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是需要情怀的崇高职业，古今出版人要成为出版家，不可或缺的正是体现出版人精神品质的大情怀。出版情怀是出版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出版人在从事出版工作时，所体现出的一种深厚的理论素养、文化情感、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出版情怀涵盖了出版人对信仰的坚守、对真理的敬畏、对文化的执着、对知识的追求、对读者的关爱、对社会的奉献，以及对出版事业的自信与热爱。出版情怀不仅能够激发出版人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还能够提升出版物的价值和质量，增强出版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出版情怀还能够引领社会风尚、传递社会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学界、业界都非常重视出版人情怀的研究和培育。柳斌杰认为，作为中国历史的记录者和裁判者、中国思想文化传播的选择者和担当者、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和展示者，中国出版家的大情怀应该是“敬畏经典的文化情怀、尊重知识的学术情怀、勇担社会责任的职业情怀、关爱生命的人文情怀、深明大义的家国情怀、命运与共的人类情怀、追求真理的科学情怀”^[1]。聂震宁强调，“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编辑和出版人，首要需要的是出版情怀。”^[2]我们认为，出版人的情怀培育需要从两个方面开展，既要立足出版实践，更要重视理论素养，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树立理论自信。理论自信作为新时代出版人情怀培育的关键，在培育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好为什么、是什么和如何做等三个问题。

人们常常习惯于从实践层面认知出版活动，总觉得相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出版从业者只要熟悉出版业务知识、精耕知识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就是称职的出版人。出版人情怀的培育只要把重点放在责任、诚信、奉献、学习、创新、尊重作者和读者等职业素养上，就能推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然而，这种基于出版业务实践对出版情怀的认知仅处于实践层面，一定程度上只解决了“怎样出版”的问题，而忽视了价值层面“为谁出版、出版什么”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的解决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思想的高度来审视，把理论素养纳入出版人情怀之中，特别是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作为出版人情怀培养的首要。可见，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自信，出版人的情怀在结构上是不完整的。从新时代出版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新定位、出版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新功能来看，当代出版人情怀培育的内容必须包括深厚的理论素养和认知能力。理论的厚度决定着实践的广度，如果说实践层面的出版情怀是出版自信的基本构成要素的话，而认识层面的理论自信则是出版人情怀的关键。因为理论自信在塑造出版人的价值观和推动社会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一，理论自信为出版人提供科学的思想指引和方向。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出版人需要坚定信仰和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确保出版物的质量和方向符合人民需要和社会发展。第二，理论自信有助于出版人塑造和坚守核心价值观。出版人通过对理论的深入学习和理解，能够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要求，并将其贯穿于出版工作的始终，通过出版物传递正能量，引导社会风尚。第三，理论自信能够增强出版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出版人作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力量，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理论自信能够激发出版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敬畏之情，推动他们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第四，理论自信对于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出版人在坚定理论自信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注重出版物的思想性、学术性和艺术性，坚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原则，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和水平。第五，理论自信能够推动出版业的创新发展。在理论自信的指导下，出版人能够积极探索新的出版模式、技术手段和营销策略，推动出版业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第六，理论自信能够增强出版人的国际视野和影响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版人需要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理论自信能够使出版人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出版交流活动，引进国外优秀出版物，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出版是将作品通过一定方式公之于众并形成各类出版物的社会行为。它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印刷术的发明密切相关。出版活动作为人类整个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识出版现象，另一类是从事出版实践。认识出版现象和从事出版实践这两种活动不可能完全分开，即认识和实践不能割裂，两者往往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认识出版现象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从事出版实践，而有效开展出版实践必须以正确认识出版现象作为前提。理论自信正是对出版现象和出版实践这两种出版活动的科学认知。新时代出版人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比分析中树立理论自信。

在从事出版实践的时候，出版人的理论自信取决于在认识层面必须做出的两个判断：一个是出版事实判断；另一个是出版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服从唯物论的原则，回答的是“是”或“不是”，即是非问题；价值判断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原则和因素的影响，具有主观性、社会文化性、道德伦理性等特点。出版的价值判断要处理好出版多样性和意识形态一元化之间的关系，回答的是“该”或“不该”，即利弊问题。出版的事实判断同出版人的主观意愿没关系，不以某个出版者的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兴趣偏好为转移，不论喜欢与否、乐意与否都不能改变事实，问题在于我们对出版的认识是否符合事实，我们对于出版事实的认识是否是科学的，也就是回答真与假的问题。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出版者对出版现象作出事实判断，揭示其内部运行的规律性。例如，我们可以从出版特点、性质、历史与社会作用对出版做出事实判断。就其性质而言，出版是客观存在的、拥有大量复制力或同等规模传播力的一个内容生产和知识服务行业。就其历史和社会作用而言，作为出版活动的结果，出版物凝结着人类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与成果，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4]出版业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知识和经验的扩大和迅速传播。出版是文化和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它使得知识和文化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被更多人了解和掌握。一般来说，对出版进行事实判断时，需要出版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建立起与作者、读者良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要熟悉出版工作的基本流程，需要确保这些流程按照既定的标准和规范进行，以保证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格式规范和出版效率。在此基础上，对其生产和加工的内容作出准确性、原创性、逻辑性等事实判断。出版者在作出事实判断之后，需要进一步评估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功能、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如是否弘扬主流思想舆论、体现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够传播知识、启迪思想、推动社会进步；是否能够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推广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形式、技术等方面的创新性是否能够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或推动出版行业的发展。对于出版物的这些评估实际上就是出版的价值判断，体现的不仅仅是出版者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更重要的是考量其理论水平。而理论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信仰的坚定程度。也就是说，信仰是影响出版价值判断的核心要素，是出版人情怀培育的关键基石。因为信仰为出版的价值判断提供了内在的准则和方向，可以激发对某些具有特定意义主题的出版热情，能够影响出版者对作品社会影响的考量。可见，拥有坚定的信仰能让出版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能在面对各种困难和诱惑时坚守本心、保持定力。信仰让他们深知所从事的工作对于传播真理、弘扬文化、启迪思想的重大意义。信仰赋予出版的神圣使命，促使他们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对待出版实践、审视每一个出版项目，不敷衍、不浮躁，用心去打造有价值、有温度、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与此同时，信仰也能激发出版人的热情和创造力，让他们以全身心的工作投入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信仰能让出版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对真理的信仰、文化的自信、知识的创新去塑造和培育自身的情怀，从而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社会文化的发展贡献力量。

如果说事实判断服从于出版的客观标准和外在尺度，那么出版的价值判断则服从于主观标准和内在尺度。这里的关键是出版者的个人主观标准与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的达成度如何，而后者涉及出版的本质问题，即“为谁出版、为谁服务”。事实判断对应的是实际发生的出版活动；价值判断对应的是期望实现的出版目标，也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出版。我们对于出版活动的认识居于出版现象的两端：一个是现实中的出版；另一个是所期望的出版。二者不可能完全重叠，否则就无所谓理想或现实；但二者也不能完全割裂，二者总会联系在一起。所有的理想都是基于一定的现实，并且是对现实的超越；所有的现实都会孕育一定的理想。^[5]

出版实践是二者有机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唯有从事出版实践，才能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很好地连接起来。要从事出版实践，就必然涉及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对应的另外一对概念，即出版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价值判断对应的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出版应该实现的目标，服从的理性就是出版的价值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对应的概念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以真理为目的，我们对出版价值和出版意义的追问服从价值理性，而实现价值的手段和途径则服从工具理性。

出版的工具理性主要体现在出版活动作为社会文化传递的工具角色上。它关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实现出版物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以满足人们对于知识和信息的需求。仅从需求来看，出版的工具理性主要体现在追求高质量、强调功能性、凸显技术性等三个方面。出版的价值理性则更侧重于出版活动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责任。它关注于出版活动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与塑造，对于思想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影响和贡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出版的价值理性。一是巩固意识形态。出版活动在其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解读”。这种解读不仅体现在对指导思想的全面传播上，体现在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准确传达上，也体现在对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宣传上。出版活动始终发挥着个体意识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通过这一中介，主题出版活动还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使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各类出版物中，提升出版物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导向性，以科学知识和有用信息影响读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事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增强精神力量。这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使得出版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抵制和清除各类错误思潮和观点，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健康和安全。二是传承文明和书写文化新史诗。出版活动作为社会文化传递的重要渠道，承担着书写中华文明新史诗、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的重任。通过记录和传承中华文明，使人类文明成果代代相传，为社会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是承担社会责任。出版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出版者要重视社会效益的提供，出版机构需要关注社会热点和民生问题，通过出版物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

出版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工具理性是实现价值理性的基础，只有高效、准确地传递信息和知识，才能更好地发挥出版的政治功能、文化价值和社会责任。如果工具理性离开了价值理性，就会迷失方向，失去意义；如果价值理性失去了工具理性，只能是空想，因为没有实现的手段。也就是说，既要有合理的想法，又不能离开有效的办法。因此，在出版实践中，二者不能被割裂、对立，甚至颠倒，而是要注重两者的平衡和协调。举例来说，我们开展版权保护的目的是激励创新，但在保护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把保护本身当作目的，为了追求保护的彻底性，甚至会损失创新。我们必须根据一定的价值理性进行正确的判断。如果没有价值理性作为规约，那么工具理性的泛滥必将使出版的初心和使命事与愿违，脱离应有的发展轨道。实际上，从出版所特有的精神标识来看，不论是出版人还是出版服务的对象，其本质并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在于其所具备的社会属性。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工具理性的本质不仅包含工具或方法的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其技术属性和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或方法来实现出版的目标。而价值理性强调的是出版的目标，其本质是在现实上以什么样的出版来引导人们待人接物、治人事天。毫无疑问这考量的是出版者灵魂深处的价值观。出版的主体是人，核心是人，目标还是人，我们说“内容为王”，并不是说内容是出版的终极目标，内容是服务人、塑造人的精神产品。“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出版者坚守的价值观推至极致就是信仰，它决定着出版者的价值追求和秉性，影响着出版者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成熟程度。信仰赋予出版者科学的世界观和对出版价值的正确理解，赋予出版者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信仰为出版者提供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得他们能够在职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并为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信仰还可以给出版者提供心理支持和精神慰藉，帮助他们在面对困境、痛苦和不确定性时找到勇气和希望。因此，要把信仰作为出版者价值观的灯塔，作为价值观之“魂”。没有信仰，我们的价值观就会一盘散沙，无法凝聚成强大的精神力量。

理论自信之所以是当代出版人情怀培育的关键，是因为要用理论来支撑出版人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实践的理想、信念。理论自信需要出版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把握好信仰、信服、信心、信念的四重逻辑。

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和精神状态，是人们关于最高价值的信念，是人们作出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最根本的依据、标准和尺度。^[7]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8]那么，什么是中国当代出版人坚守的信仰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既是闪烁着真理光芒的政治纲领性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又是集思想之美、内容之美、语言之美、文学之美和艺术之美的精品力作，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贡献了科学的出版观。新时代的出版者首先要弄明白：马克思为什么要通过著书立说、办报办刊宣传革命？为什么把报刊作为“文化和人民的精神教育的极其强大的杠杆”？为什么要做一个革命的出版家？毛泽东为什么以“武器”的论断全面概括出版工作的组织功能、服务功能和教育功能。“革命”“武器”在经典作家那里是出版的目的还是手段？很显然只不过是手段，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在《共产党宣言》里边有这样一句经典：“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社会主义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9]可见，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就是为人们搭建精神标识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出版的核心价值追求是“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10]，以精品力作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文化需求。根据经典作家关于出版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有关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出版其实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出版的政治使命问题，举旗定向、统一思想的问题，也就是出版者职业素养与出版价值相一致的问题，如何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解决“为什么出版”“为谁出版”的问题；二是出版实践问题，如何改造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如何出版”的问题，解决“如何为人民出好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核心价值追求，就是以出版的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出版者通过改造主观世界，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信仰，也就明白了中国当代出版的核心价值追求，明白了党的出版工作如何做到举旗定向、思想领航，如何做到坚持党性原则、人民至上，为此要建立什么样的出版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制定什么样的出版制度、纪律和规定。

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中最根本、最基础的部分，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关键。出版原理就像“灯塔”一样，可以帮助出版人拨开出版现象的迷雾，深入理解理论背后的本质逻辑。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指导出版实践的理论宝库的话，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就是蕴含其中的宝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提供的是进一步研究出版现象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1]理论的彻底性取决于决定其本质特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主要体现在物质和精神辩证关系、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揭示的是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核心观点，它蕴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里，体现在他们出版实践中。

首先，物质和精神的基本原理揭示了出版精神标识的科学命题。理论自信信什么？就是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特有的精神标识：超越出版形式和内容载体的出版价值。无论是何种出版载体，还是何种出版形式，都只是文化的载体。出版的主体是人、核心是人、目标还是人，而潜移默化在知识和内容中的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和价值所在。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只有肉体而无精神，就不成其为人。“当精神属于活动着的人类主体时，它表现为支配人的活动的精神和思想，表现为现实的心理和思维；当它凝结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时，表现为文化和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12]因此，马克思主义既强调物质境界、客观规律，也强调精神境界、强调主观能动性。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说过：精神是一种武器，是一种批判的武器。他强调思想的能量如闪电雷鸣，这种能量一旦沁入人的心灵，就会发挥无比巨大的威力，就会像高卢的雄鸡高鸣。^[13]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出版原理要求我们把握的规律是：一是精神标识是在出版实践中产生的。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精神对物质的重要的能动作用，是在出版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离开出版实践，内容不可能承载于出版物，思想和精神也无从谈起。二是精神是人民的精神。在出版实践中，物质的力量固然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嵌入在出版物中的精神力量，经过编辑加工和社会传播、经过受众阅读之后，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变成人民的精神。但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的前提是理论要彻底、要掌握群众。^[14]正如马克思1842年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写道：“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连接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而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15]

其次，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理强调出版的革命性和真理性。出版不仅是改变精神世界的行动，也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经典作家把出版物看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版思想是在革命的出版实践中形成的，出版实践使他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关联。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连，它以大量的、确凿的图书、报刊事实为依据，从出版现象和实践活动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并以它本身具有的真理性和现实价值来检验。出版的理论创新，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到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的内部，揭示其客观规律并形成规律性的认识，自觉用规律性的认识指导出版实践。^[16]所以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给我们提供的这种理论，是帮助我们确立一种科学的出版观，以及建立在这种科学的出版观的基础上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信服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从根本上说是树立大历史观、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的需要，是准确把握自人类文明发展以来的出版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发展规律的需要。在当代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并存的背景下，只有结合出版工作实际，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才能在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进程中，消除构成人类精神家园的各种困惑，以内容创新和知识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中国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满足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强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实践，特别是新时代十年走过的伟大历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因党而生，随党同行。在党的百年出版伟大进程中，一条重要的经验是，把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与中国具体出版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高举思想旗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出版现象，把握出版规律，分析和解决出版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又凸显中国特色，是百年大党出版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出版工作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全面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事业，打开了中国革命出版的新局面；全面宣传报道抗战的路线、方针和策略，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提供正确思想指引和坚强的舆论保障。通过出版建设，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大大增强，群众更加信任党和人民军队；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故事传播到了世界，不仅扩大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而且在政治上、宣传上强有力地反击和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17]就出版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而言，既强调全面性又突出重点，既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又有实践层面的基本要求。在指导思想上高举“革命”旗帜，明确“武器”功能，凸显出版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和重要作用。在工作任务上，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在广泛开展抗战宣传解放区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发挥出版的教育功能。采取切实措施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当时出版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在工作方法上，既倡导坚持群众路线，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又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看待党的出版工作，强调出版工作要承担起“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历史使命。他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于“两个结合”的思想理论原则，贯穿于“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在“七个着力”的使命任务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出版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领导出版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开辟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新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对出版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出版领域的理论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17]就“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言，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新时代出版工作必须坚持的一条红线，明确了出版工作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明确了出版工作的立足点、基本遵循、实践要求、基础性方法和格局胸怀，生动诠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教育功能而言，更加凸显了出版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既强调建立完整的出版教育体系和自有知识体系，又强调为全社会系统提供先进思想、理论知识，培育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审美精神。新形势下，出版人要明思想理论之体，读经典、学原著、悟原理，在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树立起更加坚定信心的基础上，达出版实践之用，以出版高质量发展担当起“为人民出好书”新的文化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实践树立更加坚定的信心。

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中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从根本上说，就是高举思想旗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促使在全党和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以促进全民族文明程度的整体性提高。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体验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18]这说明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的都是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与道德水平，确保在实现物质上富足的同时，实现精神上的富裕。当代出版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传播者和教育者、示范者和带动者，他们深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发展力量的重要作用，深信通过出版工作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那么，在理论上如何理解“出版导向”呢？所谓的“出版导向”，就是出版者向社会传递党和国家确定的价值要求，并以精品力作引导每个个体认同这种价值要求。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个人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一般来说，社会所弘扬的价值导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从总体上规范个人的价值取向。因为个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主观性、任意性和随机性，往往体现为个性化差异很大的利益诉求、兴趣爱好，性格情绪，等等。因此，出版者需要在坚定理论自信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处理好“社会到底要什么”和“我到底要什么”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通过坚守出版导向，使自身的价值目标与社会的主流价值理想相一致，自身的价值认同与社会的价值规范相一致。因为在社会的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是以其社会性内涵引导着个人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认同和价值选择。如果“社会到底要什么”扑朔迷离，“我到底要什么”必然模糊不清。^[19]坚守正确的出版导向，这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业是在坚守理想信念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知识生产和内容服务的特殊行业。当代出版人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活动，使古今的文化和中外的思想充满了温度、体现出张力。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从内容生产的主体和服务对象看，出版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对于当代出版人而言，人的价值、人的境界、人的情怀培养，这是终身的课业，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要做一个有情怀的当代出版人，就要在“四个信”的逻辑中培育理论自信，即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宗旨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的信服，对中国化时代化出版创新理论的信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民自觉追求的信念。出版者要深入学习科学理论，要用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支撑自己的理想信念，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样才能做到真学真信、理直气壮、有理有据、言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