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是人类进行知识生产、文化传承和自我书写的重要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一历史使命，并对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进行部署。这对在我国出版实践中肩负着“确立信仰、凝聚力量、形成共识”^[1]的主题出版赋予了新的期待，也对正处于数字化转型中的主题出版提出了融合发展的新要求。传统出版是从内容生产者到受众的单向线性传播过程。以互联网、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智能技术，一方面改变了生产端，重构着出版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生产逻辑；与此同时，也重塑着受众端，受众个体所处的媒介信息环境和与之相伴的社会互动机制正对主体在意义与价值的共享及解读方面产生变革性影响。

面对这一现状，厘清和把握新技术环境下主题出版活动与当下社会共同体的共识之间的生成关系和互构逻辑，并以技术打开主题出版融合发展的想象力，成为推动我国文化数字化转型、迈向文化自信自强的关键切口。

国家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对国家在情感态度上的认可、支持、归属与忠诚等心理特征及相应的行为表现。^[2]学者纽曼·卡斯特曾在《认同的力量》中指出“认同”（identity）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3]从认同的实践主体出发，可将认同划分为三类：个体认同、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离不开国家认同的建构与维系。^[4]主题出版是根据我国国情，在出版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具体而言，主题出版是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以及重大会议、活动、事件或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开展的出版活动^[5]，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6]在我国的出版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国家认同是主题出版活动的目的，主题出版活动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手段和过程。

符号学家皮尔斯试图提供一种探讨人们如何生活在一起，并分享共同体的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哲学。皮尔斯认为，符号和语言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流动和连接形成了共同体，并在此过程中生成着共同意识、以此为基础产生社会行动。^[7]皮尔斯开启了符号、传播系统在个体与社会团结之间的阐释视角。现有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也延续了这一解释框架，将媒介视作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工具。印刷媒介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内部通过现代国家制度构建和新闻出版的大众传播实践，逐步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框架。^[8]而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主导的媒介时空变革，颠覆了大众传媒时代新闻出版的生产机制和互动结构，个体、集体、社会之间传播权力关系的改变重构着认同的形成过程，反向推动着国家认同的再造。

我国学者周庆安曾指出，国家认同的确立是20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中国家革命的产物。^[8]政权建立初期，新中国如何通过出版活动，将出版物、受众、社会、国家联动起来，也成为溯源和审视我国出版实践与国家认同内在联系的必要一环。

我国的出版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众文盲率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起步，因而年轻的执政党面临如下难题：首先，如何在广大人民中传播党的主张、思想，宣传党的政策，鼓舞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从而配合新政权建立革命的秩序^[9]；其次，如何降低文盲率，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10]而随后我国经历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伟大斗争，这一系列社会行动，无不需要作为社会成员的认同和参与。

第一，在媒介物质基础方面，只有通过全国性的大众传播系统才能实现上述诉求。这一时期的传播媒介主要由纸质印刷物、广播和电影组成。面对建国初期国家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的状况，出版作为一套完整的传播系统，在传播媒介技术要求、生产成本、渠道的广度及深度、传播效果等方面，比广播和电影有着更显著的优势。在印刷媒介主导下，以纸质出版物为核心的出版活动成为党开展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工作的必然选择。

第二，在出版物内容的选择方面，党中央大力推广和出版通俗读物，旨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降低文盲率，满足人民对文化精神食粮的诉求，提高人民对党政方针的理解和认识能力。为了实现社会从口语文明向印刷文明的过渡，这一时期出版物的易读性、通俗性成为首要指标，出版物在内容上以文字、图像和图画为主，并记录在纸质的报刊、书籍、连环画册等媒介上。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指出：“为配合工农兵的识字教育与文化政治教育，应大量出版各种通俗书刊，包括业余课本、政治常识、生产知识、科学知识、生活常识、文艺作品等。中央及地方人民出版社更应做好政府政策法令的通俗宣传解释。”^[10]

第三，在阅读场景的建构方面，各级党委、政府组织牵头开设“扫盲班”，以“基层知识分子”为核心，以“扫盲班”为空间，利用黑板、幻灯、图片、文学等多种形式进行学习。1952年，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等，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文化的社会互动中。^[11]这一对具体阅读场景的建构意识来自于我党根据地时期的文化实践工作。1946—1948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深入村庄和连队，利用“读报小组”等方式组织人民，特别是干部普遍阅读和学习人民日报。学者张慧瑜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文本内容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十分擅长就地取材，基层传播的手段多样灵活，综合运用黑板、幻灯、快板、音乐、戏剧、文学等方式，通过跨越媒介的形式对内容进行传播。^[12]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我国将文盲率降低至38%，初步完成口语文明向印刷文明的过渡。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变成人力资源大国，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出版活动是大众传播行为，也是有意义的文字符号在社会成员中流通、扩散的行为。作为受众的社会成员，一方面接收了出版物中的信息、知识和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成员之间的互动，意义、共识和国家认同感由此产生；另一方面，受众的反馈也被纳入这个特定时代的思想活动和社会行动中。

数字空间中国家认同的现状和新特征，既是我国文化建设面对的重要挑战，也是当下主题出版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对日常生活的广泛渗透，互联网跨越地域和时空打造了“地球村”，但也制造着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和数字鸿沟等分化，冲击着民族、国家等“想象的共同体”。正如周庆安等学者强调的，主体在数字空间中自由选择的行为，塑造和重构着其认同，而这种重构扩大了共识分裂的鸿沟，势必会转而推动虚拟社会，甚至现实社会中的认同重构。^[8]

首先，数字空间的去中心化结构和流动性，使传统主流媒体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价值凝聚方面的优势被算法离散，国家认同也从曾经聚合式中心辐射走向圈层化的流动性离散。^[4]其次，媒介技术引发媒介内容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传统的宏大叙事下国家认同话语体系的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生产者个体化的、以情感为导向的微小叙事生成。^[13]最后，碎片化的信息和算法推荐下“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传播方式也离散了传统新闻出版内容在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叙事的完整性。

千禧年前后开始崛起的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推动我国出版业发展和变革的主导力量。我国数字出版产业2019年收入规模超过9 800亿元，较2018年增长约17.65%。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351.6亿元，增长率达21.8%，人均电子书阅读量9.1本。^[14]这一经济事实展现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巨大潜力，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仍在继续，迅速增长期还未到来。

印刷时代中被动的“读者”在数智时代变成了能动的“用户”。数智媒介赋权下，读者主体能动性得到极大地释放^[15]，主体对信息的选择塑造着个体对自我、群体和国家的认知。出版作为一套传播系统，其传播受众认知结构的改变也倒逼着出版活动根据人的需求进行重组；与此同时，互联网带来的反馈机制加速，也要求着出版活动的主体不断地面对用户的需求、反复校准自己的内容生产，以求在广泛的竞争中获得用户的注意力。“能动的”读者的诞生，是出版活动由传统的、单向度的知识内容生产者，向互联网时代、互动性的知识服务提供者转向的内在驱动力，也是迈向融合出版的底层逻辑。

媒介技术介入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其本质是核心技术资源和新型文本对受众信息接收方式和注意力的占有^[8]，以及受众能动性释放下对信息的主动选择和差异化解读。数字空间中的新型文本以多主体生产、多元化价值和跨媒介叙事为特征。数字空间中信息的结构以平台算法及交互界面来进行议程建构。厘清并把握上述特征，是打开数字空间中的国家认同与融合出版想象力的通路。

面对后现代的文化状况，曾经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传统出版主体结构，变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协商的去中心、扁平化结构。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受众能动性的调转也引发了出版由内容生产者向服务提供者的转变，这也是注意力竞争时代商业属性的内在需求。但若出版主体单纯追逐出版的商业利润、迎合个体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势必带来群体共识割裂的加剧。而主题出版具有政治性、学术性和市场性“三位一体”的本质属性和底色^[16]，是数字空间中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力量。

纵观我国出版的实践历史，如果将我国出版实践的第一阶段定位为“政治任务”，背后是形成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第二阶段的定位是改革开放后，出版业面对经济体制改革，迎来的平衡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市场化探索；那么在当下的数智时代，国家认同再次成为塑造民族自觉、国家自信的重要议题时，出版业的定位、布局和侧重也应随之再次调整。截至2021年底，主题出版物已经涉及全国549家出版机构，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参与了主题出版^[6]，但融合主题出版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优质畅销产品依然短缺是当下主题出版融合发展的主要问题。出版主体应提升主题出版的战略地位，坚持“内容为王”的精品路线，对政治方向、意识形态价值和内容质量严把关；善用数字技术多样化主题出版的内容呈现，从而增强高质量主题出版产品的供应，促进纸质书和数字出版物的同步、融合发展。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个体认同、集体认同和国家认同被“历史记忆叙事”形塑，从而影响着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学者周庆安等认为，传统的国家认同源自20世纪大量的新兴国家在国家革命中摆脱殖民地和被殖民者的身份^[8]，在对抗“他者”中确立起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心理。面对数字空间中国家认同的流动性和离散特征，如何在数字空间中进行“议程设置”，以求最大限度地聚合个体的数字身份是回应这一问题的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一具有理论前瞻性和实践丰富内涵的论断，为融合出版如何建构数智时代的国家认同问题指明了方向——出版主体应发力并有机布局红色主题的内容生产。红色主题出版是对数字空间中流动的信息进行一种议程建构，个体在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脉络的红色出版议程建构中不断形成对自我、群体、民族、国家生命历程的认知和理解的延续。与此同时，出版作为一种专业化、秩序性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实践，有利于抵抗碎片化、拼贴式信息对历史的误读与解构。

印刷时代，读者以书为媒介缔结着主体的国家认同。互联网、5G、人工智能、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以极高的迭代速度将出版活动卷入数字化重塑的进程中。“出版—印刷—发行”的传统出版产业链被打破，出版的媒介属性成为一股绝对的力量，主导着出版业未来的发展。出版的“跨媒介叙事”成了当下业界探索融合出版的新路径^[17]，它将出版内容在多个媒介上进行分发，聚合着在各个媒介平台上“游牧”的个体读者。

目前我国的融合出版的跨媒介实践已取得了一些实务层面的创新。一方面，传统出版业与网络科技公司联姻，通过网络技术搭建起数字出版平台，打破传统的线性的单一的出版渠道，将传统出版业的内容融入数字平台，实现资源的聚合和多渠道传播。代表性的案例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网易联合打造的中国大学MOOC在线教育平台，以及中国知网数字出版平台等。另一方面，出版企业结合自身资源特征，对出版内容进行跨媒介叙事的尝试。代表性案例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嘉莹《掬水月在手》与同名纪录电影联动的尝试。2020年公映的纪录电影《掬水月在手》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取得733万票房，并获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成为出版内容跨媒介叙事的典范。

但也应看到，当下实践常常出现的“出版+”形态，如“出版+直播“出版+纪录片”“出版+新零售”等，恰恰反出我国出版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出版从业者已意识到媒介变迁对出版业带来的不可逆的重塑力量，但在思维模式上仍采取“叠加”的方式，将传统出版业与新媒介为基础的内容、渠道和业态进行简单的相加，没有从根本上将互联网媒介的可能性纳入出版业的变革之中。这种“叠加”的思维，正在被急速发展的数字智能技术倒逼，以“媒介融合”取代“媒介叠加”是推进融合出版迈入下一步的重要思维。

如果说媒介融合为融合出版提供了物质基础，那么跨媒介叙事则是融合出版得以实现的通路。跨媒介叙事由媒介理论家詹金斯提出，指元内容以不同的媒介形态、横跨不同的媒介平台展开；每一个媒介形态和平台都有新的文本为元内容做出有差异的、有价值的贡献。^[18]数字智能技术包括和连接了多种媒介形态：声音、文字、影像（静态和动态），口语、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直播、短视频、全息投影等。融合出版的跨媒介叙事，是对数字出版内容进行全媒介开发，也是建构主题出版数字内容框架的重要通路。具体而言，①主题出版中涉及数据、信息等离散内容数字化适应性高、技术和产品开发策划难度相对较低，可采取数据库、文献数据平台等方式。例如，上海市红色资源联合目录数据库、广东红色革命遗址数据库等。②主题出版内容中涉及教学知识、时代主题思辨知识等内容，围绕“纸质书”打造有声书、短视频、直播、慕课等多元形式呈现。③涉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时代人物精神面貌展现等，在内容上与日常生活场景和读者情感世界关联逐渐增强，也就有了更高的跨媒介叙事适应性，可进行文艺作品转化和开发，如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大型主题文旅实景演艺等跨媒介创作。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将新技术、新应用、新传播格局纳入对媒介融合的发展中。^[17]融合出版是依托数字智能技术，将出版的内容资源、出版活动的多元主体、出版物的传播渠道等进行立体网状式融合；打破传统的线性出版产业链，实现出版链的多元重组。^[19]融合出版的提出是基于媒介融合作为出版活动的媒介物质基础已成为现实。网络技术、云端存储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媒介技术改变了传播的物质生产基础，这也带来了出版业发展的两个新趋势：首先，受众在传播链条中的作用凸显而出，媒介融合下的传播以受众和用户的需求为导向；其次，跨越媒介对内容进行整合和个性化生产，媒介融合下的传播应以立体式传播为过程。^[20]

融合出版的核心是依托数字智能技术，通过跨媒介叙事，搭建虚实共生的“内容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在融合出版平台中进行数字空间的议程设置。数字空间聚合着读者，这使得个体、集体和社会在融合出版的平台上可以创造多重连接，并在具有公共价值的议程中不断“游牧”。

在这一项重要的认同重构和自我书写中，出版业应在认知和观念上重视主题出版活动的社会价值，凸显其公共服务属性的功能定位；重视和把握数字智能技术下出版的媒介属性，具体而言，在出版内容方面，发力并有机布局红色主题出版以建构共同记忆；在媒介形式方面，从“出版+”转向跨媒介叙事的实践吸引并聚合流动的读者；在技术基础方面，搭建虚实共生的融合出版平台，以实现数字空间的议程建构。出版人在坚守专业主义精神的道路上，勇于担当，使主题出版在数字智能时代释放出文化与认同塑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