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也为科技出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在前沿科技成果体系化、传承科技发展历史脉络、扩大科技成果普及等方面，科技出版发挥着基石作用。近年来，依托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科技出版迅猛发展，各类型出版社纷纷参与其中。大学出版社直接依托高校，与科技创新和前沿科技研究紧密相连，在科技出版领域具备独特的竞争力。为应对科技出版领域的竞争，大学出版社需明确定位，挖掘和发挥优势，建构立足自身特色的科技出版生态位。

生态位理论原本主要用于研究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和生物体之间的竞争性关系。生物在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被称为生态位，当一种生物的生态位宽度过大时将不可避免与其他生物产生生态位重叠，对资源占领产生竞争。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位理论被用于企业生产竞争领域的策略分析。约翰·W.迪米克等人根据媒体组织间的竞争排斥关系与自然界生物体生态位竞争排斥关系的相似性，将生态位理论引入对媒体组织的竞争性及其与环境关系的考察中^[1]，生态位理论开始成为文化企业生产经营竞争分析的得力工具。吴钊在分析数字出版产业的生态位类型时，认为生态位重叠是数字出版企业间竞争的主要原因^[2]，数字出版企业相应采用资源整合、错位经营、价值创新等生态位策略。针对生态位重叠产生原因，刘坚在分析大学出版社的生态位现状后发现，大学出版社知识服务存在基础生态位弱、生态位共生不足等生态位困境，提出强化基础生态位，生态位细分优化服务，构建生态位共生机制等策略，实现生态位进阶。^[3]至此，生态位理论不仅应用于文化企业的竞争策略分析，也可应用于出版的某一类型或功能研究。本文将生态位理论用于不同类型出版社之间科技出版的竞争策略分析。

“科技强国”背景下，应最大限度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何做好科技出版是所有出版单位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高等院校作为重要的科技成果诞生地，受到全社会关注，大学出版社作为高等院校的派生机构，与母体高校联系紧密，具有布局科技出版的天然优势。出版是讲究积累的行业，在科技出版方面，部委所属行业出版社、各省科技出版社具有传统优势；而大学出版社在无后发优势的情况下，可借助生态位理论相关策略，走出独具特色的科技出版之路，与行业出版社、科技出版社展开竞争。

1958年，哈钦森（G.E.Hutchinson）提出现实生态位的概念，指生物群落中物种实际占有的生态位空间。因为有竞争对手的存在，生物实际只能占有所有环境资源的一部分。就科技出版资源而言，一些科技工作者不重视科技成果的出版，认为完成科研项目验收，提交研究成果，就算大功告成，成果是否出版无足轻重，导致科技出版资源不足。中国水利水电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胡昌支担任社领导二十多年间，一项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说服、动员、号召水利水电科技工作者写书。^[4]优质科技出版资源难寻是整个出版行业面临的问题，行业类出版龙头的社领导尚有如此感慨，由此可见大学出版社挖掘科技出版资源面临的困难程度。在行业出版社、科技出版社的挤压下，大多数大学出版社的科技出版属于“散兵游勇”状态，其选题策划分布于各编辑部；也有个别大学出版社在细分领域打响了科技出版品牌，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大飞机”系列图书。

企业的生态位宽度是指企业所能利用的各种环境资源的总和，是资源多样化的标志。从科技出版门类看，在科学普及被提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后，各类出版社纷纷加入科普图书出版大军，面向不同年龄段读者的科普图书出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态势。目前，大学出版社在青少年科普图书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优质科普资源依旧稀缺，大学出版社面临科技社、少儿社、教育社等的激烈争夺。受科技成果出版周期长难度大、考核机制不合理、“两个效益”不明显、编辑力量薄弱等因素制约^[5]，大学出版社鲜少主动涉及科技成果出版，编辑缺乏积极性，普遍存在“坐等上门”的现象，这就导致了部分大学出版社在科技成果出版方面的生态位缺失。科技成果出版客观上起到普及科技知识传播，提高公众科学素质，推动相关科学研究发展的作用^[4]，就大学出版社服务高校教学科研的职能而言，不能缺位科技成果出版。

大学出版社科技出版的现实生态位弱、生态位宽度大，不可避免与其他出版社科技出版产生生态位重叠。分析大学出版社科技出版生态位重叠的具体情形，有助于采取针对性的生态位优化策略。

由于科技出版资源有限，科技出版资源争夺激烈，行业出版社、科技出版社凭借品牌影响力等先发优势较早布局科技出版，占据有利位置。来自高校的优质出版资源和作者资源被它们早早盯上，大学出版社虽为“东道主”，却并不占优势，不可避免与它们在科技出版资源获取上出现生态位重叠。行业出版社在科技出版方面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如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属的人民邮电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农业农村部所属的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气象局所属的气象出版社，分别在电子通信、农学、气象学出版方面处于业内领先水平。此外，实力雄厚的综合性科技出版社深耕科技出版，如机械工业出版社、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影响力。而在大学出版社中，除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计算机专业类出版品牌影响力较大，鲜少有大学出版社具备品牌知名度高的科技出版门类。

大学出版社科技出版编辑力量相对较弱，且分散于不同编辑部，缺乏出版社层面的统一规划和系统支持，选题策划“捡到篮子就是菜”。据笔者调研，除母体大学为理工科院校的大学出版社，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大学的出版社对科技出版涉猎不多，没有对科技出版进行统一规划，多为编辑利用自身资源开展科技出版选题策划，呈现偶发性、散发性特征，各自为政式的科技出版导致出版社内部产生生态位重叠。同一出版社内部不同编辑联系同一作者、对接同一部门，不仅造成内部资源浪费，也给外部作者造成困扰。

在科技出版选题策划方面，大学出版社受自身出版优势、策划编辑专业背景、作者资源等影响，具有很强的随机性。^[6]由于原创性科技出版选题开发不足，在版权引进方面大都采用跟随策略，导致大学出版社科技图书的选题策划、内容撰写、形式编排等缺乏创新性。抛开整个出版业普遍面临的选题策划困境不谈，大学出版社科技出版选题开发未能充分发挥自身联系母体高校教学科研方面的先天优势。

为了使相互竞争降到最低程度，每一个企业的生态位都同其他企业的生态位明显分离。企业生态位分离方式有：不同的企业需要不同类的资源；不同的企业出现在同一地区的时间不同。^[7]大学出版社在与行业出版社、科技出版社就科技出版资源的竞争中可采用生态位分离策略，开展错位竞争。科技成果出版因其经济效益差、社会效益难以体现的短板，许多出版社对此并不热衷。地方科技出版社主要从事生活类科技图书和科普类图书的出版；行业出版社关注重点科技领域的科技成果出版，这给大学出版社进军科技成果出版留有空间。大学出版社在选择科技出版学科领域时，可选择外部竞争相对较弱的学科方向。以南京大学为例，天文、气象、地质、计算机等为优势学科，出版资源丰富，受到行业出版社的重点关注，如隶属于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出版社重点关注气象选题，隶属于国土资源部的地质出版社重点关注地质选题，科学出版社对理学类选题无差别涉入。而在天文学科方向，因其在国内相对小众，出版市场小，没有行业出版社，学术成果的出版竞争相对较小，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南大社”）将科技出版方向聚焦于天文学科，依托南京大学天文方向的学术优势，打造了一批优质科技图书，其中重点项目《卫星轨道力学算法》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9年百种优秀科技新书”“江苏新闻出版政府奖”，其英文版成功输出国外，并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与此同时，南大社从南京大学天文系招聘毕业生，培养其成为专业科技出版编辑。这些编辑对母校感情深厚，作者多为其同门师长，他们能够有效利用学术背景和学缘关系构建学者关系网，为南大社走出自己的天文品牌科技出版之路奠定基础。

当前，我国高新科技领域迅猛发展，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各高校在新兴前沿领域、交叉学科方向产生了大批科研成果。这极大地拓展了科技出版边界，大学出版社应主动出击，在母体高校的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着力，与行业出版社开展错位竞争，抢占有利资源，引领该领域未来的出版方向。在开拓作者资源方面，大学出版社可以重点在母体高校引进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中挖潜，避免优质资源外流。

所谓生态位共生，是通过合理分工协作形成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和谐共生的结构体系，从而整体上提高对关键资源的吸收、控制、转化和利用能力。^[8]如何留住母体高校的科技成果出版资源是大学出版社面临的首要问题。大学出版社应发挥学术出版自觉性，将科技出版品牌建设与相关优势学科建设高度绑定，整合相关出版资源，形成科技成果传播生态位共生。目前，在母体高校的支持下，部分大学出版社面向本校教师设立学术出版基金，吸引和留住学校的优质出版资源。由大学出版社和母体大学共同设立的出版基金通常能够覆盖母体学校的所有专业，如上海交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2003年设立，经费来源：学校拨专款，校出版社参资），复旦大学出版资助基金（2006年设立，经费来源：在学校的年度预算中安排）；也有的出版基金仅支持科技出版，如同济大学学术专著（自然科学类）出版基金（2014年设立，经费来源：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和校出版社按1∶1比例出资，也接受其他渠道的赞助或捐赠）。大学出版社在设立出版基金后，通过成立出版学术及发展委员会，聘请学校知名教授担任顾问，进一步强化学术交流的密切度。在支持学校发展、推动学科评估建设和鼓励科研创新的同时，大学出版社将学校强势学科转化为自身的特色出版资源，自觉与母体大学的学术声誉和品牌高度绑定，将母体大学的科研学术品牌打造成大学出版社的科技出版品牌，从而形成校企学术品牌的“命运共同体”。

大学出版社在与母体高校就科技出版形成校内生态位共生后，可进一步与地方科技厅、科协等科技部门合作，以获得资金扶持、作者资源、宣传推广等多方面支持。大学出版社科技成果出版助推科技部门高质量完成科学普及工作，实现了校地间科技出版的生态位共生。例如，南大社积极参与江苏省科技厅组织的江苏省金陵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申报，该基金的合作出版社从原来的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一家独大”扩展到江苏省内大学出版社都可以申报，扩大了科技成果的出版范围，激励了省内科技工作者的写作积极性。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发表重要讲话：“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科学普及的一种重要形式便是图书出版，大学出版社应密切联系当地科协，资源互补，推动科学普及工作深入大众。南大社在与江苏省科协合作过程中，适时推动设立了“江苏科普创作出版扶持计划”，获得江苏省内原创科普图书出版的主动权。该扶持计划面向前沿科技、国家重大主题、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等，旨在通过提供一定的专项经费引导全社会重视和参与科普创作出版，推动科学普及与科学传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项目实施三年以来，获得了上级部门的认可和社会的赞誉，为江苏省科普图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通过生态位细分，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目标读者的需求，大学出版社可以规避因为生态位重叠而导致的产品同质化现象。提到科普教育，容易被错认为其仅针对青少年，事实上科普教育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高校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直接关乎未来“高素质创新大军”的转化，大学出版社应高度重视面向高校学生的科普图书选题策划。优质的科普图书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还要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传承科学精神等^[9]，这恰恰也是大学生“立德树人”培养目标的题中之意。大学出版社在策划科普图书选题时，应立足服务高校教学科研这一根本任务，结合自身出版优势资源，密切关注相关学科学术研究前沿，推出学术专著、高校教材、科普读物、国外译著等科技成果，构筑科技出版物矩阵。同时，为了激发高校学生参与科学普及活动的兴趣，可开展科普图书相关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活动，拓展科普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弥补大学出版社文创产品创新力不足。在青少年科普选题方面，大学出版社应重点开拓本土原创选题，可以通过不同的内容视角，采用不同的写作笔法，创造性地推出科普图书，实现文化和文学作品向科普作品转化。^[10]目前，科普图书普遍存在重引进轻原创、原创品牌少等问题，大学出版社应基于教育出版的优势，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发掘取科普资源。例如，从战国时期墨家的《墨子》到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再到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是涵盖自然科学、工艺制作技术的综合性古代科技“宝藏”。

此外，大学出版社可以通过传播渠道的开拓和创新，助推科普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园，服务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获取潜在受众。在儿童文学作家进校园活动的基础上，大学出版社可积极开展“赛先生”进中小学校园活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各地科协协同当地教育局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填补了中小学在科普教育方面的短板，但进校范围和开展频次仍显不足。大学出版社可发挥自身联系科研工作者的优势，积极联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组织科技类图书作者，甚至两院院士进入中小学校园做讲座、开展科学实验等活动，给学生近距离接触高新技术前沿提供机会，从而激发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将科普活动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