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古籍整理出版与传承的文化自觉传统密切相关。因此，总结古籍整理出版的历史经验，对于更好地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通常意义上，我们把中国1912年之前通过书写、刊刻或印刷而形成的书籍称为古籍。根据《中国古籍总目》记载，我国现存各级各类符合上述定义的古籍约20万种。这样庞大数量的存世古籍从形式上看主要表现为甲骨文文献、青铜器铭文、简帛佚籍，直到纸质写本与印刷文献；从时间上看，纵贯中国历史上自商朝以下所有朝代。这样就在中国文明史上形成了历经不同朝代对古籍整理出版传承不断的文化自觉传统。这种对古籍整理出版继往开来式的文化自觉历史传统是由中国历史发展中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等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具体说来就是“蕴植于古代文献的文化内驱力、历代帝王为维护统治合法性而建立的文献纂修传统，以及知识阶层传承、生产文献的使命自觉”^[2]等三个主要因素构成的。

就现存古籍文献来看，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的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在上述三个文化自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出版传承的连续性历史传统。因此，古籍整理出版也历经各个朝代、连续不断地为不同时期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提供思想精髓，对历史进步成果进行忠实记录。这为后世不断总结还原历史场景，汲取历史经验，与时俱进地实现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可能。例如中国现存甲骨文约16万片，在传承传世历史知识基础上，通过对这些甲骨文深入研究，已经写出了远较前代完整与系统的商代历史。再如目前已经发现古代有铭青铜器约1.6万件，这些青铜器铭文记录了大量商周时期的重要礼仪制度、社会结构等，同样也会让我们对淹没在历史中的周代社会有了新的发现。而20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长足发展，又有大量的战国秦汉简帛的发现，目前尚无全面的数量统计，但初步估计字数要数倍于已发现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之和。大量的简帛文献为证经补史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新材料。

此外，自汉代始，每有盛世则必有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所谓盛世修典。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对当时朝廷举全国之力所能搜集到的先秦至汉成帝时期图书进行全面整理，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明代编纂《永乐大典》，清代纂修《四库全书》。这种持续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文化自觉，形成了中国传统古籍整理与出版完整的历史发展与传承的链条。而每一次大型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表面上看是对其所在时代的图书的全面总结，实际上也是对这一时期文化传承与发展历程的全景记录，同时也为后世继承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开拓文化发展新境界提供了全面的文献依据。

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有持续不断的古籍整理出版与传承的历史传统，为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渊源有自的完整文献资源依据，同时也完整地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进步历程，才使得其所承载的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因为文化传承中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承载其文明的古籍散佚甚至灭失，这就导致文明的连续性没有了文化典籍的支持。正如有学者指出：“许多文明古国由于缺乏典籍，其历史研究中想象和猜测的成分很大，而我国则完全不同，我们的历史是有大量典籍明确记载的。”^[3]印度文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文明在历史上数次中断，每经历过文明中断后兴起的新文明由于缺乏记载前代文明的历史文献，无法充分吸取历史教训，结果再次走向中断。就连始创于印度的佛教，其经典在文明中断过程中也几乎被抛弃损毁殆尽，幸好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法显、玄奘为代表的中国僧人到印度求习佛法，带回许多佛教核心经典。这些经典在宋代以后又陆续反输回印度，从而为佛教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原始典籍。如果没有连续的古籍记载作为历史发展轨迹的记录，一个国家的文明在纵向发展上的历史悠久性，以及在既定时间横断面上的文明发达程度就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文献证明。

古籍整理出版与传承的文化自觉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基本文献资源的同时，也成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推动力。我们可以用中国历史上几次代表性古籍整理活动对其所处时代文化传承与发展产生的影响作为例证。

孔子生前以“述而不作”著称，他的主要思想都体现在用来教育弟子的“六艺”内容的选定上。当时的官府和民间存在大量《诗》《书》《礼》《乐》《易》《春秋》所谓六艺文献，孔子广泛地搜集了当时每一种文体的多篇文献，经过对大量同类文献的整理、取舍、校勘后编定成固定篇目，形成以六艺教本形式出现的文献分类选集。如《诗》305篇就是从三代流传下来的3 000余篇中选定的。孔子通过对每一类文献具体内容的选择形成了思想聚焦。正如《礼记·经解》所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4]经孔子整理后的六艺教本承载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在教学中被广泛应用，后又经弟子门人代代相传，到汉代形成了六经，其中《乐》经后来失传，而五经行于世。这样就形成了主导中国历史2 000余年的儒家思想的主要内涵。应该说孔子的这次六艺选编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传播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他通过对传统古籍及其所承载的三代文化精髓进行精选和教育普及，在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适应当时的时代需要的儒家思想体系，影响了此后中国2 000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孔子的这次古籍整理出版对春秋战国思想文化从百家争鸣走向综合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南宋理学家朱熹为了改变汉代以来章句注疏日益繁琐，对儒家思想传播造成的不利局面，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来，单列成书，与《论语》《孟子》合起来并称“四书”，并结合自身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心得撰写简明扼要的《四书章句集注》，便于世人快速掌握其核心要义。朱熹同时又与众弟子对五经重新做了简明的注解，至元代形成后来广为流传的“宋元人注”五经注解系列。这样，经过朱熹及其弟子努力形成的简明“四书五经”体系，成为元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指定用书，对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主导建构形成的新式“四书五经”典籍体系，也是宋代儒学更新的文本结晶。因此，可以说朱熹及其学派是从古籍整理入手，通过对新的经典古籍体系的构建，在新的“四书五经”经典古籍体系的支撑下推动儒家学术的与时更新，实现了继往开来式的创新性发展，形成宋代新儒学。

清朝《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于被后人所普遍诟病的删改文本问题，其历史意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其作为对中国古籍的一次系统搜集和总结工程，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文本整理与保护之贡献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这里对《四库全书》要补充一点历来被读者忽视的历史价值，那就是《四库全书》编纂对中华文明继承与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都知道有清一代由于文字狱盛行，士大夫和读书人为了避祸，专心于音韵、训诂与考证，形成所谓乾嘉考据学。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从乾隆皇帝到四库馆臣都有意识地对清代考据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的吸收和应用。因为官方的承认最有权威性和影响力，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与成熟。《四库全书》在编纂时，对所选书目全部进行了重新校勘与整理，大量的乾嘉考据成果被直接吸收。这样就事实上推动了清代学术风尚由宋明理学向考据学的转型。因此可以说清代学术风尚之转捩，以至于最后形成独具特色的考据学，是与《四库全书》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密不可分的。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乾隆皇帝也是有意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主动顺应当时的学术潮流：“弘历利用这种学术界新潮流，索性设立四库（经史子集）全书馆，收罗海内著名考据学家，如纪昀、陆锡熊、庄存与、任大春、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朱筠、翁方纲、金榜、王念孙等人，参与校纂。”^[5]

此外，《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共抄写七套，分储“北四阁”：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行宫文津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南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范文澜认为《四库全书》的设藏与鼓励士人阅览抄录的制度，起到了现代图书馆对图书的传播功能：“江浙是文化发达的地方，也是反满思想浓厚的地方，弘历特立江浙三阁，并谕地方官吏订立阅览章程，奖励领出抄录，广为流传。弘历意在提倡考据学（供给大量考据材料），无意中却创立了公共图书馆制度。”^[5]因此，《四库全书》的编纂、分区域收藏，以及鼓励广泛传抄与利用的政策，全面吸收时代学术新成果，助力清代学术以考据学为特色独步中国学术史，成为清代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古籍整理出版常常伴随与时代主题的互动。在彼此互动过程中，古籍整理出版一方面为新的时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经过历史迭代整合完善的文献基础，同时也成为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内在推动力，从而使历史上形成的古籍整理出版对文化传承与发展双重影响的历史传统得以延续。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中国寻找国家现代化出路的艰难历程至五四运动时期聚焦于传统文化中的落后与保守因素，所以此后30年至新中国成立，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了深刻的批判意识。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就表现出鲜明的“批判继承”特色；在这种批判继承的过程中，通过对古籍进行选择性的整理出版，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曲折的继承与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后，古籍整理出版在国家高度重视下开始恢复正常，并持续走向繁荣。与此相适应，国家层面对古籍与文化传承的政策认同，以国学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民众中的复兴，都是通过古籍整理出版的主题转换得到推动和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建设征程。回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对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探索历程，人们对封建思想的顽固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强调批判地继承，提倡在批判的前提下去粗存精，古为今用。这一思想主要是以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所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6]毛泽东这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给予了肯定。1940年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7]这样就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定下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批判继承原则。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上提出：“整理和出版古籍，必须贯彻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示的，要以批判的态度清理我国文化遗产的方针。清理我国文化遗产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条件。但我们的态度与国粹主义者根本不同，我们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清理文化遗产，为了继承它和发扬它。我们不是出于迷恋过去，而是由于相信将来，相信古籍中有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所需要的东西。”^[8]周扬同志在这里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明确地为古籍整理出版定调批判继承的原则。

一方面是因为坚持慎重的批判继承原则，另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实力匮乏，这时的古籍整理出版主要是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领导下，进行重点选择性的整理出版工作。而且由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程的曲折，让这种有限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时有中断。尽管如此，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下的古籍整理出版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分类整理与出版的经验，即把古籍整理出版细化为“古籍读本”“古籍普及读物”“古籍今译本和改写本”“历代名著”“专题史料汇编”“工具书”等不同的类型。这样就为不同类型的读者选择恰当的古籍读本提供了便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及阅读，以及专家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精深科学研究都做好了文本准备。正是因为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分类整理经验，所以可以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从提高与普及两个方面对古籍的应用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籍整理出版在传统文化素养提高方面涌现出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多种精品古籍整理出版作品。“标点本二十四史”直到今天都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最佳整理本。这些经过精选的古籍整理精品成果，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广泛流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中国的传承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这一时期古籍整理在传统文化普及方面的成绩往往被忽视。这是因为，除了“标点本二十四史”这类精品古籍之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干扰，古籍整理工作曾经中断，此外还在政治运动思维主导下出版了大量经过断章取义式取舍后的古籍图书选译本，如“评法批儒”运动中形成的《史记》《韩非子》《孟子》《荀子》《资治通鉴》等多种选译本、简注本等。学术界一度对这种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译本价值予以否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译本虽然大多面目全非，但因其涉及面广、数量多，受众的普及化程度深，也可视为一次不容忽视的古籍整理出版大众化的历史存在”。^[9]今天看来，在传统文化被“破四旧”等运动破坏的背景下，这些选译本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对传统文化一定程度的普及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成就进行了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如制定古籍规划、设立古籍整理与出版机构、实施重点古籍项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0]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出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第一次高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借着全国各项事业全面复兴的大好局面，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开始复兴并日渐走向繁荣，不断促进国人重新形成阅读传统典籍的风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1978年，“标点本二十四史”最后一种《宋史》出版，既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初期持续进行的选择性古籍整理阶段的结束，也预示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全面复兴。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1981]37号）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是经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曲折探索进程中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进行深刻反思后，重新认识到古籍整理出版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83年9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颁布与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恢复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走向繁荣，促成了新中国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第二次高潮。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增至400种左右”。^[11]古籍整理出版的繁荣也推动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不断走向新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国学热的再度升温、21世纪初《于丹〈论语〉心得》风行海内外引发的经典阅读风尚是两个典型例证。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侵略与西学东渐并行，从军事与文化两个方面造成中国亡国与灭种的双重危机。知识分子提出国学概念，同样是在武装反击侵略的同时，力求从文化上保持中华民族的存亡继绝。因此，国学意识的高涨常常与中外力量交锋的高潮时期相配合。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国学热归结为三次高潮：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后列强纷至沓来引发的保国保种的国学热；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全面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引发的以“整理国故”为代表的国学热；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再次大量涌入，引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再思考。^[12]

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第三次国学热是与这一时期古籍整理出版的繁荣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升温，人民对古籍阅读与学习的需求快速增加，古籍整理出版及时跟踪把握了这个机会，出版了大量市场急需的作品。与以往的作品相比较，由于群众需求的旺盛，这一轮古籍整理出版的特点是大众普及性作品成为亮点，主要表现在《论语》《史记》等经典译本的不断推出，形成古籍大众阅读的热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名著全译丛书”、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先后畅销全国市场。199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出版后迅速获得市场认可。这几项大型古籍普及出版项目的推出和热销成为这一轮古籍整理出版与国学热互动的高光时段。

这一时期古籍整理助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象级事件是《于丹〈论语〉心得》的意外走红及其引起的国民经典阅读风尚。这一时期国民经典阅读风尚形成首先与古籍整理出版繁荣及其引发的国学热潮复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回归有着直接关系。其次，与现代传媒的助力有着必然联系。2006年春天，文化学者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于丹〈论语〉心得》赢得超高收视率。中华书局决策层以敏锐的判断力于这一年11月推出《于丹〈论语〉心得》一书，首印60万册一周内售罄，旋即加印20万册又在一周内售罄。两年内销售突破500万册，尚不包括无法统计的盗版数量。《于丹〈论语〉心得》的现象级畅销，反映了国民对传统文化价值认识的回归。而出版单位也准确捕捉到了传统文化发展的国民心理走势，及时跟进出版。尽管有学者认为这种通过现代电视媒介辅助对传统经典的阅读是间接阅读，是由主讲者代替读者阅读，形成所谓的经典代读现象^[13]，但有一点是无可辩驳的：无论如何这一现象引起了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和图书读者重新关注和阅读经典，为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打下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文化现代化提出了明确的具有中国文化自信的宏伟目标。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能否顺利实现的问题上，古籍整理出版将是一个重要的保障。如前所述，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每一次的文化更新都是在与古籍整理出版互动中实现的。在互动中，古籍整理出版为时代的文化进步提供文献基础和发展动力。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古籍整理出版仍然会从这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具体说来就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历史上持续进行的古籍整理出版为时代文化进步提供传承有序的文献资源宝库，每一次文化创新都是从这个文献资源宝库中寻求智力支持。这一历史传统在新时代布局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受到充分重视。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完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制度，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14]这是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工程中加强中华文化典籍的编纂出版工作，其原因在开篇关于工程“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的论述中进行了明确阐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14]“丰厚滋养”“文化沃土”的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作为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承载体的古代典籍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智慧来源，它们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思想与文化。这些经过历史检验的思想与文化对于今天的现代文化建设，乃至人类文明建设都是珍贵的智力资源。因此，我们在当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仍然要注意充分利用这一智力资源，为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提供智力支持。但是，在实践中我们要注意进行分析和选择，继承其优点，去除其缺点，“整理我国古籍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借鉴”。^[15]

历史发展证明古籍整理出版在为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推动力。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对古籍整理出版作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推动力的认识有了更高的站位，将其上升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的新高度。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加强古籍工作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在“指导思想”部分就明确指出：“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16]学术界则进一步认为古籍整理出版事关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古籍整理出版是其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基础性事业，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与应用决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与现代化发展的成败，关系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3]古籍整理出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同时肩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的责任，因此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动力。

学术界普遍认为随着《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颁布与实施将迎来第三次古籍整理出版的高潮。这个第三次古籍整理出版高潮恰好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相同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形式，其成败与否一如既往地遵循着文化传承发展与古籍整理出版的历史互动规律。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前两次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高潮都是伴随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收获一样，新时代又一次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高潮必将为全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华民族从现存最早文字甲骨文所记载的殷商时代起，就形成了对传统典籍的保存与传承的历史传统，在古代典籍长期的保护与传承历程中，不断地对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形态的古籍进行整理出版。每一次的古籍整理出版都是结合不同时代的历史发展，对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进行整合取舍与创新发展。因此历史上古籍整理的过程实际上都为不同时代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文献依据和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在古籍整理出版与时代主题互动中推动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实现发展与创新的文化自觉传统，在新中国的不同发展时期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并且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