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属于内容行业范围，内容资源是出版发展的核心要素，内容资源开发是出版发展的核心能力。不管技术对出版的影响如何吸引眼球，内容资源开发仍然是出版的第一要务。“开发什么、怎样开发、开发效果如何”是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三个基本问题，指向认识、实践和评价三大主题。问题是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研究起点，需要在整体观照出版行业的基础上发现和把准。逻辑展现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规律性认识，是出版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趋势指引出版内容资源开发问题的解决和前行的方向，是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逻辑运用、规律遵循和举措实施。问题、逻辑和趋势是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基础性研究，都以认识、实践和评价为基本结构展开，能够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为出版实践提供支持。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古今之争”指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回答中华文化中哪些是出版内容资源，这些出版内容资源有什么出版价值。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古今之争”问题，表现为认知中华文化的碎片、片面和孤立、割裂，使用中华文化作为出版内容资源的不足与错误。碎片、片面意味着没有系统看待、全面把握中华文化，没有基于中华文化体系而整体或择取其要素作为出版内容资源。孤立、割裂意味着没有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华文化，没有在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中华文化作为出版内容资源的价值。譬如，以中华文化发展成果作为出版内容资源的重大出版工程实施标准需更高，特别是集成性、系统性的中华文化数据库出版项目。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中西之争”指如何看待世界文化，回答世界文化中哪些是出版内容资源，这些出版内容资源有什么出版价值。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中西之争”问题表现为仰视西方文化，以西方标准选择西方文化作为出版内容资源。仰视西方文化意味着缺乏文化自信，凸显文化奴性，服从和纵容西方的文化霸权。以西方标准选择意味着丧失中华文化立场，精神上不能独立自主，盲目照搬西方文化作为出版内容资源。我国版权贸易的逆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中西之争”问题，一段时间里，西方出版内容资源在我国的强势，进一步反映了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中西之争”问题的严重性。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过度，集中体现为重复出版。重复出版，即以同样的内容资源推出同样功能的出版物，服务同样的读者群。少儿出版专家海飞将童书重复出版描述为“名著重复”“经典重复”“公版重复”“盗版重复”“跟风重复”“编凑重复”“名家重复”^[1]，这7种形态尽显重复出版怪相。公版书是重复出版的重灾区。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的数据，“四大名著”等国内公版书和《福尔摩斯探案集》《格林童话》等国外公版书出版的图书版本数超过500种。重复出版影响读者购书和阅读，导致作者声名狼藉，制约出版社发展，引发出版行业无序竞争，助长社会急功近利和浮躁。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不力，集中体现为低水平出版和有害出版。一是创意创新不够，没有充分激活出版内容资源，没有充分创新内容、形式、表达、审美、渠道、运营等，没有充分创造价值。二是质量不高，在出版内容资源价值判断、编校加工、审美表现、印装材料等方面存在问题。三是结构不优，国外出版内容资源占比高，专业出版和国际出版尚为短板，精品出版乏力。四是没有守住底线，选择了不合适的出版内容资源，对读者、社会等造成不良影响。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国内表现是大而不强。大指内容资源和出版物规模大、体量大、总量大，年出书品种数、年印刷总量等居世界第一。不强指相对世界出版强国来说，出版内容资源素质和结构不优，出版内容资源开发能力较弱、开发效率较低；相对社会和读者需求来说，优质出版内容资源不够，传世精品不够，对文化建设贡献不够，与读者对阅读精神生活的要求有距离。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国际表现是有声音但缺话语权。有声音指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成果可以扩散到世界各地，并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围绕内容资源开展出版活动。缺话语权指出版内容资源及其开发能力不被国际主流出版机构充分认同，出版内容资源的国际读者有限，提供的国际出版物分布不广泛、流通不顺畅，没有富有影响力的跨国出版机构，在国际出版组织中席位不多、职位不高、权力不大。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基础是对出版内容资源的事实认识。事实认识反映出版内容资源的属性、客观规律、关系及其变化过程，描述出版内容资源的状况和特点。中华文化作为出版内容资源的事实认识是：第一，中华文化蕴藏的出版内容资源极其丰富。延续万年的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内涵饱满，外延丰富，是我国出版发展的内容资源基础。第二，中华文明确立了我国出版内容资源的鲜明特点。延续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形成了我国出版内容资源的独特性和卓越性。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我国出版内容资源的现代性和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是现代性和先进性凸显的出版内容资源。国外出版界特别是西方出版界认识不到中华文化作为出版内容资源的事实，凸显其傲慢和偏见，国内出版界若认识不到、认识不充分则不应该。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资源的价值认识。价值认识反映出版内容资源的属性、客观规律、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与人民的需要、利益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揭示出版内容资源对于人民的意义。出版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版内容资源的中华文化为出版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保障。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分为生存、发展、享受等层次，与此对应，中华文化分别在安全、生活、身心健康、专业、职业、娱乐等领域提供出版内容资源。出版内容资源开发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基础和途径，达成国家、社会对出版的要求，实现多方面价值。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作为出版内容资源的价值，同样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和实施要求。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坚持出版内容资源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统一。事实认识是价值认识的前提，价值认识制约着事实认识的过程，事实认识必须通过价值认识才能发挥作用。事实认识为出版内容资源提供了事实依据和评价基础，事实依据越充分，评价基础越客观，越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它们的出版内容资源特性、规律。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的统一归于价值认识，对出版内容资源的价值认识越明确越到位，越利于事实认识，越利于在开发中实现其价值。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守正是指确定方向，明确根本。第一，坚守理论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必须掌握其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并以此作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根本指南。第二，坚守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用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依据。第三，坚守文化根本，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积累、传播、建设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第四，坚守发展根本，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服务出版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创新是指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为时代画像、立传、传神。在创新要求上，出版内容资源开发要有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在创新思维上，出版内容资源开发要满腔热情对待新生事物，不断拓展延伸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在创新路径上，出版内容资源开发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在创新方法上，出版内容资源开发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坚持守正和创新统一。守正是前提、基础，创新是关键、重点。守正为了创新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为了更好地守正，为了提升守正的层次和境界。守正和创新统一于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共同目标：建设出版强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以此得到验证和引领。守正和创新统一落实在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实践，以实践凸显守正的意义、夯实守正的基础，以实践彰显创新的价值、创造创新的成果。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的原则要求至少包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正确文化立场，坚守文化阵地。坚持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出版物。坚持提供更多有意义有意思有品位的出版服务。坚持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出版功能。坚持加强国际出版传播能力建设，以适合国际读者的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出版话语权。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把这些原则要求放在首位、做到位，多获得好内容资源，多出好书，多提供出版、阅读服务，多产生出版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特别是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产生矛盾时，能够舍弃经济效益，懂得尊重社会效益。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应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不好的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可能带来好的经济效益，好的出版内容资源可能带来不好的经济效益，这是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好的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带来好的经济效益，这是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是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追求和目标。同时，区别对待好的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出现亏损的情况，需要时牺牲经济效益而得到社会效益。因此，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最终的归宿是社会效益。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应确立和强调文化主体性。“当代中华文化主体性，一方面表现为我们对文化选择所具有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表现为当代中华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复合体）在我国文化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2]确立和强调出版的文化主体性，是确立和强调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自主权，是确立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出版内容资源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和主流价值。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几度被全盘否定，中国社会在精神文化上面临严重的文化认同问题，文化主体性失落。伴随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文化主体性得以重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强国新征程，文化自信理论的提出、倡导、践行有力促进了文化主体性建设。尽管出版的文化主体性没有明确提出，但一直伴随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而融入实践、处于建设中。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并阐释了文化主体性。出版确立和强调文化主体性自然且必要，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必然得到文化主体性的更强赋能。

文化主体性能多方面促进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自觉自信自强。第一，文化主体性提高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文化意识，增进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文化作为，加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文化责任和担当。文化主体性赋予和强调出版内容资源开发中“坚定的自我”，这种“自我性”“我们性”与“他者”“他们性”对应，排除外在文化干扰，对抗外在文化霸权，以自身文化和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而在出版内容资源开发上自立自为自决。第二，文化主体性强化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特色和优势。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关键是特色，而特色的关键是发展的道路、资源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决定了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根本特色，中华文化决定了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基础特色，出版自身发展规律成就的出版发展模式决定了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重要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华文化和出版自身发展模式的选择源于和决定于文化主体性，显然，文化主体性成就了特色，并在特色的基础上创造了优势。第三，文化主体性激发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活力。文化主体性决定了出版是文化生命体，让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这集中体现为出版的成长性、发展性对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推动和促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从较低的起点成长为出版大国。新时代以来，出版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有力支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是出版的内核，出版发展及其成就是文化主体性驱动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成果。第四，文化主体性扩大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空间。四个自信理论以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意味着文化主体性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打开了道路、理论、制度的广阔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意味着文化主体性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打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理论与制度创新的广阔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中国的伟大创造成就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着文化主体性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打开了用中国理论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广阔空间。凡此种种，文化主体性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拓宽了视野、汇聚了力量、带来了机遇。

应优化出版内容资源结构。“古今中西之争”历时已久，在长期努力下，我们具有破解的条件。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是破解之法，汇聚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是破解之得。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出版内容资源开发体系的优化首先要做的是优化出版内容资源结构。优化出版内容资源结构的基本思路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出版内容资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以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为补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来后要本土化。

应打造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平台。平台是硬件、软件和团队组成的有机系统。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平台有线下的、线上的、线上线下结合的，它基于内容资源拥有情况由国家事业机构、出版机构、技术服务机构、出版服务机构等创建，平台有管理性、服务性、公益性、商业性等多种性质。出版内容资源与中华文脉、中国精神连在一起，关乎国本、国运，属于国家核心利益，因而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平台的打造需要根据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分层布局和建设。基础性的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平台在国家层面布局和建设，譬如中国版本资源、中国古籍等开发平台。服务性的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平台在社会层面布局和建设，譬如依托图书馆等的开发平台。商业性的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平台在市场层面布局和建设，譬如出版机构、出版技术服务商等的开发平台。

应服务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利益相关者。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出资人、员工、读者、商业伙伴、政府、社区等。在当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商业性过分突出、资本力量过大影响到了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导致公共项目、公益项目建设和运营乏力，违背出版发展的规律，损害出版发展的基础。适应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平台打造的分层特点，其利益相关者的结构和利益分配会相应调整，会突出国家对公共性、公益性项目的倾斜，会加大对资本和市场失灵的管控。

应充分创新运用新技术开发出版内容资源。技术与内容的融合是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必由之路，充分创新运用好新技术是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关键。一方面是存量出版内容资源的集成和激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守护好中华文脉，让中华文化活起来、火起来，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是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使命和责任。可以说，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这种使命和责任有了更好的承担条件。从物理性集成到数字化集成，从实体性保存到数字化留存，从线下展现到线上的无限体验，出版内容资源的集成和激活有了更好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增量出版内容资源的创新、获取和运用。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特别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突破，给增量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带来挑战和机遇，引发了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全新竞争。创新创造、获取、运用增量出版内容资源进行开发是新课题新任务，完成新课题新任务需要新技术。

应以出版强国目标引领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展望2035年，我国将建成出版强国。出版强国以目标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出版发展的效果效益，以倒逼的方式推动出版内容资源开发。从动力看，出版强国目标是出版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从能力看，出版强国目标是优质内容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版服务大局服务人民能力凸显、出版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从成效看，出版强国目标是出版业实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出版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的作用更加彰显。以此对标，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围绕创新创造构建动力机制，围绕优质内容获取、优质产品和服务提供、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构建能力体系，围绕出版综合实力和在世界出版格局中的地位提高出版话语权。

应以出版强国指标引领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出版强国指标是出版强国目标的具体化，是出版发展效益效果的描述。出版强国指标包括出版产品规模、出版经营规模、人均出版产品和服务程度等体现的出版实力指标，综合阅读率、人均阅读量、公共文化服务、社会综合贡献率等体现的出版影响力指标，版权输出量、出版成品输出量、国际合作出版量、国外本土化出版能力、国际出版话语权等体现的出版国际化指标，出版技术专利等体现的出版技术指标。这些指标落实到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则形成其效益效果评价标准体系，表现为出版内容资源量、出版内容资源开发能力等，显然能够引领其发展。

应以出版强国工程引领出版内容资源开发。从目标到指标到路径到规划到工程到政策，是体现我国制度和治理优势的发展方式。出版强国战略以出版工程引领和带动，出版内容资源开发以出版工程的完成程度和效果效益来评价，并以此推动和促进。少儿出版一度和世界出版强国相比差距大，以致带来读者和社会的诟病。国家接续推出多项出版工程推动和带动发展，当前它成为我国出版体系中的主力，其品种量、市场量等已居世界第一。主题出版从国家的主题出版工程开始，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和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并列，改变了我国出版的格局，支撑着我国出版的繁荣。相对而言，专业出版是我国出版的短板，大量出版内容资源被国外获取和开发。出版界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出版强国战略实施中特别重视，在国家已有出版工程基础上继续发力。这必然带来专业出版内容资源的回归，引领和促进专业出版内容资源的开发，使专业出版由弱变强。

出版发展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出版内容资源开发上，包括出版内容资源的认识局限、开发能力欠缺、开发效果的不到位等。文章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出版强国战略，在阐释出版内容资源开发逻辑和规律的基础上，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给出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