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3日，刀锋图书奖“年度设计师奖”获奖者朱赢椿在颁奖典礼上分享自己的设计经历时，风趣地说“我做了很多‘非人类’的书”。^[1]“非人类”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作为图书生产主体的“人类”的边缘化：《虫子书》《虫子诗》等是让虫子取代人类作者、用虫子爬行痕迹取代人类文字的图书作品，朱赢椿将之概括为“自然书籍”。第二层则是对图书阅读主体的隐喻：设计独特、造型新锐的图书可能颠覆大众读者对图书审美的期待，形成“非人类”的阅读体验；这一语境下“非人类”的书除了“虫子系列”图书，还有《肥肉》《豆腐》等“先有形式，再做内容”的“日常实物的书”。

朱赢椿的自谑是当代大众读者审美碰撞与变化的一个引子。在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当下，“美”作为物质世界富足与精神世界丰盈的重要标志，其产生的文化消费与承载的大众旨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在出版的视角下，大众读者的图书审美是一个切实的议题。如果纸质书的选美失去了普遍性，那么它对纸质书生存空间的拓展价值就会受到限制——这是2021年《出版人》杂志作出的论断。^[2]那么，当代大众读者的审美话语究竟是怎样的？本研究希望以小见大，以“最美的书”作为考察大众读者审美的具体案例，以“豆瓣读书”社区作为呈现读者观点的媒介平台，分析大众读者关于图书之美的审美话语特征，关注大众读者评论集聚与分化现象，以期深化对图书设计文化的理解，呈现图书媒介背后的文化趣味与社会心态，为提升大众审美水平、优化图书出版提供借鉴。

从“审美”概念诞生伊始，审美就不是一种大众的权力。在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康德确立的审美的不可知论将审美能力标榜为一种先天的能力。在其“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审美原则中，“无目的”剔除了涉及利害关系的主观目的与反映客体本质的客观目的，使审美成为主观的必然判断；“合目的性”符合先验的形式原理，将令人愉悦的审美体验上升到自由的高度。审美尽管被定义为人们先天自有的判断“纯粹趣味”的能力，但因“纯粹”条件的模糊性、不可知性，以及审美差异的客观现实，事实上成为“精英美学”的面纱。以布尔迪厄场域视角审视图书史中的审美权力场，书目实践学家（书商、收藏家）和专业批评家、文论者占据了定义与阐释图书之美的合法性地位，左右着图书审美判断（例如17世纪欧洲对毛边书的推崇），推动着以书的物质性为线索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赋予与转化，主导着场内审美批评的“游戏规则”的制定。

随着新媒介的渗透，种种文化场的权力运动趋向激烈，业余批评的潜力逐渐显现。在朱国华构想的文学批评全景图中，数字媒介环境下的业余批评与文学性批评、学院派批评鼎足而三。^[3]Melanie Walsh等对Goodreads读者评论的研究表明，读者社交网络、线上业余批评和亚马逊图书电商平台的兴起赋予了大众读者对经典图书的解释权——这与学院派专业批评不同，也有别于Goodreads、亚马逊作为广告策略或营销手段的经典标签。大众读者塑造了经典话语：一种基于其学习、生活、社交等惯习与反思文化权力、加入长期排外的文化批评圈层的场域动作的独特趣味。^[4]相似地，大众读者如何塑造美的定义，如何在数字媒介空间中以业余批评的姿态呈现其审美话语？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为了突出图书的审美价值，研究选取“最美的书”获奖作品作为图书审美客体。“最美的书”是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中国图书设计年度评选活动，集中呈现了艺术性、专业性的图书美学实践，代表了由著名设计师、出版单位领衔的图书设计风尚。上述《虫子书》《豆腐》等图书即为“最美的书”获奖作品。

为了还原大众对图书的审美接受过程，研究选取“豆瓣读书”社区作为读者档案库。“豆瓣读书”植根于具有庞大受众群体与较高用户覆盖率的“豆瓣网”Web2.0平台，是我国用户活跃度最高的读书类网站。^[5]“豆瓣读书”为读者提供了图书评价与推荐的公共文化空间，用户可以撰写350字以下的短篇评论（“豆瓣读书”称之为“短评”，以下简称“短评”）或篇幅不受限制、含有评论标题的评论（“豆瓣读书”称之为“书评”，以下简称“长评”）。鉴于豆瓣网的用户画像与用户规模，豆瓣官方在2019年度读书榜单中明确将评分记录者称为“大众评审”^[6]，本研究将“豆瓣读书”评论作者理想化为大众读者。

研究过程中，通过网络爬虫工具抓取了截至2023年6月“最美的书”获奖图书的豆瓣评论。在这一时域，共有446种图书被授予“最美的书”头衔。由于部分奖项授予丛书，而丛书中的每一书目对应着一个具体的“豆瓣读书”词条，研究共搜集了535部“最美的书”的22 865条评论，包括长/短评文本、长评标题、图书评分等元数据。在完成数据清洗等文本预处理过程后，为避免因书评数量分布不均造成文本分析的统计学偏差，筛出了包括《我们仨》《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等16部评论数量较多的“焦点图书”^①，与其余书评规模整体相仿的“主体图书”相对，分别应用于不同模式下的大众读者审美话语分析。结合豆瓣评论包含的评分信息，可以将大众书评分为积极肯定与否定质疑两类，凸显评论者的情感极性。“主体图书”的豆瓣评论可以反映读者对代表专业审美水准的图书进行互动的一般模式。“焦点图书”的豆瓣评论和情感极性差异的主体图书豆瓣评论构成了读者批评集聚与分化的两翼：前者通过细读发挥长评承载的信息量优势，有助于充分把握读者关注背后的审美心态；后者通过提取口碑相左的“最美的书”读者评论关键术语，有助于识别大众读者审美的痛点。尽管对数据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分类，但本研究始终致力于挖掘潜藏在大数据背后读者审美实践的一致性话语，以数字人文方法与读者接受视野丰富对图书美的研究。

数字媒介为业余批评研究提供了能够反映批评者文化网络的全新平台。^[7]本研究关注“最美的书”群体中的“主体图书”，通过词云图呈现豆瓣评论中的高频词，如图1所示，概括大众读者审美的一般模式。

豆瓣评论中关于审美的元表述如表1所示，毫无疑问，读者感受到了“最美的书”强烈的形式主义美学特质，“设计”是豆瓣评论中频率最高的词汇。考察读者的用词偏好，审美高频词可以分为“审美对象”与“审美效果”两个框架。前者包括承载图书美的各种要素，后者是对美的描述与反馈。从读者词汇选择来看，高频关键词是以整体性、概念化为特征的元表述，如图书设计的元表述为“设计”“装帧”“形式”“艺术”，美感接受的元表述为“美”“好看”“有趣”。读者对于图书物理结构的关注点集中在“封面”与“图片”，对设计工序的关注点集中在“印刷”与“排版”。这些关键词宏大、宽泛、表面，代表了简单化、通俗化的语言风格，并不深究具体而微的图书部件、工艺技术、美感解析，是读者对无利害的纯粹审美的淡化，“由传统的虔诚静观式的深层体验变成了简单的外层感知”^[8]，呈现出泛审美的文化特质。

在形式主义美学元素之外，豆瓣评论中的典型主题是图书的具体内容。考察元表述的词频，“内容”一词（排名第2）与“设计”“装帧”几乎相当，说明大量读者在对图书设计作出评价后会论及图书内容。而在关键词分布上，因为图书选题的差异，内容高频词远较审美高频词为多，覆盖体裁（如“故事”“诗”“小说”“翻译”）、主题（如“文化”“历史”“建筑”）、作者（如“作者”“老师”“讲”“写”“记录”）等各个角度。这表明，读者群体中普遍存在实用主义审美倾向，以作为阅读目的的内容补充甚至主导审美话语。实用主义审美表现为一种排他性：反对康德式“审美无利害”的美学观念与生活和实践的分离，以及制度化和精英性对普通人民和他们的经验的距离。将书作为审美对象，经验的功利性——以内容为目的——在纯粹审美中被消解，而在杜威的经验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审美理论的源头——中获得了新的阐释与认可。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以通俗艺术为例呈现了实用主义审美对内容的重视，并回应了精英审美对大众审美专注于内容的批判。^[9]在图书领域，这种倚重内容的倾向可以看作是历史话语的延续。英国启蒙知识分子查斯特菲尔德在写给其子的信中谆谆教诲：“一个有品位的人和他的书本之间的恰当的关系应是注重书本的内容而忽略它的表面装饰。”^[10]Leah Price将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称为文本爱好者（text-lovers），有别于图书爱好者（book-lovers）。她表明，当时的人们刻意忽视书的物质性，“读懂一个文本就是忽视它的原材料”。^[11]从本质上说，大众读者审美评价的基础是审美客体的“可读性”，因为可读性暗指客体的内容，即意图或功能，而内容在判断上是明确的，可以给大众导向。当“被表现物值得被表现，表现的功能服从一种更高的功能”时，大众通过表现主体在现实中的客观映象获得判断依据，通过其映象的美与意义判断这种表现形式的美与意义。^[12]因此，对大众读者而言，内容既是审美活动的先决条件，也是审美判断的参照，事实上成为实用主义的象征。

在形式主义与实用主义之外，“豆瓣读书”的社交媒介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读者的审美话语。Leah Price将图书称为第一社交媒体（the first social media)，读者通过“抄写、背诵、赠送、交换”等行为紧密相连^[13]（正如由印刷资本主义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数字工具拓宽了社交的场景与行动，校对与上传经典文本、记录图书地点、交换图书信息等都是图书或阅读的社会性的体现方式。^[13]豆瓣评论中可以清晰地找到大众读者的社会性话语：对阅读过程的还原（如“吸引”“读”“翻”“想”“发现”“感受”“印象”“记忆”），对阅读渠道的记录（如“图书馆”“书店”“买”“收藏”），对阅读情感的倾诉（如“喜欢”“值得”“爱”），对阅读背景的共鸣（如“人生”“时代”“经历”）。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数字时代的媒介特质与社交特征本身就参与了读者审美的建构。读者在数字平台上记录了阅读的真实性，呈现了经验的原始性与可信度，使审美离开了孤立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成为具备读者间交流基础与共情能力的话语体系。

综上，大众读者的审美话语客观表现为一种价值美学：基于大众读者生活实践的审美评价。正如价值美学先导者黄药眠对美的意义与标准的思考，大众读者并不进行纯粹趣味下的“美是什么”的认识论思辨，而是以实践性与社会性的观点，将审美置于读者与图书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视角，从个体的生活实践中寻找美的评价。^[14]生活实践包括读者在长期阅读中形成的对图书知识贮藏与传播的传统功能——图书的文本性——的预想，也包括读者源于阅读的社会性的现实需求。在图书审美的坐标系中，读者通过读取纯粹美感在图书功能轴上的映射来识别美，并在自我实践的尺度上进行修正。作为结果，大众读者避开了本质主义的美的探讨，完成了具有泛审美特征、实用主义和场景化的主体性叙述。

焦点图书豆瓣评论概况如表2所示。较之“主体图书”，“焦点图书”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更能反映在同一图书主题下大众读者图书审美遵循的框架。依照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挑选每一部焦点图书排名前10（较多读者认为“有用”）的长评进行文本细读与编码，分析评论集聚的缘由及背后的读者心态。

从图书分类看，87.5%的焦点图书属于文学类。相较而言，所有“最美的书”中占比最高的图书类型为“艺术与摄影”，达46.7%，但难以收获大众读者的普遍关注。这从侧面反映了图书审美场域专业批评与业余批评的区隔现象。细心审视书名，可以发现焦点图书中的文学类图书几乎都出自著名作家之手，或是杨绛、王小波、顾城等前辈名宿，或是安妮宝贝等文艺先锋。这些图书已成为文学名篇，而“最美的书”获奖版本正是其第一个或最受读者青睐的版本。在焦点图书155条^①豆瓣长评中，完全探讨内容主题的评论较多（占比73.5%），涉及图书设计与审美的评论较少（占比26.5%），以主要篇幅讨论图书设计与审美的评论更少（占比5.2%），绝大部分热点评论围绕图书内容展开。可以说，内容的代表性构成了焦点图书的阅读基础，设计的默契使优秀的版本脱颖而出。

对于涉及图书设计与审美的评论，研究进一步从动作背景、审美对象、评价模式三个维度建构其叙事的图景。“动作背景”即读者的审美出于怎样的目的、处于怎样的阅读阶段。编码结果表明，“第一印象”是读者提及审美最主要的原因（占比26.8%）。形式美感通常使图书在现实环境（书架、书店、图书馆等）中更出众，主导了读者对图书的初体验，形成诸如“如果你在诸多的书中，偶遇了《失物之书》，我相信你会一见钟情的（《失物之书》长评）”的美感冲击，激发诸如“逛书店的时候，在一堆厚厚的专业书籍里发现这本书，被它的封面吸引……买回它（《致年轻律师的一封信》长评）”的购买动机。少部分读者提到了“翻阅把玩”或“贮藏存放”时的审美感受。这表明，欣赏书的设计元素常常作为读者认识书的起点，对装帧美感的评价与对内容、意义的评价分属两个不同的评价系统，读者在被形式美感吸引后不再思考、体会设计与功能的交互，表现出一种“始于装帧，终于内容”的阅读习性。

在审美对象方面，封面（占比48.8%）、图像（占比48.8%）、纸张（占比31.7%）构成了读者评价的主要方面。封面方面的评价涉及封面、封底、腰封、书脊，以及图书外部的书衣、书套等元素。图像方面的评价兼有对留白的讨论。纸张方面的评价主要是对颜色和质地的讨论。与主体图书评论中的泛审美特征一致，读者以“装帧”“封面”等表层元素简化图书整体的审美对象，关心独立于文本内容（文字）之外的“图片”和作为介质的“纸张”，忽略工艺技术以及图书要素的融合美感（或缺乏专业的词汇量）。

在评价模式方面，绝大部分读者（占比92.7%）使用“判断式”，即表达了图书的设计元素对图书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少部分读者使用描述式（占比7.3%），仅客观描述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12.2%的读者以“是否符合作者的气质”作为判断审美价值的依据，26.7%的读者以“是否符合设计者的气质”作为判断审美价值的依据。对于后者，结合焦点图书的设计者分布，可以认为大众读者的审美话语中已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头部设计师粉丝文化。在16部焦点图书中，《蜗牛慢吞吞》《一个一个人》《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匠人》均由朱赢椿主导设计，这四本书的长评样本中有34.3%提及朱赢椿，14.3%的评论者因为朱赢椿才接触到了这些书。^②与其他焦点图书的长评相比，这四本书的长评中关于图书设计与审美的讨论明显更多，比例达77.1%。

整体来看，焦点图书的长评符合大众读者价值美学的特质：对图书形式主义美感的简化、对阅读环境的关注、对内容主题的赞赏，等等。设计师粉丝文化则为评论的集聚打开了另一个窗口：在生产方象征资本的影响下，读者的审美行为能够从随意性的自发阶段转向有意识的自觉阶段。

作为专业生产领域成功的典范，“最美的书”的社会评价却并不统一。早在2010年12月，《美术观察》杂志收录了一篇《有关“中国最美的书”的网络讨论》，呈现了线上读者对“最美的书”批评质疑的部分言论，批评主要包括设计权利主体、设计接受主体、设计高度与销量的矛盾、“最美的书”评价标准局限于形式等问题。^[15]尽管400余种图书荣膺“最美的书”称号，但其读者口碑不尽一致；即使是同一部图书，大众也会因其教育背景、趣味偏好等作出不同的判断，形成大众读者对专业评审的背离、大众读者内部观念的矛盾等审美分化的现象。

“豆瓣读书”的评分数据提供了辨析用户情感极性的直观参照。在“豆瓣读书”社区，用户在发布图书评论时可以对图书进行评分，包括5星（力荐）、4星（推荐）、3星（还行）、2星（较差）与1星（很差）。鉴于豆瓣用户习惯，5星与4星评论可以视为“积极肯定”，3星及以下评论中大多包含对图书局部或整体的怀疑或批判，可以纳入“质疑否定”。研究利用TF-IDF算法，计算每个术语在评论中的词频数与逆文本频数，识别“积极肯定”与“质疑否定”评论集中的高TF-IDF分值术语，以此代表不同情感态度下的话语特征，由此寻找审美分化的缘由与共性。“最美的书”豆瓣评论“积极肯定”特征术语与“质疑否定”特征术语词云图如图2所示。

普遍地，“质疑否定”特征术语中含有大量装帧设计相关的关键词，而在“积极肯定”特征术语中与装帧设计相关的关键词寥寥无几。更直接地，在“质疑否定”特征术语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形式”“大于”“内容”这样的组合式批判话语。如果“最美的书”内容精彩，能够很好地反映“历史”“自然”“知识”“文化”“中国”“传统”“世界”等各个主题，引起读者对“精神”“人生”“生命”的思考，那么该书已经构成了“好书”的概念，这也是持积极肯定观点的读者最为认可的。如果“文笔”平平，“浅显”“无聊”，内容“看不下去”，自然会引发读者对“可读性”的质疑；纵然设计上佳，但内容没有达到设计的高度，或设计过度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就会得到“喧宾夺主”的批评。正如Johanna Drucker的研究所揭示的，在普通读者的阅读实践中，书的设计元素与阅读的严肃性是相悖的：文本作品中的图形特征（graphical features，包括字体、页面大小、标题、行宽等）只有在干扰阅读（或其他特殊方式）的情况下才会被注意；即使设计元素吸引了读者，但读者仍将迅速转向书的真正内容（文本），以“无视”甚至“原谅”的眼光看待图书的装帧，将之视为一种“模仿游戏”。^[16]由此可见，形式与内容的审美分歧背后是大众审美话语的统一：其隐性要求是对图书设计的克制，要求其服从、隐藏于文本表达之后。

在感受图书艺术之美时，图书物理形态的实用性也会影响大众的审美感受。在价值美学的主视角下，如果设计不能保证阅读的舒适与流畅，那么会阻碍读者对内容的正常获取；这种设计只流于艺术的一端，而不具备实用价值。以“掉渣”现象作为理解艺术性与实用性分歧的引子。读者评论中，“掉渣”与“毛边”常常紧密相连，掉渣表现为毛边设计的副作用（或是设计师设计的特殊效果）。毛边书有着手工、书法、东方韵味、古朴特质、不规则性等艺术性象征意义，是一种深受“最美的书”青睐的书页设计形式。但是，翻阅毛边书时容易产生大量纸屑。以“最美的书”获奖作品《瀚书十七》为例，该书的毛边效果如图3所示，阅读该书时发现掉渣现象非常严重，快速翻阅全书（约3分钟）所产生的纸屑能够覆盖约2个32开版面大小。这一现象容易引发读者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使读者产生对印刷质量的怀疑；限制读者的阅读场景（无法在床上阅读等），使翻阅过程的实用性受损，从而改变读者审美判断。

交互设计是彰显图书装帧形式美的一种重要实践，通过重构或延伸读者对图书的握持、翻阅、批注、拼贴、贮藏等交互过程，突出图书装帧形式赋予的独特功能，形成复合的审美体验。在“最美的书”获奖作品中，交互设计是一种常见的手法，如果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该书会收获“有趣”“有意思”等积极评论。但当图书的附加功能妨碍或覆盖了图书的原有功能，额外的交互成为阅读负担时，大众读者就会产生交互选择与交互意愿的分歧。

前者可参见“笔记本”式互动设计。以《蚁呓》等3种图书的“笔记本”式互动设计为例，其交互选择与交互意愿的分歧如表3所示，《古拙：梁思成笔下的古建之美》的“日历与记事本”式设计效果如图4所示。笔记本式设计的初衷是增加图书的文创功能，加强读者的交互参与。尽管专业评审与设计师表达了以笔记本式设计增进读者互动选择的愿景，但很多读者持怀疑态度。当空白区域和笔记形式挑战了图书的精神产品功能本质时，读者感受到的是美的贬损与价值的欺骗。同理，当图书附加的手账、日历功能超越了原有功能，也会受到读者批评。

对于后者，可以拓展上文对“毛边”的讨论。“最美的书”中，一些毛边书的书页边缘是粘连的，为了读到更多的内容，读者需要手动裁剪。对于习惯于切口整齐的当代读者来说，这种形式化的审美元素为他们带来了日常阅读之外，仿佛和自诩为“毛边党”的鲁迅等文人形成了跨越时空呼应的手工体验。但是，个体的阅读差异仍会导致分化的接受效果。以《不裁》《法国现代诗抄》等毛边书为例，部分读者表达了手工裁书的技术负担——纸刀不易上手又易磨损、缺乏裁剪整齐的专业技能等，或表达了心理负担——裁的过程会忘记书的内容、重复操作失去耐心等。在现实的阅读场景中，毛边书式的交互选择并不总能左右读者的交互意愿。

此外，还要关注到因设计师、出版社等象征资本的变化引起的读者审美判断的变化。以设计师吕敬人、吴勇为例，前者为中国出版界久负盛名的设计大家，后者与其有师生之谊，两人均多次获得“最美的书”奖项，具备良好的业内声誉。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曝光后，设计师吕敬人、吴勇在微博等舆论空间中的形象已被烙上低俗邪祟的印记，激起了大量基于民族主义的极端评论。在“豆瓣读书”社区，吴勇作为作者、设计者的书已出现了口碑急转直下的现象。这是对图书审美场域的严肃警示：当政治、教育、民族文化等场域外的动力介入时，大众读者的审美趣味会发生相应的偏移。

综上，大众读者的审美分化是价值美学与纯粹趣味碰撞的产物。从形式到艺术再到交互选择，暗含着图书设计的三重加法：在必要性设计的基础上增加设计比重直至超越内容，增加艺术倾向直至超越实用性，增加交互功能直至超越阅读便捷性，图书设计的纯粹性不断加强，而大众读者在每一个加法环节都提出了质疑。设计师名誉的变化实际上影响的是图书的“合法性”，象征资本的衰落意味着对价值美学基本诉求的背离，这也呼应了“焦点图书”中知名设计师旗下的读者集聚现象。从本质上说，审美分化是价值美学的延续与强化。

“最美的书”的豆瓣评分普遍高于8分，持推荐意见与积极态度的大众读者占主流。但是，仅从评论有用性的视角出发，学者关于亚马逊与巴诺网上书店评论的研究已表明，尽管两个站点上的积极评论均具有显著的数量优势，但一星差评的影响远大于五星好评。^[17]因此，有必要挖掘豆瓣评论背后的复杂心态，还原大众读者与图书设计元素互动的真实过程，捕捉审美价值传递与断裂的节点。应当承认，图书审美权力场中存在“滞碍”。在数百本“最美的书”的案例中，形式与功能的对立被放大，大众读者对于内容的需求难以得到普遍满足，对于设计师精心铺垫的设计语言无法形成普遍的关注兴趣与纯粹的解读能力，导致部分获奖图书的感知价值既低于读者的预期价值，又低于设计师的设计价值。价值的错位，加之图书定价的昂贵，直接影响了大众读者的购买意愿，也就滞碍了经济资本的流通与转化。大众评论的集聚昭示着读者端的“游戏规则”，大众评论的分化稀释了“最美的书”的象征资本，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奖项的教育意义与制度意义。这是大众读者审美权力与审美实践的矛盾，也是美感生产与审美接受的矛盾。基于此，本文基于“整体书籍观”理论^[18]，希望从图书的整体性角度，以整体阅读观与整体设计观为抓手，为打破审美场域壁垒、形成“美美与共”的生产与接受生态提供建议。

根据布洛“审美距离”的经典理论，只有在保证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间存在一定的功利距离后，审美效果才能更好地呈现。在图书审美中，如果读者以割裂的态度对待文本性与物质性，以局限为文字内容的阅读概括整体的交互体验，审美距离降为局部文本阐释的平面尺度，那么审美的层次与效果都将大打折扣。图书并不是单一的文本，而是多种文化要素的总和。

原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胡洪侠以“整体书籍观”来描述读者接受书籍之美的多元维度：书籍是形态、流程、功能、艺术的整体^[18]，在每个维度下，物质性视角都能为读者带来重要的感知价值。形态的整体是图书作为出版物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同一性的具体体现，如果忽视图书形态的整体而仅仅追求文字的符号意义，那么实体书与电子书、正版与盗版的形式之辨也就不复存在，这显然不利于出版业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大众培养良好的阅读品味。流程的整体是在读者阅读过程中纳入完整的出版流程视角，使阅读不仅仅停留在读者与作者的点与点对话中，而是成为读者与作者、策划者、编辑、设计者、印刷者、出版社等主体的共同交流。出版流程中的主体意识代表着审美自觉，代表着读者能够自发地从图书生产的文本性与物质性源头获取意义。功能的整体拓宽了图书的使用场景，胡洪侠以“读物、造物、神物、文物、艺物、财物、礼物、藏物、饰物、旧物”的“十物身份”概括了图书在文化、宗教、商品、传播等方面的复合功能。尽管这些行为可能招致鲍德里亚“物体系”式的批评，但同样给了大众抽离固化的阅读场景、转变仅将图书视为文字载体的单一的认知方式的机会，使审美走向多元与立体。艺术的整体要求读者对图书态度的整体转变：读者需要尊重图书作为艺术综合体的地位，把文本、字体、插图、材料、工艺等视为独立而统一的艺术品，将与图书的交互过程视为审美与创造的过程。最终，当读者以整体图书阅读观进行阅读时，“媒介即讯息”将具体化为“设计即内容”，对图书物理美感的思考与体悟将成为图书主题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读者与作者的一对一交流将被演绎为生动的“交流循环”，图书的文本功能将在物的尺度上不断延伸，审美终将成为“文质彬彬”的艺术统一体——这都是大众读者审美水平提升的表现。

整体图书设计观包括设计与管理两个维度。在设计层面，应注重形式与功能的整体性。作为图书设计的理想状态，“最美的书”评委会以“书籍设计的整体性”作为图书设计的第一关照，要求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图书设计对于图书功能的提升、设计风格与适宜手感的统一等。考虑到大众读者的审美要求，“世界最美的书”承办机构——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席Katharina Hesse关于字体与内容、文字与空间、开合与平放等十问为图书设计提供了更具体的指南。^①如果盲目地使用设计的“加法”，读者阅读时的注意力将会被干扰，图书的系统性将会被破坏；图书设计反思中常常提到的“克制设计”并不是剥夺图书的艺术性与形式美，而是让设计元素服务于图书整体的意图呈现。在管理层面，应注重出版流程的整体性。多位学者、设计者、出版工作者^{[19,20,21,22]}关注到了我国图书设计中出版流程断裂的问题，即因作者、文字编辑、美术编辑、设计师、印刷人员工作的分离，产生图书出版流程整体性缺陷。打通出版流程的各个主体间的交流网络，形成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能够避免设计与内容不符、违背作者原意的陷阱，或避免因设计环节“外包”而产生的图书的艺术性与商业性脱钩、无法开展有效的营销策划、无法以出版方的力量带领读者欣赏与消费美的困境。良性的设计文化应是设计师、出版社、评委、社会各标准的相对一致^[23,24]。将读者趣味纳入图书生产的考量之中，既是避免内容方、设计方“闭门造车”的可行方案，也是体现出版的服务性与社会性的必要举措。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是整体图书设计观的典范。该书荣获《新京报》“2013年度好书评选”之“年度致敬图书”，具有极佳的市场口碑，多次再版且衍生多国译本，获得了世界性的赞誉。大红喜帖式的书装极好契合了中式爱情的传统与美好，质朴的设计风格呼应了内容的年代感，和谐的图文组合产生了“绘画优美，文字清丽，书画合璧”（新京报年度好书评选评委何怀宏语）的审美体验，“最美的书”评委会也盛赞该书“外在设计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从出版流程看，《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的选题策划、内容创作、编辑、设计等环节是高度融合的。作者饶平如的书法与绘画既是书中“小说式”的、带着真情实感的主要内容，也能赋予读者直接视觉美感、成为读者普遍认可的审美对象。换言之，作者兼具设计者的第二身份。设计师朱赢椿也充分参与了该书的内容工作，书名即由朱赢椿拟定，而诸如内文设计不修图、保留饶平如草稿痕迹、呈现感情的真实性等细节选择反映了朱赢椿对该书内容风格的深刻理解。以编辑阴牧云为代表的编辑团队充分整合了各个出版环节：自主选题策划，主动与饶平如联系整理文稿、画稿，邀请饶平如补写、补画，拟定设计师，与设计师一同登门拜访作者，制定了面向读者的多媒体多阶段营销方案，等等。生产主体间的信息互通、密切交流以及对读者趣味的准确把握成就了《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的巨大成功。

“每本书真正的美，只有拿在手里，切身体会，才能感受得到。”这是一位豆瓣读书用户欣赏完若干“最美的书”的图像合集——《中国最美的书（2006—2009）》后发出的感慨。他的本意是想批评缺乏实物体验的图书设计平面展示毫无意义，毕竟他为这本书打了1星，但这句话恰恰为大众读者的审美话语作了极好的注脚。如果书不能拿在手里，就意味着缺乏真实的阅读场景与过程；如果不能切身体会，就意味着缺乏优质内容带来的意义解读与生活实践带来的审美基础；如果阅读不兼具物质性体验与文本性关注，图书的美就无法达到“真正的美”的境界。

至此，可以对本文第一节中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大众读者在“最美的书”的阅读与分享之中塑造了审美话语：一种以价值美学作为美学基础，以实用性、草根性与社会性作为线上社区业余批评特征，并由此呈现出的审美趣味。数百种“最美的书”各具特色，读者的评分也不尽统一，但无论是通过对“主体图书”的评论文本分析，对关注度高的“焦点图书”的长评细读，还是对高分评论和低分评论的特征提取，都可以提炼出其中的共性：大众读者脱离形而上的美学思辨，回归真实具体的阅读实践，在形式美感的判断中牢牢钉上了内容价值的钉子。大众趣味与纯粹趣味的碰撞推动着图书出版场域的变化，期待着场域中的创作者、出版者、读者以整体性的眼光，创造、传递、阐释更丰富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