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获取倡导自由、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不仅能够打破学术信息的获取限制，提升科学交流效率，还能促进新知识的创造，助力社会创新和科技进步。自开放获取运动兴起以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助力本国的开放获取实践，但各国所取得的成效却不尽相同。本文通过调查日本的开放获取政策，并结合日本的开放获取现状，总结归纳日本的发展经验，以期为我国开放获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近年来，日本开放获取整体发展态势良好，金色开放获取和绿色开放获取齐头并进，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开放获取期刊和开放获取论文数量持续稳定增长，越来越多的期刊主动拥抱开放科学，转变固有的办刊理念和发展模式，走向开放获取；建设高质量开放获取期刊成为工作重心；开放获取知识库转向方兴未艾，预印本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J-STAGE^①平台作为日本国内主流的国家级学术开放出版平台，不仅收录了日本众多学/协会团体、科研机构和高校主办的开放获取期刊，还整合了日本国内不少数据库的OA资源，具有丰富的开放获取实践经验，能够很好地反映日本开放获取出版的整体发展情况。目前，日本国内有超过1 500家学协会组织将3 000多种期刊的论文、会议记录、统计调查数据以及研究报告等文献资料公布在J-STAGE平台上，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可供全世界用户免费获取。^[1] J-STAGE平台在重视开放学术资源的同时，还致力于探索日本开放获取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J-STAGE平台基于国际开放获取标准，以日本开放获取政策规划和开放科学愿景（见2.2节）为导向，并融合现行的技术方法，将其所收录的3 127种期刊（包括52种已停刊或休刊的期刊）划分为免费获取期刊、标准开放获取期刊、部分免费获取期刊和订阅类期刊四类。如表1所示，J-STAGE定义的标准开放获取期刊、免费获取期刊和部分免费获取期刊的不少内容资源在互联网上向公众无偿开放，而且也没有地域、国家、种族、文化、社会习俗和平台方面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访问、免费浏览。从国际通行的开放获取期刊标准来看，这些期刊多算得上广义的开放获取期刊，只是它们在开放程度和附加的内容使用条件等实际操作层面存在差异而已。同时，J-STAGE平台对标准开放获取期刊的定义，也显示出以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为代表的日本政府机构不仅重视期刊内容的无障碍访问和免费获取，还努力最大化期刊内容使用效益，着力扫除期刊内容重用的障碍，夯实知识创新基础。

此外，J-STAGE平台还以DOAJ的收录标准为基准，积极向期刊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并通过协助订阅类期刊修改投稿章程、帮助期刊仿真分析开放获取转型过程中的运营策略、给予期刊提升影响因子的可行性建议等措施^[4]，助力日本期刊发展为高质量开放获取期刊，日本现已有多种期刊被知名开放获取期刊数据库收录，如Scopus收录329种，PubMed收录103种，DOAJ收录57种。

日本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变化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出日本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出版情况。总体来看，近年来，日本标准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在持续增加、整体比重不断上升，而免费获取期刊和订阅类期刊数量减少、整体比重走低的趋势则较为明显。2020年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J-STAGE平台收录标准开放获取期刊108种，占比3%；收录免费获取期刊2 605种，占比83%；收录订阅类期刊435种，占比14%。^[5]而到2023年2月，J-STAGE平台收录的免费获取期刊总数已降至2 492种，标准开放获取期刊数量则增长到263种，其整体占比也上升至8.4%，而订阅类则仅剩271种。这大概是受全球开放获取运动的影响，加上日本的开放获取平台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一些免费获取期刊发展成为标准开放获取期刊，部分订阅类期刊也在积极公开部分期刊论文，尝试转向开放获取。

从具体的学科领域来看，如图1和图2所示，不同学科的标准开放获取期刊和免费获取期刊虽然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从所占比例来看，仍是以免费获取期刊为主、标准开放获取期刊为辅。在所有的学科中，免费获取期刊在各个学科的占比普遍超过70%，部分学科甚至在80%以上。而标准开放获取期刊在不同学科的比重分布则是不均匀的，大致在5%～14%波动；订阅类期刊所占的比重基本高于部分免费获取期刊，前者基本落在5%到～11%，后者则大多在4%左右徘徊。这些情况均表明日本的开放获取期刊建设卓有成效，开放获取期刊逐渐成为日本科技期刊的主流，标准开放获取期刊建设也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存在学科差异，仍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实施均衡化发展策略。同时，部分自然科学领域的开放获取实践走在前面，如环境学、数学、纳米材料科学和医学等，这些学科不仅标准开放获取期刊数量众多，而且占比也较高，均超过10%；而一些人文学科的开放程度还亟待提高，如文学、语言学和艺术学（占比仅为5.3%），这些学科需要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学习借鉴开放程度更高的学科的成熟经验。

此外，由于英语在科学交流方面存在着突出的语言优势，尽管日本本身是一个非英语母语国家，但其仍然重视英文刊的发展，优先推动英文刊和日英混合刊走向开放获取。从期刊使用的语言来看，J-SAGE平台收录的标准开放获取期刊和免费获取期刊也更倾向于使用英语。在标准开放获取期刊中，英文刊和日英混合刊分别有110种和80种，占比超过72%；而在免费获取期刊中，英文刊和日英混合刊则分别有368种和903种，占比约为51%。同时，标准开放获取期刊中的英文刊比例明显高于免费获取期刊，这表明日本十分重视发挥英文刊在开放获取期刊建设过程中的正面带动效应，并以英文刊建设为抓手，推动日本期刊开放获取转型。相信日本的科技期刊能够利用英语的语言优势，充分发挥自身发展潜力，成为高质量的开放获取期刊。

日本的开放获取论文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日本国内外数据库收录的日本开放获取论文数量大幅增长。如图3所示，2012—2021年间，Web of Science数据库每年收录的日本开放获取论文数量增势明显，从2012年的36 653篇增长到2021年的72 174篇，占比也在不断提高，由29.94%上升到51.79%，成功超越付费订阅类论文；金色开放获取论文和绿色开放获取论文增速迅猛，尤其是金色开放获取论文占比在2021年已经超过30%（2012年仅为8.39%）。尽管日本的开放获取论文体量还较小，但是开放获取论文整体占比、金色开放获取论文占比和绿色已出版的开放获取论文占比却较高。同时，截至2023年2月12日，J-STAGE平台已收录5 500 253篇，共3 716种资料（主要为期刊，计3 127种，还有一些是研究报告和会议记录），覆盖25个学科门类，其中有5 239 803篇文章、3 240种资料可以免费阅览。相较于2010年的统计结果^[6]，J-STAGE平台收录的开放获取论文数量增长了近22倍，涉及的学科领域和资料种类更加丰富。

2021年的网络调查^[7]显示，由于日本国内预印本平台建设起步较晚，日本科研人员使用频率较高的预印本平台基本是国外平台（如arXiv），尚缺乏日文预印本平台。为解决这一迫切问题，2022年3月，JST开始运营日本第一个正式的预印本平台——Jxiv。Jxiv不限制研究领域，允许所有研究人员提交和公开日文或英文的预印本，而且提交、发布和阅览预印本不收取任何费用。已经开放的预印本则会附有DOI，并且可以重用（复制、转载等），但要遵循作者规定的使用条件。Jxiv还承诺会在预印本提交后48小时内（不包括节假日）公开论文，研究人员也可以发布经过期刊评审后的论文内容链接。当然，Jxiv也会检查论文是否符合伦理或存在法律风险。^[8]Jxiv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公开其研究成果的机会，极大缩短了科学交流的反馈周期，加速学术研究，促进知识及时开放共享。尽管日本科研人员目前鲜少使用预印本服务，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日本国内预印本平台建设日趋完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预印本的益处，并使用预印本服务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

与预印本平台建设刚刚起步相比，近年来日本开放获取知识库发展迅速。日本积极推动国内大量的机构知识库转型开放获取，通过建设统一资源管理平台，提升机构知识库的利用效能。日本政府有关部门鼓励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存放在所属机构的知识库中，以持续丰富机构知识库资源。根据日本第六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规划（2021—2025）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日本全国共有811个机构知识库；而当前在OpenDOAR平台上注册的日本开放获取知识库则已经达到681个，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表明开放获取知识库已经成为日本机构知识库的主要组成部分。

随着日本机构知识库不断提升开放程度、扩大文献资源的开放范围，公众能够免费获取的知识内容也越来越多。截至2023年2月12日，日本学术机构存储库数据平台（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DataBase，IRDB）现已收录日本全国770个机构知识库存放的3 849 917篇文献，其中已经实现开放获取的文献有612 445篇。而在2022年10月18日，该数据库已实现开放获取的文献仅449 087篇，短短4个月时间增加了16万篇文献。这显示出日本推动机构知识库走向开放获取的行动卓有成效，可以预见日本发展绿色开放获取、不断完善自存档基础设施的实践目标能够实现。

日本开放获取取得的实质性成效得益于其不断完善的开放获取政策体系，而日本开放获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则基本遵循两条路线：一是开放与封闭并行，明晰开放和封闭的对象、时限和形式，积极开放可以公开的研究成果，严格保护需要封闭管理的科研数据；二是在“Open and Close”的框架下，促进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开放获取和有效利用。

开放和封闭是日本开放获取政策的逻辑起点。在2013年12月到2015年3月间由日本内阁组织召开的开放科学系列研讨会上，日本的开放科学战略规划——“Open and Close”构想^[9]形成，该构想将研究成果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可开放的，主要包括研究论文和部分研究数据（包括元数据、数值数据、文字记录、图片和可视化数据）。对于此类研究成果，研究人员既可以将其以论文形式发表在金色OA上（如果由研究人员和相关研究机构支付论文费用则会获得相应的资助，政府也会助力学协会和出版社转型开放出版），也可选择将研究数据和发表在付费订阅类期刊上的论文存放在机构知识库中。自此，日本开放获取的实践路径开始清晰起来：一方面要加强机构知识库建设，完善自存档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则要建设高质量的开放获取期刊。^[10]另一类是需要封闭管理的，主要是涉及个人隐私、研究独创性、企业机密、商业利益和国家安全^[11]的研究数据。此外，研究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数据也不适合公开，如个人备忘录、研究笔记、研究日志、研究小组内的会议记录、临时信息、有形物（样品、标本、作品、收藏品等）等。^[12]对于这一类研究数据，制定严格的数据管理规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防止成果流失则是必不可少的，有时还要对一些不适合立即开放的研究数据设置时滞期。

“Open and Close”构想通过划定开放获取的边界，大致厘清了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安全和开放共享之间的关系，为日本开放获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指明了方向。2016年1月发布的第五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规划（2016—2020）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数据的研究成果不适合成为开放获取对象^[13]，当前实施的第六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规划（2021—2025）依然遵循这一路线。

日本政府长期致力于实现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开放获取，重视科研数据的存储、共享和重用。早在2013年6月，日本政府就已经承诺将考虑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公众获得更多已发布的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14]2016年1月发布的“第五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规划（2016—2020）”提出，开放科学包括开放获取和开放数据，受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应尽可能扩大使用范围；作为其他研究成果的二次数据应尽可能公开，但要考虑到不同学科领域的数据存储和共享方式存在差异。同年2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在“第五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由公共资金（文部科学省及其主管的独立行政法人所分配的竞争性研究经费）资助的研究论文及论文的证明资料原则上应该公开。^[15]随后，日本学术振兴会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积极跟进。2017年3月，日本学术振兴会要求由该协会资助的研究论文原则上需开放，研究人员可以选择在一定时间内将发表在付费订阅类期刊上的论文存放到所属机构的知识库中，或将最终版论文公布在个人网页上。^[16]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开放科学方针（于2017年4月开始施行，2022年4月再次修订）则规定，所有的研究论文，尤其是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包括综述论文、会议论文和会议记录）原则上要在正式出版后12个月内实现开放获取，但不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将论文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上，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判断自由地选择论文的开放获取方式。^[17]

受数字化、开放科学运动和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以来，日本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科研成果的开放共享。2021年3月，日本发布的“第六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规划（2021—2025）”指出，不仅论文的开放获取需要进一步扩大化，还要基于“Open and Close”战略构想加强研究数据管理和使用。^[18]与第五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规划相比，第六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规划更加重视研究数据的管理和有效使用。该规划一方面强制规定，到2023年，申请公共资金资助的新项目必须提交数据管理计划及与之相关的元数据分配机制，拥有机构知识库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必须在2025年前制定数据政策；另一方面则强调要普及和完善“日本研究数据基础系统”（NII Research Data Cloud），并在2023年实现受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数据格式统一。同时，该规划实际上还将开放获取同Society 5.0^①战略密切结合起来，提出：开放研究成果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播学术信息、促进知识共享和科技创新，还要助力建设一个国家安全、人民安心、个体幸福、能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日本的开放获取实践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着一些阶段性挑战和内生性问题，而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已经成为当前日本政府和学术管理机构的工作重点。

科技文献和科研数据能够实现开放获取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资金支持，APC就直接影响着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传播。日本文部科学省2020年开展的阶段性调查^[19]表明，由于支付APC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研究人员个人获得的外部资金和所属机构分配的个人研究经费，研究人员所属机构的开放获取预算、所属机构或研究资助团体同出版社的开放获取协议以及研究资助团体的开放获取资助占比较低，研究经费比较有限，再加上高昂的APC，研究人员的投稿选择受限。此外，资助期和论文出版时间有出入时，资助资金也无法用于支付论文加工费。就此，日本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推进开放获取，亟需建立APC资助制度。

虽然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在持续增加，但期刊质量却不一定同步提升，许多开放获取期刊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还受到日本研究人员的质疑。首先，部分开放获取期刊因为有资助者的投稿，存在拒稿压力，导致论文质量下降，可能成为潜在的掠夺性期刊。同时，开放获取期刊的影响因子相对较高，可能存在高影响因子期刊的开放获取费用过高之类的弊端。此时，由于研究经费的获得和学术晋升很大程度上受高影响因子论文的影响，开放获取期刊的高影响因子成了研究人员向开放获取期刊投稿（即使要支付高昂APC）的重要动力。另外，一些日本的科研人员认为，与学会期刊相比，开放获取期刊论文质量往往较低，这可能导致期刊影响因子与论文内容严重分离，而且影响因子作为期刊质量评价指标的有效性也受到质疑。^[19]总的来说，日本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期刊的信任程度以及现行的研究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可能阻碍日本开放获取高质量发展。

公开研究数据固然能够极大地促进知识共享，推动学术创新，但也存在着一些棘手的问题。调查^[20]显示，日本研究人员认为公开研究数据最容易产生的几个问题分别是：研究数据被使用但未被引用，先于研究数据公开者发表论文，研究数据重用可能产生的责任，研究数据被不当使用、篡改，研究数据的使用权限及合约，如何处理研究数据中的机密和隐私信息，研究数据的商业使用，研究谬误被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日本科研数据开放获取水平迈上新台阶。

日本政府及相关机构已经注意到上述问题，不断组织专家学者研究具体的解决方案，如在2021年2月，日本文部科学省组织的期刊问题部门研讨会提出，不仅应该立即着手解决期刊订阅费价格持续上涨和APC负担不断加重的问题，还需要创新学术研究评价方式、引入新的评价视角。^[21]

在开放获取运动的大潮当中，中国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是非英语母语国家，对科技与研发投入较大，但科技出版产业都处于追随欧美的地位等。研究日本的开放获取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更好地推动开放获取提供借鉴和参考。

学术交流体系快速变化，政策滞后性增大，不适宜的制度规范会使经济和安全风险增加，需要由下而上地完善具体条例与规章。^[22]而当前我国尚未发布宏观层面上的开放获取政策，仅有部分科研机构和高校推出开放获取规划或意见，亟须构建系统的开放获取政策体系。要建构我国的开放获取政策体系，一是要主动了解国际开放获取标准，并结合我国开放获取实际，指明我国走向开放获取的价值基点——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社会发展，进而形成我国开放获取的长期规划和阶段性目标，这可以参考J-STAGE平台的开放获取期刊定义来明晰我国开放获取期刊的内涵、建设目标和评价指标体系；二是要认识到开放获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各级党政机关、大学、科研机构、图书馆、学协会、公益团体、期刊和研究人员共同努力，承担不同的责任，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作用，从而确立我国开放获取的对象内容、流程规程、版权归属、服务方式、利益分配机制等^[23]，努力构建良好的开放获取政策环境；三是应该将开放获取政策与重大国家战略（如科技强国和出版强国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挖掘开放获取的发展潜力，充分发挥开放获取的外溢效应，最大化资源利用率和实际效益；四是要注意开放获取与封闭管理相结合，及早划定开放获取的边界，确定什么研究成果能够开放，什么不能够开放，什么限制开放，什么需在一定时间后开放，厘清开放获取与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安全、公民隐私之间的界限，以规避开放获取的潜在风险；五是要定期开展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调研活动，了解我国开放获取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阶段性挑战，及时对症下药，并持续追踪国际开放获取最新动向，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开放获取经验。

由于国内没有大型学术出版商，加之机构知识库发展历史悠久、数量众多，所以日本选择开放存储和开放出版并行发展，即一方面极力推动付费订阅类期刊转型为开放获取期刊；另一方面又着力整合国内机构知识库的现有资源，建立资源统一管理平台。

我国期刊的主办单位大多是高校和科研机构，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学术资源，但这些学术资源长期处于分散状态，没有系统的存储、管理和使用机制，导致利用效率十分低。同时，虽然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等机构知识库联盟的成立和运作促进了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向更高程度的开放、共建共享、标准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24]，但我国大部分的机构知识库开放性不足，互联网可见性低，长期处于孤岛状态^[25]，亟须将开放透明共享的观念同机构知识库的常态化建设结合起来，促进机构知识库中的学术成果开放，积极为公众提供访问、检索和共享服务。同时，可以借鉴日本政府的做法，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府效能，加快期刊开放获取转型和全国统一开放出版平台建设，整合现有学术出版平台和期刊的内容资源，为公众获取学术信息提供便利。当然，也应该鼓励中国知网等付费出版平台探索盈利的开放获取模式，充分发挥平台特性和影响力，在保证期刊收益和作者权益的同时，尽可能提供OA出版的选项。此外，我国的学术主管部门还需要发挥协调和领导作用，促进开放存储和开放出版统一标准的形成，优化现有的学术评价方式，持续为我国开放获取事业的高水平发展赋能。

当前，我国许多研究人员仍对开放获取缺乏了解，尚未树立起开放获取意识。要令开放获取观念真正深入人心，促使开放共享研究成果成为我国科研人员的一种惯习，进而推动开放获取实践走向常态化、健康化，必须要大力传播开放获取知识，培育公众的开放获取意识。具体来讲，既可以调动各地区的科研教育机构、出版发行组织、企业和科研人员等，通过发布项目申报要求、资助课题研究、研发技术工具、开设教学课程、举办培训研讨和竞赛活动等多种形式，形成从全国到地方的开放获取信息传播网络^[26]，广泛传播开放获取知识，让科研人员的开放获取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也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法律，明确部分研究成果（如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