外，高校智库与科研院所智库是数字出版智库中极具专业性和公信力的两类相辅相成的重要智库，发展态势最盛，且知识分子出身的研究人员往往拥有为社会服务的使命感。^[12]高校智库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校专门成立的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如武汉大学数字出版研究所、南开大学出版研究院等；另一类是高校原本就设立的出版院系，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等。前者大多为顺应新时代发展、满足新时代对出版研究需要而组建，因此除开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人民大学旗下的出版研究中心外，其余机构多成立于近十年。此类组织多为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依托于所属高校的其他科研资源形成学科间的有机连接，也较为注重国际的合作交流。后者多为在出版学科建设方面拥有深厚积淀且以出版为优势学科的高校院系，多年来不仅着力于出版学术研究、出版人才培养，也自觉承担起关乎出版行业发展的社会责任。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高校智库对智库的治理对象和功能进行了更为精细化的把控，设立了如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等立足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和“新文科”建设的专门数字出版智库，这是凭借其他类型的智库难以拥有的综合性资源和前瞻性视野所作出的安排。

综上所述，各类数字出版智库、出版智库为数字出版的科学治理群策群力，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共同形成了数字出版智库治理新格局，构成了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外延。

国内外智库实践表明，智库一般应具有的主要功能大致包括“理论研究、咨政献言、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五个方面；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一，数字出版智库也就应当具有上述功能，只不过应更聚焦于守正创新，服务出版中心工作，服务数字出版管理决策、推动数字出版行业发展以及促进数字出版企业提质增效。具体而言，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主要功能如下。

其一，理论创新，提供新思想，提供战略思维服务。这是数字出版智库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咨政献言的基础，是参与公共决策的前提。数字出版智库，作为思想库，如果不能提出有关数字出版发展、治理的新观点、新知识和新理论，则在根本意义而言，就丧失了智库的理论品格和智囊资格。事实上，围绕着数字出版的发展战略、数字化战略落实、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出版国际化高质量发展、双效统一机制、数字连接、数字信任、数字包容、数字素养与技能以及出版国际标准组织的话语权等核心议题，数字出版智库应及时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从而夯实咨政献言、推动行业发展的牢固基础。

其二，咨政献言，参与公共决策。咨政献言、决策咨询或参与公共决策，是智库的核心功能，是任何领域、任何级别、任何性质的智库都要全力予以实现的价值。而在咨政献言、参与公共决策过程中，智库独特的价值在于整合智力资源、集合智慧资源，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民主性，进而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于数字出版而言，主管部门关于数字出版的决策同样需要广开言路，尤其需要包含政用产学研各界专家的思想库为其出谋划策、提供全方位的外部智力支撑；数字出版智库能够通过决策咨询和决策评估两方面工作加强系统谋划，力争全面参与政府决策过程。^[13]数字出版智库作用的真正发挥，需要建立在“谋断互动机制”^[14]改革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决策体系的相对封闭（“断”），需要有意识地吸收和采纳最优秀、最睿智、最杰出的策略建议和思想观点；另一方面，智库须保持独立性，发挥智慧集聚、智力资源整合的作用，不断提供前沿、创新、务实的理论知识和政策建议（“谋”），唯有做到谋断协同、谋断互动，方可切实发挥数字出版智库的作用和价值，方可真正通过智库来提升数字出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须知，“谋断协同”，政府是“断”，智库是“谋”，后者和前者之间没有议价能力，唯有保持开放式智库格局、开放式智库文化，才能确保汇聚集体决策、科学决策的磅礴智慧，否则，智库将是形同虚设、花样文章。

其三，引导舆论，担任决策部门和决策对象之间的桥梁。数字出版智库的另一项功能在于上情下达，成为决策部门和决策对象之间的桥梁，一方面通过论文、专著、讲座、报告等形式把政策传输给从业者，传送给民众，以切实提升政策文件、决策部署的接受度和执行力；另一方面，通过对治理对象、公民大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反馈和收集，来进一步推动未来决策的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和更为合理，从而协助完善治理体系，协助提升治理能力。

其四，基于旋转门机制，储备、培育和输送数字出版人才。数字出版智库本身也是思想库、人才库和智囊库，通过对前沿核心议题、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旨在培育和锻造一批真正理解数字出版运行规律、谙熟数字出版发展机理、掌握数字出版治理规律的高端人才，并通过“旋转门”机制，为数字出版主管部门、为企业行业、为科研机构，选择和提供最合适的人才，充当高端人才的蓄水池和引力场。

其五，树立全球战略眼光，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国内外高端智库的另一项职能在于公共外交，在于推进国际交流，从而在国际层面提升话语权。应该说，这是目前数字出版智库比较缺乏和不足的一项功能。我们对国际出版业发展态势如何，是如何经营的，如何治理的；国际数字出版和我国数字出版有何不同，调节体系如何建构、治理体系如何自洽，这些基本问题需要出版智库、数字出版智库去了解、分析和研究，否则只能以井底之蛙的视野坐井观天、自说自话。例如，2021年，我国图书、音像和电子出版物版权首次实现贸易顺差，在版权贸易层面已经有所起色，但是接下来如何稳定处于顺差阶段并提高顺差幅度，这个议题就应该成为出版智库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事关我国出版国际话语权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其六，就推动和引领数字出版企业行业发展而言，数字出版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仅依靠政府层面的战略布局是远远不够的，且数字出版工作点多面广，相较于传统出版更具备了产业链长、主体复杂的特征；而数字出版智库既能够着眼于数字出版行业的整体情况，又为数字出版的各个环节提供实践指导，助力推动数字出版行业发展。同时，置身于瞬息万变的数字化时代，传统出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新兴数字出版企业在兴起探索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外界的技术支持以获取所需信息和解决方案等，从而避免数字出版平台重复搭建等资源浪费问题和市场垄断的消极发展态势；数字出版智库能够通过提供决策咨询等主要业务，促进数字出版企业提质增效。

相较于数字出版治理体系中的其他形式，数字出版智库治理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即智库的一般性特征在数字出版领域中的表现。一则，是广泛性，从主体而言，数字出版智库母体覆盖了各种类型的单位且各有侧重，能够从不同的层次和视角为数字出版建言献策、提供服务。二则，是全局性，从客体而言，数字出版智库的研究范围应当涵盖数字出版的方方面面，既包括数字出版本身的内部生产管理流程、外部产品服务，也包括如何以规划、财政、税收、法律、应急、安全、数字、标准等形式对数字出版进行有效治理，且在进行研究活动的时候也应当从战略性的全局视角综合考虑数字出版的各种因素，从而得出较优方案。三则，是非强制性，从中介手段而言，数字出版智库参与政府的政策决策或提供其他服务，只是给以可供参考的备选方案，相对而言较为温和，仅仅起到助力提升数字出版治理科学性的作用。四则，是灵活性，在时间维度上，数字出版智库治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改进的过程，数字出版智库应当根据数字出版瞬息万变的发展态势和行业的新需求不断提供更新的服务，以持续提升数字出版治理的科学性，呈现出不同于法律、规划等治理方式稳定性的日新月异的特点。

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之中，数字出版智库又有其特殊性特征。从属种关系来看，数字出版智库是种，新闻出版智库是属，其又归属于文化产业智库，应当能够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15]同时，数字出版智库的细分对象是数字出版，工作须服务于数字出版的四种基本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属性、产业属性和数字技术属性^[16]，相较于其他智库其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属性便尤为特殊。

综上，可就数字出版智库治理概括出以下四点特征。

毋庸置疑，对于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特征分析，首先就要着眼于其中的“智库”一词。智库，作为独立于政府决策大脑的“外脑”，与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本身就是作为补充官方部门、组织机构的外部存在，能够以相对而言较为开放的方式汇聚各类英才，将行业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为我所用，从而融合、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扩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智力资源，极大程度上弥补了体制内的人才、智慧缺口，即表现出明显的智慧融汇、智慧扩容特征。在智库的基础上，才有细分行业的出版智库、数字出版智库，因此可进一步衍生出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价值引导特征、文化凝聚特征和精神推动特征。

出版具有价值引导功能^[17]，须把握正确价值导向，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而数字出版是直面互联网前沿的意识形态阵地^[18]，更是要牢牢掌好价值之舵，尤其要谨防藏身于数字技术背后的高度隐蔽、强效煽动、快速传播的反动势力作祟。此外，数字出版通过价值引导的方式实现价值，“数字出版价值引导可分为立法行为对行政行为的引导、抽象行政行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引导、治理主体对市场主体的引导、群体对个体的价值引导、整体价值体系对价值构成要素的引导，等等”。^[19]作为治理数字出版的数字出版智库，其必然具有明显的价值引导特征，表现为通过价值引导的方式指导数字出版活动，从而助推数字出版实现其引导社会舆论、传播主流价值观、引领前进方向的价值引导功能，这是其他智库所无法比拟的。

文化属性是中国特色数字出版的固有属性。^[14]数字出版有效推动了知识在更深层次的传递、文化在更广范围的传播，其高质量发展能够为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是文化凝聚力、民族凝聚力、国家凝聚力的不竭源泉，做到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数字出版智库呈现出文化凝聚特征，作为数字出版领域的专门智库，是文化行业智库建设的领头羊，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渠道，旨在通过治理活动逐级提升数字出版、出版、文化工作的科学性，进而更好地承担起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要使命任务。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数字出版通过先进数字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展现并传播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数字出版工作应当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应当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且将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而发展的数字出版正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案例，能够激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行各业。因此，数字出版智库致力于保障数字出版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具备精神推动特征。

历经十余年历程，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出版高端智库建设、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也正井然有序地开展。2022—2023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连续两年组织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今年入选的出版智库数量增至27家，且层次更加丰富、特色更加鲜明。目前，出版行业已建成了一定规模的出版智库群，尤其是针对数字出版领域，2016年由两家国有出版社和一家数字出版技术商联合成立的融智库，旨在打造首个数字出版专业高端智库，以此填补数字出版领域专门智库的空白。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数字出版智库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也具备持续完善的空间和实力。

其一，数字出版智库助力数字出版决策，推动数字出版发展。数字出版智库通过承接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课题等方式，推出大量研究成果，为政府关于数字出版的决策建言献策、提供参考。且数字出版智库通过向全国发布课题等方式，就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新技术新业态与关乎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前沿课题展开探索，致力于推动数字出版行业的发展。通过行使其主要功能，数字出版智库已逐渐成为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转型升级的内驱力。

其二，数字出版智库培育大批数字出版人才。一方面，数字出版智库内部具有旋转门机制、会议论坛机制等人才交流机制，往往也有专门的智库专家管理办法，能够使智库专家得到系统化的培养，从而积累大量专家资源。另一方面，数字出版智库也致力于智库外部人才储蓄池的建设：既通过承接高峰论坛、骨干培训班等高端培训和向国家新闻出版培训机构输送培训专家，培训大量学员；又通过企业培训等方式提升服务对象的数字出版知识与素养，培养融合人才；还通过公开招标重点课题等方式，挖掘专业领域人才进行数字出版领域研究的合作。

其三，数字出版智库推出大量智库成果。近年来，出版专业智库已形成以智库为核心的知识服务模式，知识服务内容包括政策研究型、资源主导型、专题热点研究型，通过公共政策服务、培训服务、举办会议论坛、资源公开服务等形式提供知识服务，且服务成果包括皮书、期刊和研究报告、数据库、网络平台、服务开展标准研制和宣贯等。^[20]例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21—2022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数字蓝皮书”课题组历年来的研究特点和内容，对数字出版产业进行了深入分析；数字出版企业智库发布了《数字出版前瞻领域研究蓝皮书》《AR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研究蓝皮书》等权威报告，参与《知识资源建设与服务工作指南》《数字出版业务流程与管理规范》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研制。

其四，数字出版智库注重组织间的交流协作，成立智库联盟，举办一系列高端会议论坛。新闻出版产业新型智库联盟成立于2017年，为国内新闻出版行业首个以产业研究为研究方向的新型智库联盟，立足于政、产、学、研之间，共建合作机制，由各跨界出版机构充分发挥自身的细分优势，努力破解互联网条件下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瓶颈问题，共同致力于以出版智库实现对出版尤其是数字出版活动的治理。在会议论坛方面，一系列高端行业盛会为数字出版领域人士提供了丰富的交流平台，也愈发成为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重要途径。例如“出版视点”活动是从2022年开始搭建的出版行业常态化研讨交流平台，也是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当年就举办活动共11场；再如建设发展智库，已主办多届建筑出版领域的高端会议，论坛规模宏大、议题丰富。

数字出版智库治理向好的现状背后也隐藏着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问题，因此需审慎看待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挖掘。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问题主要有：数字出版智库治理仍处于探索期，体制机制不完善；数字出版智库自主投入不足，“等靠要”心态仍然存在；数字出版智库缺乏足够专职人员，无法完全满足数字出版治理需要；数字出版智库高水平成果缺位且传播渠道不完善，治理效果不太显著等。

智库运行机制是数字出版智库建设、发展与壮大的内在逻辑主线，也是智库进行独立评价、担任高端人才蓄水池的制度保障。我国新闻出版智库运行机制包括成员管理机制、成果推广机制、资金筹募机制、旋转门机制和智库评价机制等；其中，代表性机制包括专家管理和专家助理机制、规范的智库成果推广机制、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筹募机制、人才交流的旋转门机制等。^[21]而目前，仅仅是在会议论坛等浅层次机制方面表现抢眼，但是深层次的成果推广、资金筹募、旋转门以及评价机制等尚未真正发挥作用。而且，数字出版与数字出版智库均属于数字化时代催生的新生事物，数字出版行业虽已拥有强劲的发展态势，数字出版智库却仍处于建设的萌芽探索期。例如其中的“旋转门机制”，在法律领域已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等为重要环节的稳健旋转门；而在出版行业，与主管部门直接联系的特聘专家定期交流制度尚须进一步加强，政用产学研各方力量也无法有效打通。数字出版智库体制机制并不完善且标准滞后，各方面资源的欠缺也无法保障完整机制体系的顺利运行；各数字出版智库也未根据自身情况形成更具体的、可执行性更高的规范与措施。没有强大稳固的制度支撑，数字出版智库的建设也必然难以成熟，无法保障由其系统外化而成的数字出版智库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可以说不完善的体制机制是数字出版智库治理问题的根源。

独立性是智库治理能力的内在表现。^[22]然而，数字出版智库绝大多数都是偏官方性质的，数字出版智库的资金筹募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企业捐赠、经营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性收入^[19]，对绝大部分数字出版智库而言国家财政支持都是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内在机制导致其可能受制于多股社会力量，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附属”地位，不能排除数字出版智库事先定下基调以迎合政府或是开展研究时向国家政策有意识地靠拢的可能，也就无法充分保证其研究成果如报告、建议的客观性。与此同时，出于大部分数字出版智库的官方属性与公信力，政府等用户往往主动向目标智库委托科研项目，并未形成良性的竞争市场而导致外在驱动力不足，数字出版智库对已承接项目缺乏精益求精的紧迫感；数字出版智库自设项目较少，缺乏活力与创造力，没有自觉发掘数字出版领域问题并主动进行研究的意识，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非盈利目的的智库自研项目投入产出比、科研成果受重视程度与成果转化率相对而言都较低。因此，仅有个例自拨经费开发自研项目，如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自主研究、发布了《数字出版趋势》报告。^[23]而长此以往，数字出版智库自主投入不足、“等靠要”心态仍然存在的问题将限制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可持续性和切实发挥其应有功能。

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决定因素是智库研究力量和专业人才的强化。^[24]对于数字出版智库而言，其专家人员在智库的工作大多为兼职：政府智库例如新闻出版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一般都有国家编制，身处以为人民服务为使命担当的工作岗位，属于“内部人员”；高校智库的理论学者往往为从事高校一线出版教育事业的教授，需要承担培养人才与学科建设、理论研究等多方面的学界职责，也无法聚焦于数字出版政府决策与公共事务等领域的钻研；企业智库的实务型专家、行业人士更是有着出版社、出版公司、科技公司等企业经营管理和商业运营的需求。以上数字出版智库人员虽因其不同身份而拥有我国数字出版业相关的全面而准确的信息、最为前沿的数字出版理论视角、贴近数字出版最新发展实践的经验等优势，却也分身乏术，无法保证能够将足够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数字出版智库的工作之中，也就无法保障能够产出满足当前数字出版智库治理需要的智库成果。

高质量和影响力都是智库追求的核心价值，而这两者正是智库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高水平成果包括影响最顶层决策咨询的研究成果、推动行业重大发展的成果、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显著提升的成果、切实有利于提高出版国际话语权和国际传播效能的成果等。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是数字出版智库的价值和影响力所在，也是评价智库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目前而言，数字出版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数字出版智库体系，尤其是一旦领域出现某些问题公众就会自然而然想到与此相关联的具有特色与优势的数字出版专业细分智库。原因就在于数字出版智库高水平成果缺位且视野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广度都有所欠缺，各智库尚未拥有彰显其科研能力、行业洞察力的“代表作”。数字出版智库的高水平成果是提高数字出版智库影响力的前提，而完善的传播渠道是公众获取、了解、认同从而使数字出版智库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的途径。数字出版高端智库建设可采取“线上+线下”的互动模式。^[25]在“线上”方面，数字出版智库大多忽视媒体建设即使是最基础的网站建设，主要表现为门户网站数量少且总体质量差，即功能单一、内容更新延迟^[21]；在“线下”方面，数字出版智库往往以较高价格提供咨询服务、提供个性化产品等，运营生态较为封闭；且线上、线下两方面并未实现通畅连接。

由此可见，数字出版智库的高质量发展，依托智库的数字出版现代化治理，仍然是任重道远，须上下求索。

要解决数字出版智库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使中国特色数字出版智库体系持续优化改良，可以从以下六方面着手。

数字出版智库治理，首要在于明确数字出版智库战略功能定位，紧紧围绕数字出版发展与治理的核心议题展开。其一，中国特色数字出版新型智库的建设与发展，须坚持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为数字出版发展、治理提供新思路、新观点，围绕数字出版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性思维服务。其二，保持自身独立性，遵循科学逻辑，探索数字出版发展、治理机理规律，以高水平、高质量的智库成果进行资政献言，参与公共决策，整合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协助完善数字出版治理体系，助力提升数字出版治理能力，不断推动数字出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三，成为数字出版决策部门和决策对象之间的桥梁，提升数字出版治理效能，提升数字出版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合理性。其四，致力于高端数字出版人才培育，推动高端人才在数字出版政产学研之间的“旋转”和流动。其五，着眼长远，关注国际出版业、国际数字出版发展的核心议题和前沿议题，提升国际数字出版发展的议程设置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数字出版组织，提升我国数字出版国际传播效能和国际话语权。

应当完善数字出版智库的整体结构布局，针对尤为突出的数字出版智库中官方与民间力量失衡的现象，政府可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引导和帮扶民间数字出版智库的成长，加强培育扶持力度，营造独立开展智库研究的氛围，并通过示范带动引领一定区域内、一定细分领域内民间数字出版智库的发展；同时鼓励市场自由竞争和共同进步。此外，也要促进各数字出版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使其以各自的研究优势而互为补充，进而弥补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缺口，实现数字出版智库治理整体的良好态势。

对于数字出版智库结构中的各不同类型，均应当意识到自身的特殊性问题并有意识地采取整改措施，由多方努力促进优化。其一，官方智库宜强化科学性建设，注重对出版、数字出版发展规律、治理规律的探索与研究，以高质量智库成果服务出版中心工作。其二，高校数字出版智库需避免出版研究成果过于曲高和寡而被束之高阁、可执行性低且成果转化率和建议采纳率低的情况，应当积极主动了解数字出版领域实际需要，提升数字出版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和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效果。其三，企业数字出版智库的研究可向经营、治理两侧延伸，推动数字出版在文化自信、高质量增长、技术赋能领域的三位一体创新协同发展，切实以提质增效为己任，以数字出版的国际化发展推动国际化研究成为常态^[26]，形成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开放优势。

融资能力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针对目前数字出版智库过度依赖政府委托及其财政拨款而自主投入不足的问题，应当创新数字出版智库资金筹募机制，拓宽融资渠道，采取跨所有制、跨领域、跨地域融资方式并使其保持市场化运作方式，有条件的智库可以股份制充分吸纳社会资本和技术资本力量，充分发挥文化与资本融合的优势。在企业捐赠方面，数字出版智库可通过发展一般、核心会员单位的形式接受捐赠和赞助，也可通过举办会议论坛的方式收取承办单位的赞助费，从而以智库捐赠机制减少智库对其他外部资金的依赖性，也助于保持研究立场的独立性；在经营收入方面，数字出版智库可通过对研究成果的出版、销售和信息服务、咨询服务等方式，不断提升自主盈利水平和能力，在解决资金问题的同时推动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传播并进一步打造数字出版智库的口碑与形象。

数字出版智库应当成为数字出版领域的人才蓄水池和引力场。^[27]专家是智库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吸引更多数字出版行业专家投身数字出版智库的建设之中，填补智库专职人员的缺失，并以完善的管理机制尽可能排除其进行数字出版政策研究活动的阻力。还应当完善数字出版智库的培养机制以进一步提高人才素质，充分发挥产、学、研共同作用，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培养战略科学家型人才，培养跨学科、跨专业、国际化人才，切实实施内外部“旋转门”机制，从而组成分工合理的数字出版智库研究团队。

此外，数字出版智库应当高度注重后备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扶持，以新鲜血液释放团队活力，保障智库健康、可持续发展。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70所高校设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21所设置数字出版本科专业，每年培养出版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别为约5 000名、2 000名、60名，且“出版”已由附表进入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在不久的将来，出版专业人才培养可授予出版博士专业学位。出版学科建设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然而出版业岗位少、薪资低的普遍现象所导致的出版人才流失问题也造成了极大程度的学科资源浪费，将高素质科班人才引入数字出版智库建设或成为实现多方共赢的出路。

数字出版智库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而形成的研究成果，若无法得到相关部门的充分重视与采纳、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认同，则也难以实现数字出版智库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或是发挥数字出版智库自身的价值，更难以实现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目的，因此要重视数字出版智库营销、注重拓展数字出版智库成果传播渠道。其一，数字出版智库应当认清自身的组织定位，通过建立门户网站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了解、查询其相关信息的平台；其二，数字出版智库可公开目前研究领域、未来研究方向、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信息，从而打造机构的形象与口碑、吸引目标客户；其三，设立窗口展示数字出版智库已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各类国家、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和教学项目，通过媒体矩阵传播数字出版智库研究成果，在实现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同时也实现知识的传播。

作为新型开放大国，我国坚持实行积极主动、高水平的开放战略并逐渐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一方面，可以打通行业的国际学术交流渠道，了解、学习和辨析国外智库、出版智库、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先进经验，形成适合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的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借助数字出版“走出去”战略以培养数字出版智库的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28]，形成国际性和前瞻性的高质量数字出版智库研究成果，扩大数字出版智库治理的全面性。与此同时，中国也是负责任的泱泱大国，数字出版智库应当将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传播与知识普及、文化普惠纳入研究视野，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我国出版业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传播效能。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智库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受重视程度和建设力度日益提升。而作为数字出版治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种创新型的数字出版治理方式，数字出版智库治理必将为数字出版的政府决策和行业发展提供不可忽视的智力支撑，从而助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文化高质量建设。数字出版智库治理依旧任重而道远，仍需多元主体付诸上下而求索的不懈追求与艰苦奋斗；同时也应当统筹兼顾数字出版治理体系中的各要素，全面实现数字出版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