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科技自立自强”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地位。作为科技创新的风向标与驱动器，科技期刊也应自立自强。科技期刊产业共生是实现科技期刊自立自强的应有之义，一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科技期刊竞争环境，我国科技期刊出版机构仅凭孤岛式发展难以抵抗国外大型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的冲击，亟须与产业链各环节主体紧密衔接形成共生发展生态，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另一方面，截至2020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高达4 963种^[1]，打造资源与能力整合、共享与优化配置的多元主体协同共生体系，是实现科技期刊产业由“大规模”向“高质量”跨越的必由之路。数字时代科技期刊产业链各主体之间的要素深度关联，其绩效愈加依赖用户、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由竞争逻辑向共生逻辑转变。

事实上，我国科技期刊产业共生体系尚未形成，给科技期刊自立自强带来诸多挑战：一是共生主体不完善导致部分期刊不得不依托国外出版商进入国际视野。据统计，同时被SCI和《2020年中科院期刊分区表》收录的226种中国科技期刊（不含港澳台）中，与国外出版平台合作的期刊比例高达85.8%^[2]，极不利于我国形成自主发展的出版循环体系。二是科技期刊“小、散、弱”，难以吸引高水平原创论文首发。2020年中国作者共发表SCI论文54.9万余篇，其中仅2.5万余篇发表于中国SCI期刊^[1]，大量优质论文流向国外。这些问题致使我国科学研究不仅丧失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还陷入内容生产端科研经费外流和内容消费端缴纳高额订阅费用的“两头付费”的尴尬境地，极大威胁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因此，建设有机贯通的科技期刊产业生态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科技期刊产业共生是一项动态系统工程，其本质是产业内各主体打破组织界限，通过资源依赖或功能互补谋求互惠共存的共生目标。当前科技期刊产业共生相关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从微观视角探讨产业部分主体间的共生关系。一些学者关注不同类型主体间的共生问题，研究对象以作者、出版机构与数据库平台三者居多。数据库平台的双边市场节点优势与网络效应使其迅速掌握市场主导权与控制权。^[3,4]其背后是出版机构固有资源优势的丧失、市场话语权与经济利益的削弱^[5]，以及侵犯作者权益等事件频发。^[6]对此，翁晓峰从技术、版权和政策等维度提出系统性的平衡策略。^[3]另一些学者则聚焦同类型主体间的共生问题，研究对象主要为出版机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背景下，杨春兰、刘天星等学者从集群方式、集群资源、运行机制等方面为我国科技期刊集群化提供宝贵思路。^[7,8]二是从宏观视角打造科技期刊产业共生局面。例如，治丹丹以生态隐喻和模型构建方法建立科技期刊产业多主体合作共赢的创新生态圈。^[9]罗伯特·霍利（Robert Holley）、乔纳森·坦南特（Jonathan Tennant）等认为开放获取一定程度上推动科研人员、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等实现均衡的学术资源共享与利益分配，是科技期刊产业共生的重要举措。^[10,11]三是从案例出发揭示构筑科技期刊产业共生的路径与方式。例如，爱思唯尔（Elsevier）经由兼并、收购、合作等手段，依托技术平台主导科技期刊产业链整合过程，旨在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共存与一体化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12,13]

综上，现有文献主要剖析科技期刊产业部分主体间的耦合关系，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推断，缺乏理论支撑，产业整体的共生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且国外范例的共生路径无法完全适用于国内情境，有必要针对我国科技期刊产业进行深入探索。数字时代科技期刊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趋势明显，各主体紧密相连成为产业集群。本文运用共生理论分析我国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要素，探寻共生系统培育路径，以期助力我国科技期刊早日实现自立自强。

“共生”概念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De Bary）于1879年首次提出，经发展后用于描述生物之间按照某种物质联系密切生活在一起而形成的共同生存、协同进化或相互抑制的关系。^[14] 20世纪50年代之后，生态学研究范式加速扩散至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袁纯清于1998年率先使用共生理论解析小型经济，创立经济学中共生问题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为后来产业集群、企业经营、区域经济等范畴的共生研究提供理论工具。^[15]

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是共生系统的三大基本要素。共生单元是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交换单位，其交换媒介为共生界面；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存在和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按其作用效果分为正向环境、中性环境和反向环境。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不同，共生理论的核心思想和发展目标是：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实现对称性互惠共生和一体化共生。^[14]

科技期刊产业集群研究引入共生理论是其生态本源的回归。“集群”（cluster）一词源于生态学中的种群概念，原指生活在同一栖息地的相似个体的集合。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企业在地理上集中，一些学者提出适用于经济学领域的集群研究思路。^[16]1990年，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明确提出“产业集群”概念，并完善其定义：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它们因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17]从生态学视角来看，产业集群遵从“物种—种群—群落”的组成规律：科技期刊产业链各环节的主体为基本物种，一组经营范围和所属领域相似的产业主体（基本物种）为种群，若干联系紧密的种群集合构成产业群落，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形成共生系统，群落的生物属性在“产业集群”上显现。

共生理论秉承“融合、共存、合作、互利、互补、共进”的根本理念^[18]，为科技期刊产业集群突破发展困境提供有益指导。我国科技期刊“多而不强”“集而不群”的现实情况，严重阻碍其学术质量、出版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升。传统竞争模式下，科技期刊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增强个体竞争力。在共生理论的启示下，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内相关主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展分工协作，不断拓展价值空间，与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服务性机构协同进化、动态适应，在整体共生共荣中增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为科技期刊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精准识别共生要素是确立共生机制与共生路径的基础。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包含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要素。

科技期刊产业集群是围绕科技期刊生产与传播、纵向上高度分工协作、横向上具有完整产业链的经济组织，其构成主体即为共生单元，如图1所示，包括：①内容生产单元，负责科技期刊内容生产，主要由科研人员组成。这些科研人员通常隶属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或技术单位，受到政府部门等机构的经费资助。②内容加工单元，编辑部负责科技期刊内容的编辑加工，出版机构负责科技期刊的经营管理。③内容传播单元，数字出版时代的数据库平台成为科技期刊电子版与网络版的发行主体，可以提供多种内容传播渠道。④内容消费单元，科研人员、学术组织以及少量社会公众使用科技期刊内容资源，以生产新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或满足生活与精神需要，其中学术组织以组织消费者身份获取科技期刊内容资源为特定科研人员提供服务。科技期刊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因而科技期刊的内容消费者与内容生产者高度重合。⑤服务单元，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为上述主体提供政策引导、信息传递、资金支持等辅助性功能和服务，是联结其他共生单元与共生环境的中介。

共生模式即共生关系，反映共生单元之间借助共生界面相互作用的组织方式，以及信息、物质、能量交换与配置的行为关系，包含组织模式上的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与一体化共生，以及行为方式上的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我国科技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科技期刊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关联程度，但仍存在合作不对等与利益分配不平衡等问题，尤其是不断飞涨的数据库价格一定程度上导致产业链部分主体“边缘化”，表明我国科技期刊产业正处于连续非对称性互惠共生阶段。

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是培育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的目标模式。在组织模式上，科技期刊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对系统内高度开放，各主体共同参与科技期刊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合作关系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全面性；在行为方式上，科研人员发挥内容创造优势、出版机构发挥内容加工优势、数据库平台发挥内容传播优势，三大核心主体连同其他参与者围绕内容资源进行更深层次的人才、技术与资金共享，在增强产业整体实力的同时保障各方利益分配均衡。由此，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中各共生单元得以真正实现共生与共荣。

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参与者以生命体形式存在，因而产业集群同样具有生命体特征，且必然植根于其所栖息的环境之中。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政策与法律环境、经济与科技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自然环境是传统产业集群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其重要性在数字时代已明显减弱。

现阶段，科技期刊产业环境的正向作用愈发凸显。随着《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等文件出台，科技期刊发展受到高度重视。截至202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连续七年保持两位数增长^[19]，热点论文数跃居全球第一，高被引论文数稳居世界第二^[20]，科研成果产出成效显著，科技期刊实力跻身世界第一阵营指日可待。正向环境能为共生单元提供与其发展阶段和目标相适应的资源支持，在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指引下，共生环境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夯实产业共生根基。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内容生产单元（内容消费单元）、内容加工单元和内容传播单元为核心主体，与服务单元、共生环境形成相互耦合的复杂网络，在各要素信息传递、能量交换与物质循环中逐渐形成资源均衡、联系紧密、结构稳定、动态开放的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如图2所示。

共生机制是共生系统内各要素相互关联、作用与共同演化的动态具体方式。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各要素间关系演化的动态过程依赖源源不断的共生能量，其共生机制必须在内容上全面考虑各参与要素，在过程上紧密贴合共生能量生成且不断再生成的系统要求。

基于过程视角，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机制首先要促进共生能量生成，在共生能量生成原理启示下应满足：①合理的共生维度与共生密度，即一定规模的科技期刊产业主体参与共生；②形成单要素共生度，即科研人员、出版机构、数据库平台等主体具有共同的内在性质，其本质是拥有内容、技术、人才等共享性资源；③打通共生界面，即各主体间具备畅通的交互媒介与合作渠道，能够实现资源流动与功能互补。由此，本文提出构建关系形成机制与资源传导机制，关系形成机制意在推动一定规模与多种类型的科技期刊产业主体参与共生，使各主体得以汲取外部力量打造自身战略性资源以增强竞争优势；资源传导机制致力于打通资源共享渠道，实现科技期刊产业公共资源与各主体自有资源跨地域、跨机构、跨部门深度协同与集成。

其次，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机制需推进共生能量不断再生成。一方面，构建利益分配机制以合理分配共生能量，激发科研人员、出版机构、数据库平台等以壮大科技期刊产业整体实力为目标，持续投入优质内容、创新性技术等关键资源，避免因主体间恶性竞争导致利益失衡，并推动更大规模共生能量产生；另一方面，建立政策保障机制，我国科技期刊产业需要发挥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服务性机构对共生能量的维持作用，不断扩大科技期刊产业发展空间，加强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社会文化等因素的适配性，支撑共生能量生成体系的良性运转。

综上，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具有四大共生机制：关系形成机制、资源传导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政策保障机制，如图3所示。

与自然系统不同，由众多自然人或法人组成的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具有极强的“建构性”，其共生关系演化是产业主体“共同建构”^[21]的结果，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自主性，各主体有意识且有计划地参与共生；二是共同性，各主体相互作用、协同促进共生系统形成。亦即，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是由科技期刊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发挥能动性与协调性共同培育而成的。这一过程并不是混乱无序的，需要特定机构履行领导、管理、控制等职能以稳步推进。具体而言，政府机构凭借政策权威性能有效调整科技期刊产业发展方式，但无法完全置身于产业具体建设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具有天然的第三方性质；数据库平台以强大的技术优势在数字化的科技期刊产业链中承担内容整合、渠道搭建甚至销售等多重角色，但平台运转所需的关键内容资源始终受制于科技期刊出版机构。与之相比，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在传统出版活动中凭借内容资源、出版标准、作者资源等优势，长期扮演主导者角色，虽然其主导地位在数字时代有所消解，但行业参与度、核心内容资源、编辑出版能力等因素决定了科技期刊出版机构比其他主体更有能力完成整个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的构建、运行与调节过程。此外，科技期刊出版机构面临数据库平台介入而导致的边缘化危险，有必要重塑其在科技期刊产业链中的主导者角色以实现长远发展。

本文在共生机制指导下，首先从共生单元与共生模式层面探讨以科技期刊出版机构为主导的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实践进路，再从共生环境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以共生单元的完整与协调为基本前提。从实施角度看，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应从自身所处的内容加工环节出发，联结同类型共生单元以增强该环节整体效能，并贯通各类共生单元，建立完整有序的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

“建设一批导向正确、品质一流、资源集约、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学术期刊集群”^[22]是国家层面促进科技期刊繁荣的政策导向，旨在提升科技期刊出版机构资源流通效率与分工协作水平，增强科技期刊的成本优势、规模优势与品牌效应。我国许多刊群正是因为资源缺乏互通性和管理落后而未能展现集群优势，科技期刊出版机构有必要实施改革：一方面，汇聚专业领域内不同层次的科技期刊内容、人力、市场等资源，着力培育一批一流科技期刊，盘活集群资源，不断在细分方向孵化新刊；另一方面，以公司化运作方式助推资源优化配置与分工协作，尤其在编辑与出版环节，分离各科技期刊的内容编辑权与传媒经营权，各编辑部负责编辑业务，出版机构统一接管出版经营业务。例如，Elsevier运营旗下2 700多种期刊，期刊的具体编辑业务由遍布全球的编辑部负责，按照学科对期刊资源进行分类整合，现已形成医学、化学、物理学等领域系列化品牌刊群，以及The Lancet、Cell等顶级专业期刊。

出版平台是整合内容传播渠道的枢纽，能够加速各类共生单元向出版机构聚集。在国内，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仅为科技期刊网络发布平台，受制于内容版权与期刊编辑出版权，难以形成科技期刊产业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而国际上许多出版机构纷纷发布在线平台，如Elsevier打造的涵盖编辑出版、专业资讯、知识服务等流程的一站式出版平台ScienceDirect。我国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应正视自身在科技期刊产业价值链的中心地位，携手数据库平台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期刊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必要时可以与其他技术服务商合作。目前已有出版机构展开实践，科学出版社自2014年开始打造集投审稿、编辑出版、发布传播、期刊评价、营销推广于一体的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SciEngine，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语言翻译、知识图谱等创新服务，以内容生产与传播为中心实现领域内全成员覆盖、全要素贯通，加速知识创新，并作为有力推手助力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

科技期刊学术共同体包含作者、读者、编委、学术评价者和编辑出版者等，他们因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取向、兴趣目标而聚集，按照特定规范与准则进行知识的展示、评价与反馈。其中，科研人员兼具内容生产者、内容消费者和内容加工环节的审稿专家的身份，是学术共同体的中心角色，直接决定科技期刊内容质量与科学交流氛围。为充分发挥科技期刊对学术共同体建立和运转的支撑作用，出版机构可以从两方面切入：一是协助编辑提升内容组织与优化能力；二是依托出版平台构建学术社交网络，拓展科研人员正式与非正式学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例如，Elsevier发布的学术社交网络平台Mendeley协助科研人员发挥他们在各自领域、不同环节的优势，以开展高质量的科学研究与规范有序的学术自治。

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包含组织模式的一体化与行为方式的对称性。科技期刊出版机构首先应健全共生界面以维系各共生单元的共生关系，再通过合理的共生能量分配促使共生关系跃升至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

开放获取（Open Acess，OA）旨在实现自由的学术交流，是进一步破除科技期刊产业共生资源屏障的有效途径。截至2022年11月，全球最大的开放获取数据库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仅收录中国开放获取期刊81种^[23]，且开放获取进程面临内容质量、标准规范、技术条件和盈利模式等障碍。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应及时把握在新兴学科领域创办开放获取期刊的“蓝海”，逐步开展现有领域传统期刊向开放获取出版转型。为实现开放获取规范有序与持续发展，一方面，应遵循国际开放获取规范，如DOAJ建立的开放获取标准，以自主建设的出版平台为基地，将开放共享格局由国内逐步放大至国际范围；另一方面，科技期刊出版机构仍需严格控制内容质量，基于海量高质量学术资源与技术创新打通科研产业价值链，形成增值服务多元化发展的健康盈利模式。

科研人员、出版机构和数据库平台是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利益分配三大主体。各利益相关方有必要依据资源投入与利益产出对等、风险承担与收益回报匹配、价值贡献的合理体现等原则，协同共建三方共识的利益分配制度。^[24]数据库平台为出版机构数字化运营投入大量创新性技术、资金和人才要素，其合理利益应得到保障；科研人员负责生产创新性内容，出版机构承担科研成果传播与运营工作，应根据内容阅读量、下载量和引用量等数据获得相应比例的收益。未来，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定价与智能合约功能进一步明确利益归属，例如，在线支付处理服务提供商Coil公司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流支付，根据内容阅读时长自动向作者提供小额补偿。在科技期刊领域，可以实现多方实时分享消费者的内容付费，从而提升利益分配的便捷性与透明度。

政策环境对我国科技期刊产业发展尤为关键。政府部门等服务性机构应及时挖掘和满足共生单元与共生模式演进过程中的环境需求，使用政策工具扩大产业主体自主性，稳步推进共生建设，实施并保障产业长期共生。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我国科技期刊实行出版审批制、主管主办制和属地管理制。这些行政管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效促进了期刊事业整合有限资源以实现迅速发展，但在当下国际科技期刊激烈竞争环境中，这些行政管制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科技期刊的共生共荣。为扭转该局面，国家层面应加快审批准入制度改革，优化刊号资源配置，鼓励现有科技期刊联合办刊，支持传统优势期刊孵化子刊，培育重点学科、新兴领域内的引领性中外文新刊，为科技期刊探索集群化办刊模式提供足够的施展空间。同时，强化过程管理，打破科技期刊“只进不出”的局面，加强期刊年检与审读等质量跟踪，有效利用同行评议等制度以推行“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期刊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科技期刊退出管理机制，不断优化科技期刊结构与布局。

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建设项目落地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全力支持。政府机构应围绕战略部署需求开展前瞻性规划，明确各部门与企业等参与方的责任，优化项目申报流程、认定标准以及监督与管理制度，精准供给科技计划、专业人才、基础设施等支撑性项目，通过税收减免、信贷优惠、奖励政策吸引更多企业与社会资本全面参与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项目。此外，目前针对出版业基础建设的标准型文件罕见，国家应加紧联合新闻出版相关行业协会、企业等产业密切相关者制定统一、有序、互通的共生标准与规范，如科技期刊领域信息元数据标准等技术标准，以及系统的管理标准、监测标准与安全规范等，为产业共生打牢基础。

高质量科研成果与人才是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有序运转的活力源泉。政府机构应联合科研人员所在单位加大科研资金投入，激发高水平科研成果大量产出。在对科研成果与科研人员进行评价时，摒弃过分倚重SCI、SSCI等指标的评价体系，倡导科学、公正、创新的学术评价规范，鼓励科研人员在国内期刊发表优秀文章，实现优质稿源与科技期刊双向驱动。同时，国家层面与行业协会要尽快出台针对学术失范行为的规范性文件与自律性规则，与现有的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法律法规一同形成学术行为规范与成果保护体系，解决因信任危机导致的学术生态混乱等共生困境。一系列政策的落实依赖高素质人才参与，各部门不仅要扶持科研人员，还应针对科技期刊产业从业人员设施专门的人才基金，制定一套完整的人才培育机制与考核标准，培育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期刊办刊人才。

国际竞争环境下，培育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无疑是科技期刊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本文运用生态学领域的共生理论，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三个方面分析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基于共生机制探寻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的培育路径，有助于解决我国科技期刊产业因缺乏核心竞争力而长期受制于国外的难题。一方面，打造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有效运作国内知识创新自循环体系，实现科技“自立”；另一方面，依托共生系统助力我国科技期刊摆脱“小、散、弱”状态，以强劲的竞争力参与国际科技竞争，在国际学术大循环中站稳脚跟，实现科技“自强”。面临以“数字、智能、融合”为特征的新一代技术革命，科技期刊产业集群共生系统成为我国科技期刊改革过程中的关键突破口，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引领国际学术话语，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