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从战略谋划、内容建设、技术支撑、重点工程项目、人才队伍以及保障体系六个方面为出版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走过了质疑、迷茫与徘徊，在经历了理性认知并积极探索之后，从“相融”到“深融”，正朝着新的改革方向推进。[1]
已有相当多的文献对出版深度融合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但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是极其复杂的创新行为，涉及载体融合、技术融合、组织结构融合、人才培养融合和出版观念的融合，涉及多个参与者、多个层面及多个变量。由于出版融合体系内部已经形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系外部也与各类相关因素形成了彼此羁绊的联系，要实现深度融合，仅仅掌握其各自的内在规律是难以实现的。每一个出版企业、每一次融合行为，既要遵守自身特殊的内在规律，也具有作为实践活动应当遵循共同分享的一般形式、结构和内在法则，即内在的实践逻辑。
与理论逻辑相比，实践逻辑要复杂得多，法国文化社会学家布迪厄在谈到实践逻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谈论实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2]基于实践逻辑理论的视角分析，出版融合发展，是传统出版工作者与新兴出版工作者在特定场域的复杂的行为实践。两类出版工作者身处各自出版实践系统之中，拥有能被具体出版情境唤醒并指导自己娴熟驾驭这种情境的丰富的行为倾向和主观感受，即通常说的“实践感”(sense of practice)，但他们通常思考和谈论的出版实践多是诸多细节、困难和策略。而出版理论工作者身处实践之外，与融合出版实践保持着时间、空间乃至情感上的距离，他们笔下的实践实际上是已经被符号化、客观化和对象化的出版实践。因此，融合出版的实践逻辑是实践者身处其中但又未必完全清晰和无法逃脱的文化系统，是各种具体实践样式得以存在、得以展开并在交流中向前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法则。
1 内在规律——出版深度融合“因何而生”
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既是两类不同出版物产品的融合，也是两种不同出版过程的融合，还包括两种出版市场的融合、两类不同出版制度体系的融合，以及更高层次的两种不同出版观念的融合。从一般融合到深度融合，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从单向度的简单融合向全方位多维融合的过程。探寻如此复杂的多向度融合的内在规律，必须借助研究复杂问题的系统科学原理。
用计算机、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赋予图书更多新的功能，是出版业界在互联网时代的美好愿望和主动作为，出版产品融合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出版产品是出版过程的产物，出版过程融合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的基础，出版产品融合需要出版过程融合的支持。出版市场融合是出版产品融合与出版过程融合的目标，决定着出版产品融合和出版过程融合的进程，而其基础又是出版产品融合和出版过程融合。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新兴出版的出版活动，都必须通过让渡著作权等权利进行，出版法律法规是出版活动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制度融合不但决定着产品融合，也对出版过程融合和市场融合施加重要影响。
图1
观念创新的本质是思想解放。[7]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新兴出版，只有与时俱进，正确认识出版的本质功能和社会价值，正确把握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的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等矛盾，扬弃各自不适应融合的旧观念，才能选择正确的路径和方法，推动融合走向深入不断发展。因此，出版观念的融合居于系统的中心位置，既是其他四要素融合中的结果，更规定并影响着其他四个要素。
出版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其核心价值，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是出版价值实现的动力基础，出版活动是价值实现的必不可少的过程。传统出版活动与新兴出版活动，以及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方式，直接决定着出版价值的实现。根据系统科学结构功能原理，只有结构稳定，才能确保系统获得最佳的功能效果。出版深度融合的内在规律，就是以出版价值实现为目标，围绕规制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建构以出版产品融合、出版过程融合、出版市场融合、出版制度融合、出版观念融合为要素的结构合理、功能强大的融合体系，并不断维护，确保其合理稳定。从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再到深度融合的过程，就是这个系统不断完善的过程。由此可见，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从融合到深度融合，其决定性原因并非是单一的技术发展因素，也不单纯是读者阅读习惯发生变化，而是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和出版自身发展共同作用，迫使出版业以复杂的系统实现其价值的结果。
2 文化意蕴——出版发展的核心动力
出版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意义。知识以意识形式、符号形式、物化形式存在，三种存在形式之间相互作用，为知识增长提供了内部动力。[11]通过对作品的选择和编辑加工，出版活动将知识从著作者的意识形式转化为符号形式并加载在出版物上。通过图书发行，出版活动将符号形式的知识传递给读者，转化为其意识形式。这种转化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更是一种知识的理解、吸收和应用的过程，实现了知识的传播、积淀和继承。因此，出版活动的本质是一种知识生产，出版业在成熟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知识的存在方式。
知识是人在文化和社会的交流中、在共同参与产生新意义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发展的、非客观的解释和说明[12]，是人类通过自身探索发现的客观存在的见识学问。因此，知识属于文化，文化是感性与知识的升华。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13]文化不是任何物质的本身，却又在自然物质之中透露着文化内涵，体现着文化独特的社会作用。换句话说，文化能以物质载体的形式塑造人的观念世界，影响价值观；人类可以将产物观念化，并持续地对社会进行塑造与反哺。
千百年来，出版都是基于编辑活动，通过规制化复制进行知识生产，并以此解决人类对知识信息传播速度和数量需求的无限性与内容可靠性、稳定性及可传承性的矛盾。[14]出版奠定了知识物化形态的基础，从最初的结绳记事到数字传播，传承文明自是出版天职。出版以文化选择和传承完成自己的社会历史使命，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文化对民族的滋养与消泯等，几乎所有关于文化的问题都与出版有关。理解文化的这些特性，是打开出版认识之门的钥匙。[15]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过程中，出版业塑造了独具特色的出版文化，即“以出版价值观为基础形成的出版制度、出版社会组织、出版物及其社会影响的总合”。[16]
价值观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经验、文化背景和道德准则所形成的一种判断标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出版价值观就是个人或群体对出版的本质属性、社会意义、重要程度等问题的总体评价[17]，是出版共同体进行出版活动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价值观的最深层次是文化意蕴，是蕴藏于文化之中的社会内涵和审美趣味，也是文化中最为本质或为具特征的东西。[18]它通过符号、象征、语言、艺术等形式传递和表达，反映了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的独特文化特质和认知方式。[19]文化意蕴可以促进社会和职业共同的凝聚和认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传承和弘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文化意蕴的表达和传播，不仅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审美情趣。
出版过程是传播人类知识的过程，也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过程。[8]通过出版，人类的知识得以精细化、系统化地积累和传播，形成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知识体系。只有那些具有持久影响力和价值的出版物，才能够被后人广泛传播和传承。无形的思想需要靠某种载体形式得以传承，而载体形式也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技术背景之下创新调整，以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这使得出版活动首先具备了守正出新、追求真理、创新进取的文化意蕴。
出版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播，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印刷文化标准化批量复制和文本固定理念的进一步人文化。编辑加工作为出版活动的重要内容，根据当代的文化、政治、科学等标准选择作品，并对选定的作品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规制化复制的标准范本和付印样本，确保批量复制的作品严格按照规制标准进行。在出版知识生产体系之下，出版活动逐渐形成了精益求精、甘于奉献的文化意蕴。
由此可见，尽管目前我们对作为概念的出版文化意蕴表述方式还有待统一，但以这种选择性、系统性、规制化的知识生产活动为核心，以一代代出版人的不懈探索和文化积累成果为基础，出版共同体已经对守正出新、追求真理、精益求精、创新进取、甘于奉献等文化意蕴的具体内容形成共识。正是这些出版文化意蕴，成为出版发展的核心动力，促使一代又一代出版工作者不懈努力，在策划中求新，鉴审中求真，处理中求优，流传时求恒。
根据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论（STS理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一直处于互动之中，出版活动就是造纸技术、雕版印刷技术与社会文化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科学技术已经与文化融为一体，使出版成为通过规制化复制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特殊产业。回溯人类文化史，出版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出版文化意蕴积累到一定程度产生变革的结果。中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祖先的伟大发明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奠定了现代出版业的技术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特别是标准化批量复制和文本固定的思想传统，贯穿于出版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始终，不仅使中国古人洞悉了出版以规制化复制进行知识生产的本质，而且塑造了独树一帜的强调付之枣梨、传诸后世的中国出版文化，并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谱系之中。铅活字和机器印刷，则是基于中国标准化复制和文本固定思想，在文艺复兴狂飙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以金属铸造和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结果。出版文化也因此打上了强调大批量复制远距离传播的公之于众、广而告之的特点。由此可见，标准化复制、文本固定思想与大批量复制技术相结合，使出版活动成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性动力。
进入21世纪，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物联网和元宇宙，人类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人类充分享受技术频繁迭代带来的迅捷的信息传播时，信息分享滥觞而知识内容创新乏力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当信息传播无限性与知识内容生产可靠性和稳定性的矛盾日益突出，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难以再现往日辉煌时，出版却能够沿着数字化转型——融合发展的道路艰难前进，一步步走向深度融合。从出版文化意蕴的角度分析，在通过规制化复制进行知识生产的产业定位下，文本固定、标准化复制与公之于众大规模传播两种价值观的平衡，不啻为其战胜严冬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3 共创共享——出版深度融合的文化创新
出版的规制化复制的本质属性，是“知识生产模式1”以知识生产知识的基础和重要保证。原创知识通过出版规制化复制得以系统化和规范化，又通过书刊发行和流通不断促进知识生产，真正将原创性知识生产和复制性知识生产的过程统一起来。同时，按照“模式1”进行的知识生产，也是现代出版业进入社会知识生产体系和出版产业发展的动力。
在具有跨学科和社会性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2”下，复制性知识生产的范围不断扩大，复制性知识生产在社会知识生产体系中的权重迅速增加，使社会对出版知识服务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知识生产模式2”下的出版活动，以知识服务连接知识生产与消费，以知识服务彰显出版的价值并实现出版的本质功能，呈现出规制化复制个性化、互动生产实时化和发行反馈平台化的新样态，是人类“以知识创新知识”的开端。
进入21世纪，“大学—企业—政府—社会公众”四重螺旋驱动的“知识生产模式3”，将大学、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知识生产活动合为一体，将存量知识资源和增量知识资源融为一炉，尤其是充分调动了社会公众在知识分享过程中进行知识生产的积极性，把人类知识生产推上系统化实时化全面知识创新的高度。“知识生产模式3”下的出版活动，以出版知识生产与知识服务一体化的“冰山结构”统帅着人类的知识生产活动——信息蓝海“冰山”之上的出版知识服务，与冰山下庞大的知识生产体系实时互动，汲取信息蓝海中的出版资源，通过复制生产，以多种形式的出版物产品形态送达读者手中。这种出版知识生产消费、知识服务和知识消费一体化、实时化的过程，也催生出作为新时代出版文化意蕴的共创共享价值观。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深度融合，也正是中国政府和出版人在此文化意蕴基础上的主动作为。
出版深度融合是以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为本质，以文化选择为手段，服务多元阅读需求为表征的新兴出版产业链与传统出版产业链的融合，其本质在于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两条价值链融合。“知识生产模式3”下的大学、企业、政府、社会公众都以知识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客户”身份，在融合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知识服务双重平台上，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协同创造着知识的价值。[22]因此，以共创共享价值观汇聚整合守正出新、追求真理、精益求精、创新进取、甘于奉献的出版文化意蕴形成深度融合出版文化意蕴体系，才能够摒弃唯技术、唯产品等片面的融合观，推动参与融合出版的各出版主体从博弈关系转为协作关系，引领参与主体共同建构出版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行动网络，实现思想观念、战略谋划、资源协调的统一。深入系统研究标准化复制和文本固定理念的中国式出版价值观，孕育新的文化意蕴，形成新的文化系统，探寻出版深度融合的核心动力，成为出版共同体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4 实践逻辑——体系重构与赓续文脉
出版深度融合是一种创新性的发展，融合出版系统内部存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外部也存在彼此羁绊的联系。掌握出版融合的内在规律，建构结构合理、功能强大的融合体系并不断维护确保其稳定，是其复杂的实践行为，单纯应用理论逻辑难以把握其本质，只有应用实践逻辑才能规划其实现路径。
根据布迪厄实践逻辑理论，实践逻辑是经有文化的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实践图式，是惯习、资本、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即“实践=惯习×资本+场域”[23]。实践逻辑理论所说的场域，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客观关系的社会网络或构型[24]，具有独立性、系统性、博弈性和边界模糊性等特性。具体到出版深度融合，可以认为场域就是其何以发生、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内在规律或内在逻辑。实践逻辑所言的惯习，是衔接结构与实践的中介，是存在于社会与个体之间以及社会客观结构与主体内化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出版深度融合实践逻辑外显的一系列感知图式、思维图式和行为图式。实践逻辑所言资本，则是积累的以物质化或具体化形式的劳动，是主体之间互动竞争的目标，同时也是相互角逐的手段，只在特定的场域中存在并发挥其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将出版深度融合实践逻辑的资本，理解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理论积累、经验积累。
由于不同的经验积累和理论积累（资本）的影响，传统出版机构与新兴出版机构对融合出版的感知、思维和行为，呈现出显著差异，即二者的惯习是不同的。传统出版机构对融合出版的感知、思维和行为始终没有跳出内容为王和产品导向，而新兴出版机构，则一直将技术作为理解融合出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出版机构和新兴出机构对融合发展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即实践逻辑外显的感知思维及行为图式差别明显。因此，出版深度融合的实践逻辑，就是作为融合主体的两类出版机构突破壁垒，打破桎梏，双方资本与惯习的相互补充，努力追求思想观念、战略谋划、资源协调的统一的过程。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融合发展系统的出版产品融合、出版过程融合、出版市场融合、出版制度融合、出版观念融合等五大要素空间位置合理，信息传递畅通，确保融合系统稳定可靠，发挥强大功能。
基于印刷技术的标准化复制文本固定的中国式出版观，与强调公之于众的西方出版观，已经分别从出版活动、出版制度规范和出版观念各个层面嵌入出版事业之中。在出版活动层面，印版的发明和应用是标准化复制和文本固定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大规模复制传播的公之于众思想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在制度规范层面，著作权等相关法律法规集中体现了文本固定、标准化复制和公之于众的出版文化意蕴，不仅是贯彻文本固定和标准化复制的有效保证，也为出版物大范围高效率传播实现公之于众营造了环境。在观念层面，文本固定、标准化复制思想深刻影响着编辑学的学科建设，不断完善对知识信息进行系统化整理的理论和方法，确定了出版活动的一般原则。没有标准化复制和文本固定思想，就不会有以印刷术为代表的出版技术基础；没有对出版是公之于众的目的论认识，文艺复兴的巨大需求就难以与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相融合。
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大规模、远距离、高速度传播信息一直是出版业的不懈追求。在有组织的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观念影响下，出版业高歌猛进，从书报刊拓展到知识服务领域，从“铅与火”和“光与电”时代迈进数字网络时代，实现了内容的远距离、高速度、精准化实时分享，复制速度、传播速度和精准服务再也不是制约出版发展的障碍，知识共享成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标志。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知识传播的信息传播无限性与知识内容生产可靠性和稳定性的矛盾日益突出，没有标准化复制和文本固定思想支撑，共创共享机制无法建立，新兴出版将基于公众和客户进行规制化知识生产将无所适从。
网络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使媒介生态和媒介发生了巨大变革，但印刷复制催生的传统出版业与现代数字技术催生的各类新型媒介，并无本质差异，只不过是从书报刊复制传播的分时空场景转变为同时空场景下的复制传播，即复制传播同步进行而已。不论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如何迭代，出版作为人类知识的存在方式不会改变。因此，比之于公之于众，以标准化复制和文本固定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特有的出版文化意蕴，是建立共享共创机制，推进出版深度融合的定海神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25]
文化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产物，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文化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决定了文化的传播方式与接受的效果。作为出版文化核心要素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出版文化意蕴的表达和传播对于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审美情趣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促进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和内涵，以达到更好地传递文化价值和理念的目的。特别是文本固定和标准化批量复制为核心的中国式的出版观，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念。坚持“两个结合”,既是出版业赓续文脉的责任所在，更是遵循深度融合发展实践逻辑，加快深度融合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