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智技术和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冲击下，出版人越来越重视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然而出版的内核是知识服务，承载着各种显性和隐性知识的数字内容资源，尤其是品牌数字内容资源，才是出版业最核心的基础性资源。出版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无不是围绕内容资源开发和品牌塑造展开，技术资源和商业资源也无不以出版内容资源的升值为目的。在出版深度融合的今天，如何根据知识服务的现实需求，聚焦数字内容资源建设，强化数字内容资源储备，构建数字内容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逻辑，是做好出版知识服务转型的关键，也是出版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

深耕出版内容是提升出版价值的关键。准确把握出版内容，提升内容品质，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是出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出版工作的生命线，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增强原创能力，构建品位健康、品质优良、品类丰富的出版生产服务体系，着力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充分发挥出版精品的示范引领作用。”^[1]为出版业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引。数智时代，出版企业应加强数字内容资源建设，探索数字内容资源的生产规律，着力营造品牌内容资源，推动出版企业从知识生产向知识服务转变，实现出版价值的智能化跃升。

首先，要注重价值引领。出版活动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出版物所传播的思想、文化、观念是舆论生成的社会文化基础。出版企业作为内容的筛选者、生产者和传播者，在数字内容资源开发过程中，要始终用主流价值引领出版方向，以优质内容供给为重点，把满足群众需求和引导群众需求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内容资源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将数字前沿技术应用于出版内容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聚焦多元内容生态，着力打造导向正确、内容优质、创新突出的出版精品。

其次，要从用户需求出发。在出版知识服务的商业模式下，定制化、个性化的服务提供方式，更决定了脱离用户思维的内容资源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只有充分考虑目标用户的信息需求、情境需求、接受心理和消费习惯，精心打磨并持续输出优质内容，才能在与目标用户的互动中传递品牌信息，赢得目标用户信任，进而形成价值认同，实现出版内容资源的拓展和价值提升。

再次，要契合数智时代产业生态环境。数智时代出版产业内外部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竞合关系、版权内容的融合共生成为趋势。数字内容资源开发要根据出版内容生态要素构成，积极整合内外部内容资源、渠道资源、政策资源、市场资源，建立内容生产者、内容消费者、内容传播渠道的良性生态系统，通过品牌的跨界延伸、交叉联动，推动数字内容资源在多元主体间的价值流转，助力生态系统进入动态平衡的良性循环。

最后，要注重法律保护。数字内容资源的开发，因为涉及版权内容的深度加工、迁移使用和市场竞争，因此牵涉众多法律问题。在著作权法规定范围内，涉及出版者权和著作权人权益的分配；除此之外，又与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出版企业在数字内容资源的开发和品牌化过程中，一方面要与著作权人通过书面合同约定权利范围，重点关注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诸多涉及深度开发的相关权益；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单靠著作权法维权，市场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相互配合的保护框架，才能更充分地维护市场秩序，有效保障出版企业经济权益。

品牌是产品的识别标志，也是企业精神和价值理念的象征，更是品质优异的保证。知识服务（产品）具有信任品（credence goods）消费的特征。信任品在经济学中，是指缺少统一的客观评价标准的产品或服务。这些产品或服务甚至在消费开始后，其质量也很难被消费者明确判断，教育、文娱、出版知识服务均属此类。消费者对信任品的选择往往建立在信誉、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而品牌恰恰是企业信誉与产品质量的具化，能为消费者选择提供明确的标识和指引。出版是一个竞争激烈、风险较高的行业，良好的品牌带来的信誉度、知名度、用户忠诚度、品牌延伸度，是非品牌项目难以媲美的。在出版走向数字化、网络化、国际化的背景下，数字内容资源的品牌化发展更是出版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提升知识服务覆盖范围，增进知识内容衍生发展的重要前提。

首先，数字品牌内容资源建设应当遵循差异化、精品化策略。差异化本就是“品牌”之所以形成的重要理由之一，越是产品众多、竞争激烈，生产者就越需要建构有别于竞争对手的始终如一的品牌形象。在从知识生产向知识服务转型过程中，出版企业应抓住个性化定制、精准化传播、情境化阅读等内容消费新潮流，深耕自己的专业领域，结合深入的市场调研，细分用户市场，做好选题规划，追求内容质量，为用户提供高价值密度的垂类知识服务，使自己的内容资源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个性，使品牌通过垂直化、场景化、智能化的传播模式，抵达目标人群，从而确定细分市场领跑者地位。

其次，数字品牌内容资源开发可采取适度开放的竞合策略。出版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出版生态系统成员生态位的变化、成员关系的重组。出版者、平台方、作者方、消费者通过与其他成员的非线性互动交流，形成了兼具独立性与协调性的多维耦合关系。去中心化的万物互联，一方面赋予系统成员更高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赋予整个系统更强的关系性，出版内容资源必须在组织成员间充分流转，才能在满足成员需求的同时形成价值增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企业应坚持合作共赢理念，适度开放数字内容资源，以获取同行的优势互补以及用户的主动参与，促使内容资源的品牌价值在开放流转、价值转化中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以及市场回报。

最后，数字品牌内容资源建设应注重优质内容的拓展与延伸。在数字技术不断拓展内容资源使用空间的当下，内容资源的开发要在核心内容塑造的基础上，注重向系列化、矩阵化发展，营造品牌资源群。在纵向上，有意识地围绕作者、内容、渠道打造系列品牌内容资源，不断为产品线增加高质量新品；在横向上，对同一系列的品牌内容资源形成多类型、多层次、多平台、多终端的持续开发，将版权内容升级为品牌IP。最终，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整合开发与IP全产业链运作，实现内容资源品牌效应的最大化。

开放式创新是与封闭式创新相对应的一种新的创新范式。亨利·切萨布鲁夫（Chesbrough H.W.）提出，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知识型员工快速流动、产业生命周期缩短、技术创新加速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开放边界能够获得更多外部资源，从而在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基础上实现创新效率提升。^[2]数字时代的创新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数字技术打破了创新的边界，扩大了创新者的参与范围，数字平台甚至让创新成为一种分散化、互动式的集体行动。^[3]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通过内外部信息交换、资源流动、战略协同，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资源，以求组织内部创新效率的提升和经济收益的增加，达到创新目标。在数字内容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版企业可以采用开放式创新思维，借助外部技术、资源和人才，创建数字内容资源开发的合作创新模式，对于推动出版知识服务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出版是知识服务业，“作为服务存在的出版”要求出版企业走向为人服务的创意活动的本质^[4]，关注用户需求、搜集市场动态、熟悉作者情况、了解技术信息，成为选择和优化知识服务方案的依据。这决定了出版活动本来就离不开内外部知识的交换。

在传统出版时代，出版社的“服务属性”被图书制造和分销的“生产属性”所遮蔽，再加上当时的知识生产基本被大学和研究机构垄断，因此出版业的开放式创新的特点并不鲜明。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在社会中广泛弥散，企业、政府、组织、个人都有可能加入知识生产的队伍中。出版企业的出版知识服务转型，则使出版作为服务业的本质得以充分体现。出版知识服务创新需要用户、作者、技术服务商、平台服务商、竞争者、互补者的共同参与，没有内外部知识的交流与碰撞就没有知识服务。从知识流的角度来看，出版就是来自用户、市场、作者、技术等各方外部知识不断涌入企业内部，经由内部编辑知识加工形成新知识，再通过内外部知识交换形成最终知识产品（服务）的过程。可以说，出版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式创新。

其次，出版企业在知识创新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很多碎片化的知识和信息，但一般只有最终的知识产品（服务）才能获得版权回报，更多的知识只能作为沉没成本停留在出版企业内部，无法参与到整个产业的知识流动中，也无法继续创造价值。如果以开放创新的思维来审视，就会发现这部分知识和信息也有一定的价值，甚至可能是其他生产者急需的外部知识。在内容资源数字化以及微版权保护的基础上，这些知识也完全有可能进入流通环节，产生相应经济回报。

由于知识产品具有明显的类型差异，因此不同领域的出版知识服务产品不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可替代性，这种特性有利于更多出版企业加入开放式创新，形成各出版企业广泛获取外部知识，并为此支付费用，同时也将自己闲置的内部知识贡献到产业系统中的良性生态环境。甚至就算在同一领域也可能形成差别化竞争，仍有共享差异化伙伴资源的可能。华东六省少儿出版联合体延续30多年的稳定发展、互信共赢的事实^[5]，充分证明此种开放式创新在同行间的可能性。

最后，适度的开放式创新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商业策略。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目标精准、选择适当的“让渡”完全有可能成为吸引新用户、巩固老用户、赢得好口碑的有效手段。一些优秀的教育出版机构，常常定期举办教材教学研讨会，与教育研究机构开展教学创新研究，为一线教师提供免费培训，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部分教材。这些做法的本质就是通过部分内容资源的开放共享，将开放式知识创新与知识服务相结合，在提升企业形象、获取市场信息的同时，与教师、专家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出版内容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其一，技术维度。自1994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国家图书数字化计划》以来，中国出版数字化进程迄今已近30年。当前的数字出版，强调内容的可交互性和多媒体表达的丰富性。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在内容创作、编辑排版、营销分发各环节全面应用，出版知识服务也突破了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检索，转向了定制化解决方案供给。出版内容创作、加工、传播、应用的数智一体化，对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数字内容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不能满足于对既有内容资源的二进制记录和无介质存储，而要以全流程的数据贯通为目标，方能及时响应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变化，实现内容资源的重复利用和多元开发。

然而，出版企业毕竟以内容提供为主，出版企业自身的数字出版人才在熟悉出版业务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数字技术素养，了解新技术发展，能有意识地从技术可能性的角度设计知识服务产品与业务，但他们通常并非专业的技术人员。这就好像传统出版社编辑要了解印刷工艺，但并非专业印刷技术人员一样。在这种情势下，出版企业与技术服务提供商建立合作关系，完成数字内容资源开发的开放式创新当然必不可少。例如与技术公司合作，将出版内容进行结构化转化，即在二进制表达的基础上，通过使用不同的标记和元数据，将内容划分为有层次结构、关联关系的单元，实现内容的自由选择、组织和呈现。并在对章节、段落、图像、表格独立单元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碎片内容的自动更新、版式的自动排布，为知识服务所需要的跨媒介表达、交互式创作、虚拟现实出版、人工智能生成提供便利，推动出版知识服务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其二，内容维度。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出版企业的知识创新存在研发成本高、不确定性高的特性。每一个出版产品的推出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智慧投入，最终的市场反应却往往难以预测。当竞争过于激烈、创新风险过高的时候，就会出现跟风出版等创新抑制的情况。如果出版企业选择开放式创新，则有机会通过创新合作、优势互补从内容层面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在出版深度融合的今天，出版企业单靠自身资源常常难以完成全部内容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开放式创新对于丰富版权资源，打造精品内容就显得格外重要。例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语社”）在开发“汉语乐园”项目时，就采用了开放式创新思路。北语社利用自身专业编辑和汉语教学专家的优势，负责产品的整体筹划、脚本撰写、图书编辑、视频动画及游戏审定；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有丰富的视频资源，擅长中华文化视频产品制作，于是北语社与之合作开发“汉语乐园”中介绍中国文化的68个视频短片；深圳金科成科技有限公司有专业的软件开发团队，擅长动画和游戏开发，于是北语社与之合作开发“汉语乐园”中的全部动画、游戏。^[6]就是在这样开放式创新的模式下，融合出版的精品之作方才得以完成，实现了合作共赢。

除了专业团队的合作之外，在数字赋能的生产系统中，消费者与创作者的身份逐渐合一，消费即生产，消费者在消费中产生的各种数据为生产者的下一轮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指引；消费者对作品的转发、点评、二次创作，更是直接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副文本。因此数字内容资源开发的开放创新也包括消费者的内容生产和价值共创。

其三，品牌维度。品牌维度的开放式创新可以结合不同企业优势，聚集合作各方既有的用户群，快速扩展市场。出版融合时代，品牌合作所产生的效能可谓十分突出。以阅文集团为例，该集团以数字阅读为基础，着力于IP培育与开发，形成了线上业务与版权运营双轮驱动的出版生态。作为触达数亿用户的知名文化产业集团，它仍然积极致力品牌维度的开放合作，例如它与迪士尼中国合作推出首部星战中文网络文学；与上海图书馆合作设立“中国网络文学专藏库”；与新加坡电信集团合作开启东南亚网络文学服务；与文旅部恭王府博物馆合作启动“恭王府博物馆×阅文集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三年计划”等。^[7]很显然，阅文集团正在借助品牌维度的开放式创新，快速进入“主流文学”“传统文化”“国际化发展”等原本陌生的赛道。

数字内容资源开发的开放式创新建立在资源可控与价值交换的基础上，与版权保护并不矛盾。但开放式创新毕竟要涉及知识的流动和知识权利关系的变化，为了避免关键资源流失，出版企业应当建构内容资源流动的数字管理体系。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版权信息清晰化。比如在内容资源中嵌入标识和元数据，就可以包括作者、版权所有者、创作日期、使用权限等信息。

其二，访问利用授权化。除了常见的订阅模型、单一登陆、二次验证、用户角色管理，还可以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RM）通过加密、许可证和访问控制等手段，限制用户对数字内容的访问和使用。

其三，数据变更可追溯化。比如通过时间戳记录数据创建或修改时间，利用区块链多节点共识机制确保数据的时序和完整性，嵌入数字水印溯源数据的流向。

其四，内外部人员管理。对内培训，提高相关人员对版权资源管理的认识和理解，保证规范操作；对外合作，选择有信誉的合作伙伴，谋求共赢。

其五，法律支持。以上所有的举措都建立在法律支持的基础上，对侵权行为施以追惩也需要法律支持。

必须承认，防护技术和管理体系无法完全摒除版权风险，但出版企业不能因此放弃开放式创新，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当年电子书诞生后，众多出版企业曾试图以独有的电子书格式保护自己的版权资源，结果因为彼此不兼容被读者拒斥，严重阻碍了电子书的发展。直到大多数出版商终于采用了开放式电子书标准格式EPUB才打破了僵局。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就是开放共享，开放式创新是当代出版企业开发和拓展内容资源的关键。

项目制是以项目为管理对象，由项目团队主导，围绕项目目标对所需各类资源和各项活动进行高效的组织、协调和控制的管理方式。项目管理涉及四个关键变量：时限、范围、成本、质量，这四个变量相互联系、彼此制约，项目管理就是要通过有效的计划、组织和监督，在给定的时间、预算和资源范围内，保证项目达到预定质量标准，从而实现项目绩效。数字内容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它符合“项目”的全部特征，应当以项目制的方式一体化统筹。

出版企业的组织结构多是以编辑业务部门为核心的职能制结构。职能组织结构具有资源集中、责任清晰、业务领域明细的优势，但数字时代内容资源的多媒体融合发展涉及策划部、文编部、美编部、数字部、市场部等多个不同业务部门，需要编辑、技术、营销等人员共同协作才能完成。而且数字内容资源开发并非重复性劳动，它每一次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创新，对风险管控有较高要求。职能制的业务分割、线性流程、部门利益恰恰会产生沟通不畅、决策缓慢、生产链条过长、缺乏用户导向等问题，很容易导致内容资源开发时间拖延、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力下降，从而对出版知识服务的数字内容资源创新产生阻碍。

项目制管理的矩阵型组织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部门分割，压缩决策链条。通过制定项目计划、组建项目团队，提升项目掌控力。项目管理在人、财、物的选择调配上更有余裕；任务拆解后不必经过部门主管，直接落实到人，能更好地控制项目计划和进度。仍以前述“汉语乐园”开发为例，北语社以项目管理的方式运作该出版项目，成立了纸质图书、互动多媒体、视频短片项目组，成员包括汉语教学专家、专业图书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多媒体软件及视频制作人员、海外营销人员等。跨部门、跨行业的项目组成员为保持顺畅交流，还设定了交流平台和定期交流制度。^[6]科学的项目管理机制使得千头万绪的融合出版做到了责任到人、进度透明、方向一致、评估及时、激励有效。可以说，项目制正是“汉语乐园”内容资源开发成功的重要制度保障。

项目管理应当涵盖特定出版内容资源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从项目启动、规划、执行到结束，来自各业务部门的项目成员通力合作，共同确保出版项目开发全过程的高效进行。根据PDCA循环原理，项目管理是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四个阶段的循环。数字出版项目一般采取以下内容资源开发与管理方式：

项目启动要先通过对目标市场的充分调研，明确用户需求、双效目标和应用范围，确保后续工作的方向。根据资源、时间和预算，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其中包括生产开发计划、营销推广计划、团队分工计划等，还应当从文化、经济、技术、法律等各方面做好风险预判，保证项目可控性。在项目启动阶段就应当建立项目档案，将总体方案、成本核算、出版规划等内容记录在案。

项目执行首先要根据项目规划组建人员精干的项目团队，保证人力资源与项目任务的匹配性。其次，要根据预算及时拨付经费，及时推进编辑、设计、制作、数字化、版权存证、推广营销、版权交易等一系列业务活动。再次，要建立团队内部沟通机制，确保项目执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解决。最后，项目执行过程中要同步更新、补充项目档案，以备项目检查与处理。

项目检查包括即时检查、阶段检查、中期检查、结项检查。检查与执行紧密相连，在执行过程中要及时跟踪、对照规划，发现问题、纠正问题，确保项目按计划进行。另外，检查也为项目绩效奖励提供了可靠依据。

与项目检查相对应，项目处理既包括即时问题处理、阶段性问题处理，也包括项目完结后，将版权资源的数字文档、项目实施情况记录、相关合同以及经验教训都整理归档，并根据市场信息反馈和项目执行过程中积累的各项可靠数据，对项目进行修订完善，在原项目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开发或延伸开发，从而开启下一个PDCA循环。

对于出版知识服务来说，项目制还有助于打破出版产品生产的思维定势，将版权项目管理延伸至内容服务层面，提升用户使用体验，增强版权项目的用户需求导向。与此同时，项目管理的目标导向性，也有利于品牌竞争策略的实施。在项目统筹的管理框架下，出版企业更容易为系列子项目做整体战略规划；能始终瞄准目标市场，保持品牌的稳定性和子项目的灵活性；能更好地从全局出发，掌握子项目的差别化发展和推出节奏，不断改进其品牌策略；能够统一质量管理流程，确保产品和服务符合品牌标准。

数字内容资源是出版企业开发数字化产品和进行品牌延伸的重要前提，也是向用户提供知识服务的重要基础。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服务生态，引领知识出版转向知识服务，已成为数智时代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伴随着平台社会的发展，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的核心。出版内容资源的平台化运行对于推进内容资源数字化管理，提升数字内容资源开发的开放式创新程度，完善数字内容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项目制运营具有基础性作用。

首先，作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平台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数字化架构、提供标准化的接口和工具，整合各种资源和技术。我们今天所说的出版知识服务，不再局限于内部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检索，而应当基于数字智能技术，集内容创作、生产、传播、应用于一体^[8]，回应用户个性化知识需求，为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基于此，数字内容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要以全流程的数据贯通为目标，构建智能化、个性化、跨媒体的内容资源模式，方能及时响应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变化，实现内容资源的重复利用和多元开发。这些数字化和数字管理技术看似繁复，但在平台运行中可以得到有效集成。例如平台可以为内容资源提供结构化的存储和管理，使内容更容易被检索和利用；平台可以提供数字版权保护和检测，确保内容资源在安全的开放式创新环境中合法使用。数字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出版内容运营的有效中介，它为内容资源的供求双方提供极大便利和技术保证。

其次，平台的多边性意味着它同时向不同类型的多元参与主体开放，允许不同环节的参与者共享信息、连接协作。平台的透明性和自组织性，则令参与各方更容易建立信任，也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和资源形成灵活的合作网络。于是，“内部资源要素可以在技术结构和规则体系下可以自主流动、运转、生效、再生产，呈现出动态内生性”。^[9]这种具有超越固有分工和角色的灵活性与创造性，非常适合内容资源开发的开放式创新和项目制运营，有助于优化流程、提升效率，避免重复劳动。

再次，平台由数据驱动的决策分析，缩短了用户和决策者之间的时空距离，有助于企业扁平化管理。平台将用户生产内容和行为习惯转化为标准数据，再以这些数据指引内容资源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方式，还能设置价值评估体系检验并反馈内容资源的利用效果。于是，数据作为平台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决策依据，带领内容资源实现跨部门、跨组织、跨领域流动。这一过程就是IP价值链的扩展过程，也是出版融合深入发展，出版知识服务走向用户定制化的过程。

最后，平台的可扩展性使其在面对不断增长的内容资源、不断变化的新技术以及不断扩展的用户时，仍然能够保持稳定运行，为出版企业提供高效、灵活、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平台的可扩展性与其整体架构、设计原则以及技术手段密切相关。独立的模块化设计、标准化接口以及统一的数字化架构，使得平台很容易添加新的功能和服务；元计算和虚拟化技术助力数字内容资源的动态分配和扩展。平台的可扩展性使得平台很容易对接组织外资源，如电子政务、公共服务、文化娱乐、智慧城市等，出版内容和资源由此可以获得与外部联通的生态环境，将数字内容资源的存储与利用，创造与发展融为一体。

出版企业建构数字资源平台首先要明确战略目标。如果目标是集中管理和保护本企业内容资源以及加强内部知识共享和协作，那么仅向各部门开放的内部平台就能满足需求。如果目标是达成版权合作、交易与共享，那就需要建立对外平台或者直接与第三方平台合作。利用第三方平台不但可以省去企业自建平台的成本，而且成熟的第三方平台常常拥有优于出版机构自建平台的技术、服务和市场影响力，能帮助出版企业更有效地触达目标客户、拓展市场范围、增加品牌曝光率、增加版权交易的机会。再加上第三方平台服务于多方用户，一般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中立性，更容易获得各方信任。前面提到的电子书标准格式EPUB，就是由国际数字出版论坛（Inter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Forum，简称IDPF）发起并联合多家出版公司和研发机构共同开发的。虽然IDPF并非数字平台，但它作为中立机构起到了类似平台的作用，对于协调各方合作、打破囚徒困境至关重要。

然而利用第三方平台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版权资源控制问题、用户数据安全问题、同业竞争问题、路径依赖问题等。亚马逊的崛起历程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很多大型传统书店把亚马逊视作与自己没有竞争关系的第三方在线销售平台。面对完全陌生的在线销售领域，这些传统书店选择把自己的在线销售平台托管给亚马逊经营，甚至直接把自己的图书目录和库存提供给亚马逊代销。亚马逊由此迅速扩充了图书目录，掌握了传统书店多年积累的会员信息，网络交叉效应之下，亚马逊的用户迅速增长。一段时期之后，如梦初醒的大型书店试图收回在线销售和电子书业务，但为时已晚，图书市场格局已经被亚马逊完全改变。可见，第三方平台虽然的确可以帮助出版企业节约早期的开发成本，减轻资金、人才、技术压力，快速推进内容资源运营，但出版企业要充分意识到平台对资源的吸附能力和权利整合的能量，平台从来不是客观中立的，企业要避免对外部平台过度依赖，尽快提升本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形成内外部平台的联动。

在数智时代的出版转型中，数字内容资源是无可替代的核心资产。数字内容资源的有效开发与管理对于出版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品牌化有助于凝聚数字内容资源核心竞争力；开放式数字内容开发模式可以帮助出版企业加速创新，提升数字内容资源多样性；项目制将数字内容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进行一体化的全流程统筹，有利于数字内容资源的效能提升；数字平台则为出版企业提供了集中管理和分发数字内容资源的环境，有利于数字内容资源的整合和用户体验的提升。数智时代的出版企业应充分认识数字内容资源的战略重要性，并采取综合性的方法来开发、管理和应用这些资源，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实现知识服务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