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学术资源库建设，更好发挥学术文献信息传播、搜集、整合、编辑、拓展、共享功能，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1]学术资源库建设系学术资源数字化的表现形态之一，从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实践来看，与自然科学出版单位相比，社科领域出版单位“无论在出版实践领域还是在学术研究领域都稍逊一筹”^[2]，社科类出版单位亟须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接续发力。就具体的数字化实践类型而言，社科类出版单位的出版成果着重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规律及价值，理论性、咨政性较强，与从事自然科学出版的单位相比，更易于从事专题类学术资源库的布局和开发。基于此，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的针对性，本文谨以社科类出版单位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探讨社科领域出版单位建设专题类学术资源库的概况暨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做好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的可行性，以及建强专题类学术资源库的具体路径。

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系大势所趋，国际上，“专业出版数据库由大型专业出版机构率先开发”^[3]，包括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约翰·威立（John Wiley）等在内的知名国际出版公司都建设了世界一流的数据库服务平台，且多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所采买。^[4]我国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晚于国外同行，但近年来基于党和政府政策与资金扶持、出版单位自身谋发展求转型等主客观因素，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呈蓬勃发展态势。诸多出版单位结合自身特色资源深耕垂直领域，目前已有超过1/5的出版单位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有所成就。^[5]就社科类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而言，多家出版单位结合自身资源特色建成了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如人民法院出版社上线了“法信”、商务印书馆建成精品工具书数据库、中华书局开发了“中华经典古籍库”等，为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客观来看，社科类出版单位在数字出版领域特别是建设专题类学术资源库方面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组织建设数据库的主体，可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和社级。^[6]国家级数据库因体量大、资源多，社会影响也最大。省部级数据库通常整合某个出版传媒集团或某一地域多家出版单位相关出版资源系统建成，体量相对较大、资源类型相对较为丰富。社级数据库系整合单个出版单位相关出版资源建成，库内资源较为有限、类型较为单一。从市场推广度来看，社级数据库社会影响相对有限。从目前社科类出版单位所建设的专题类学术资源库来看，社级数据库占据主流，同一主题存在多个出版单位重复建库现象。以法学领域为例，人民法院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等作为专业的国家级法律类出版社，分别建成了“法信”平台、“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分销平台”、“法融”平台。从产品功能、所提供的服务、资源类型来看，三者存在非常大的重合度，但限于版权壁垒等因素，这些数字产品之间存在较强的“防护网”。数字产品的核心目标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知识服务，对出版单位而言，立足本社资源建设专题数据库，容易导致建成后的数据库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制约市场推广力度；多个出版单位围绕同一主题建库存在“重复做功”之弊，对用户而言不利于资源的统合集成。建设同一专题数据库的出版单位之间如能加强统筹协调，集成各方资源优化配置，则建库的成本将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建成后数据库的效能将远远超过“单兵作战”的效果。

顺应数字阅读趋势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摆在所有出版单位面前的重要课题。以出版单位核心产品销售模式中的馆配数据为例，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近年发布的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在文献资源购置经费中，电子资源购置费用所占比例已经连年过半。2022年11月21日发布的《2021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进一步显示，2021年参评的1 237所高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购置经费占馆均文献资源购置总经费的64.7%。^[7]电子资源购置经费占比持续过半表明作为主要用户代表的高校师生对电子资源具有强劲需求。但从实际发展态势来看，并非所有的出版单位均能在数字产品市场上分取红利。就社科类出版单位而言，不论从获奖情况来看，还是从市场推广力度来看，大社、名社在数字出版领域占据显著优势，立足自身特色资源或是统合兄弟出版单位资源建成了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如人民出版社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中华书局整合多款数字产品建设的“籍合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开发的“皮书数据库”等，在国内学界乃至国外高校均取得不俗反响。而体量稍弱的部分出版单位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发展相对滞后：一些出版单位建设的专题类数据库“文不对题”，页面内容存在明显纰漏；一些出版单位的“数字出版”还停留在建设电子书网站的层面；一些出版单位的官网首页显示有“数字出版”板块，但打开后尚无内容；一些出版单位甚至没有独立官网；等等。综合来看，社科类出版单位在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方面发展态势不够均衡。抛开各出版单位综合体量存在的差异，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有一定社科类学术资源积淀的中小型出版单位同样可通过自身资源盘点，借助地方出版传媒集团的力量在数字出版领域积极试水建设专题类学术资源库，从而在数字出版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社科类出版单位的核心产品特别是学术图书相对而言更侧重理论性、思辨性、专业性，现有的数字化实践案例多表现为建设专题类数据库以及基于数据库衍生开发App。从多款数据库产品的资源类型来看，目前平面的文字阅读方式占据主流，图像、音频、视频类资源不足，使用体验较为单一。事实上，从现有的一些典型案例看，社科类出版单位在拓展库内资源呈现方式上仍有较大的“想象空间”，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释放信息技术效能。以第六届中国数字出版创新论坛推优案例“数字中国·大运河文化数字资源库”为例，该数据库主体内容基于《中国运河志》丛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一个显著特点是最大限度利用知识图谱等可视化技术，以立体动画、视觉影像、知识条目等形式，将专业庞杂的运河文化知识呈现给用户。“好马须得配好鞍”，从该案例可以看出，社科类出版单位在优化专题类学术资源库的内容呈现上仍有诸多潜力可挖，为此需与富有经验的科技公司加强沟通合作，实现信息技术与知识生产深度耦合，以丰富的创意加载多元视觉呈现技术、知识挖掘技术等，同时变革单向度向用户传递内容资源的方式，着力于提供双向的交互性知识服务。

新时代新征程，随着学科门类日益细分、知识迭代更新加速以及信息技术推陈出新，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呈蓬勃发展态势，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获取知识服务的数字化、专业化倾向与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仍较为突出。从前文分析可知，社科类出版单位在进一步做好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方面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亟待推出数量更多、影响更大的“拳头”产品，从而为提升专业领域学术研究水平特别是“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有效科研助力。以下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对社科类出版单位做好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1）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资源库建设。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8]近年来党中央围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多次发布重要讲话精神、出台重要文件。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围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强调要加强“学术资源库”建设。同月，中宣部印发的行业指导意见《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加强重要领域专业数据库建设，推动出版单位打造代表国家水平的党史文献、社科文献、科技文献、学术文献、古籍整理融合出版精品，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数据库项目。”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学术资源库建设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为社科类出版单位做好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2）鼓励出版业深度融合，发挥组织合力。建设高水平乃至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库，非单个出版单位能力所及，亟须多方协同共建，最大限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施意见》指出：“鼓励出版单位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加强合作，搭建支撑出版融合发展的技术型高水平实验室。”这为社科类出版单位数字化实践指明了实施路径，也即建设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出版单位可以发挥主导作用，辅以发挥行业指导机构的引领作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决策咨询作用、科技企业的技术支持作用等。

（3）重视利用前沿科技，创新内容呈现传播方式。《实施意见》总体包括六部分内容，其中第三部分着力阐明“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要求“加强前沿技术探索应用”，“强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促进成熟技术推广应用。这些指导意见从技术层面为社科类出版单位做好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了配套的奖励机制，行业指导单位亦推出多种评优创先、政策倾斜等举措，鼓励出版单位“因地制宜”做好、做强数字出版。如上相关政策、文件、活动等有效发挥了指引、激励、保障作用，为社科类出版单位进一步做好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

（1）内容资源优势。单就学术资源数字化建设而言，知网作为中国最大的学术文献数据库，涵盖学科门类齐全、资源量大，但其核心资源以期刊文章和学位论文居多，“虽收了部分图书，但占比极小，存在不全、不新、覆盖面小之弊”。^[9]为有效消除图书出版领域专题资源库空白，《实施意见》指出：“推动出版单位实施品牌提升计划，立足优势领域精耕细作，充分发挥内容资源、作者资源、品牌资源优势，积极布局重点产品、服务和平台。”出版单位经过经年累月的资源积累，大多结合自身出版力量推出了具有较高市场识别度的品牌图书，如中华书局的“中华国学文库”、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大学者小文章”系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系列等。扎实的资源积累为出版单位进行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提供了内容依托。

（2）人力优势。专业编辑是出版单位的核心生产力，对学术出版单位而言，编辑多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较强的内容把关、知识加工能力，这些核心人才为出版单位从事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充分调动专业编辑的积极性，发挥专业编辑的人力优势，有助于进一步做好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

（3）组织优势。随着近年来出版工作的信息化程度提升，社科类出版单位内部大多设有负责全社数据运维和技术支持的数字部门，在专题类学术资源库的建设中，这些部门既可对内对接内容部门专业编辑，又可对外对接科技公司，实现内容需求与技术语言的“无缝转换”。基于此，社科类出版单位进一步做好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组织优势。

当前专题类学术资源库的建设已初具规模，从进一步做好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的可行性来看，未来社科类出版单位存在建强专题类学术资源库的现实土壤。结合前文提及的亟待改进之处，以下从组织统筹、产品定位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对具体路径加以分析。

从效果导向出发，具有同质性出版资源的社科类出版单位尤需摒弃“单干”思维，而以开放建库的姿态联合兄弟出版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科技公司等建设聚合性知识服务平台，实现优势互补。在此过程中，内容优势相对突出的出版单位可发挥主导作用；具有同类出版资源的兄弟出版单位积极参与可有效壮大专题库的规模；行业主管部门可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科技公司可发挥技术支持作用；等等。

所谓聚合性知识服务平台，即围绕同一研究专题，整合来自多个出版单位的多款数字产品，彼此之间资源互通，统一对外提供知识服务。以前文提及的“籍合网”为例，作为国内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的权威服务平台，其由中华书局全资子公司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和运维，截至2022年，其已“汇聚了包括中华书局在内的共23家出版社的古籍整理出版资源，满足了读者对高质量整理本古籍数字化产品的要求”。^[10]“籍合网”内除中华书局自身建设的“中华经典古籍库”，还整合了包括全国其他出版单位相近出版领域近30款数字产品，如上线了“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四明文库”（宁波出版社）等多款外部资源。对兄弟出版单位而言，中华书局作为业内古籍类出版头部单位，牵头建设“籍合网”可谓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展示平台、合作平台，其他出版单位可通过“资源搭载”实现“借船出海”；对用户群体而言，权威的内容、庞大的资源量、多维的学术服务、专业的技术开发有效保证了使用观感，为开展古代文化研究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一站式科研平台。

出版单位不论体量大小，均需迎接数字技术革命给行业转型带来的现实挑战。在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中，为改变部分社科类出版单位数字化发展滞后的现状，实现行业整体转型，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维度分析，社科类出版单位需在盘点自身资源的基础上找准进行数字化发展的产品定位。具体而言，可深度盘点自身优势资源，基于某个专业领域面向市场自主建设学术资源库（自定义）；可积极响应或深度调研用户需求，基于特定用户科研服务需求建设学术资源库（定制式）。

（1）关于建设“自定义”学术资源库。基于发展传统、编辑力量和政策导向，不同出版单位积累的内容资源各有特色，本着“存量即增量”的原则，以数字化形式开发新书和回溯老书盘活存量资源，可专注为特定研究领域的上下游提供服务，精准对接用户需求。^[11]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自建社至今深耕“皮书”出版，经过30余年规模化发展，形成了包括蓝皮书、绿皮书、黄皮书在内，覆盖国际政治、社会政法、文化传媒、地方发展等在内的知名图书品牌“皮书”系列。基于该品牌资源建成的皮书数据库广泛汇聚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集智库成果研创与出版、资源整合与挖掘、智库成果传播与推广、同行学术评价等功能于一体，机构和个人用户遍布国内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该数据库已成为国内学者把握时代脉搏、国外学者倾听中国声音的重要数字化智库产品。^[12]

（2）关于建设“定制式”学术资源库。提供定制式知识服务也是社科类出版单位在数字化实践方面发力的一个重要方向。所谓定制式知识服务，即“出版机构根据科研机构需求，对学术机构提供的数据进行结构化拆分、重组、聚合和关联，为其提供知识服务产品或知识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13]以“大运河文化带数据库”为例，该学术资源库的建设由扬州大学发起，立足运河文化研究，以扬州大学十余年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连续性成果《扬州蓝皮书：扬州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中国大运河蓝皮书：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为基，融合扬州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的其他类型成果，如学术期刊论文、研究报告、学术会议、活动资讯等，提供专项建设资金委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开发。对社科类出版单位而言，建设类似的“定制式”学术资源库可有效拉近自身与高等院校的“学术距离”，为未来双方开启更多的战略性合作奠定基础。

专题类学术资源库的建设和迭代升级离不开强大的技术开发力量。^[14]《实施意见》指出：“紧盯技术发展前沿，用好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强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创新驱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对社科类出版单位而言，建库过程中可通过技术赋能有效降低建库成本、提高效率；从用户角度来说，检索智能化、服务定制化、学术社交化是多数用户获取科研服务的关键需求，在建库过程中，社科类出版单位在充分“挖掘”内容优势的同时，需有效借力技术开发公司，实现内容与服务深度契合。

（1）建设过程中利用平台搭建、数据挖掘、算法参与等技术高效建库。社科类出版单位拥有的核心资源是图书，建设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将‘大颗粒’的出版资源解构成‘小颗粒’的数据资源，通过语义分析、信息处理等技术，对文化资源类的图、文、音、视等数字化资源进行内容的分解”。^[15]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数据库”建设为例，在前期资源入库过程中，为方便基础资源数据标引，技术团队开发了“在线标引”数字化平台，数据标引工作由此实现可协同、可溯源、可视化，极大方便了数据资源管理和维护，消除了以往线下标引的种种弊端；在库内资源充实方面，技术团队充分运用大数据爬虫技术实现资源抓取，编辑团队集中精力从事内容审核工作。此外，专题类学术资源库中内容资源的呈现应尽可能立体化、可视化，可充分利用知识图谱、语义分析等手段创新内容呈现方式。

（2）运行过程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用户使用需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使得专题类学术资源库提供更加精准、多样的知识服务成为可能。如可通过技术手段充分读取和分析用户“科研足迹”，开放端口积极响应用户需求。算法是人工智能的重要运行原则，“算法参与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全过程是数据赋能的重点，也是实现知识服务精准化落地的关键”。^[16]建设专题类学术资源库，落脚点在于提供知识服务，要确保服务精准、高效，则需要对用户需求实现精准画像。前文提及的多个典型案例如“籍合网”、皮书数据库等，均能在分析用户基本学术行为如发表文献、检索偏好、所处地域、学术社交等后台数据的基础上，面向用户端提供更加精准的学术服务，如依据学术偏好推送相近内容、提供学术评价基础数据等。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8]社科类出版单位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有能力、有责任结合自身所长进行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开发。基于目前专题类学术资源库建设存在的不足，社科类出版单位需积极作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政策红利，在策划立项、建设开发、走向市场再到迭代升级的过程中，本着开放建库思维联合兄弟出版单位、科研机构、技术供应商以及行业指导单位等，找准产品建设定位，发挥前沿科技效能，致力于建成更多学术影响大、市场占有率高的专题类学术资源库，为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水平贡献行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