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对主题出版高度重视，主题出版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成为我国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我国出版业重要方阵的大学出版社，如何凭借学术优势，顺势而为，开展有理论高度、思想深度、情感温度的主题出版实践，是大学出版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从历史、价值和实践三个维度分析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学术化的逻辑思路，有利于大学出版社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使命，立足特色和优势，弘扬主流价值观，实现高质量发展。

“根”是底色和来路，是吸收、储藏并运送能量的关键，标识着大学出版社从何处出发，揭示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学术化的历史逻辑。大学出版社自成立之初就与高等教育事业紧密相连，是高校学术研究、创新的重要聚集地和展示平台。在深入结合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方面，大学出版社具有特色鲜明的历史发展和演进逻辑。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学出版社应教材建设的需求而诞生，此阶段的大学出版社也被戏称为“一家半”——“一家”指的是成立于1955年“资格最老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半家”为存在时间较短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7年建立，1959年停办）。^[1]此时，主题出版的概念尚未产生（一般认为，2010年主题出版的概念开始纳入官方话语体系，该年被视为“主题出版元年”^[2]）。我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创办契机是1954年4月中央高等教育部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会后，参会各部委和地方院校纷纷来信要求中国人民大学供应教材。而此前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印制机构是校内出版处，不能对外发行。为了解决高校教材匮乏和对外发行的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应运而生。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初期的出版物结构和内容来看，当时的出版物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中国化教材，表现出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融合度”较高的特征。受到社会广泛赞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国革命史讲义》《形式逻辑》《国民经济计划学》《工业企业管理讲义》等教材，一方面带有浓厚的学术气息，起到了学科奠基的作用；另一方面因为出书任务急，教材多以课堂讲义形式递交出版社，出版社集中编辑力量迅速编校出版，语言上较为通俗易懂，教材内容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符合现阶段对于主题出版的概念认识。作为党办大学出版事业的一个尝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两年后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风气之先，为后续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理念、目标定位、经营原则、管理模式、编辑业务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并在大学出版社大规模建立和主题出版概念形成之前开始了主题出版学术化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恢复高考、兴办高等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78年恢复建设。从1979年开始，大学出版社开始大规模创建，到1986年底，大学出版社迅速增长至73家。^[3]目前，大学出版社已有上百家，约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20%。随着大学出版社数量迅速增加，国家层面先后三次对大学出版社出版工作进行制度层面的规定和完善：第一次制度规定是在1986年，国家教委和国家出版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并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大学出版社的地位、作用、方针、任务等作出了规定，在地位和作用上，规定“高校出版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出版工作的重要基地。高校出版社是高等学校中的学术性事业单位”；在方针和任务上，规定“高校出版社要把出版教材、教学参考书及其他教学用书放在首位……要把出版科学著作作为重要任务，重视出版专家、学者的学术著作”；在经营管理上，规定“高校出版社的经济收益主要用于出版社的建设和出版学术著作的经济亏损补贴”。^[1]109-111 2007年4月，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正式开启了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工作，此即第二次制度完善。当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9家大学出版社成为首批转企试点单位。2010年后，全国大学出版社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完成了公司身份的转变。^[4]在此之前，大学出版社已经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体制探索，纷纷走出校门、面向社会积极展开市场化尝试，许多大学出版社在与高校关系、出版双效统一、市场主体产业化探索方面都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为转企改制奠定了基础，但也有个别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理念更新、学术出版实践等方面走了一些弯路。转企改制确立了大学出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引导大学出版社发展进入新的时期，标志着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正式告别非营利性质，强调出版物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2015年，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文《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可视为第三次制度完善，进一步明晰大学出版社与高校之间的关系，细化了大学出版社改革发展和工作管理制度。在大学出版社的定位上，提出“高校要充分认识高校出版工作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特殊重要性，把出版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大学出版社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上，提出“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宣传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法治国等主题，精心做好主题出版规划……要出版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重大问题的学术著作”。^[5]总体来看，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制度的规定和完善，大学出版社的规模和社会影响也得益于三次制度的规定和完善；横向来看，不同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状况、客观条件和所依托高校的特色各有不同，此阶段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呈现模式多元、特色不一的特征；纵向来看，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变为市场主体的同时，与高校的关系及管理制度等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变的是党和国家赋予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任务和使命。

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建立初期的大学出版社虽未有主题出版的概念认知，但已在服务大局、服务高校、服务广大师生的实践中以教材建设为抓手，“摸着石头过河”，开始了主题出版学术化的探索。随着国家层面对大学出版社进行制度规定和完善，大学出版社在发展中不断积累、沉淀，形成了具有大学出版社特点、精神、风格的出版道路，主题出版学术化成为现阶段大学出版社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这是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学术化的历史必然性和逻辑所在。

“魂”是本色和责任，是内在精气神的关键，彰显着大学出版社为何出发，揭示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学术化的价值逻辑。大学出版社依托高校而存在，与广大青年师生紧密联系，这一逻辑要求大学出版社应以“服务教学和科研、为青年学者和读者着想”为责任和使命。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6]大学出版社在行政上属于高校、地缘上背靠高校，与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保持紧密联系，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同频共振，共同承担新时代的学术责任。

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学术化能够更好地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立场，回答好“人民之问”。与其他出版机构相比，大学出版社更了解活跃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学者和重要作者。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把握好为什么人著书立作这一原则性问题尤为重要。主题出版学术化能够引导大学出版社编辑在选题策划和编辑出版过程中，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锻炼看透学术研究背后“代表谁”“替谁说话”“维护谁”等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能够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和著书立作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努力寻求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从而避免迷失研究方向。

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学术化能够更好地研究重大问题，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与其他出版机构相比，大学出版社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有着更清晰敏锐的洞察力。主题出版学术化能够有效引导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只有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抵得住利益诱惑，避免走非学术的弯路；能够有效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确保主题出版的严谨性和通俗性，避免出现学术著作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不良现象，以更加规范、诚信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避免出现学术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学术化能够更好地立足理论创新，回答好“时代之问”。与其他出版机构相比，大学出版社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前沿问题的研究和解读更具优势。大学出版社所依托的高校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阵地，大学出版社是高校理论研究和创新成果的重要出版平台。主题出版学术化能够有效引导大学出版社更好地将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理论创新和形态创新相结合；能够有效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问题导向，在探讨时代课题中解决当下的社会矛盾和实际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几乎每年五四青年节都会向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并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他对广大青年的殷殷期盼、谆谆嘱托。“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7]大学出版社与青年联系紧密，对其成长成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学术化能够更好地引导青年自觉追求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青年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时期，阅读积极向上的学术化主题出版物，能够培养青年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观，自觉将个人发展同党和国家事业紧密联系；能够引导青年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克服浮躁稚气，敢于下功夫，敢于做先锋，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昂扬的面貌面对学习和生活。

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学术化能够更加精准地为青年读者提供高质量精神食粮。大学出版社因服务师生而诞生，因青年学生大规模扩招而快速发展。在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学出版社始终贴近广大时代青年，在与广大时代青年交流中不断挖掘其阅读需求、阅读习惯和接受方式，提供符合其认知特点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学术化主题出版物，从而更加准确、生动、科学地回应新时代广大青年群体的关切；以更具知识性、前瞻性、科学性的学术化主题出版物对青年阅读进行引导，提升青年阅读品味，塑造青年良好的阅读习惯。

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学术化能够有效地汇集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与其他出版机构相比，大学出版社与高校青年学者的沟通具有有先天优势，方便了解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发展轨迹，许多青年学者的重要著作都是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主题出版学术化能够为青年学者著书立作提供更多选题思路和方向，大学出版社能够更加准确、迅速地挖掘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并汇集出版；主题出版的大众化特点能够引导青年学者以深入浅出的表达、生动感人的故事、平时质朴的语言、新颖精准的叙事方式来呈现学术成果。

“路”是亮色和远方，意味着不忘记为何出发的同时，着力探索如何到达目的地，揭示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学术化的实践逻辑。这一逻辑要求大学出版社在认真梳理历史积累、重要意义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拓展思路、创新手段，用心、用情、用功地拓宽主题出版学术化之路，努力打造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高度统一的学术化主题出版物。

基于大学出版社的历史条件和高校学科优势等因素，各家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方面都广泛参与、各有专攻、各具特色，发挥出了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优势。在管理部门的规划指导下，主题出版成为大学出版社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后，百余家大学出版社走上了主题出版学术化之路，展现出鲜明的学术化优势，呈现各有专业侧重、协调合作的特点，成为我国主题出版发展之路上的一支“主题出版学术化方面军”。特别是自2014年开始，教育部组织大学出版社进行年度主题出版申报工作，进一步为大学出版社参与主题出版图书选题策划提供了导向。以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为例，大学出版社的很多入选项目都体现出差异化的学术风格，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走近马克思”小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10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跨越百年的信仰对话》、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等，都是依托了大学出版社学术特色和优势的优秀主题出版案例。但是，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取得迅速发展并融合学术特色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问题。

一方面，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规模较小。2016—2022年，中宣部公布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共计843项，其中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物选题入选42项，占比约5%，相比前文提到的大学出版社占比全国出版社总数的20%，说明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学出版社在主题出版的顶层设计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上仍存在亟须弥补的短板。

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的马太效应较为明显。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物重点选题的42个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物选题集中度较高。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6种）、北京大学出版社（6种）、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5种）、复旦大学出版社（2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种）为入选数量排在前五位的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拿下了入选项目的四成，前五家大学出版社的选题占比超过70%。

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学术化之路并非一条面面俱到、处处可行之路，而是一条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之路。大学出版社在主题出版学术化进程中应把握好方向，认清学术底蕴，开拓视野，有所侧重，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差异化学术优势。

整体化推进，实现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融为一体、合二为一”状态。随着主题出版进入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大学出版社在顶层设计的指引和号召下，不断尝试主题出版新路径，不少大学出版社都成立了主题出版部门和分社，设定了专门的考核办法。经过了近几年的探索发展，各家情况各异，发展路径不同。总体而言，大多大学社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关系尚处在“你是你、我是我”的阶段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段，尚未达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理想状态。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概念虽相对独立，在实践中却是相关交叉、渗透、融合的关系，大学出版社要将主题出版选题置于自身特色优势和品牌建设的框架下，与学术出版一同推进，将二者有机融合、统筹布局，实现选题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格调品位、艺术水准有机融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造符合大学出版社风格的学术化主题出版物。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大飞机出版工程》选题策划过程中，利用自身在交通科技方面的学术优势，“总结整理50多年来航空科技领域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搜集引进大飞机研制中紧缺的文献资料”^[8]，将学术出版内容与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对接，使其具备了主题出版的属性，在此基础上，《大飞机出版工程》有立论、有理据、有分析，对工程的阐释更准确，解释更到位，更加吸引读者，实现了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融为一体、合二为一”的理想状态。

小切口策划，使主题出版学术化呈现“大家写小书”效果。对于主题出版学术化的准确理解，是要在吃透主题出版精神要求的基础上，瞄准学术化的切入点和结合点，不刻意追求宏大叙事，而是发挥好大学出版社在特定微观主题和视角上的优势，阐释现实关切，记录刻画伟大时代，“以微观视角‘降维’宏大主题”。^[9]在马克思主义著作普及读本方面，大学出版社有过硬的专家团队，在保证内容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的同时，鼓励学术“大家”写“小书”，深入浅出地阐释原理，力图更广泛地普及党的创新理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走向大众。^[10]例如，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走近马克思”小丛书，语言风格上接地气、显锐气、有生气，深入浅出，逻辑清晰，形象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和价值。学术化赋能主题出版物“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了学术化主题出版物既叫好又叫座的传播效果。

主题出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最显著的特点，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在出版领域最重要的标志。^[2]主题出版对其他出版内容具有统领性和指导性，离开了主题出版，学术出版会失去灵魂和方向。主题出版的学术化能够体现学术出版的政治性、思想性和导向性。大学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方面军，要认识好自身在主题出版学术化方面的历史积淀、价值使命和实践路径，以主题出版学术化推动出版社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