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学科建设的根基是理论研究。在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出版学理论的核心支柱。学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时，充分认识到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出版工作中的应用，还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体出版实践中的；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得到了重点关注。然而，在对作为中国特色出版实践的主题出版进行研究时，大部分研究并未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体系之中。事实上，主题出版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概念界定和理论主张方面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它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创新发展的具体体现。要想更深入地了解主题出版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内在关联，我们可以从政治传播尤其是大众信仰体系建构这一视角进行展开，从而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主题出版间的吸纳与嵌入关系奠定基础。

主题出版是“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1]主题出版作为党领导下的出版创新实践，备受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如今已蔚然成风并在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例如，主题出版就是出版的本质^[2]，政治导向、学术规范和市场运行“三位一体”是主题出版的本质属性与底色^[3]，主题出版的功能机制可以被拆解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和“塑造”两方面^[4]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领域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5]虽然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提出时间比主题出版要晚，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指导思想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已经在贯彻实施并随之开始了中国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系统地借鉴了苏联的文化管理模式和出版政策，为此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念得到了系统性应用，并出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农村版图书”等能够直接反映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代表性出版物。^[6]

通过比较主题出版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概念界定，可发现：主题出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一目的对应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出版工作需要坚持的党性原则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下，主题出版扮演了党和国家管理出版工作重要抓手的角色，对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传播真理，塑造信仰”“传播观念，认同价值”的功能^[7]，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价值规范方面的内在机理。为此，推导出主题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这一论断是可以成立的。

这种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主题出版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质，尤其是坚持把党性原则作为出版事业的根本原则。^[8]“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主题出版的核心属性与目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党性原则中国化、时代化的贯彻落实，是出版工作参与国家文化治理并推动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举措。另一方面，主题出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演进中“尊重时代规律，出版内容因时而变”^[9]的时代要求。主题出版作为党的出版创新实践，它的内容主题及其时代变化有着明显的党性原则印记；但它也与媒介技术共发展，因而在内容呈现方面充分呈现出了人民性，即通过融合出版形式为受众提供了与时俱进的阅读体验——尊重了人民需求和时代发展规律。

探究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主题出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时，我们可以从政治传播这一共同视角展开分析。在政治传播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和主题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灌输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题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实现政治铸魂的具体实践路径，对作为大众信仰体系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建设时发挥着主题灌输的作用（见图1）。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部分学者曾对“灌输论”进行质疑，在当下的媒介生态环境下这种质疑也有抬头的迹象，但通过对“灌输论”原理去教条主义的科学认知（作为一种原则而非一种方法^[10]）和从以往学界的驳斥及其论证内容来看，它仍具有科学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主题出版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一个共同特性是同属于政治传播领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原则，还是主题出版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都共同指向了政治传播的行为属性并且以灌输和主题宣传的方式迈向建构大众信仰体系这一最终目标。在西方的政治行为研究中，大众信仰体系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政治传播行为是塑造大众信仰体系的有效手段。^[11]在中国的传媒体制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主题出版分别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规范和实践路径，它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灌输论”作为理论基础并以主题灌输的方式加以落实。

“灌输论”的思想源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其理论化时列宁的贡献最为突出。^[12]列宁在《怎么办》中强调了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引导方式是“灌输”，即“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并指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13]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的思想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继承了“灌输论”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和主题出版正是其在出版工作中关于理论主张与具体实践的创新性发展。

主题出版对“灌输论”的创新性运用，需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础上，通过“双主体性”“非强制性”“多样性”的“灌输”新方法^[14]，并以规模化的主题出版物高效地引导大众形塑其信仰体系并加以不断完善，从而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用以实现文化治理的功效。为此，主题出版也被视为是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制度资源，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化支撑，不仅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文化统合的基础，同时也为参与治理的多元社会主体注入强大的行动凝聚力。^[15]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宣传观的交叉领域，它们都是以影响人的精神意识为核心目的。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出版物不仅要传播思想来影响人的认知和态度，还要塑造一种文化氛围来促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在思想引导方面体现的是党性原则，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体现的则是人民性原则；它们共同指向了“培根铸魂”这一具体功效。这种功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育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二是育人于出版人应具备的职业素养中。^[16]在通过出版来进行培根铸魂时，教育出版的功效已得到了高度认可。这一点从习近平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可以得到直接体现。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培根铸魂离不开“政治铸魂”这一关键维度。长期的出版实践证明，主题出版是政治铸魂的重要标识，也是意识形态凝聚力建设的压舱石。^[17]

人民出版社及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活动在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是典型的主题出版^[18]，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这一主题出版实践，与党同龄的人民出版社在其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为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此，在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专门给予祝贺。他在贺信中肯定了人民出版社的文化贡献，并“希望人民出版社赓续红色血脉，始终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步伐，着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19]这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版工作尤其是主题出版“政治铸魂”功效的一种话语体现。

作为一种政治传播活动，主题灌输是主题出版实现社会建构功能的实践路径，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主题出版的主题灌输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灌输论的创新发展，它在操作层面上是主题宣传的进一步深化，因为它涉及系统性知识的学习与接受。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主张出版物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业化、农业化等领域发挥主题宣传和灌输作用，并组织了相应的专家学者和通俗作家付诸实践。例如，为了广泛地宣传国家电气化计划，在列宁的提议和督促下相应科技专家组编写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一书，并委托通俗理论作家编写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进行广泛宣传。^[20]为了振兴泥炭开采业，列宁主张积极利用小册子和出版教科书加以宣传。为此，他在1921年4月9日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就出版工作提出了“责成国家出版社在４月15日以前印出10万本一个半印张的小册子《泥炭》，……还要再发排泥炭总委员会的三种小册子和传单，5月1日以前出版”^[21]的具体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借助主题图书进行主题灌输的实践方式得到了党的继承和发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经济建设的主题图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关于四个现代化的主题图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图书都在被用于特定主题的规模化宣传和主题灌输。由此可见，主题出版的本质是主题灌输在出版工作中的具体应用。列宁及其中国共产党出版人在出版工作中通过主题图书进行主题灌输的出版实践正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等原则的直接体现。

灌输论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和主题出版提供了理论资源，使得它们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也为将主题出版嵌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奠定了基础。将主题出版嵌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主题出版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可以强化主题出版的合法性与理论意涵（见图2）。

出版学学科建设需要强化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这一核心支柱领域。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还相对薄弱，既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思想史梳理、人物出版实践思想以及业务指导领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演进历史梳理及其中国化新论述格外受到重视。为此，李大钊、张闻天、毛泽东、张仲实、邓小平、宋木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陆续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另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武装出版工作的号召在大学出版、少数民族报刊出版等领域中得到具体落实。当下主题出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其本质、功能、动力机制、评价方式等方面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讨论，这些研究成果都可以成为充实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自主知识体系的成果基础，并为其理论完善提供相应的参照系。

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自主知识体系时，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知识模块：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出版工作中的应用、在社会主义出版体制中出版的基本价值遵循等）、核心主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出版论述中的核心观点、中国共产党出版政策中的重要主张等）、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出版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创新实践等）。将主题出版嵌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自主知识体系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议题是主题出版的“位置”或“定位”。耿相新提出的出版学定位研究方法论强调准确定位研究对象和问题，即对同一个对象和问题进行时间与内容、空间与内容、介质与技术、受众与反馈的立体的综合定位研究，从而对研究对象和问题得出一个正确的位置和移动的结论。^[22]按照这一方法来定位发现：主题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处于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它是实现出版工作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社会效益优先兼顾经济效益的重要实践方式，属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自主知识体系中基本立场、核心主张、具体实践三大知识模块中的具体实践部分。因而主题出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实践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实践转向”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种范式革命，各个学科均在从“实践”维度拓展其理论体系和现实应用场景。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打通从物质—精神—物质完整循环的武器，在拯救旧哲学的同时，也为未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23]出版本身具有明显的行业属性和实践技能门槛，在理论建构时这种实践取向需要得到进一步强化，即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出版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灌输论”相结合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用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有着明显的实践意义，一是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二是为出版人才培养提供教学资源。从这一角度而言，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自主知识体系时，主题出版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知识模块，它对出版从业者的理论认知和深化出版教育实践取向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是强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实践取向的内在要求。

作为一种党的出版创新实践方式，学界一直在为主题出版的理论阐释贡献智力支持，其本质、理论逻辑、运行机制等内容得到重点讨论。虽然主题出版的理论意涵在各种阐释中得到了提升和认可，但仍有着诸多争议。这需要从一个更具阐释性的角度为其赋予知识合法性和深化其理论意涵，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恰好满足这一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吸纳下，主题出版将在参与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首先，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强化了主题出版的知识合法性。无论是一般层面的知识，还是原理层面的理论，都需要获得某种语言游戏的支持从而建立合法性。利奥塔尔认为知识主要可以分为科学知识和叙述知识两个类别，并指出叙事是获得知识合法性的重要方式。^[24]当主题出版嵌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体系时，主题出版的叙事知识资源得到了进一步扩充，它可以在研究、教学以及误构中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叙事视角和方式来强化其知识合法性。与此同时，知识的合法性与国家权力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正如利奥塔尔在考察科学知识地位时所指出的，科学知识在当下依附于权力的倾向明显加强了，伴随而来的则是其知识合法化问题更加尖锐，这是因为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24]当主题出版嵌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体系时，作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可以赋予其更高的知识地位和强化其知识合法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主题出版提供更宽广的理论视野。长期以来主题出版被简单地视为是主题宣传在出版工作中的实践应用，是一种策略性实践行为，并没有太多的理论讨论空间。理论主要源自实践经验的归纳总结并形成一种共识性的知识，这种共识性知识的认可程度取决于在知识脉络中是否有明确的“归属”或“位置”。主题出版从实践维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知识框架，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实践，这本身就为其理论意涵的深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的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主题出版虽然主要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的实践部分，但它与基本立场、核心主张部分仍有着交叉关系，而这也正是具体出版实践需要抽象为理论知识的内在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核心主张部分，党性原则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既是主题出版的价值遵循，也是其理论深化的切入点，它们赋予了主题出版在意识形态建设功能的合法性，使得主题出版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意涵之外有了更为深刻的学理意涵。

最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主题出版的评价体系建构提供理论指导。随着主题出版的广泛开展，规范主题出版的评价体系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的行业议题和出版管理重点工作。虽然主题出版的评价体系研究已得到了相应关注，但并未在全行业形成具有共识性的统一指标体系。当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将主题出版吸纳到其理论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立场、核心主张、具体实践等相应价值规范和注意事项均可以作为上位概念并加以操作化成为主题出版实践效果的具体评价指标。具体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主题出版概念操作化的知识库，有助于建立权威且符合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评价指标体系，还可以从这些指标体系中提炼出主题出版优化实践的相应措施。

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自主知识体系时，主题出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体维度，当主题出版嵌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时，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体系可以得到极大拓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对主题出版的吸纳，则可强化主题出版的理论意涵。为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出版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灌输论”相结合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用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在讨论“灌输论”时，学者们已经开始将思想灌输和生物灌溉结合起来用以优化其理念与实施路径。例如，有研究者提出“灌输论”的精神实质在于阐明实现革命理论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意义，必须坚持科学灌输原则，努力把“大水漫灌”和“精准滴灌”结合起来，不断提升思想理论教育的时代感、亲和力、针对性。^[25]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主题出版作为一种灌输实践，它必须坚持并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通过多元化、精品化、常态化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营养液”进行精准、节能、自动的灌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