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为了救亡图存，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然而西方的知识体系并非植根于中国实践，无法完整而全面地解释中国实践中的问题。因此，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既是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需要，更是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出版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出版理论研究和出版学科建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体系，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一方面，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世界无产阶级出版事业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出版思想与理论的高度概括，能够为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出版学科以及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我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出版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能够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使其成为更加与时俱进、更加包容开放、更加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

在欧美国家，出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主要面向出版产业实践培养编辑、营销等人才，并没有很强的学科和知识体系建设内生动力和外部需求。但从产业视角以经济管理方法研究出版业发展和以知识社会史视角研究图书等出版物的生产、传播、流转及其社会影响一直是欧美学术界热衷的话题。

书史研究是西方研究出版学的主要视角之一^[2]，它始于20世纪初人们产生的对书籍进行分类、整理、考据的兴趣，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一些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们本着“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强调关注书籍的制作、流传过程，目的在于努力还原文本的初始状态和作者的真实意图。以沃特·威尔逊·格雷格（Walter Wilson Greg）、弗雷逊·鲍尔斯（Fredson Bowers）等为代表的“新目录”学派开启了书史研究的先河，在20世纪40—60年代居于统治地位。1958年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夫贺（Lucien Febvre）及其学生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出版了《印刷书的诞生》（L’apparition du livre），首次将年鉴学派倡导的社会史范式用于书籍的研究，该书被视为书籍史研究的滥觞之作。^[3]

随着理论视野的打开，书史研究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融合，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研究领域，但也使书史研究显得支离破碎。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试图对书史研究的众多路径加以统合，结束其“跨学科的混战”状态。他在借鉴传播学相关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对书籍生产的社会化过程进行分析的普遍模式，即“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贩运者、图书销售商和读者”的“交流圈（the Communications Circuit）”。^[4]达恩顿将文本生产看成一个包含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条件的多面体，书籍的这种多层面属性使得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和读者构成了一个循环关系体，这些群体相关联的人、物和事件也包括在其中，即“传播循环”模型。在该模型中，书籍创作、生产、售卖、读者阅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书籍在这一循环模型中传递往复，产生具体的群体行为、习惯或意识，激发了社会交流，同时这些元素也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思想文化等背景的影响。他指出读者是“传播循环”模型中最重要的要素，读者对作者的影响闭合了“传播循环”模型，使信息传递真正实现了循环，因此读者和阅读的核心作用不言而喻。^[5]

20世纪以降，出版实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在21世纪初，金融危机的经济压力和数字时代带来的技术变革迫使出版商改变他们的一贯做法，也促使出版领域的学者对出版的未来重新进行思考。剑桥大学社会学家汤普森（John B. Thomson）在其代表作《数字时代的图书》（Books in the Digital Age）与《文化商人》（Merchants of Culture）中，将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概念引入出版研究中，提出了“出版场域”这一概念。由于不同类型的出版场域各有其运行逻辑，汤普森因域而异、因域制宜，分别以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汤普森将出版细分为不同场域，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英美出版业的结构和运作机制，也能借助域外视角更好地思索中国出版业和出版学研究的现况和未来。^[6]

欧美的出版研究侧重技术主义与经验主义，与之相比，日韩的出版研究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特征更为明显，更注重将理论建构与思想教化融入出版学研究。在日本学界，曾存在“清水出版学”与“箕轮出版学”两个支派，关于“出版是否具有自主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持不同观点，韩国学界同样对该议题争论不休。随着出版研究的逐渐深入与相关成果的不断积累，原本将出版学定义为“部分领域之学”的“箕轮出版学派”转变观念，认为出版学是具有独立学科理论与方法的“问题指向型”学问。^[7]时至今日，出版是“学”还是“术”的争议依然存在，“出版无学”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但“箕轮出版学派”的“倒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的倾向，即出版作为独立学科的观点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

作为文化典籍最丰富的国家，中国的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等传统“治书之学”很早就得以诞生，但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学研究实际上萌生于民国时期。20世纪上半叶，我国出现了“出版学”“编辑学”概念，出版了一批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著作和对出版工作进行记录与初步探讨的著作，还建设了一批出版类期刊，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学研究的萌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学在中国才逐步发展起来。^[8]

1949年李次民的《编辑学》问世，标志着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开始。虽然该书立足于报纸和期刊发论，而且主要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其作为编辑工作学理化思考的开端，学术意义不容忽视。随着媒介的发展与学科专业的细化，编辑学开始更多地与图书为主的出版业联系在一起。^[9]1984年胡乔木批复国家教育部开办编辑学本科专业的信，基本明确了编辑学的专业或学科名称。编辑学原理一直是编辑学研究的基本与核心问题，其中王振铎之编辑学三条原理、庞家驹之编辑优化原理、杨焕章之编辑原理研究方法论、陈雨思之编辑学五大原理说、何冬梅之编辑学三原理、吴飞之编辑活动基本原理论、李经之编辑学三原理、王华生之编辑选择论和靳青万的编辑学基本原理与核心原理论^[10]最为知名。1996年以来，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编辑学理论框架研究基本形成共识：编辑学理论框架服务于建立学科体系的目的，学科体系应包含四个部分，即编辑学理论、编辑业务、编辑史和编辑学方法论。^[11]

不少学者在积极探索出版学学科体系相关问题，其中宋原放的三层次理论、叶再生的树状结构理论、彭建言和罗紫初的相关理论值得关注。1985年底，上海市编辑学会筹办《编辑学刊》，宋原放先生在创刊号上发表《关于出版学的对象与任务》一文，指出“出版学是人类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社会主义出版学是一门以社会主义出版工作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他认为出版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有三个大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理论和基本出版知识，包括出版学（或出版学概论）、出版管理学、中外出版史等。第二层次是应用理论和部门出版知识，包括编辑学、印刷学、图书发行学、书籍装帧艺术、中外编辑史、印刷史、发行史以及其他分支学科。第三层次是应用出版业务和技术知识，包括书刊编辑业务、校对业务、图书版式设计、出版社经营管理等。^[12] 1988年，叶再生在《编辑出版学概论》中对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探讨，列出了编辑出版学的“树状结构”图，将编辑出版学划分为12门二级学科与26门三级学科。1992年4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建炎编著的《出版学概论》，该书是国内第一本以“出版学”命名的著作。他认为出版学包括基础理论、出版业务、出版经营管理和出版史4个方面的研究内容。1999年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紫初著的《出版学原理》，他认为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应由5类分支学科组成：一是探讨出版活动基本原理与一般规律的学科，如出版学概论、出版美学、出版经济学等；二是研究出版活动构成要素的学科，如图书学、出版企业管理学、读者学等；三是研究出版物生产流通过程的学科，如编辑学、发行学、市场营销学等；四是研究出版活动环境的学科，如出版物市场学、出版法学、出版业宏观管理学等；五是研究出版活动的组织技术与方法的学科，如出版财务学、出版统计学、出版业计算机应用等。^[13]

罗紫初的《出版学原理》标志着我国出版学研究进入新阶段，即从点到面、从概念探讨到框架构建、从实践到理论开始建立出版学知识体系的阶段。

至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出版学研究者对出版学知识体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共识和理论自觉，同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出版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并未照搬照抄西方研究的理论和范式，而是紧密结合中国出版业实践重视社会效益和政治功能的特征，发展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从而为我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设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首要的要求就是“自主”，自主性不仅要求出版学知识体系要展现出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学科特质，还要求我国的出版学知识体系形成与国外出版学知识体系不同的学术特色。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必须建立起具有出版学学科特质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在汲取其他国家出版学研究成果的同时要结合我国出版实践与既有的知识体系，注重原创性概念、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从“学徒状态”逐步建立起“自我主张”。所谓“知识体系”，就是不同知识点的系统化，是专业知识点的总和^[14]，因此应当具有专业性、体系化的特征。

首先，出版学的知识体系有待完善。出版学学科定位上的“尴尬”决定了出版理论研究中必然存在诸多困惑，关于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出版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建设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借鉴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此类学科存在着紧密的交叉、结合，跨学科的视野使出版学逐渐形成多维的研究视角，但是这也使得出版学研究面临核心问题不明的困境。由于学科制度建设意识不强，出版学基本范畴、理论和知识体系一直未能得到完整性、系统性的总结与归纳^[15]，出版学至今仍未形成能够科学揭示出版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性原理或理论体系^[16]，原创力与体系性都有待提升。

其次，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必然要求。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对西方近代知识体系进行反思和重构，进一步丰富人类知识与文明。近代知识体系的形成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且被神化为一种超越国情并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原理”，最终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建构与传播之道。^[17]中国的出版学研究植根于中国的出版实践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理应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然而当前我国出版学研究存在照搬照抄西方学术概念与理论的现象，无法回答我国出版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因此必须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

再者，出版学的学科特性也要求建设自主知识体系。一是，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出版理论研究应该坚持实践导向，关注出版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回答出版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履行其服务出版业发展的社会功能。从中国的出版实践中汲取理论养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二是，近代自然科学界出现“科学无国界”和科学研究“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等思想。然而出版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其研究活动必须基于特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价值判断”为基础，才能科学揭示其研究对象“出版现象”的存在价值和运行规律。出版学科建设，尤其是其中的出版学学术研究，必须自觉抵制“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思潮的干扰，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党对出版学科建设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的核心所在。^[18]三是，出版服务是出版学的学科本体，是从根本上支撑出版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学科范畴。出版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虽然是围绕其研究对象“出版现象”展开的，但是知识体系建构的出发点、要素、结构与功能的选择却是建立在出版“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学科本体基础之上的。在当今中国，我们必须基于出版服务这一学科本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出版学，这才是出版学应有的科学定位和正确方向。^[19]

出版实践：我国充满蓬勃生机的出版实践活动，为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和三千余年出版史，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出版理念、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深入研究和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现象的发展规律和实践特征，可以从中汲取出版相关的经验、思想、知识、方法与理论。除了悠久的历史为出版提供了文化底蕴与实践经验，我国的出版实践也逐渐丰富与深入，经历了传统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智能出版等发展阶段^[20]，将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与出版实践紧密结合，推动出版朝着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方向前进，在催生新业态的同时为建设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学科基础：当前出版学科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学科意识与学术自觉日渐增强，学科外部的社会建制和行业发展的现实基础日趋成熟。在国内外学者长期持续的努力下，基本明确了出版学的学科定位，形成了核心概念、概念范畴和知识体系。近年来，出版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学界对出版学属性的认识日渐深刻、对出版学的学科认同更为广泛，诞生了诸多出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优秀成果。学者们围绕出版和出版学科的认识、基本范畴、应用领域、逻辑体系等进行论证思考，逐渐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研究规范，推进学科知识向纵深方向拓展。相对成熟的学科外部建制和行业发展趋势为出版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1]

历史机遇：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鲜明的时代语境。基于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出版强国成为我国出版事业最具针对性的现实场域。^[22]随着出版改革不断深化、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不断融合、中外出版交流合作不断深入，以及新文科发展背景下出版学科与其他学科互鉴不断加强，我国出版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建设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

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集中表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当前我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不足，同时存在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层面。

学科体系是显示一门学科存在的价值及其在整个科学大家庭中位置的基础性指标。对出版学而言，其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找准其在学科大家庭中的学科定位。而出版学科始终处于一种“四处挂靠”的窘境，常年作为二级学科依附于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等一级学科之下^[23]，因此各高校在课程设置与“教材选用”，与“课程设置”对应。方面也体现出不同的倾向，无法发挥学科优势、无法形成学科合力与凝聚力，也无法形成健全统一的学科体系。

在建设出版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存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很多出版理论研究者长期置身于象牙塔内，没有深入参与过出版的一线工作，没有深入了解出版产业发展现状及亟须解决的问题，仅依据已有文献或资料开展研究，或者照搬国外的理论、模型、方法，试图解释我国出版实践中的问题，必然无法做出有价值、有深度的理论研究，无法有效指导实践。出版学界对业界的需求把握不准，学界的科研成果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出版业界的“痛点”。^[24]此外，物联网、云计算、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元宇宙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出版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新技术对出版的各个要素和环节产生冲击，过去的很多出版要素、出版关系等都需要重塑。而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本质属性不能随意变化，学科体系的调整变化也需要综合考虑多方意见、多种要素，往往滞后于时代发展速度。

学术体系是展现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概念体系、内容架构和理论观点或原理的学科核心指标。与新闻学、传播学和文献学等相对成熟学科相比，出版学的学术体系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如理论基础薄弱，基本概念及范畴模糊，内容框架有待完善，理论观点或原理尚有待检验。

当前，出版学科的原创理论缺位，学科特质不够明显，自主性有待提升。出版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出版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和交叉性。然而，自学科体系开始建立，这些分支领域所产出的研究论著从总量上可能要远远超过对出版学本体问题的研究，并且此类研究长期存在比较严重的“空心化”问题。许多跨学科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交叉研究，而只是单纯地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出版工作中的实务问题进行对策性研究，缺乏出版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25]跨学科研究在出版理论研究中所占比重过大，易导致出版学科的本体问题和基本问题被忽略，学科特质被稀释，难以形成原创性的学科理论。

从现实视角审视学术体系建设情况，我国出版学的学术管理体系与评价体系都不够完善。目前，我国高校普遍没有建立体系化的出版学学术治理组织，学术权力没有下放到校内学术组织。评价体系方面，出版领域科研成果的统计和评审偏重数量，忽视了对质量的审核及要求。此外，学术体系的建设受现实条件制约，易出现盲目追逐热点、让渡学术价值、学术体系结构性失衡等问题。

话语体系是反映学科表达范式的学科要素，是学科共同体成员之间以及学科共同体向社会传递学术思想的方式与方法。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不仅关乎其学术功能的科学建构、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还影响着学科的影响力与认可度。出版学的学科话语体系建设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短板，由于其学科定位的模糊、基础理论的薄弱，话语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以21世纪为界，人文学科范式与社会科学范式先后占据主导地位，全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表达，造成了出版学话语体系的模糊或混乱。^[26]

我国出版学的话语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国际话语权较弱。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一直由西方把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总体上是“内向”的，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与出版学科特质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国际学术交流与传播极为受限。^[27]大型龙头学术出版商通常与学术话语权的建立紧密关联，它们决定着期刊主编、编委与同行专家的遴选，决定着稿件的评审专家、评审标准与评审流程，决定着稿件的刊发与否、刊发时间、刊发栏目以及撤稿权。当前，我国大型龙头学术出版市场主体的缺失，正是我们国际学术话语权不足的痛点所在。^[28]

早在21世纪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研究与实践。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出版行业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之后，“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这一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对该概念做出了详细阐释：“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做好新闻出版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29]

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内涵，不同学者表述不同。张养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事业中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处理出版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本质是解决出版的导向问题”的观点。^[30]王炎龙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出版的理论基础溯源，呈现目前学术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演进的核心原则、价值观念和理念创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观和出版观的思想源于相同的思想体系和传承路径，始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报刊与舆论的理论论述，随着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报刊实践的丰富而不断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实践探索中与时俱进。^[31]易华勇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等在报刊活动实践中总结的，对新闻传播、报刊出版等活动的本质、规律、现象的总体看法，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及价值观在新闻传播、报刊出版等领域的具体表现。它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新闻出版事业的性质、原则、方法、思路”。^[32]王广义等将其定义为“无产阶级在出版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出版主体、出版原则、出版规律、出版方法等内容的本质看法及规律认知”。^[22]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不是一般的专业知识，而是带有鲜明思想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的完整理论体系”。^[33]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世界无产阶级出版事业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出版思想与理论的高度概括。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主要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其一是统领性论述，如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立、继承和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进程；其二是整体性内容，如出版的根本性质和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出版原理和重要原则、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等；其三是重要问题的专题性研究，如出版的意识形态、党性和人民性、主题出版、国际出版等。^[34]

尽管诸位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内涵表述略有差异，但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人类认识出版现象和改造精神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出版研究与出版学科也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指导思想，最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出版领域的反映与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内涵也极为丰富：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来源，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都是来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在出版事业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出版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解决我国各时期面对的各类出版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在开展出版业务与出版研究的时候，要形成与实践特点与理论基础相适应的方法论，例如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两为”和“双百”方针等。

建构中国特色出版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要坚守中国立场，就是坚守民族性、本土性，也就是增强自主性、原创性。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本土出版实践结合，以中国丰富的出版实践为主要观照对象，同时以开放的胸怀与姿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广泛吸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养分，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入知识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加强学术自信的同时也强化民族自信。

在研究中，问题导向是反映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过程的重要方式。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扎根中国实践，自然也要解决中国出版实践中的问题，才能实现出版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国出版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既有当代世界范围内出版面临的共性问题，更多的是肇始于中国本土出版实践的个性问题。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必须加强问题意识，挖掘出版实践与出版研究中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着力点，推动知识体系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认为社会是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中的复杂系统，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出版的实践也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近年来新技术不断涌现，催生了出版领域的新业态与新课题，也在倒逼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创新。要充分发挥创新的驱动作用，将新的术语、概念纳入知识体系中，坚持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注重学科底蕴积累、加强学术自觉与认同、完善学科知识体系为方向，持续推进出版学基础性研究、战略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坚持方法创新，重点致力于探索和应用“出版关系分析法、双效统一分析法、出版案例研究法、技术研究法等专门研究方法”。^[35]

出版学的学科体系由一系列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构成，其中概念是构成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基石。出版学的概念体系由出版、出版物、出版学、出版物市场等核心概念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概念体系是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与根本保证。

出版学概念构成，主要包括四类：一是由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主体提出、创设的关于出版现象或出版活动的概念，特别是根据中国出版实际提出的特有概念。二是出版学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的概念，但中国出版学术共同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些概念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或解释。三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学术界共同使用的概念。四是其他学科提出的学术概念，或是生活中常用的、常识性的概念，出版学术界将其与出版实际结合后赋予其新的内涵，将其纳入出版学的概念体系中。尽管这几类概念在“具备中国特色与本土特征”方面的估值显然存在差异，但是都被中国出版学术界所理解、接受、认同。出版学概念的中国性理解、本土化阐释，是保证整个知识体系中国性特征的根基。

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出版学的概念体系，但是当前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核心概念集中于传统出版领域，数字出版、语义出版、智慧出版等新兴领域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整个概念体系较为滞后；二是，源于出版业务与出版活动的概念占据多数，总体来看概念体系的理论性、学术性较为薄弱；三是，核心概念与概念范畴较为模糊，在学科内部没有形成广泛的认同与共识，不利于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四是，与其他学科的互鉴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不够深入，概念体系有一定封闭性、狭隘性，并且未能推动出版学的概念向外输出，不利于提升学科影响力与话语权。

用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概念，必然会经历提出、运用、传播、筛选、成熟的过程。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词汇选择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必须经过学术规律的内在选择机制检验。^[36]在强化概念体系的过程中，要推动概念体系的创新，重视概念体系的学理化，加强核心概念的传播力度，凝聚学科共识。新的概念通过内在选择即可纳入概念体系中，不断丰富和创新出版学概念体系。

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着学术研究结论的准确度和权威性，影响着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甚至也会起到引领学科研究方向的作用。出版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规范、完善、深化学科方法体系建设。学科研究中要实现定性与定量方法、思辨与实证方法、描述与阐释性方法的结合与补充。

当前出版学的方法体系还存在一定不足：缺乏原创或学科特定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鉴史学、情报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用于理论研究。在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不匹配、过于注重研究方法的正确使用而舍弃学科特色等问题。因此，必须推动出版学方法体系的创新，结合学科实践特点与理论研究需求形成原创性的研究方法，或者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内化成更适合出版学研究的形式。

首先要培养方法意识，重视研究方法体系的建设。研究方法是学术研究中获得研究资料、数据的手段和路径，研究要从问题出发，运用方法工具获取研究支撑资料数据，形成讨论与结论。其次要整合运用多样研究方法，深化学科研究。近年来，跨学科的方法借用已成为科学研究中的常态。出版学学科发展要借鉴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相关社会科学的方法，拓展学科研究视野，深化学科研究方向。最后，要注重对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创新研究成果，推动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37]在建设方法体系的过程中，要做好研究方法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引导出版学理论研究者正确看待研究方法、科学使用研究方法、合理评估研究方法，推动出版学方法体系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学科基础理论是关于学科自身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探讨学科自身的存在性与规范性问题，是学科知识体系的核心与支柱，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体系建设是在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背景下，在教育部提出加快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具体要求下而进行的，因此，必须把握这些要求的内在精神实质。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体系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媒介融合不断加深、出版改革不断深化、信息传播多元化等背景下应运而生。出版技术的变革以及在出版领域的广泛应用固然为出版实践与出版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也使出版业界、学界面临着新的困惑。因此，在出版学理论体系建设中，技术变革应该被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当前我国出版学理论体系中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还远远不够，在国际上中国声音还不够强大，我们常常处在“有理说不出、有理不会说、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8]因此，建设出版学理论体系必须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依据我国出版实践的现状与特点发展原创性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同时注重国际交流，加强理论的国际传播力度，让中国的出版理论“走出去”。

加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将其与我国具体的出版实践相结合，以解决实践过程中的各类实际问题为导向，不断推动概念体系、方法体系、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基本原理同中国出版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出版问题的过程，是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保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开辟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