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出版承载汉字文明的史脉和印迹，是中华文化基因宝库和中华文化百科知识库。中国辞书编纂出版萌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尔雅》即被称为“辞书之祖”。辞书品类繁多，有语文辞书为社会通行出版符号确定形、音、义规范以达成“书同文”的一统性，为中华文化重要概念进行统一阐释以推进“行同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专门辞书通过百科全书和专科辞典收录术语概念，满足不同学科行业的专业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对《辞海》《大辞海》等大型辞书编纂出版高度赞誉，称其“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1]

随着数智时代出版技术和出版载体的迭代发展，辞书的编纂、出版和传播方式发生巨大变革。虽然，辞书出版研究在辞书规划、辞书编纂、营销策略、编辑出版思想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果和新进展，但是对数智时代辞书出版建设的探析尚显不足。当前，辞书出版形态和传播方式更加丰富多元，辞书出版数量不断增多、质量显著提高，辞书出版队伍日益壮大，我国的辞书出版事业正逐步走向辞书强国阶段。^[2]为应对传统辞书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新契机与新挑战^[3]，本文试从时代意义、现状特征、问题挑战和实践进路等四个方面，对数智时代辞书出版高质量建设展开论述。

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赋能辞书出版发展，极大提高了辞书文化传播效率。中国是当之无愧的辞书大国，在世界辞书史上我国辞书编纂出版的历史悠久，辞书数量庞大，在社会应用中的地位高、价值大，得到政府高度重视。^[4]新时代推进辞书出版高质量建设的意义重大，辞书出版为厚植中华文化基因、凝聚中华民族共识、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出重要贡献。

历代辞书通过释形、释音、释义记录整理汉语言文字知识，展现汉字文明的发展历程，为传承汉字这一中华文化载体^[5]作出重要贡献。《说文解字序》：“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6]东汉许慎编纂《说文解字》首创汉字部首排序，追溯汉字源流。隋唐之际科举制度兴盛，社会对用字统一标准极为重视，出版了诸多规范正体字的辞书。明清时期大型辞书《洪武正韵》《字汇》《康熙字典》等相续问世，集中展现当时的用字用词风貌。1903年，清末学者刘鹗的《铁云藏龟》石印出版，作为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在考察中华文明渊源方面具有开创之功。辞书出版是一个极为浩大的知识整理工程，是汉语言文字知识的记录者、贮存者、整理者、传承者、传播者以及知识创造的助力者。^[7]辞书出版作为重要的国家语言文字基础能力建设，通过建立起标准化的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厚植中华文化基因，提高社会语言文字素养和人文素养。

辞书出版为不断引申和拓展的字词意义、概念内涵进行统一的界定和诠释，对具有地域特色的语音和词汇做出释义，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今人释读古典文献提供帮助，为各族各地区人民的交流交际提供重要基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8]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汉语在历时中发展变化，极具开放性，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在历时层面新词新义不断涌现，在共时层面因地域差异性造就了各具特色的语言变体。辞书出版助推实现“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9]，通过对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概念做出解释，如“天人之辩”“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礼”“智”“信”等，筑牢民族内部共同交际的语言基础，书写共同的民族记忆，形成共同的认知体验和价值信念，黏合民族情感，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辞书内容包罗万象，以萃取精华的方式全面反映文明成果，对各门类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并做出精要释义。尤其是百科辞书和专科辞书的出版，具象反映了知识体系的建构成果。1917年蔡元培《〈植物学大辞典〉序》：“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多寡而知之。各国之学术，无不各有其辞典。”^[10]我国的百科知识分类传统渊源有自，自曹魏官方修纂《皇览》至清代有数百部类书相继问世供人寻检征引，这是古代独具特色的大型百科全书式工具书。如今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媒辞书，其知识体系更为直观，知识网络往往以“知识导图”“相关条目”等方式呈现。《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网络版作为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向世界提供术语标准、中国理念以及权威知识。^[11]近年来，我国专科辞书发展迅速，为建构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持续贡献力量。

辞书译介在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华语和多语辞书，致力于消弭不同文化间的隔阂与误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好的传播和理解。华语辞书编纂出版始于20世纪80年代，传承并丰富发展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为全球汉语学习者提供重要参考。2010年《全球华语词典》出版，这在华语辞书国际传播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该词典以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的通行汉字为标准，充分考虑其他华人社区的用字习惯，其内容被认为是各地华人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实态记录。^[12]多语辞书积极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走出去”，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围绕中国百科内容开展多语种国际化传播，已经实现英文、俄文、阿拉伯文等语种的版权输出。^[13]辞书出版的国际传播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活力。

出版技术革新激活辞书资源的“数字生命”，助力提高其内容质量与传播效率。融媒辞书成为数智时代辞书出版的发展大势，通过跨媒体数字平台把辞书出版各流程融为一体，包括辞书制作资源、辞书内容以及传播方法和介质等^[14]，还能够结合数字人文研究方法进行辞书知识的创造性再生产。当前，数智时代的辞书出版具有集成性、研创性、交互性和协同性等显著特征。

数智时代辞书出版的集成性尤其突出，较之于传统形态辞书，新形态辞书在体积、重量、信息存储量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其体量庞大、内容广博而轻便。数智时代的辞书不仅是获取语言文字知识的工具，更加注重打造一站式检索阅览平台，提供海量知识检索资源，极大提高辞书用户的知识获取效率。如对传统辞书资源进行集成式开发的典范《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现已汇集1.2万余部工具书，包含约2 000万词条。^[15]

数智时代集成性显著的辞书数据库其内容全面丰富，对各类辞书资源进行深度整合，以多层次和多方式有效聚合多版本辞书资源。如爱如生典海数字平台（V1.1）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单本字书《说文解字》收录约50部^[16]，其中包括大徐本平津馆丛书本等刊刻本，以及其他石印本、影印本和点校本。数智时代的辞书知识能够以文字、图片、音频、动画、视频等多模态融合呈现，如商务印书馆语言资源知识服务平台“涵芬APP”集成27部辞书，提供一站式词语查询，兼具汉语字词播音范读、汉字动态标准笔顺、根据意义查询汉语古诗词等多项特色功能。^[17]

研创性是数智时代辞书出版的重要特征，辞书出版的人才队伍更加专业，辞书内容的准确性不断提高，其品质更具保障。新形态辞书本身作为一项知识产品和研发成果，其建设需要计算语言学等跨学科专业人才深度参与。如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和数字人文研究科研团队开发构建的古汉语大模型“AI太炎”，能够结合语段的具体语境对古汉语词汇做出较为准确的释义，还具备翻译、标点、识典等多项功能。该大模型通过阅读海量语料以及专家学者的设计引导，当前的机器翻译BLEU值远高于GPT-3.5、GPT-4和百度文白翻译等。^[18]

数智时代新形态辞书可以作为学术研究工具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再组织和再利用^[19]，为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如辞书知识服务平台应用于语言学研究领域，通过运用新的信息技术以及面向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将丰富的知识内容进行梳理、整合和提炼，为语言分布定量分析提供数据和自动运算，实现语义网络的可视化呈现。又如可运用CLICS等跨语言共词化数据库平台，更加充分地运用跨语言材料，发掘汉语语义演变的独特价值，不断拓深拓宽汉语研究领域。^[20]

数智时代的辞书出版更加注重满足辞书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与传统形态辞书单向输出固定的知识内容不同，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为辞书出版涉及的词目收录、词条结构、语义关联、多语种等提供更多可能。相比卷帙浩繁不便查阅的传统辞书，新形态辞书可提供多种类型的便捷检索服务，实现检索结果的定制化呈现。以蒋门马整理制作的《说文解字》全文综合检索系统为例，该系统提供文本综合检索、图像查阅与图文检索，在文本综合检索中又提供更多细分方式，如字头检索、部首检索、解说检索、反切检索、拼音检索等。^[21]

数智时代辞书形态日益丰富，注重满足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多终端的词典应用程序、网络百科全书、工具书开放数据库和知识服务平台等，愈加重视按照用户检索行为、习惯和偏好进行交互式设计，采用直观易用的界面，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如划词检索等已十分普遍，辞书的实用性和利用率得到显著增强和提高。数智时代的辞书出版还通过增加互动元素，如用户反馈和在线讨论等，鼓励用户参与到编纂修订过程中，通过设立反馈和纠错机制收集改进意见，从而实现“用户把关”。^[22]

协同性是数智时代辞书出版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辞书出版主体呈现多元化，由出版单位、科技公司以及科研团队等共同参与并协同开发。如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是以出版单位作为主导，在传统辞书基础上结合新技术进行数智化再版和深度开发，其内容资源建设不断增加图片、视频、声音和知识导图动态文本等，提供内容立体化的知识服务。^[23]还有由科研团队主导内容建设的辞书，可提供学术性更强的检索服务。^[24]如科举人物数据库《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由科研团队与中华书局古联数字公司合作在“籍合网”推出，现已收录进士信息10万余条，作为学术性极强的大型专科辞书备受关注。^[25]

辞书作为各门类知识的集合体，其编纂出版工作涉及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众多编辑出版人员、专业科技人员以及广大读者。数智时代辞书出版已然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并合力建设的崭新出版格局：专家学者提供专业知识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编辑出版人员负责校对整合并使辞书结构更加清晰且易于理解，科技人员提供技术支持，辞书用户提供反馈和建议以推动辞书不断完善。辞书出版作为一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由多方合作共同提供更优品质的辞书知识服务。

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为辞书出版带来深刻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促动产业革新，全面重塑固有辞书出版模式。新形态辞书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率远超已往，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不可避免要面临系列挑战，当前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新形态辞书出版主体相较于传统辞书更加泛化，于是出版门槛降低，导致现有辞书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网络百科众多难免鱼龙混杂。其中一些流行语词存在附会释义、词源解说有误等问题，同一词条的词目与释义前后矛盾现象屡见不鲜，有损辞书本应具备的规范性和权威性。由于数智时代辞书编纂出版形式与已往大为不同，编纂和编辑人员的审校质效尚存不足。同时，新形态辞书的庞大体量带来海量信息点，对质量监管的力度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对传统辞书开展的专项质量检查并不完全适用于新形态辞书，需要进一步运用数字智能手段开展内容质检工作。面对辞书出版行业变革，为提质增效，出版流程各环节人员的数字素养亟需提高，融合出版的思维模式仍待培养。

数智时代辞书出版的知识内容相较传统形态具有极强的易复制性，随着电商平台和互联网技术发展，数据爬取更加方便，盗版也更加泛滥。^[26]在网络辞书中存在内容复制的抄袭现象，由于版权意识薄弱导致的辞书盗版和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对辞书内容的非法复制和传播，损害了辞书编纂者和版权所有者的权益，扰乱了辞书市场秩序，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同时，质量低劣的盗版辞书往往存在内容错漏和排版混乱等问题。如在一些电商平台可用低廉价格购买到mdd和mdx文件格式的词典资源，其内容质量并无保障，错误的内容可能会误导读者、影响用户体验和学习使用效果，不利于知识传播。辞书的网络版权保护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27]，本领域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的研发应用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手段亦需强化。

辞书编纂出版的前期投入大、耗时长且对内容精准度要求极高，其研发和运营维护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随着辞书出版主体、辞书形态、辞书产品更加多元，数智时代辞书市场竞争愈加激烈。辞书出版固有的盈利模式亟需转型，合理且可持续的定价策略尚待深入探索。当前也存在一些优质的公益性辞书检索平台，仍缺乏足以支撑其优化发展的充足资金。由于用户在使用时往往倾向于免费资源，为实现辞书出版企业的双效统一，提升付费转化率成为亟需关注的重点。然而定价测算具有一定难度，需要综合考量投入成本、用户接受度以及产品质量，还要对用户需求进行大数据分析，这也对辞书出版运营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28]

数字化辞书的品牌建设关乎其知识传播影响力，是重要的市场竞争力。现有的知名度可信度较高且较为成熟的新形态辞书，仍是依托于传统品牌。市面上形形色色的网络百科，虽然数量众多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同质化现象，品牌定位不够明晰削弱其市场竞争力。随着用户需求愈加多样且变化迅速，保持创新力也是品牌建设的一大挑战。在提供日益智能的辞书知识服务过程中，还需要收集处理大量用户数据，防止数据的泄露和滥用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数智时代辞书国际传播力建设亟需关注，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融媒化是中国辞书走出国门的必要条件^[29]，现有融媒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内容质量有待提高^[30]，中国辞书知识内容“走出去”尚有较大开拓空间，多语种新形态辞书的出版效率尚待提高。

辞书出版建设关乎社会文化规约与文脉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辞书是印证历史的活化石，也是社会生活的实录”。^[31]正是由于辞书出版肩负着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32]的光辉使命，优化创新数智时代辞书出版模式十分重要而迫切，为推进其高质量建设提出如下实践路径。

数智时代辞书出版要建立起严格的辞书内容审核机制和质量控制体系，对辞书内容务必反复锤炼、审校确定、层层把关。辞书出版的编纂编辑团队要坚守原创，深化辞书研究水平以丰厚学养，始终把内容质量第一放在关键位置。从词条确立即严格把控，充分吸收辞书研究的最新成果，引入专家审读，协同配合，集体论证，确保辞书内容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同时，辞书出版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各类形态辞书内容的审查与筛选，联合相关域名信息管理部门对辞书出版生产主体进行资质许可和发行管理，定期开展资质考核，从生产源头到出版、使用、传播全流程实现严格把控。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要加强继续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以提升数字素养，积极培育和引进计算语言学的复合型人才，将数字化工作模式应用于辞书出版全过程。

针对数智时代辞书出版在传播过程中的盗版侵权问题，辞书出版监管部门和出版主体要加强技术防护手段的研发应用，充分运用区块链技术保护新形态辞书版权，建立起规范的辞书数字化认证机制^[33]，有效遏制盗版辞书传播。及时跟进培养精通领域内新技术新应用的数字化监管人才队伍，以确保政策实施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要加强审核，做好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切断劣质辞书内容的传播途径，提升数智时代辞书传播公信力，回应社会的文化期待与信任。要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调动辞书学会团体参与标准规范设立的积极性，发挥其在辞书研究方面的专业优长，以学理化思考为监管制度政策的设立实施献言献策。还要面向社会做好辞书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增强辞书用户的版权意识，使其自觉杜绝恶意爬取数据等侵权行为。

辞书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具备突出的文化属性和鲜明的商品属性、服务属性。辞书出版为更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方式。如为企业或机构提供定制化的辞书服务，与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加强合作，共同研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开拓收入渠道，实现互利共赢。在对用户行为和渠道效果等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合理定价，同时建立起完善的用户数据管理系统，以便即时调整运营策略。要精准定位目标辞书用户，提供订阅服务满足个性化需求，实现长期稳定收益。同时注重提升辞书用户体验，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使用需求。要严格遵守辞书出版建设的规范性，进一步推进辞书用户把关人机制建设，充分调动用户人群尤其是专业用户深度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提高用户黏度。

为做好数智时代辞书品牌宣传和推广，不断提高中国辞书品牌的知名度、信誉度与美誉度，辞书出版主体要进一步优化传播策略，做好辞书品牌维护，积极宣传推广优质辞书资源。要走深度融合的发展道路，更加有效地融合新媒体技术，根据用户实际需要拓展新应用新场景，拓宽辞书传播发行新渠道。还要进一步加强中国辞书出版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辞书丰富的内容知识，展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释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蕴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多语种辞书的出版传播，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建立国际编辑部，开拓辞书出版发展“双循环”新格局。不断促进优质辞书资源传播，为社会提供高品质的辞书知识服务，进一步树立良好的中国辞书品牌国际形象与口碑。

数智时代推进辞书出版高质量建设的意义重大，中国辞书的编纂出版和不断发展，见证了汉语言文字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更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明证。新时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以“两个结合”推进辞书出版高质量建设，将蕴涵深厚文化底蕴的辞书资源进行现代转化和数智化开发，不断提高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与文化软实力，无疑是一项紧迫且重要的使命任务。通过实行科学有效的治理策略，以高质量的辞书出版建设推动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