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2023年10月7—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会议要求“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并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1]，这为广大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夯实思想根基、强化理论武装提供了重要遵循。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认识，它涉及出版工作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出版事业和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根本性质、工作原则及运行规律等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织部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就是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分析和解决出版工作中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揭示人类出版活动所蕴含的客观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和自主知识体系。

目前，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已成为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相较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既有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发展历史进程中，我国广大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进一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新闻学与出版学同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关系十分密切，出版业的各类问题，可以充分借鉴和汲取新闻学研究成果，选取合适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促进学术交叉，助推新文科研究走深走实。

基于此，本文拟以学科共融的思路，系统回顾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阐述马新观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的经验及启示，为进一步推动完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知识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在运用新闻媒体宣传引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斗争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新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新闻观”三项标志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重大历史飞跃。^[2]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也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在一次次思考、探索、总结、开拓与创新中，走过了一条在曲折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学术演进之路。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课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左翼骨干，在创办革命报刊中揭开了我国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篇章。他们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等，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观察新闻事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办报经验、俄共（布）的办报经验和共产国际办报要求与新闻思想。1918年，在蔡元培主导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不仅是我国新闻学研究与专业教育起步的标志，也为中国新闻学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创造了条件。

这些党的第一批报刊活动家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所写的发刊词、办报经验总结、时事政论文章之中，主要内容包括报刊的性质作用、使命任务、工作原则、业务规范、记者素质修养等。其中，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新闻出版工作方针原则以及工会组织机构的成立目的、内容进行了集中论述，强调“为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为党组织开展新闻出版研究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最初的一批思想成果，这些关于新闻出版工作的论述，虽然还算不上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理论建构，但却为中国共产党党报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新闻事业处于极端困难局面中。苏区根据地人民政权和红军报刊工作所积累的实践斗争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党报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主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一些文件决议、理论文章、社论等，例如《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红旗》社论《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布尔塞维克》刊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战线—列宁论党的组织》等，这些文件、文章中所阐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成为指导根据地和军队报刊工作的理论指南。

从全面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党报工作中一系列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如新闻本源、党报性质任务、功能作用、党性原则、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风文风、新闻业务、新闻工作者修养等作出许多重要论述，形成了独特的毛泽东新闻思想，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并将其成功推进到了中国共产党党报思想的历史阶段。

其中，1943年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首次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运用到对新闻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中，对新闻定义、本源、真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科学阐释，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本土化、学理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而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对党报工作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阐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思想已经成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新闻工作，重新开展新闻学研究、批判资产阶级办报路线、总结历史经验、发展新中国新闻教育事业成为时代所需。在重建我国新闻体制过程中，我国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道路的选择在实践层面全面参考了苏联的经验，而在理论层面则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苏联新闻研究著作的翻译出版。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编译局系统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原著作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通过对经典原著的学习，我国新闻学者选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一些重要论述，并将其纳入新闻专业教育中，形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新闻活动及其理论成果的基本认识，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作出了基础性理论贡献。此外，还大量译介了苏联新闻体制与党报理论的论著，例如《布尔什维克报刊·资产阶级报刊》《党和苏维埃报刊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等。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体现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规律和当时我国新闻工作自身特点的重要讲话^[3]，如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叶剑英《在华南区第一届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56年刘少奇同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同志的几次讲话，1957年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等，反映了当时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新闻实践与武装人民的重视，对社会主义新闻理论、道路、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1957年3月，胡乔木在中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中指出，“现有教育机关不能把我们新闻工作方面的各种问题，把新闻工作方面的知识、经验等充分地有系统性地整理出来，编辑成教科书”^[4]，反映出当时新闻界存在部分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问题，缺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同年5月，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概念，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5]为了贯彻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安岗制定了“研究新闻学简单规划”，提出“我们已经完全有可能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我国新闻工作的历史传统和实际经验为基础的新闻学”，强调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6]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始系统整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报刊工作的重要论述，先后编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新闻战线》刊发了邓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闻工作》等文章；李龙牧在《加强新闻学的理论建设》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能是,也从来不是从资产阶级新闻学中发展出来的”。^[7]这些观点的提出，使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逐渐有了学理化色彩。此外，王中编著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力图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有独立学科地位和符合客观规律的新中国新闻学，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维度去思考新闻功能和社会规律，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建设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上述成果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学研究与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广大研究者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系统考察中国新闻实践，革新“传统新闻学”^[8]，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初步实现。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先后提出了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方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进入了一个学术探索相对活跃的崭新时期。

面对百废待兴、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局面，甘惜分提出“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的主张，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材《新闻理论基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初步定型，以及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开始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同时也打破了“新闻有学”还是“无学”的争论。同期，一些以历史考证、编者注释、评介式导读为编排方式的文集相继出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集》，新华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下）》，复旦大学新闻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论著选读》等，开始突破极“左”路线下的“语录新闻学”，以基本原理而非“语摘”来建构理论。

此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研究大量出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逐渐面向整个新闻学科，体现出全面性和完整性特征。如郑保卫《革命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广播电视宣传概论》、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以及期刊《新闻法通讯》发表的系列论文等论著。其中部分研究偶尔提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但并未对此概念展开学理化论述。

1983年3月，北京新闻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呼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创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9]，此后，少量论文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新词。《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学论集》《新闻大学》等学术期刊刊发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研究论文。

1989年，全国深入开展了揭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江泽民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上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的观点。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始作为一个统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与新闻教育的思想观念层面的科学概念出现，并被学界逐渐接受普及。^[10]

1990年后，全国新闻学教学点增加到60余个，遍布29个省市自治区。中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者开始成为骨干，以多元学科视角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体系，极大促进了新闻学科建设。具体成果体现为一系列专著和教材的出现，如《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童兵，1989）、《新闻学导论》（郑保卫，1990）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已渐成“显学”。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动力。面对转型期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党和政府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指导下，新闻事业必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为提升政府和媒体舆论引导能力起到了理论支撑作用。这一时期，徐光春、林枫等多次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入论述，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础，其核心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包括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新闻工作重要论述和新闻领域卓越代表人物的新闻思想等，极大丰富了这一概念所指的同时，也提升了这一术语的思想政治地位。

2003年，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在全国新闻战线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随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数次展开，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一个小高峰，研究视野不断开拓、研究方法日益创新、文献资料愈发丰富、学术成果更加多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等著作和教材的出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与研究提供了支持。

2011年，胡锦涛依据党的执政理念的变化，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工作方针，并组织新闻界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再次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深化、内化与转化。广大新闻战线发表的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主题的理论文章、论文数量不断攀升，概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外延扩充到了宣传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

长期以来，在我国存在两条脉络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新闻思想研究，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下的一般新闻理论体系研究。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特殊性，以及受西方理论引介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存在一些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仅作为政治原则或特殊形态囿于一隅、予以“安置”的心态^[11]，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新闻基础理论创新的贡献，甚至出现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人为制造“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一般新闻学”的割裂、对立的情况。

此外，面对网络环境下新闻实践与传播环境的全新变革与大调整，现有新闻学知识体系需要自我革新再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涉及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重要考量。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基础、核心和应然政治身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要解决好“为什么人”这一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要更加贴近与切合社会实践，充分发挥学术研究引领时代发展的重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闻工作，就新时代党的新闻工作的地位作用、职责使命、实践要求、自身建设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时代新闻观。

在习近平新时代新闻观的指导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坚持守正创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一是，注重总结与展望，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百年等重要历史节点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和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等重要纪念日，从成就与经验、中国化与时代化、新闻与政治等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二是，强调“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校订与补充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的中译文，并深入探讨了这些原典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三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史论偏重”转向“史论与实践并重”，注重考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一些重要思想观念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与社会历史条件、与新闻工作实际的互动关系；四是，对该领域过去一些有争议的基本问题加以澄清，推动形成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五是，进一步树立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积极推进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阐释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为全球新闻传播实践、重大议题贡献中国智慧。上述这些研究，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等相统一的理论建构路径，用高水平的思想成果反哺了新闻业界高质量实践创新。

“部校共建”新闻院系以后，各大院校陆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基地，将学术研究、新闻教育、人才培养与智库建设等充分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逐渐“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成为社会领域的高频词汇；陆续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专业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等工具资料，既体现了知识增长和深化的本体价值，也体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功用价值。

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在一代代思想家、理论家的接续奋斗下，为深化新闻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思考，不断总结经验，这是党指导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当前，出版战线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立足宽广视野，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经验，创新做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以高质量研究成果推动出版业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旗帜、灵魂和方向，是指导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指针，出版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与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对出版学学术研究的一项根本要求，更是建立中国特色出版学的必然要求。

总结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或理论，能够指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不断前进、取得历史性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新闻学研究曾受到“左”、右两种倾向的影响，致使其总是左顾右盼、进进退退，使党和国家事业遭受重大损失。这背后原因，归根到底在于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没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没有坚决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和基本路线。

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还出现了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理论来源“八面来风”、创新脱离本土实践、对媒介技术和“物”的因素过度依赖、批判性和反思性不足等问题，原因也在于没有坚持贯彻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学风有可能再度演变为右的倾向，否定我国的新闻体制和主流新闻价值观念。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在当前出版学研究中，我们要克服现有的种种思想障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尤其要注意防止出现极端情况下的那些“左”和右的做法，防止它们对出版学研究造成重大伤害。

一方面，要坚持姓“马”姓“共”，牢牢坚持“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和治学原则。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出版领域的具体运用，直接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融为一体的。理论是实践经验的高度抽象，科学是事物客观规律知识体系的集中概括。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其所指向，通常抓大放小、取精用宏，铆定出版学的一个个基本问题，作思想性的论定。^[12]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中，不能仅仅只是抓住马列几本出版原著甚至几句出版语录，或过度纠结于细枝末节的辨析审定，而是要注重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马克思主义，以“两个结合”为中国特色出版学建设强基固本。例如，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组建了全国高校首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书屋，让学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所列书单就不限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著作，还包括各类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此方能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全璧与真谛。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和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也要注重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多思多想、学深悟透，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

另一方面，要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全部实践工作，提升全面武装无产阶级出版事业的理论功能，强化作为资产阶级出版观“批判武器”重要功能。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是面向整个出版学科的。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学，要注重把出版理论创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为出版学研究培根铸魂。其中，尤其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普通出版学”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理念和探索数字时代出版规律结合起来，在新时代新实践中不断拓展和丰富其理论内涵，永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对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出版工作和出版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和时代潮流，契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问题，是引领新时代党和国家出版实践的科学指引。

总结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要同新闻观研究一道致力于守正创新，既注重历史性，又注重当代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努力推出政治性与专业性并重、说理透彻与价值鲜明兼备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是实践的指导思想，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深受政治情境的影响，容易形成‘真理制度’，形成理念接近的专家集团，陷入被盲目崇拜和教条化的陷阱，束缚学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13]；还有学者提出，“将作为政治指导方针的马新观整体降格成为一门专业学问，以此作为新闻传播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只能俯察‘党新闻’的‘品类之盛’，而无法仰观当今传播现实的‘宇宙之大’”。^[14]这些说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科学理论体系的一种认知偏差，把学术与政治关系彼此割裂对立看待，在学术取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15]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来不作停留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科学。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专业、任务是做学术的，但是做学术一定不能离开正确的政治思想的指导。我们应该在学习研究阐发党的创新理论方面有新的更大作为，在“学术主知、政治主行”中做到“知行合一”，在理论研习与宣介上讲高度、挖深度、拓广度与增温度，做出更能指导出版实践的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发现、全面把握时代新课题，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照当代新闻与出版实践。有研究指出，“以‘新闻’为本位的马新观概念对当下融媒体传播生态在指导上解释乏力。在‘新闻’的边界之外，马新观指针的‘模糊地带’依然存在”^[14]，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统摄的范围仅仅限于狭义“新闻”领域，反映了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丰富内涵与理论品质的认识“窄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涉及新闻、宣传、思想、舆论、意识形态、文化等方方面面，从根本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闻（广义）的本质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新闻”^[16]的系统看法。因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也应同马新观研究一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回答好“新时代”出的“考卷”，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实践工作，在时代大潮中把握新闻与出版引领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作用。

党的出版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出版工作，他们把办好出版物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环节。1905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党的出版工作党性原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性观念和出版思想，初步构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版工作党性原则的理论体系。

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党性原则始终是党的出版工作固有的本质特性，也是党的出版事业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出版行业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宣传方针政策，在记录党的伟大历程、宣传党的世纪伟业、开拓党的出版事业发展道路、培育党的出版事业优良传统和夯实党的出版思想实践基础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成就，形成了忠诚于党、服务人民、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光荣传统，出版了一大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优秀出版物，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和校对专家，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围绕“牢牢坚持党性原则”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阐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理论性，是党的出版事业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他提出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必须树立“大宣传”理念，这是对“全党办报”“政治家办报”理念的重申和强调。同时，他还提出“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17]这其中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和“统筹指导”，是他对如何坚持党性原则提出的新概念和新要求。

党的出版事业依靠坚强的党性走到今天，也必将依靠坚强的党性走向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踔厉奋发、回应时代，积极为党和国家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明历史之大势、发思想之先声。对此，需要我们深入持久、经常反复地学习和领会，并注重把党性原则基本要求、基本原则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使学术研究同推进党的出版事业发展、促进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结合起来，更好地学以致用、指导实践。

此外，全国新闻宣传和编辑出版部门要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纳入党和社会主义整个事业之中，真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步伐，增强党性修养与大局意识，做到“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自己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着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着力展现党和国家发展历程，着力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党的各项中心任务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认识与处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百年发展历程中，对如何认识党性和人民性，特别是如何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曾经有过一段争论。这一问题，也是我国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1981年，胡乔木提出不要使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18]，1983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散发《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关于加强新闻工作的若干问题》文件，提出“人民性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人民性的内容已经包含在党性之中，那么单独使用‘人民性’的概念就是不必要的”。此后，一些人提出“党性和人民性两者难以一致和统一，即要想维护人民性就难以坚持党性，而要想坚持党性也就难以体现人民性”“对于党报工作来说党性更重要”……后来，这一争论被搁置起来，“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一致的”这一党报的光荣传统，在理论论述层面就此中断了，也很少再有人从正面阐述“人民性”问题。^[19]

习近平总书记一贯主张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在任职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省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12个字的要求：“为党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20]，其中就把“为党为民”放在第一位来强调。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和服务人民作为对党的出版工作的根本性要求。他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创作）导向，要把坚持党性同坚持人民性统一起来。他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13]这些重要论述，起到了正本清源的重大作用，为党的出版工作明确了基本遵循与正确政治方向。

任何一个科学概念的确立，都是经过长期斗争实现的，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实践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也是经过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斗争而获得的。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新闻出版行业诸多变革，一些传统新闻的定义和核心概念被重新审视讨论，一些研究对西方新闻学、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照猫画虎、生搬硬套，或者为了达成所谓的理论自适应，用西方理论分析工具随意裁剪中国经验事实，对我国新闻学一些核心观念造成极大消解。一些围绕媒介技术“物质性”“介入性”“传播基础设施”研究中，把“人”与“物”并置，甚至“见物不见人”，技术决定论甚嚣尘上；或理论探讨转向一些抽象“玄理”，与社会实践相去甚远。新闻与传播学是“人”学，学术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国家自身历史土壤之上的，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做学问，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出版观而言，更要坚守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学术立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蔡元培在徐宝璜《新闻学》序言中指出：“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21]在我国，出版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关系十分密切，最初是同属新闻学科。在1987年底国家科委发表的统计年报文件中，《新闻学》的标题下就有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出版业务的应用、电子技术在出版业务中的应用、中国出版事业史等。^[22]历史证明，出版事业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活动规律和工作原则，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理论，这与我国新时期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广大学者的深入研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出版工作本质特征与客观规律的科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出版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在出版领域展现其文化内涵与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样，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也是一个包容开放、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是一个不断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的历史进程，是由一代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工作者高擎真理火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的科学成果。

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理论教条，而是进一步实践与研究的出发点，是“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出版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为中华文明赓续、文化繁荣发展举旗定向、纲举目张，为党的出版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指针。

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不渝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指导思想与科学理论，出版工作始终与党同在同行，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增强理论武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百多年来，出版工作同新闻工作一样，被视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被置于重要地位。党成立仅两个月之后，就创办了党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后来党中央又成立了与“中央党报委员会”平行的“中央出版委员会”，足见出版在党的整个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出版工作的科学理论，作为引领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并且在指导出版工作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工作经验，总结理论成果，将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推进到了中国化阶段。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已形成以下几大领域：马克思主义新闻原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实践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等，这些内容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也要坚持“用学术讲政治”，与时俱进、逐步创新，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学术视野，做到重大节点有声音、重大问题亮观点，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顺应出版工作实践的重大变革，走向学科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增强，探索学科共融的新文科建设路径，深化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建构中国特色出版学是新时代出版工作者的职责使命。对此，广大出版工作者要坚守出版使命，高举思想旗帜，学习、领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做到“真学真信真用、学懂弄通做实”，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形成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力量。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中开拓通向真理的道路，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创造了一个个代表性思想成果。作为党领导出版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人民性、时代性，是新时代党的出版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广大出版工作者要争做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成功实践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