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的命题以来，“自主知识体系”便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很多重要期刊随之设立了相关专栏。比如《中国社会科学》设置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哲学研究》设置了“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北京大学学报》设置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每当国家有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提出的时候，期刊界都会积极做出反应，设置相关专栏进行组稿，这已是一种办刊常态，或者说是考量期刊政治性和时代性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实际上，关于知识体系构建的问题，自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界和期刊界就有所关注。比如，《哲学动态》从2019年起便设置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栏目，虽然没有“自主”二字，但“自主”的意涵已在其中。可以说，学术期刊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参与者，因为学术期刊是知识生产，尤其是现代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载体和环节。习近平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命题，不仅为理论界指出了重点努力方向，同时也为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期刊界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实践的常规反映，也需要像学术界那样进行理论层面的反思，共同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做出应有贡献。从学术期刊在我国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和环节来看，面对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任务，我们需要厘清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关于何为“自主”以及“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自主’意味着不依傍于其他思想构架而形成自身特有的概念、理论体系”；^[2]也有学者认为自主是指摆脱“学徒状态”的“自我主张”，“自主的知识体系”则“意味着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学术，亦即一种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学术”；^[2]但更多的研究者则是将“自主”及“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不加阐释的自明概念直接使用。对于一般性的学术交流或者理论宣传来说，对“自主”给出如上述的简单定义或者将“自主”作为默认的自明概念使用，都是充分的或者说不影响交流或理论宣传效果的。但是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或者立足长远的知识体系构建，仅仅止步于此又是远远不够的。详细的概念分析是任何一种称得上自主且自足的知识体系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也许在知识体系的建构初期不必如此着急，但达到一定的阶段或者说在早期关注浪潮褪去之后的艰苦攀升阶段，明确地知道要做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做便会变得紧要起来。以“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篇名在知网检索，可以清晰地看到2022年之前的文章数量都在个位数上徘徊，而2022年的文章数量为62篇，2023年的文章数量则达到了409篇。由此可以判断，目前关于“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相关讨论尚处于浪潮期，关于“自主”以及“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详细概念分析研究尚难以查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正如密尔曾经说过的，很多学科的第一原理的不清晰并不会影响具体知识的丰沛，恰如观察一棵树，未必首先要知道树根如何。^[3]但是从体系建构的长远视野看，只有知道树根如何，才能知道树本身是否牢固。

如果对“自主”作一番分析，我们首先可以发现的是“自我”与“他者”这样一对范畴。当我们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其首要潜台词便是“不是外国的”，或者通俗一点，我们要建构“国产知识体系”，而不仅仅是进口“国外知识体系”。对于科学技术产品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但是对于知识本身，我们却无法主张产权，因为知识自身的魅力取决于其传播的范围和被接受的程度。尤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不仅不宜主张产权，而且需要想办法加强对外传播。比如，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的《圣经》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与传教士们坚持不懈的传播密切相关的。因此，知识体系的“自主”有其特殊性。国产或者说本土出产，是知识体系自主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另一个侧面则是能够被他者接受和认可。仅仅只有国产属性的知识体系很难称之为真正自主的知识体系。对外传播中出现有理说不清的窘境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缺乏有效的传播途径和手段，另一方面则在于知识自身的含混不清，没有真正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所以，“自主的知识体系”至少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本土生产的、逻辑自洽的、可被承认的。“本土生产的”强调的是知识生产主体的地理属性。比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我们不能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且必要的方面。“逻辑自洽的”强调的是知识体系的基础支撑不是片面的情绪宣泄，而是理性的逻辑推理。情感和情绪是主观的，而理性的逻辑推理则是客观的。康德哲学告诉我们，人的理性是客观知识的基础。人的理性能力有强弱之别，但理性本身是普遍的。“可被承认的”是指能够被称为知识体系的一定是能够跨越族群和文化差别的。比如古希腊的哲学、中国的儒学，产地不同、逻辑不同，但都是能够被其他文明予以承认的。“可被承认的”一个基础条件就是不同的知识体系以不同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某些共同道理，且这个道理是可以通过语言的翻译进行传导的。

基于以上的概念性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思索“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深层意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很多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上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经验，这是我们能够弯道超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的时候，学习和模仿是非常有效的路径。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很多学科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甚至有些国家开始对我们进行知识的保密和核心技术的封锁，知识的本土化生产便成了我们的主要选择。尤其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我们引进和译介的西方学术经典及其所承载的知识体系，并不能够直接拿过来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这和没有国界的自然科学知识有很大不同。哲学社会科学面向人本身的实践和具体的生存环境，必然是要有地域和环境的差别。国外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但不能仅限于拿来主义。简单来说，对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引进之后需要拆解，结合本土情况进行消化吸收。从知识量的层面来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努力，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引进和译介已经基本饱和，主要的西学经典在国内基本上都能找到对应的中文译本，有的还不止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引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已经不是知识界的主要使命。我们固然不主张停止译介，但更应考虑译介源本身的质量以及本土适应性。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引进中国之后，必然要面对中国传统人文知识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对话和交流问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材料来源上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种。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是土壤，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的是参照系。其中的难点在于，融合三种资源之后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的逻辑自洽和可被承认。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现代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设想的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由多种细分知识体系构成的，在各个细分领域的知识部门保持各自独立成体系的基础上，彼此之间再建立起有效联结。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将会需要一个长时间段的努力，需要各个学术门类从业者的艰苦努力。需要避免的是，古今中西各类资源研究者的画地为牢以及借鉴吸收过程中的简单粗暴。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4]破除古今中西壁垒的文化成果，其核心组成就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成功建构。能够融通古今中西的一定是中国本土的，因为这是当代中国面对的特有问题；能够融通古今中西的也一定是逻辑自洽的和被承认的，因为只有逻辑自洽的才能够是融通的，而融通意味着不是自我隔离的，这构成了被他者承认的基础条件。

在现代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学术期刊占据一个特殊的中介环节。学术期刊最初因书信不能满足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而产生于17世纪中叶的欧洲。也就是说，古代的知识生产和期刊是没有关系的。学术期刊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现象。对于中文世界来说，学术期刊原本就是一个知识载体的引进形态，但原初引进的并不意味着不自主的。期刊的自主性不在于它的起源地，也不会因为本土化的改造和制作就变成自主的，而是取决于期刊主办方在办刊宗旨和内容选择上的自主性。说得直白一点，学术期刊的自主性是一个权力问题，和国家主权紧密相连。在现实形态上，只有在我国主权范围内注册的学术期刊对我们来说才是自主的。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5]在这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当然是指研究对象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指把科研创新成果发表在境内注册的期刊上。前者指向的是自主的知识体系，后者指向的是自主的期刊。“自主的知识体系”不必然和“自主的期刊”完全重合，但一定在主体构成上基本重合。很难想象，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立在他国主管的期刊上。所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本土期刊的自主发展密切相关。但“自主的期刊”和“自主的知识体系”毕竟不是一回事，妥善处理彼此的关系对二者的健康发展都非常重要。

“自主的期刊”的自主性首先在于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这是期刊自主的基本规定。比如在哪本期刊为中国最早期刊的问题上，存在“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1815年在东南亚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两种看法。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出版地是否在中国境内。但从自主性的角度来看，这两本期刊都不能称为中国的期刊。虽然办刊内容是面向中文世界的，但是主办权并不在中国人手中。在国家主权不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创办在中国境内的期刊是多种多样且鱼龙混杂的。只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期刊自主性才得到国家主权的基本保障，也才步入“自主的期刊”发展正轨。如前所说，期刊是一个现代现象，所以广义上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远远早于自主的期刊。“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4]也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根脉。很显然，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仅是回望历史，而是面向现实与未来。如此才有“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历史任务。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自主的期刊”和“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建立起有效勾连。

作为知识的载体，学术期刊并不是唯一的，图书和报纸也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形态。但对于知识的创新来说，学术期刊由于兼具深度和时效性，而成为最为重要的载体。尤为重要的是，学术期刊还兼具一定的评价功能，这就导致最新的知识成果总是最先发布在学术期刊上。所以，学术期刊和知识生产的关系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处理的一个基本关系。而这涉及学术期刊的“自主”和知识体系的“自主”的区别与联系。对于期刊的自主来说，国家主权层面的自主是基本框架，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分，才能满足讨论的需要。从学术期刊的产生源头来看，相对于知识生产者，也就是科学家和理论家们，学术期刊只是一个载体，是知识生产的附属物。这在我国学术期刊发展史上，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机构设置和学术期刊从业人员的使用上反映出来。比如，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学术期刊编辑部在高校被列为教学辅助机构，在科研单位被列为科研辅助机构。而从业人员中有很多是本单位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家属。高校毕业生也往往将学术期刊编辑部作为次优选择。学术期刊编辑在理论界的“江湖地位”也远不如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但是这个局面在最近一些年，伴随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开始有很大改变。学术期刊编辑与专业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晰。或者说，学术期刊编辑的重要性和专业性逐渐受到认可。整体上来看，在我国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学术期刊的“自主性”开始凸显，而不再仅仅作为学术交流的辅助载体。此时的“自主性”不同于宏观层面的主权自主，而是主权内部微观运行意义上的编辑自主。后者是前者的微观表现，也是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博弈的最前沿。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学术期刊自身必须具有相对于知识创造者的自主性，这已是办刊的一个基本共识，虽然在实践中可能会碰到各种羁绊。

之所以要强调学术期刊的编辑自主，是因为知识创造者本身具有自发性。学术期刊不能代替知识创造者的生产活动，但可以引导生产的方向。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6]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职业学者和理论专家单方面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需要学术期刊编辑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与彼此博弈。毋庸讳言，相当多专家学者的发表冲动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宏大理想，而是首先来自生存压力和名利诱导。在实践中，何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更容易成功发表，就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趋向这种类型的研究。我们可以怀有理想，但不能过高估计人性的内驱力。理想状态下，学术期刊编辑和专家学者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目标上一致，在知识生产的环节上前后配合；但在实践操作中，二者之间首先是博弈关系，其次才是合作关系。学术期刊编辑的目的是尽可能选择出版最优秀的学术成果，专家学者的目的是尽可能做出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在发表的具体问题上，前者往往满眼挑剔，后者则常常对自己存在过高估计。学术期刊编辑与专家学者的博弈围绕期刊出版的周期性和知识创造的自发性展开，二者的统一性则在于知识生产的目的性和规律性。而这就涉及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知识生产与实践的关系。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从外在显现来看，自主的知识体系产生于知识载体与知识内容的相应相合中，客观上体现为学术期刊编辑和专家学者两个群体的博弈与合作，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自主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即是检验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从根源上来讲，知识创造与知识发表之间的矛盾要经由实践来和解，或者说，实践是知识创造和知识发表的裁判指针。知识创造和知识发表都要指向“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自主的知识体系”附着于“自主的实践”之上。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时代命题提出来，根本上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有实践是自主的，开创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往的知识体系，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都不足以对其做出合理解释。

知识创造和知识发表共同构成知识生产的完整形态，但二者都不是知识生产的终极目的。知识生产的终极目的在于解释和改造我们的生存世界。中国的知识生产首先要服务于中国人的生存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国自主是为了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自主。知识生产，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有历史、当下、未来三个向度。历史上有影响力的知识体系是在当时的历史时刻能够真实反映和揭示当时现实的一个侧面。但是知识体系一旦产生，只要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某个方面的真实反映，就会具有超越时代的恒久影响力。比如，儒家的思想体系，虽然未被当时的权力阶层立刻采用，但由于自身内含超越其产生时代的真理性，在后续合适的历史时机总会不断出场。但是每一次出场都不是原样出场，而是经过了思想家们基于时代发展的现实改造之后的出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情况亦是如此。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在中国有生命力，同样是因为自身揭示了人类生存的真相和真理，并且经过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知识生产的历史和当下是紧密相连的。没有无历史的当下，也没有无当下的历史。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下实践，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基本立足点。面向中国当下实践，是对学术期刊编辑和专家学者共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学术期刊来说，编辑的现实关怀和学术修养是必备的双重要求。专家学者的知识生产具有惯性，未必会随时代的变迁而革新。所以在实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学者代际差异。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对此保持足够敏感。在实践中，具体体现为学术期刊编辑不能被所谓的学界大佬牵着鼻子走。这是学术期刊自主性的一个内在要求。

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一个长时段的艰苦努力。面向实践的学术期刊，必须要过滤掉学术研究中的投机取向，营造面向知识体系构建本身的出版氛围。具体来说，学术研究中有两种投机取向：一是罔顾现实，二是脱离历史。前者表现为沉醉于学术资料的整理和耙梳，后者表现为不顾学术积累的大放厥词。停留于整理国故和没有学术支撑的盲目宣传式研究，都是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不相符的。对于学术期刊来说，知识内容的载体无法代替知识内容的创造本身。面向“自主的实践”的“自主的知识生产”有赖于专家学者们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知识生产不仅要关注历史和当下，更要关注未来。没有未来向度的知识生产只能是当下的权宜之计，甚至不如短视的政策应对有价值。能够面向未来的，一定是真正立足当下现实的。知识生产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本属一体。能够以一种知识体系命名，必然意味着具有承前启后的贯通价值。如果要问一本好的学术期刊应该以什么为用稿标准，从知识体系建构的视角看，也许是以能够写入学术史或者思想史为标准。

知识生产在根源上固然是要面向实践的，但是知识增长本身具有自身规律，所以知识生产不能像物质生产那样管理。知识生产本身是一种思想的创造，不同于工业流水线的有形制作。毋庸讳言，在工业化和数字化叠加的时代，流水线和数字化的管理模式深入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一个经验的观察是，能够在学术界混得风生水起的学者，基本上是能够批量生产论文的那部分人。知识一旦批量生产，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质量相对平庸。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是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7]真正的知识生产是某种跳跃性的思想创造，本身是难以量化的。近些年，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尝试推行的代表作制评价模式，是对知识量化生产的一个可能纠偏。当然，我们反对平庸之作的批量生产，但并不否认高产且高质量的作者存在。比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思都是高产且高质量的思想家。但此类情况，属于可遇不可求的历史特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够在认知和理解上达到某个思想家的高度已算难得，很多所谓的专家终其一生不过是在复述或咀嚼他人的思想上有所心得而已。

知识生产固然要围绕实践展开，但是不能寻求知识和实践之间的绝对统一，尤其要注意的是体现为理论形态的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正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张力，理论才有可能是跨越时代和地域的。“自主的实践”与“自主的知识体系”之间不是自发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在相对封闭的地域内，实践先于理论。但在开放的社会中，外来的理论也可以用来指导本土的实践。成功的理论未必能够指导实践取得成功，成功的实践也未必能够产生成功的理论；成功的实践有可能是盲目的，成功的理论有可能是没有成功的实践土壤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成功的实践如果不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不建构能够自我说明的知识体系将是难以将成功的样态坚持下去的。从宏观层面方面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继续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大势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创造性和革命性的知识体系总是产生于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之际、西方的产业革命时期，都是大思想家迭出的时代。当今世界正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需要思想也能产生思想的时代。但是能够解释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自主知识体系并不会自动产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需要行动主体的自觉的思想创造来弥合。学术期刊编辑和专司思想创造的专家学者作为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担纲者，应当具有行动主体的自觉，担负起应有责任。

学术期刊编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知识群体，甚至一度被划为类似于知识生产后勤的行政管理范畴。随着我国知识生产各部门的日益成熟，学术期刊在学术评价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学术期刊编辑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学术期刊编辑和科研专业人员都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参与者。学术期刊编辑不仅要积极参与所属各个专业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也要积极反思作为知识发表平台和载体的学术期刊的功能和使命。学术期刊不仅在积极反映优秀的科研成果，也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知识生产的走向。学术期刊编辑和专家学者都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责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