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资源是出版活动赖以存续的基础，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随着大数据时代知识共享的飞速发展，出版内容资源匮乏问题显露，成为制约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瓶颈。破解出版内容资源匮乏难题，已经成为融合出版可持续发展的题中要义。
1 缘起——破解资源困境是出版融合发展的第一要务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深度融合要围绕坚持正确发展方向、科学设定发展目标、统筹规划发展布局，加强出版融合发展战略谋划；要立足扩大优质内容供给、创新内容呈现传播方式、打造重点领域内容精品，强化出版融合发展内容建设；要着眼加强前沿技术探索应用、促进成熟技术应用推广、健全科技创新应用体系，充分发挥技术对出版融合发展的支撑作用。[1]随后，我国出版业积极探索出版深度融合之道，产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然而，随着融合的不断深化，在融合出版共享时代曙光初现之际，出版内容资源匮乏却显露端倪。
出版内容资源是出版活动中各类精神活动成果的总称，具体指出版机构在出版业务中形成的具有权利归属的作者原稿、排版文件、印刷文件、纸质出版物、纸质出版物数字化后形成的xml、pdf、epub等格式的文件，图片、音频、视频等数字内容素材，以及内容素材构成的资源库等。[2]
出版承担着人类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不是一般的信息传播，其本质功能是通过复制进行规制化的知识生产[3]，是人类知识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具体表现为以知识生产知识，以知识创新知识。[4]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无论是精准知识服务，还是充斥在各类新兴媒体和社交网络的音视频节目，甚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数字阅读产品，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知识获取方式，知识共享成为人类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建立在物联网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基础上的知识共享，对出版物的载体、产品形态、传输渠道、交互方式、出版物数量和出版周期等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资源支持。否则，知识共享只能在低水平徘徊。
与此同时，人类知识生产进入模式3时代，即以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主体和多边互动的知识创新系统，通过融合相互促进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以竞合、共同专属化和共同演进的逻辑机理，驱动大学、产业、政府和社会实体间进行协同创新。[5]模式3在模式2的“大学—政府—企业”三重螺旋的基础上，将“社会公众”纳入知识生产的主体，建立了“大学—企业—政府—社会公众”四重螺旋的动力机制。四重主体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筑了知识生产的协同创新网络系统。其中，社会公众既作为模式3下知识生产的驱动者，又通过精神文化的传递为新知识的生产建构了外部依赖环境。[6]但是，迄今为止，在“大学—企业—政府—社会公众”协同创新的四重螺旋中如何进行规制化复制，尤其是如何对作为融合出版内容资源的用户创造内容（UGC）进行选择、提炼和编辑加工的知识共创，并未进入出版界的研究视野，相关文献成果极少，业界的融合出版实践也从无这方面的案例。如何根据读者需求和社会文化发展，在信息冗余和过载条件下管理、运营和开发出版内容资源，出版界没有给出积极的回应，知识共创的机制、体系和路径还未建立。于是，知识生产模式3时代文化成果产出速度越来越快，知识共享过程中产出的UGC越来越多，但因为没有发现、选择资源的“慧眼”，没有处理资源的“良方”，面对知识共享对出版产品的海量需求，出版内容资源匮乏问题日渐突出。
没有共创机制的知识共享是无法实现的，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深度融合不能止步于一般的实时共享式的信息传播。随着出版融合的深度加深、速度加快，出版内容资源匮乏现象将会愈演愈烈，成为制约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障碍。探索以机制创新破解出版内容资源匮乏难题，是出版融合发展的题中之义。鉴于此，笔者重温出版的本质功能，在分析观察融合背景下出版内容资源管理、运营和开发的基础上撰写此文，以期抛砖引玉，为解决出版内容资源匮乏问题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2 破局——从全面机制创新入手破解内容资源匮乏难题
出版物的主要价值在于内容。出版以选题策划完成对内容资源的组织规划，以组稿通过作者著作权让渡获取以作品为代表的内容资源，以编辑加工和校对实现对内容资源的精细化加工，进而完成规制化复制等知识生产活动。此过程中，出版内容资源居于资源体系的核心地位，其他所有资源如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渠道资源等都是围绕内容资源来开展出版活动的。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兴出版业态的诞生，并没有改变出版通过规制化复制进行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围绕资源开展的出版活动也未改变。因此，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时代，内容资源的管理和开发依然是出版的第一要务。
2.1 内容资源匮乏是融合出版的系统性问题
传统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方式，显然难以在“大学—企业—政府—社会公众”的知识生产模式3“四重螺旋”生产范式下实现实时化、多维度、多媒体化选择、开发、整理、运营内容资源，无法满足文字、音视频等多媒体化的知识共享对出版物数量和呈现方式的需求。完全采用平台媒体生产方式的新兴出版企业，虽然拥有内容资源开发的技术优势、制作优势和运营优势，但不能恪守编辑出版的一般原则，所开发的内容资源中真正有价值的不多，无法满足融合出版对出版物的内容质量要求。不仅如此，这些数量庞大但没有经过规制化复制，缺少知识含量的多媒体数字产品，内容冗余杂乱，质量参差不齐，一旦以迅猛之势占领用户心智，会占用用户大量时间和精力，并挤压传统阅读产品的市场空间，不利于形成“共创—共享—共创”的知识生产循环，更不利于出版内容资源的开发。资源匮乏导致融合出版只有共享没有共创，难以可持续发展。
例如，深度融合下的大众出版业态是基于“粉丝经济”商业模式制定的。“粉丝经济”商业模式，是指通过提升用户黏度、优化口碑营销获取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信任代理形态和经济运作方式。[8]由于“粉丝”对“偶像”的崇拜超越了对知识的关注，出版机构以“粉丝”为核心进行内容开发和运营，容易混淆知识生产与一般信息传播、知识共享与信息消费的界限，不能在多元化读者高度信息共享的场景下进入知识共创，无法为融合出版提供更多富有知识价值的出版内容资源，其结果是塑造了虚假的出版繁荣，虽然此类出版物能契合用户对内容的消费使用场景，但其知识含量和文化品位不高。
由此可见，知识共享与知识共创是出版深度融合背景下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版内容资源匮乏不是由具体的、个别的、孤立的原因造成的，而是融合出版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体系不够完善造成的，其要害是只有共享没有共创。解决出版内容资源匮乏问题，必须从出版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系统入手，通过创新知识共享和知识共创机制谋求破局。
2.2 出版内容资源开发必须在共享共创机制下进行
伴随着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深度融合，出版内容生产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出版的内容资源的提供者是个体的作者或作者团队，内容资源开发采用的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专业化内容生产方式。随着各类内容生产平台的兴起和知识生产模式3“四重螺旋”的出现，形成了以用户为主体的互联网内容生产方式，如UGC（用户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OGC（职业生产内容）等。在媒介圈层化的结构中，由兴趣、爱好、表达欲而形成的“用户联盟”在互联网信息蓝海中生产了大量的出版内容资源。但是，这一过程缺少专业人士的把关，多数内容仅仅是内容生产者和普通用户之间的互动交流，“用户联盟”没有形成用户内容生产系统。因此，尽管所有用户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共享知识，介入知识生产，但由于缺少与专业出版机构的互动，并没有真正实现知识共创，最终导致出版机构身处信息蓝海却依然缺少出版内容资源。因此，解决融合出版的资源匮乏问题，传统出版机构应改变过分依赖静态的存量内容资源而忽视动态增量资源开发的现状。新兴出版机构必须迅速对动态的增量资源进行出版专业化开发，提升资源质量，同时消除内容资源开发、管理和应用中的信息孤岛，形成共享共创的一体化体系。
“机制”是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是协调系统各部分之间关系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式。基于特定的出版选题，赋予“用户联盟”以共创共享机制，这些原本散落于互联网空间的用户群体，就可按照出版机构的意愿结成结构合理、功能强大的共创共享系统，进而彻底解决融合出版内容资源匮乏的难题。
3 创新——基于AIGC建设人机协同知识共享共创机制
出版的深度融合是基于出版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的融合，其本质是创新性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出版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结为“生产—服务”共同体，犹如知识的“冰山”矗立于信息蓝海之上。显露在信息蓝海海面之上的“冰山”是知识服务部分，海面下庞大的知识生产体系则是其坚实的基础。“冰山”上下两部分即知识生产与知识服务实时互动，出版机构汲取信息蓝海中的出版资源，通过复制生产，以多种形式的出版物产品形态送达到读者手中。[3]从这层意义上说，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深度融合，就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在知识共享与知识共创上的融合。
3.1 AIGC是建立知识共享共创机制的新契机
在不断迭代的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出版知识生产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UGC、PGC、OGC以及UGC与PGC相结合的PUGC等相继出现，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模式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随着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深度融合，集UGC、PGC和OGC为一体的POUGC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模式应运而生。
POUGC开发模式将多主体纳入知识生产过程，既能实现主体的盈利需求，又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POUGC开发模式下，任何主体都可以在阅读中互动交流，分享知识信息，通过反馈建立新的知识评价体系，实现知识生产的持续创新。然而，互联网用户知识水平的不同导致内容质量的参差不齐，POUGC开发模式还不能完全实现出版内容资源质量与数量的有机结合。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为解决POUGC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数量与质量结合提供了新契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 Content，AIGC）以AI为技术支撑，将各类知识提炼成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符号，再将符号嵌入后台运行系统，通过自主学习和算法喂养生成大量非人类总结的知识，再由专业人员把知识资源进行细分，辅以技术手段，使计算机在进行语义识别时有准确的自主判断能力，对用户进行个性化的知识服务。
ChatGPT是典型的AIGC代表，ChatGPT是美国OpenAI公司研发的机器人聊天工具，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一种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它能够理解和学习人类的语言，理解上下文语义和语境，实现与人的沟通交流，还能为人类提供翻译、撰写邮件、撰写论文、编辑视频脚本等知识服务。尽管ChatGPT自面世以来，在学术界受到颇多争议，但从出版视角看，ChatGPT能够通过自动化生产内容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给出版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深度融合带来新的契机。
基于神经网络深度自学能力和运算能力，AIGC在多场景中均能快速产出内容，排除内容生产中人类主观干扰因素，产生从静态到动态全方位的优质内容资源，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知识生产，不仅打碎和解体现有的存量知识，实现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联和重组，而且挖掘出各知识之间的隐性关系，重新整合和优化管理存量资源，实现增量资源开发。应用AIGC开发出版内容资源，人工智能能够有组织、有秩序、有目标地挖掘用户需求的知识，并将其载体、形式、应用场景、服务终端和用户需求进行智能化适配，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出版内容资源，为建立知识共享共创机制带来了新契机。
3.2 人机协同建立知识共享共创机制开发出版内容资源
尽管AIGC的介入能显著提升出版内容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但也为出版带来新的问题。首先，AIGC通过机器的数据喂养和机器训练得以实现，许多知识内容被录入系统时并未取得著作权。例如，ChatGPT引发了多起版权纠纷事件。其次，为满足用户知识需求，AIGC会自主编造虚假数据和虚假文献，生产大量虚假内容。例如，已发现ChatGPT完成的学术报告和论文，给出的文献无法查证，给出的数据未经任何调查，纯属编造。可见，仅凭AIGC一己之力建立共享共创机制开发出版内容资源是不可靠的。因此，现阶段出版内容资源的开发管理应当将POUGC与AIGC相结合，通过人机协同的知识共创机制来实现。
人机协同的知识共创机制，是AIGC参与下知识生产主体、生产流程、生产关系全面融合的知识生产机制。首先，人机协同创新机制承认科技与社会互动的具体实践中存在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生产主体由专业内容生产者、职业内容生产者、用户等人类生产者与人工智能生产者共同构成。人类生产者与人工智能生产者可以在出版内容资源开发中互为补充，弥补彼此的不足。其次，人工智能渗透到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加工整合、甄别审核、选题确定、内容生成和润色、把关分发和产品呈现等各个环节[9]，既确保OGC、PGC、UGC等高质量的基础文本为融合出版提供丰富的出版内容资源，又发挥创意设计、引导反馈、审核把关作用，将内容资源开发融合进“生产—分发—消费”出版全产业链条之中，实现出版内容资源的全域可持续开发。最后，通过与人工智能公司的深度合作，出版企业提供相关领域知识给人工智能公司，人工智能公司通过不断迭代，生成新知识，为用户提供服务，实现生产关系融合。出版企业许可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作品版权，人工智能生成新知识又可以反馈给出版企业，形成双螺旋结构，为用户带来最新最有价值的知识，开发更多的出版内容资源。如此，通过人机互为补充，出版企业、互联网平台、内容生产主体和用户实现多相多维同时空链接，形成协调合作、共享共创的出版内容资源开发体系，真正实现知识共享与共创的交融。
4 变革——融合出版内容资源开发机制创新的实现路径
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深度融合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以出版观念融合、出版过程融合和出版生态融合为要素构成的融合系统结构是否合理，决定着融合的速度和效果。以人机协同的知识共享共创机制来解决内容资源匮乏问题，必须在变革观念、完善体系和平衡生态三个方面积极探索实现路径。
4.1 变革观念——以价值共创理念解放思想
从一般融合到深度融合，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从单向度的简单融合向全方位多维融合的过程，既有两类出版过程和产品的融合，也有两个出版生态系统的融合，还有更高层次的两种不同出版观念的融合。出版观念是出版主体对出版存在、运作及其发展的总的认识[10]，是指导出版活动的理论、认识、思维和思想的总和。因此，变革出版观念，是以人机协同知识共享共创机制解决出版内容资源匮乏的前提和关键。
观念创新的本质是思想解放。[11]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必须进行全面的思想解放，基于出版的本质功能和社会文化价值，努力形成科学的、系统的对融合出版的总体认识和态度，形成全新的融合出版理念。价值共创是指21世纪初管理大师Prahalad等人提出的由消费者与企业共同创造价值的理论。出版融合发展是以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为本质，以文化选择为手段，服务多元阅读需求为表征的新兴出版产业链与传统出版产业链的融合，其本质在于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两条价值链融合。[12]作为知识内容消费者的客户与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出版机构，就是通过去中心化协同创造知识的价值。因此，基于人机协同共享共创机制开发内容资源，必须做到参与开发的出版机构、用户、各类平台和人工智能公司，突破壁垒、打破桎梏、互为补充，努力追求思想观念、战略谋划、资源协调的统一，形成资源共享和价值共创的理念。唯有如此，才能摒弃唯技术、唯产品等片面的融合观，将推动参与融合出版的各出版主体组成出版联盟，从博弈关系转为协作关系，在监管机构、出版单位、营销平台和用户之间建立充分的信任，破解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在人机协同共创机制下系统开发出版内容资源。
4.2 完善体系——建设出版内容资源共创开发体系实现知识共享
传统出版资源开发流程是“选题策划—选择作品—审查稿件—编辑加工”，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专业人士开展，无法实现知识共创。新兴出版资源开发体系在产业链、版权贸易机制和技术方面都不完善，许多新兴出版单位各自为战地开发产品，仅依靠自身资源，技术单一，内容资源无法实现增值，产业链难以延伸。尽管新兴出版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信息的点对点传输，却无法实现价值的点对点传输，出版参与者的贡献与收益不能实时匹配。因此，必须建设内容资源共创开发体系，才能确保实时、多维、多主体共创的出版内容资源开发落在实处。
建立完善的出版内容资源共创体系，要以用户个性化需求为动力，根据用户具体问题和所处环境，提供差异性、精准化、智能化的知识服务，将知识共享共创体系的起点和归宿确定为服务用户、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出版机构的数据基础，通过知识计算、关联、重组，对各类结构化、半结构化乃至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设置关键词、知识标引，把原本无序的知识资源打造成有序的、相关联的知识图谱，实现知识的协同创新和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注意用户自主感知和自主学习，在知识共享过程中自主生成不同来源和不同结构的知识，并自主适应场景和解决问题，尽可能将用户需求与出版内容资源、业务、流程等各类数据与用户的实时场景需求进行关联，实现知识服务的精准化和智能化的匹配。
4.3 平衡生态——以利益均衡原则实现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和谐环境
融合出版生态系统中不同利益方的利益诉求不同，偏重与喜好各异。对于内容生产者而言，数字内容的呈现需要数字处理技巧，如拍摄、剪辑等，彻底地表达内容创作者对内容的理解。但是由于个体认知与理解不同，最终呈现的数字出版物可能偏离内容生产者本意。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流量就是王道，其关注点在于内容发布者的粉丝数量与内容浏览量以及用户对平台的黏性，过分追求流量和用户偏好导致平台选择粉丝数量多的内容发布者，根据算法为用户推送大量同质内容，既打击了内容生产者的创作积极性，又限制了内容消费者多元知识的获取，导致同质化内容泛滥，降低用户对平台的黏性。对于内容消费者而言，获取的知识能否满足自己的需求是其关注的重点，目前算法推荐导致内容消费者不断接受同质化内容，不利于其多元知识的获取和学习。
没有利益均衡的出版生态系统，再好的内容资源开发理念也只是纸上谈兵，无法落实。人机协同共创机制下出版内容资源的开发，既要重视出版过程，选择高质量的创意和内容；又要选择热点话题，以多样有趣的形式吸引内容消费者关注；既要回应内容消费者所需，又为自身和平台赢得收益，最终形成利益均衡的出版生态圈。如此方能实现内容生产者、内容所有者、互联网平台和内容消费者利益均衡，从而激发各方参与价值共创的热情，保证融合出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实现知识共享共创。否则，即使达成“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的共识，依然无法做到真正的价值共创。
5 结语
仅仅关注实时共享式的信息传播，忽略没有共创机制的知识共享是无法实现的。内容资源匮乏必然会影响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时代，内容资源的管理和开发依然是出版的第一要务。从出版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系统入手，建设人机协同知识共享共创机制，不失为破解出版内容资源匮乏难题的一个路径。
当然，人机协同知识共享共创机制的实现并非易事，因此，要变革出版理念、完善资源开发系统和创新出版生态圈，为共享共创机制的实现提供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