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1]同时，他还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2]，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是彰显中华出版文化自觉自信的时代之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3]人类的出版活动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一部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出版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4]简言之，出版是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的人类活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和出版活动及成就，实质上是人类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真理性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5]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存在诸多契合点。这种契合性既形成了两者之间的亲和力，也奠定了双方的结合点。实现两者相结合的前提是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如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和变革所驱动的，出版历史的演进规律则印证了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生产方式的跨越式提升，也促进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演进范式的台阶式进步，这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最好阐释，也是我们从科学性维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唯物史观认为，媒介和讯息的产生和发展是受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影响的。媒介的形式和功能是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发展和演进的。按载体不同将整个人类出版历史划分成“硬质出版”“软质出版”“虚拟出版”三大阶段，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标准。我们把人类文明早期探索出的陶器泥板、龟甲兽骨、金石鼎碑、竹简木牍、纸莎草、贝叶、桦树皮等硬质出版载体阶段称为“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阶段；把人类此后又逐渐探索出绢帛、羊皮纸、植物纤维纸及塑料布等的软质出版载体阶段称为“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阶段；把近两百年来又继续探索出的声、光、电、磁、芯片、云存储等虚拟和半虚拟出版载体和介质阶段称为“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阶段。^[6]

媒介和讯息也反过来影响物质基础和社会发展。新出版载体的出现不是旧出版载体的完全灭亡，而是出版载体的丰富与叠加。通过出版载体迭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利，存储更加海量，对知识传播和文化创新也更趋有利。唯物史观与出版载体相契合的地方是在对历史、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分析中，它们都强调了物质基础和生产力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出版载体作为一种物质实体，具有一定的生产力性质，它能够促进和推动人类思想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共享，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变革。同时，出版载体的研究也关注了出版业的组织结构、市场经济和技术发展等因素对出版活动的影响，这与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唯物史观和出版载体的研究都是基于物质第一性的视角，强调物质生产、出版载体对社会变革和思想传播的重要性，它们相互契合，用来指称和代表其他事物，也承载着交流双方发出的信息。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伟大的历史杠杆”。^[7]只有通过出版载体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结合在一起，才能进行出版内容生产，最终的出版作品才得以呈现和传播。出版的过程也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每一次出版技术的升级换代，都会推动出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代代出版人始终能够快速将最新的出版技术成果转化为出版生产力。出版技术升级也使社会信息交换速度加快，促进人类知识增长，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人类在探索出版技术上前仆后继，从硬质出版阶段的“刻”“铸”技术，到软质出版阶段的“抄”“印”技术，到虚拟出版阶段的“录”“显”技术。引以为傲的是软质出版阶段，中国四大发明之造纸术和印刷术可谓是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的瑰宝。

从世界范围来看，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人类两项里程碑式的发明，产生了世界级和划时代的深远影响。造纸术的发明使得书写材料从繁重的硬质载体转变为轻便的软质载体，它的出现使书写材料变得廉价和易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植物纤维纸进行书写和阅读。这极大地推动了大规模的文字记录和书籍出版，促进了出版符号的普及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造纸术产生了重要的经济效益。纸张的生产和贸易成为一个繁荣的行业，刺激了城市的兴起和经济的发展。纸张也成为商业活动中的必需品，从账务记录到商业广告，都需要大量的纸张作为载体。而作为复制技术的印刷术，它的发明进一步革命了书籍的制作与传播。从雕版印刷、活版印刷、套版印刷，印刷术的驱动是现代出版业的诞生和迅速爆发的技术支撑。造纸术和印刷术不仅改善和提升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生产方式，也在12-14世纪经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对冲破中世纪的蒙昧与黑暗，推动欧洲文艺复兴蓬勃展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性作用。^[8]

出版符号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其规范性和标准化上。它是通过广泛接受的规则和标准来定义和使用的，以确保信息的一致性和可读性。例如，在科学出版中，常用的一些符号和标记（例如标点符号、数学符号、化学符号等）都有明确定义，以确保传受双方有共通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又是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恩格斯指出，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9]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与出版符号的本质特征及社会功能是相匹配的。符号是所指与能指的结合，人类赋予了符号某种特定意义，包括了文字符号和非文字符号。^[10]出版符号集中体现了人类思想，人类文明的出现都是以文字符号的创制为标志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强调对客观实际的研究和分析，注重揭示事物内在的联系、矛盾和发展规律。即使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也是个体对内外世界的感知、理解和体验。而出版符号，作为传递信息和散播思想的媒介，正是基于这些原理进行运作的。出版符号作为信息传播者的编码内容，需要经过信息接收者的获取和解码，才能实现其符号的意义价值。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三功能说”，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这些功能就是通过对出版符号的编码和解码才得以实现的。

首先，唯物论和辩证法注重客观实在，注重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出版符号通过文字符号和非文字符号（如图像符号、音乐符号、科学符号等）记录和传播人类知识和思想，是人类知识和思想的物质载体。它把知识和思想传递给受众，受众通过解码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例如在专业出版领域，作者通过将科学性的自然和社会信息、知识进行符号化传递给读者，读者通过获取和解读符号来感知外界环境变化。如骷髅头标识代表着危险，这在化学品标识中较为常见。

其次，唯物论和辩证法强调矛盾的普遍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出版符号承载了不同思想、观点和立场的内容，通过展示和对比不同观点和矛盾的冲突，促进人们的辨析和思考。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过接收不同的出版符号，获取不同的知识和信息，人们能够拓宽视野，看待问题、思考问题才能够多层面和多方位，从而辩证地认识事物的复杂性。例如在大众出版领域，社会各界“意见领袖”通过出版符号来阐释观点、散播思想、分享成果，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是出版符号在社会协调功能上的体现。

再次，唯物论和辩证法强调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出版符号作为知识和思想的传播载体，不仅是对已有知识和经验的总结，也是创造新知识和新思想的源泉。通过出版技术将出版载体和出版符号相结合，新的思想观念可以广泛传播和交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创新。例如教育出版，把整理的知识和萃积的文化通过教材一代代传承下去。学校教育就是通过出版符号来承载文化，传递知识。这是出版符号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的体现。

认识是打开真理大门的钥匙，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无不以认识和认识论上的重大突破为重要前提。^[11]认识论是关于人类的认识来源、认识能力、认识形式、认识过程和认识真理性问题的科学认识理论。研究出版活动及成就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维度，这方面的研究，简言之，就是“出版者”“出版物”“出版事”。出版者主要包括作者及出版单位，作者通过出版单位将其对主客观世界的认知以出版符号的形式经编辑加工成可传播的出版物，这一系列的过程和成就构成了出版事。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是出版的四大基本功能。首先，出版所收录的信息、所整理的知识来源于作者，这些信息和知识是创作者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接着，出版单位根据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知，对出版者的信息和知识进行筛选、整理、编辑和加工成为出版物。然后，这些出版活动、出版物及其社会影响的总和就成为文化之精华。最后，萃积的文化通过跨越时空的传播，赓续着人类文明。出版的终极价值得以实现。

《孙子·谋攻》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很好诠释了认识论观点。出版的“知彼”是通过所收录的信息和整理的知识来改造客观世界和人的主观世界。出版的“知己”是进行出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发展真理。用系统思维认识出版活动本质和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把握出版与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关系及发展规律，才能推动出版自身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自然和社会领域各项建设，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中国出版发展演进的实践性和真理性追求。全面构建一个具有较强系统性、完整性、继承性、创新性的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对中国出版和出版学人的新要求。作为人类出版母国，建强建优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中国责无旁贷，也当仁不让。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和群众利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出版历史也是人民书写的。因此，必须从人民性的维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的宗旨要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

《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为人民是国家之根本，根本稳固才能国家安宁。^[1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3]中华文化在历史观上强调民众的社会属性，体现了重视责任为先、义务为先、集体至上与和合共生的伦理型文明特色。^[14]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激活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核心思想资源。从出版角度来看，人民既是出版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出版文化的受益者。需要指出的是，出版是世界各国人民因时因地所创造、发展和运用的一种文化和文明活动。无论出版载体、出版技术还是出版符号，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人民通过出版实践，将自己的经验、见解和思想以出版物的形式传播开去、传承下来。

人民创造出版历史，体现在对出版三元素（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的创造。人民创造了各种出版载体，包括陶器泥板、龟甲兽骨、金石鼎碑、竹简木牍、绢帛纸张、声光电磁、云端芯片等，使得信息和知识得以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人民发明了各种出版技术，如“刻铸”“抄印”“录显”等，使得出版物的生产和复制更加高效精确；人民创造了各类出版符号，如文字符号、图画符号、影像符号、乐谱符号、科学符号（数理化等公式、方程、定律等）、声音符号、盲文触觉符号等，将复杂的思想和信息转化为可理解、可传递的形式符号。可以说，人民创造了所有的出版物和出版成果，由此支撑起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和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群众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是出版活动的主体，是整个出版过程的主动性和决定性力量。人民创造了出版载体、出版技术和出版符号。人民以出版的方式记录历史、传递知识、播撒思想、探索真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有诸多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出版传承接续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民贵君轻”到“人民性”的出版思想，彰显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17]因为它“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人民性”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标识性概念。中国出版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一代又一代中国出版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极其丰厚的出版典籍，形成了悠久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使得中国出版长期屹立世界出版峰巅。“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18]，文明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水平，而出版既通往文明又标志文明，中华文明五千年没有中断，说到底就在前赴后继的中华出版人的接续奋斗下，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不但没有中断，而且被不断发扬光大。

1926年，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中以文学化想象和幽默性语言构想了马克思与孔子场景对话：“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孔子也说：“单只要能够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会反对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了。”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编辑出版家，是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与马克思存在跨越两千多年的思想相通。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既是出版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出版成果的享有者。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度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15]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16]这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视，强调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至少有两个维度，一是社会效益维度，二是经济效益维度，二者相辅相成。出版物作为商品，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并追求经济效益。但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受众中心论认为，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信息传播应该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和利益为核心。出版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阵地，也应遵循受众中心原则，符合出版传播规律。只有符合人民需要的精品力作才能传得开，思想才能留得住，社会效益才能最大化实现。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工作，始终把文化问题视为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9]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从传统出版走到现代出版，正阔步迈向更高阶段的数字出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实践，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从出版载体、出版技术、出版符号和出版活动及成就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宣传刊物、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凝聚人民群众，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对出版体制机制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实践。改革开放后，出版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出版产业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新时代，从实践性维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的现实路径，积极探索中国出版高质量发展之路，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凸显的红色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的典型样板。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看，出版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红色出版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党领导下的新型出版的重要路径及取得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新中国成立的29年时间里，出版了大量围绕理论宣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需要的红色出版物。^[20]党的红色出版历程，其发展演进在出版载体、出版技术、出版符号及内容、出版组织形态等方面皆有自身的规律和特性。这些红色出版物以标语、墙报、壁画等硬质出版，大字报、小册子、宣传画等软质出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虚拟出版为代表，成为群众获取信息、日常学习和思想交流的重要渠道。

马克思主义是以出版为手段和渠道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甫一传入中国，便迅速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掌握和信仰。他们办报办刊，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版大量具有红色文化基因和传统文化元素的红色出版物。这些红色出版物运用油印、雕印、机印等各种技术，采用硬质、软质、虚拟等多种出版载体和出版介质，来承载中国的文字符号，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实践，记录和反映革命时期的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带有明确政治立场，将“打土豪分田地”“驱逐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团结起来，反对内外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通俗易懂的宣传标语，用墨汁、红珠粉汁甚至炭灰、黄泥汤等直接书刷于围墙、房体上。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石印、油印等简易印刷技术被广泛使用，针对性较强的小册子、报刊、图书等形式的软质出版物逐渐增多，如1929年红军第四军军党部编印的油印版《中国共产党宣言》手册，在红军主力转战过程中张贴、散发。此外，革命斗争过程中也有采用手抄、木刻技术的红色出版物，如1953年在四川红油发现的珍贵《红军歌谣集》手抄本，就是将红军传唱的歌谣抄录在土纸上。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出版，传播国际国内时事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等。^[21]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产生的红色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进行的出版路径的有效探索。

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各项建设的指导思想。新生政权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全面植入新中国的出版领域，即对出版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执着坚持，这种再造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出版变革，集中体现在出版思想和出版制度方面。变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启阶段。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启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同步进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出版工作适时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并采取诸多措施，改造了一批旧有出版机构和出版实体，创建了一批公有制的新出版机构，开启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辉煌历程。第二阶段从1956年至1976年，这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在曲折中发展阶段，出版事业在前进中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反复。^[22]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接管、清理旧政权新闻出版事业的政策方针，并成立了全国性的统一出版领导机构。推进建立公私合营出版社，承担出版运行、调查全国出版概况、统一华北书店、举办业务培训及筹备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等任务。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当月，即成立出版总署，领导全国出版工作。1954年11月国家机构改革，出版总署撤销，出版工作改由文化部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的出版体制机制改革主要围绕国有化、去垄断、多样化和学术化的方向展开，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1978年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出版业勇立潮头，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创建符合出版规律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促进出版生产力蓬勃发展。^[23]从1978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在出版思想、出版载体、出版技术、出版符号、出版活动及成就、出版制度及版权等多层次全过程繁荣发展，渡过“书荒”危机，出版市场由小变大、出版物由少变多、出版类型从单一到多样，不断发展壮大，确立出版大国地位。^[24]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出版更加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随着新时代出版改革与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党和政府对出版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安排。在大力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2022年7月以来，中宣部、教育部推动两批共8所高校与相关管理部门、出版单位、行业协会开展共建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25] 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旨在贯通政产学研用^[26]，汇聚出版行业主管部门、产业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共建出版学科专业，统筹指导、综合施策、同向发力、多措并举，这将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建设出版学科专业和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一言以蔽之，出版业和出版学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底蕴深厚、开放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的方法是秉持开放性，并从开放性维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的创新使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百年来，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成果丰硕。当前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远超一时一事。加之出版技术迭代所带来的出版业态日新月异。新形势下，出版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更不能缺少“主心骨”，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引下，坚持党对出版创新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达到新高度，进入新境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达到新高度、进入新阶段。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仍以极其开放的心态，对待全人类一切积极的和优秀的文化成果，“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27]他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在数字化和全球化时代，出版工作需要与时俱进，持续创新。在出版符号上，要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出版技术上，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拓展出版渠道，丰富出版形式，提供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在出版载体上，要关注读者习惯和需求的变化，将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有机统一。守正创新是党对出版工作提出的根本性要求，也是推动出版事业、出版产业及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发生的巨大变革。^[28]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出版天然具有高新技术属性，在硬质出版、软质出版和虚拟出版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为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石器时代，作为高新技术的或打制或磨制的石器，成为其进行岩画出版的工具。金属冶炼技术成熟后，人们又运用刻铸技术进行金属铭文出版。雕版印刷、石版印刷、机械铅活字印刷都是当时最新技术应用。“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奔向数与网”，出版新技术赋能现代出版高质量发展。除技术加持外，还需要在出版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平台建设、经营管理等方面整合资源、探索路径，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创新实践。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出版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生动诠释，是出版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实践，标志着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的新发展。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新时代出版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历史悠长、底蕴深厚，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引下，彰显出新的时代内涵和科学表达。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母国，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将它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将极大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服务出版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