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历程中，延安十三年和新时代十年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1]“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革命出版实践来看，这本书既承载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普遍真理，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从新时代十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出版实践来看，这座新的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变革坚守了理论创新的魂和根、解答了时代新课题，续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辉煌，书写了社会主义五百年崭新画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精彩，记录了新中国七十多年壮丽华章，呈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美好景色。以中国共产党延安十三年和新时代十年的出版理论与实践创新为切入点，阐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我们需要再来翻阅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这是在新征程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建设中，坚决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政治责任和学术担当，对于夯实出版人才培养思想根基和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十分必要。

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走向胜利的十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工作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全面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事业，打开了中国革命出版的新局面；全面宣传报道抗战的路线、方针和策略，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提供正确思想指引和坚强的舆论保障。通过出版建设，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大大增强，群众更加信任党和人民军队；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故事传播到了世界，不仅扩大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而且在政治上、宣传上强有力地反击和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延安十三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与中国出版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党的出版工作为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孕育和形成伟大的延安精神提供了强有力支撑；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出版人才，积累了党管出版、出版为人民服务的一整套丰富经验，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导向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本质是解决出版的导向问题。延安时期党的出版工作所要解决的导向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举旗定向，在遵循中守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并把其主要思想、基本原理与中国出版实践相结合，就是出版好、编辑好、印刷好、传播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教材，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处在正确指导思想的指引之下。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他强调，要普遍地深入地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和学习，要把理论著作的出版作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号召“自下而上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马列学院编译部和解放社编译出版了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多卷本的《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

二是思想领航，在中国化中创新。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创新，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有机构成，统领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事业中的出版工作，服务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工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书立说、主要思想观点，以及他们在领导革命出版实践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机制，共同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体系。毛泽东以“两个不应当”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化之间的关系。他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4]也就是说，不但应当了解经典作家的出版思想，他们在革命报刊实践中所得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出版的一般规律和经验总结，而且还应当学习他们观察出版问题和解决出版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党的出版工作来说，就是要对科学理论先学一步，并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时出版具有中国特点、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的理论著作。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的出版，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具体运用的理论自觉和主动担当。正如晋察冀日报社发表消息所说的：“《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边区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选集，将毛泽东同志抗战以来，各种名著、讲演及其他重要言论都收集进去了，并附有抗战前的几篇重要文献，因此成为系统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有力武器。”^[4]毛泽东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就是马克思主义升华为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新思想的过程，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过程，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精神源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是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即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5]

党管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原则在出版实践中的具体落实。延安时期，如果说出版著作和教材的使命任务主要体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新民主主义理论成果上的话，党报党刊则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始终发挥着党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概括来讲，党管出版体现在办报办刊的指导思想上，体现在办报办刊的机制建设上，体现在报刊改版和内容创新上，体现在出版队伍建设上，体现在严格的制度保障上。例如，关于报刊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指出，“党报必须无条件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刘少奇也强调，“党的报刊必须宣传中央的决议和政策”。^[6]《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8年，中共中央在给各地方党委关于党报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必须使每个同志都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要把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7]就报刊改版和内容创新而言，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是以党报改革落实党管出版原则的重大举措，其使命是“以最大能力、最强音量宣传党的主张，成为党的事业的播种机、扩音器和记功碑”。^[8]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高度凝练和概况，其中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4]这些论述，不仅对党报改革进行了正确指导，而且成为党管出版的核心思想。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不仅改变了文风，而且增强了党性，实行了“全党办报”，建立健全了报社内部各项制度。《解放日报》的改革在中国共产党出版史上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它的影响和示范下，《新华日报》华北版、重庆《新华日报》《抗战日报》等党报党刊也都进行了改革。毛泽东非常重视出版队伍建设，把出版队伍看作“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毛泽东认为，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仅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也强调，出版队伍“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9]；“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10]毛泽东强调，党的出版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部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6]在落实党管出版这一根本原则上，出版工作者要解决好“五个问题”：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要强化对读者群众服务的观念，把为什么人出版作为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把握好对待各种事物的具体态度问题，对待敌人、统一战线的同盟者、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需要有三种态度；出版物给谁看的问题是工作对象问题，出版物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出版工作者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知识分子出身的出版工作者，要加强对党报工作者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需要解决工作中的思想感情问题；要以宣传家的标准看待自己，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特别是把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出版工作者的理论素养。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与中国革命出版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在延安十三年，是这一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键时期。陕甘根据地，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它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两点一存”的战略定位，决定了延安时期党的出版工作就是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工作大局。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既强调全面性又突出重点，既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又有实践层面的基本要求。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高举“革命”旗帜，明确“武器”功能，凸显出版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和重要作用。毛泽东“三个武器”的论断全面概括了出版工作的定位，强调了它的组织功能、服务功能和教育功能。他指出，作为革命文化的排头兵，出版应该“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11]在延安时期，以出版物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进行抗战宣传、鼓舞教育民众，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毛泽东《论持久战》著作的出版，表明了抗日战争指导思想的诞生。从《解放》周刊第43期、第44期合刊正式发表，到出版单行本、伪装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本、外文译本，无不体现出“三个武器”的性质。

第二，在工作任务上，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采取切实措施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当时出版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工作。^[12]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分别发出《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和《关于对敌伪军宣传工作的指示》。针对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央宣传部组织出版界开展了各种宣传反击活动，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评〈中国之命运〉》《质问国民党》等著名文章和社论。通过政治上、宣传上的强有力反击，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分化瓦解伪军，也对不少日军俘虏的教育转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生产建设方面的宣传密切联系解放区的军民生活实际，把减租和土地制度改革作为宣传重点，以此鼓舞官兵斗志、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战支前。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和新年献词中，把减租增资和生产节约作为发动解放区人民、壮大解放区民生力量的两个关键内容，以此号召广大解放区发动广泛的减租运动，普遍实行减租。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出版工作围绕这一大变革开展宣传，就是要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从而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出版的教育功能，他认为，出版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延安时期出版工作还通过组织党报的出版发行、编辑和出版各种图书、教材和宣传品，开展党内教育、推进国民教育和文化活动，开展非党的文化和教育，等等。1942年，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编辑的《文化课本》在延安出版，毛泽东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13]

第三，在工作方法上，既倡导坚持群众路线，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又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学习。群众路线是党的出版事业遵循的极其重要的工作方法，充分利用报纸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中国共产党出版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党报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工作实践，通过系统论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重要思想，科学阐明了一系列无产阶级出版事业的基本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他强调：“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4]坚持实事求是，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处理好宣传教育群众和学习引导群众的关系，也是出版的重要工作方法。党领导的出版工作，要始终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只有这样，才能书写好出版人自己的历史，党的出版事业才能在人民群众的永生中获得自己的永生。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谈话》是党的出版工作的又一篇重要文献，指出依靠报社来领导人民、联系群众是党的领导的主要方式之一。毛泽东坚决反对不顾群众思想实际、盲目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做法。他强调，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功夫研究这些材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出版工作上升到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高度给予重视。他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于“两个结合”的思想理论原则，贯穿于“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在“七个着力”的使命任务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出版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领导出版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开辟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新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对出版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出版领域的理论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新时代十年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创新、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的十年。习近平提出“两个结合”的原创性命题，是新时代推动出版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出版聚焦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出版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内容产品和知识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和发展天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宣传思想工作、文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等与出版相关的重要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考察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历史研究院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在给《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成立70周年、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大公报》创刊120周年、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对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和为《复兴文库》的作序，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编纂出版作出重要指示、为第16届科伦坡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揭牌、提出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重要倡议，等等。以上这一系列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逻辑意蕴，表明习近平把出版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了，在党的出版工作中“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前提”^[15]，更是党性原则在新时代的本质要求。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出版和宣传，要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体悟中国实际的搏动；另一方面，要加强精品力作的创作和生产，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核心要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和解决出版问题的“总钥匙”。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阐述的“六个必须坚持”，是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之所在，为推进出版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首先，明确了出版工作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贯穿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的一条红线。习近平关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继承和发展，是出版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时代体现，回答了为谁出版、出版什么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价值问题。进入新时代，出版工作从追求数量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把重点项目储备、加强内容原创力、优化题材和内容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满足“审美的需求、艺术的享受、心灵的陶冶、精神的富有”四个维度策划出版了更多攀高原、登高峰的优秀作品，为人民奉献了更丰富的精神食粮，生动呈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其次，明确了出版工作的立足点、基本遵循、实践要求、基础性方法和格局胸怀，生动诠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自立自强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强调始终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出版一方面要反映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在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中担当文化主体性责任。问题导向遵循了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强调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正确认识新时代党的出版事业的关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阶段性目标任务的确立，要把其作为根本依据。系统观念强调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对于出版工作而言，就是要坚持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统一的观点，做到内容生产、知识服务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结合；坚持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观点，立足出版高质量发展实际，深入理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推动出版实践创新；坚持物质和意识辩证统一的观点，厘清了出版内容生产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体系结构，揭示了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寓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都是在出版实践中产生的。在出版实践中，出版物承载的思想和精神力量，一经掌握群众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习近平关于“‘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16]“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7]“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18]的重要论述，都深刻阐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反作用，为出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胸怀天下意味着既要“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又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致力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改变世界。具体说来，就是需要出版主体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三个不同层次审视现实的出版活动，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出版“走出去”活动，如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等。这些计划和工程用中国故事拨动着世界心弦，不仅引发外国读者的共鸣，而且向世界展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出版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出版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主力军，要以服务巨大的人口规模确定其发展方式，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作为自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以先进文化的“排头兵”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因此，“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服务支撑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的重要力量，是两者的高度统一”。^[19]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从服务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来讲，必须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自身现代化的战略性、基础性支撑，坚持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首先，出版是教育的实现方式，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教育一样，出版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出版的教育功能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为全社会系统提供先进思想、理论知识，培育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审美精神，在此过程中发挥启智增慧、教育人民的作用，包括学术出版、教材出版在内的所有出版形式都有此种功能。二是以完整的出版教育体系和自有知识体系培养出版专门人才。出版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属性决定了出版人才培养，除了遵循一般的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之外，还需要关注其兼具立德树人和培根铸魂的特殊性。中国式出版现代化需要一支政治觉悟高、专业素质强、文字功底扎实、业务创新能力强的专业队伍，需要在知识传授、认知能力培养的同时，把价值认同、精神境界、健康人格、伦理道德等出版人的核心素养放在重要位置。而出版学科建设是出版领域一项打基础、利长远、管根本的工作，对出版教育功能发挥着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战略高度，以“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等重要论述，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出版学科体系指明了方向。出版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被纳入出版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宣传部从国家层面推动高校与出版机构、行业协会共建出版学科。要求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出版战略需求和高端出版人才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凝练学科研究方向，尤其要深化党的出版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化阐释，要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贯穿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术评价等各环节，以此夯实出版人才培养的思想根基和理论基础。为了通过学科建设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提升出版学科专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推动不同主体为出版学科专业共建贡献力量，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实施意见》，从总体要求、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组织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15项促进措施。^[20]这为出版学科建设开创新局面提供了制度支持。

其次，出版是知识创新的推动者，更是技术创新的集成者。新时代十年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十年，以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25]在推动出版业进入产业数智化时代的同时，也在加速出版的产品属性向服务属性转变。随着数字出版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数字化阅读成为人们主要的阅读方式，出版服务成为市场评价出版主体业务能力和竞争力高低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从事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的过程中，出版主体需要利用技术创新对知识进行发掘萃取、整理加工，为人们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提供信息、知识、文献、教育、娱乐等各种产品和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以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网络生态、网络空间、互联网核心技术、网络安全观、全媒体传播格局、媒体深度融合、媒体智能化等一系列新概念强调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把握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建立融合传播矩阵，打造融合产品”。^[22]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也明确要求“强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创新驱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可见，进一步推动出版业的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各种能够替代人工操作的智能化技术，壮大数字出版产业，推动出版从产品生产商向服务提供商转变是基本趋势。出版教育要强化“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意识，通过构建“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和创新“政产学研用”人才培养机制，加强高层次、复合型出版融合领军人才、数字内容人才、运营管理人才、技术研发运维人才的培养，打造具有全媒体思维、适应数字出版环境的新型高水平人才队伍，推动出版主体进一步提高各种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以创新出版业态、打造集内容生产与知识服务为一体的传播方式和运营模式为抓手，最大限度提升出版业的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发展水平。

新时代十年的出版事业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崭新出版事业，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出版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应时代之变、实践之需、人民之盼而生，是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最新理论淬炼。在这些理论成果中，习近平不仅贡献了“两个结合”的思想理论原则、“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个第一”的重要论断，尤其是对包括出版在内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七个着力”的纲领性要求，成为出版工作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创新发展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纲领性文献的表述可以看出，习近平对于出版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作为宣传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提出的，有一个逐步形成、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2013年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出版工作“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履行“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22] 2016年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2017年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23] 2018年提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和“九个坚持”的规律性概括；^[24] 2022年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两创”方针，明确五个方面主要任务；^[2] 2023年6月，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并做出“十四个强调”的具体要求。^[25] 2023年10月，提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聚焦“七个着力”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6]“七个着力”是对新时代十年出版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高度提炼和概括，在思想引领、实践路径和战略举措上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科学框架，既有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工作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

第一，明思想理论之体，把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出版工作中，就是要坚持党管出版原则，做到“党媒姓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因此，在“七个着力”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居于统领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战线以旗帜指引方向、以思想凝聚力量、以行动检验效果，从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战略高度，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出版、主题出版为抓手，通过宣传出版习近平著作和相关学习读物，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通过出版党的创新理论文献、权威读本、理论专著、通俗读物等，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从旗帜鲜明坚持“两个巩固”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出版助力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为新时代出版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从出版深度融合的发展态势看，出版新业态仍然面临着意识形态风险和文化安全挑战。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依托数字的隐蔽性企图消解党和国家文化领导权，数字在生产和传输的过程中发生的异化会导致文化价值危机，消费主义的数字化倾向会削弱主流文化认同。因此，从“明体”的角度看，出版的战略任务，还要体现在“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还要体现在“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以“为人民出好书”的政治责任和情怀，多提供影响他们是非判断、价值选择和言行举止的作品和服务。

第二，达出版实践之用，以出版高质量发展担当新的文化使命。“七个着力”彼此之间是一个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如果说前三个“着力”强调“明体”、突出出版的政治功能、宣传功能和教育功能的话，那么后四个“着力”则强调“达用”，突出的是出版的文化功能、传播功能、经济功能和服务功能，需要练内功、通过高质量发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着力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出版价值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是出版产品、知识服务与公众间不可或缺的桥梁。出版者既要在选题策划上重视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做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也要重视内容生产、流通、服务等环节，最大限度实现出版物在消费过程中的价值增值。一部出版史就是人类文明史，出版在传承文明、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代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27]出版工作就是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补充、拓展和完善中，使更多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中华精神标识出现在传世的优秀作品中。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的关键。习近平强调，满足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出版工作者只有坚持“双效统一”的基本原则，才能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好出书与读书的关系。出版主体要把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作为履行社会责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是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中，发挥出版国际传播功能的时代呼唤。因此，要着力加强国际出版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新时代的出版业从来不缺乏各种生动、精彩、鲜活的中国故事。出版物中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28]可见，在国际出版能力建设中，讲故事是让思想和文化走出去的最佳方式之一。在讲故事中，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在“一个结合”的思想理论原则下展开的。毛泽东从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出发，创作的重要著作蕴含的科学思想见之于出版物、进而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形成并“有的放矢”指导出版实践的过程。之所以在延安能开创“一个结合”的思想理论原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具备了理论创新的能力，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系统地回答并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出版问题。在坚持“一个结合”思想理论原则的基础上，出版工作确立了“既顶天又立地”的两个工作导向，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新文化性质的三种工作方法（调查研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确立了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四项使命任务（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斗争、指导工作）。就两个工作导向而言，延安时期，党的出版工作既“顶天”，把“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作为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主动融入并服务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很好地贯彻党性原则，落实党管出版；又“立地”，把“和人民群众结合”作为出版工作的价值取向，坚持用“活的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出版内容、出版形式“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29]毛泽东为出版工作确立的两个导向，在中国共产党出版史上第一次科学阐明了出版建设与党的建设、服务人民群众的关系，揭示了出版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规律。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30]

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在习近平“两个结合”的思想理论原则指导下展开的。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极大地释放了出版理论的创新空间，而且极大地解放了出版精品力作、完善出版治理体系的能力。包含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以中国出版理论阐释新时代中国出版实践的重大创新，既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又与包括延安十三年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的发展一脉相承，开辟了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新境界，代表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出版领域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的许多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往中国共产党人所未涉及的。这些新理论、新观点、新表述，彰显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回应了中国式出版现代化面临的时代新课题。习近平“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个第一”的科学论断、“七个着力”的战略擘画，都是为新时代出版事业打基础、利长远、管根本的行动指南。当前，对于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来说，就是要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正确把握党的出版理论创新成果的逻辑关系，在坚持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基础上，增强研究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自信和学术担当。要坚持唯物史观、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出版理论创新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关系，阐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造性贡献。要以体系化学理化为着力点，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大框架下，拓展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学科层面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阐释，加强对其中原理性理论成果的研究阐释，并将其转化为知识话语、研究范式、学术理论。而对于出版工作而言，其中心任务就是把习近平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到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多彩的出版实践不断丰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内涵。例如，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的出版工作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出版人夯实学科基础；加快构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全媒体出版格局，实现出版内容、数据资源、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等等。

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指引下，新征程中的出版事业将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凝聚更广泛的共识，集聚磅礴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