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与分析，主要是从定性层面解决“如何深融、从哪些角度深融”的问题；而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数是出版融合发展“深度”的量化标志，以量化的方式直接回答“何为‘深度’融合发展”这一问题，是出版融合发展的融合程度、融合水平、融合效能的量化表征和评判标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和指数研究是衡量与判断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深度”水平与程度的两个基本点，共同构成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理论问题，输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调节、治理”所统筹的基本范畴体系，为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视域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实践路径研究提供关键理论支撑。

全媒体传播体系通过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构建起一种多元化、交互性强的传播方式，为出版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中，信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不再受限于单一媒体形式，而是通过多渠道和多媒体平台实现信息的全方位覆盖和多样化传达。出版机构不仅可以依托全媒体形式来策划选题、进行知识生产，还可借助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渠道将传统出版内容数字化，更可以通过全媒体传播体系平台定制化传播出版内容，实现“出版+”融合发展。因此，基于全媒体传播体系视角再次探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深度”，一方面可以为出版行业提供科学的评估工具，帮助行业内外了解当前的发展水平和存在的问题，并制定有效的转型战略和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可以为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出版融合问题提供参考，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政策的制定方向，推动出版行业的创新发展。

当前，我国的出版融合发展向纵深推进，展现出较强发展态势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根据《2022—2023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1]，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视角下，我国的出版机构普遍加强了融合发展的统筹谋划，并不断加快构建全媒体营销体系。多数出版单位以抖音、快手、B站、小红书、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等全媒体渠道为代表，通过“绑定网络+孵化IP”等线上营销模式积极开拓私域流量，探索适合自身的融合发展模式。然而，此类出版融合还未形成成熟的产业模式和商业模式，出版主体数智化融合、出版物的数字化融合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2]为此，笔者围绕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开展了一系列、长期性的研究。

在应用性研究方面：①分析出版融合发展所面临的“西方出版传媒集团强势进军、民营传媒企业发力、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成效不足”^[3]三个方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15）；②提出“创新生产管理流程、开创产品服务体系、推动新技术新业态、尝试体制机制创新、强化配套保障措施”^[4]五个方面的出版融合发展策略机枢（2016）；③分析“数字出版高端智库”^[5]在服务出版融合发展、提供智慧支撑方面的意义和价值（2017）；④指出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是过程，融合发展是一种状态，知识服务是最终目标（2018）^[6]；⑤提出以融合出版、精品出版为抓手，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进而推进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2020）。^[7]应该说，上述应用性研究成果以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目标为逻辑主线，初步探索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调节路径、治理路径，为全媒体传播体系视域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提供了研究起点和现实依据。

在基础性研究方面：①论及出版业数字化战略与出版融合发展的关系，指出出版业数字化经历了数字化转型升级阶段、融合发展阶段、深度融合阶段以及数字化战略阶段（2021）^[8]；②探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内涵、机理与模式”^[9]，认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是“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新型（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提出深度融合发展机理在于文化伺服原理、三系统协同效应、自组织原理等；③架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10]，通过理念融合、调节融合、治理融合三维三级70多项指标的归纳，力图清晰建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理念、调节、治理等核心范畴。上述基础性研究成果，为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视域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关键理论问题的解决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因此，在解决完“指标体系”的问题之后，本文就“指数”问题进一步展开分析，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视角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数，定量评估并探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质内涵，再论何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深度”。

在《全媒体传播视域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建构与分析》一文中，笔者通过分析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构建出一个包含3项一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和53项三级指标在内的多维度、多层级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标体系。为提高指标设置的科学性，本文在前文基础上，补充选取“出版融合”“媒体融合”“文化产业发展”“互联网+出版”等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文件，并结合专家意见，从多个维度对原有指标体系进行更新和完善。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进一步优化完善二级指标以及补充增加三级指标，具体而言，对“理念融合、调节融合、治理融合”3项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进一步拆解、分析和凝练，初步构建出20项二级指标和65项三级指标。

在一级指标“理念融合”（A）范畴下，本文从文化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维度深化了二级指标“融合理念”（A1）的子指标内涵，强调理念融合需遵循“双效统一”（A13）原则；增设二级指标“全媒体理念”（A2），并以“四全媒体”概念为引领，从时空、物理、主体及功能方面丰富了该指标的三级指标；同时，进一步完善“版权理念”（A4）的子指标，下设版权意识、版权保护和版权利用3个三级指标，从而在更高维度、更广视野、更深层次上丰富和拓展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理念融合评价指标，详见表1。

（1）调整二级指标“融合理念”，将其置于“理念融合”下设指标之首。将原有的二级指标“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从物理组合走向化学反应”调整为三级指标，增设“双效统一”三级指标，并将这3个三级指标进一步概况总结为“融合理念”。一则，“融为一体，合而为一”是从最终结果、最高目标的维度来体现、反映和要求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指标，即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要本着形成“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新型出版传播体系——也就是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理念来整体推动、纵深推进。二则，“从物理组合走向化学反应”是从发展阶段、融合程度的视角，来体现和反映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指标，要求加快推动从“相加”“物理组合”的阶段走向“相融”“化学反应”的深融阶段。三则，“双效统一”是对作为内容产业、文化产业的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提出的刚性约束和硬性要求。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无论是作为一种发展方式、作为特定的发展阶段还是作为发展状态，都是出版走向高级有序结构的高质量发展演进过程，始终要遵循“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双丰收、双跃升”的原则。“双效统一”的实现路径是“双元平衡”^[11]，即首先实现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第一指标、最高准则；其次，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共同实现经济效益；最后，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而并非单独实现、间断实现和割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意味着在出版业发展过程中，它们在整体趋势上是成正比发展的，即社会效益愈好，其经济效益也愈大，特别是一些影响深远、泽惠后世的出版物，其带来的效益更是不可单以金钱来衡量的。^[12]出版深度融合发展需借助数字技术和媒体融合等手段，弘扬传统文化，探索多元文化，推动文化要素跨界、跨领域融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互兼容、共同进步。

（2）新增二级指标“全媒体理念”，覆盖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全过程、各环节和各方面。“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新型出版传播体系，也就是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由此，全媒体理念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自始而终都要坚持的理念遵循。全媒体理念要求出版业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有机结合，包括全程媒体（A21）、全息媒体（A22）、全员媒体（A23）和全效媒体（A24）4个层面。①全程媒体是指媒体的参与范围贯穿出版内容的生产、传播、接收、反馈等整个阶段，敦促出版业采用多种媒体形式和渠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和呈现。②全息媒体强调出版过程的立体化呈现，通过多种媒介形式（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和多种传播渠道（平面媒体、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使信息呈现更加生动，让消费者能够在不同场景、不同时间获得更加多样化和立体化的信息体验。③全员媒体即“人人都是媒体”。在数字化时代，个体通过社交媒体、博客等平台可以发挥媒体的作用，传播自己的观点，实现信息的多元化传播和共享化流通。④全效媒体是指信息获取和传播的高覆盖、高精度和高效率，要求出版机构在出版过程中同时追求广度和深度，重视传播效果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

此外，该部分对版权理念指标进行三级指标扩充，设置版权意识、版权保护、版权利用3个三级指标。具体而言，需持续增强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数字版权意识，提升出版单位数字版权授权率。同时，强化出版产品服务的文化产品产权价值评估，并运用面向数字图书、数字音频、数字视频、融合出版物的多维数字水印等技术，强化融合出版产品的确权、鉴权和用权能力建设，也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题中之意。

在一级指标“调节融合”（B）范畴下，本文从出版技术角度更新了“数字技术”（B2）的三级指标，先进技术研发/推广、数据应用/管理、新型传播平台建设以及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等数字技术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出版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从用户体验角度重新解析“产品建设”（B3）、“服务建设”（B4），以及“新业态”（B8）、“新消费”（B9）等的内涵，促进出版深度融合向更加重视用户导向和创新驱动的方向发展，详见表2。

（1）从出版技术子系统角度，具化和丰富了二级指标“数字技术”的三级指标体系。首先，通过推动先进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出版业可以实现内容生产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可应用于内容创作、编辑和推荐系统；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可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区块链技术可以确保版权保护和数据可追溯性。其次，数据应用和管理对于出版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数据分析及应用可以帮助出版机构优化内容创作和推广策略，数据驱动的个性化推荐系统还可以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用户黏性。同时，数据管理涉及版权保护、数字化存档和数据安全等方面，有效管理数据可以确保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新型传播平台和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有利于推动全媒体和出版业的深度协同。通过构建具有在线阅读、社交分享、订阅服务等功能的新型传播平台和主流媒体，出版商可以扩大其影响力和受众范围。

（2）在二级指标“市场运维”范畴下，构建营销策略、营销能力和营销路径三位一体的三级指标体系；同时，进一步完善“调节融合”指标体系，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提质增效提供评价依据。其一，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应重视产品建设，包括产品的生产、传播，产品的类型、数量以及质量等，确保产品达到精品水准，并通过合适的传播渠道和方式推送给目标用户群体。其二，出版深度融合发展需重视服务建设，通过公共服务机构提供方便、高效的服务，并从专业咨询、文献检索、学术交流等方面提升自身的优质知识服务能力，建立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知识服务体系。其三，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可孕育数字出版、自媒体平台、在线阅读等各种新业态类型和模式。新业态将出版与科技、互联网等领域相结合，通过订阅制、付费阅读、广告变现等方式推动全新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实现出版产业的创新和转型。其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还可以通过新消费体验场景或新型书店建设，使用户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环境中获取更便捷、个性化的阅读和消费体验。

在一级指标“治理融合”（C）范畴下，本文从文化角度细化了“意识形态治理”（C1）的内涵，从上层治理维度出发，确保媒体舆论工作始终与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同时，从组织视角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宏观把控方向做出“规划治理”（C2），并统一调度“法律治理”“财税治理”“标准治理”“安全治理”和“智库治理”（C3-C7），详见表3。

（1）意识形态治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治理指标的要求是全方位和全过程的，主要涉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阐释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以及舆论“四力”的提升等。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中，研究、阐释和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助于引领社会思潮、推动意识形态建设，增强全社会对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加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引导广大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确保媒体舆论工作始终与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路线相一致，有助于保持舆论在正确的方向，增强媒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意识形态治理融合指标体系评估考核的关键是在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中，立足内容建设这个根本，运用先进技术、创新管理手段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基于先进技术和创新管理手段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敏捷治理”^[13]等创新治理方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着力提升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2）出版治理体系。出版组织是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一环。一方面，从统筹规划视角出发，强化对出版行业、出版单位深度融合发展总体规划的监督和评估，确保顺利实现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需基于系统思维，从部门协同视角出发，明确法律、财税、标准、安全和智库治理等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分工和协同配合，具体包括6个方面：①规划治理作为战略层次的治理方式，包括规划制定和规划实施。②法律治理涉及立法、执法、司法以及产权保护等方面，是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出版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③财税治理包括项目管理、工程建设、财政资金以及税收治理等方面，是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④标准治理则涉及标准级别、标准流程以及专题标准等方面，包括技术标准、服务标准、产权标准等各个维度，是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⑤安全治理是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包括文化安全、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等方面。⑥智库治理和实验室建设作为辅助出版研究的机构，在出版深度融合的数字出版、内容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尚缺乏针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衡量标准，仍需依赖领域权威专家进行主观评估，故本文结合德尔菲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标进行合理赋权，以规避在指数体系构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潜在偏差。^[14]德尔菲法是一种通过多轮征询专家意见以达成一致预测结果的决策方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获取专家关于评价指标的意见和建议，为确定最终指标体系提供依据。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指标赋权方法，适用于解决多目标、多准则、多约束的复杂系统中的评价与决策问题，特别是难以直接进行定量描述的情况。据此，本文在确定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各指标间的从属关系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然后，设计专家评分表，邀请多位专家对各层级的每两项指标之间进行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和打分，以此构建判断矩阵，并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最终形成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数体系。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3个部分：①问题描述。简要说明构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数体系的背景及意义。②指标说明。详细阐释本文各项指标的具体含义，并设置“指标修改、删除和新增”栏，以供专家对指标体系提出完善建议。③指标评分。对各层级所有指标设置重要性两两评分选项，专家可依据自身理论与实践经验对其进行判断。根据本文指标体系，共创建24个指标两两对比打分表，如表4所示，选取指标A3“新发展理念”作为评分选项的示例。

为此，笔者邀请广东省委宣传部、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吉林出版集团、重庆出版集团、贵州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之友》杂志社、《科技与出版》杂志社等出版单位的15位专家参与本次调研。这些专家在出版单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大多从事数字出版、融合出版等工作10年以上，在该领域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有深刻的见解，能够为本次调研结果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提供有力支撑。

专家问卷以Excel形式通过邮件、微信等线上渠道发放。根据每轮问卷回收情况，问卷最终共计发放两轮。发放时间为2023年12月5日至2023年12月20日。

第一轮回收1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100%。本轮有专家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涉及如下问题：①部分三级指标的阐释不够明确；②补充三级指标“机构人才培养”。根据专家意见，对部分指标阐释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而待补充指标虽未包含在原有指标体系中，但可将其纳入指标“行业人才培养”，具体修改在第二轮问卷中进行反馈。

第二轮回收1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100%。本轮未补充新的指标，但有专家提出少许完善建议，即现有指标对新消费体验场景的界定不够完善。参考专家意见，将三级指标“新消费体验场景”细化为“数字消费和智能消费”。

鉴于专家修改意见的减少且趋于统一，可认为专家意见已达成一致，本阶段咨询结束。根据Parente等的观点，当专家组人数为10～30人时，可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本次问卷的最终回收情况符合科学性的要求。^[15]基于此，本文最终确定由目标层（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准则层（3个一级指标）、子准则层（20个二级指标）、方案层（65个三级指标）组成评价指标层次结构模型。

（1）构造判断矩阵。根据Saaty提出的一致矩阵法，在确定指标权重时，应采用相对尺度对同层指标间进行两两相互比较，以尽可能减少不同性质指标相互比较的困难，从而提高准确度。^[16]据此，本文采用1～9标度法（见表5），由专家打分的方式（参考表4）对同级指标进行两两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比较。根据15位专家各24份打分表的结果来构造判断矩阵。例如，以专家①为例，根据其打分数据所构造的指标A3“新发展理念”的判断矩阵如表5所示。

（2）计算指标权重。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软件yaahp计算指标权重。首先，将各专家判断矩阵数据导入软件进行分析，计算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_max及其所对应的特征向量；然后，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求得各指标相对上层指标的重要性权重值；最后，对某项指标下各专家对应的权重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出该指标最终的相对权重值，以此类推。据此，最终得出各级指标的相对权重（见表7），以及方案层指标的综合权重（即三层权重的乘积）。

（3）一致性检验。为检验前述判断矩阵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对其进行一致性检验。首先，计算出一致性指标CI=(λ_max-n)/(n-1)；其中，λ_max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n为该矩阵阶数。CI值越趋近于0，则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程度越高。然后，通过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CR=CI/RI继续对指标效度进行检验；其中，平均一致性指标RI参照表8^[17]。在层次分析法中，规定若CR<0.10，则表示该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否则需要调整矩阵。经过计算，本文所构造的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CR均小于0.10，因此通过一致性检验，本文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合理，所构建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数有效。

一级指标的权重从高到低排列，分别为“理念融合”（0.4372）、“调节融合”（0.3439）、“治理融合”（0.2189），且各权重差值均为0.1左右。首先，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中，理念融合是首要的，理念决定出版单位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确立融合发展的理念，达成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共识，是出版行业、出版单位调度有效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形成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性资源，采取行之有效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举措的精神动力和发展奇点。如果组织内部的理念没有实现良好融合，将很难形成统一的战略导向，从而影响整体规划和决策执行。其次，调节融合相对理念融合的重要性稍低，但在出版深度融合的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数字化时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高速变化均需要出版业做出快速调整。调节融合可以促进出版内部各个领域之间的协同，并提高运营效率，有助于出版单位长期发展。最后，治理融合是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保障性力量，出版业各个领域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常规治理体系和能力，但对于面向出版融合发展智能化趋势的“敏捷治理”等创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认知、理解与运用尚不到位，治理融合相对其他两个维度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整体的影响较为次要。

“理念融合”维度下的4个二级指标中，“全媒体理念”“融合理念”和“版权理念”的权重较高，且权重差值较小。在全媒体传播体系视角下，出版深度融合首先强调跨媒体协同和互动的背景，即全媒体理念。全媒体传播背景下，融合理念以双效统一为主要目标，指导不同出版领域之间的融合，如线上线下的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等；版权理念保障出版深度融合的内容生态系统，监督版权保护和版权利用程序，鼓励创新创作。

“调节融合”维度下的9个二级指标中，“人才建设”和“内容建设”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指标。一方面，出版深度融合发展领域涉及传媒、技术、市场营销等跨学科的专业知识，需要重视行业人才和企业人才培养，培育具备跨学科知识、技术与创新能力、数据分析与决策能力的人才，为出版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另一方面，出版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效的内容建设，尤其是内容生产、传播和利用。优秀的内容建设不仅可以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还可以塑造媒体形象，树立出版品牌声誉，提高受众的信任度。

“治理融合”维度下的7个二级指标中，“意识形态治理”指标的权重最高，随之是“法律治理”“财税治理”和“规划治理”等具化性指标。并且，意识形态治理指标下，研究、阐释和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出版深度融合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涉及意识形态建构与话语权、统一思想引领与价值观塑造、政策落实与社会治理、国际话语权与软实力塑造以及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可见，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要深入研究和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确保遵循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权重计算和分析反映了专家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标重要性的判断，可用于指导后续出版融合发展程度的判定。同时，也给出一定启示，即出版单位在融合出版过程中，应首先将不同理念进行整合，强调全媒体理念，促进跨媒体的协同和互动；其次，应从内容建设、人才建设、服务建设多个角度进行调节融合，加强人才培养，注重内容建设等；此外，还要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加强法律治理、财税治理和规划治理等具体指标的落实。

全媒体传播体系下的出版融合发展度反映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即两者系统要素间彼此渗透影响以及相互和谐发展的程度。为使评价结果相对客观和科学，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出版融合发展度。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理论的综合分析方法，能较好解决模糊的、不确定的、难以量化的复杂评价问题，通过引入模糊集合、隶属度函数等概念，将专家经验及定性描述等量化为数值，进而根据权重分配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目标对象做出总体评价。出版融合发展度的具体判定过程如图1所示。

（1）建立指标集。确定出版融合发展程度评价的一级指标集为U_Z={A,B,C}，A、B、C分别代表理念融合、调节融合和治理融合。同理，二级指标集包括理念融合指标集U_A={A1,A2,A3,A4}，调节融合指标集U_B={B1,B2,…,B9}，治理融合指标集U_C={ C1,C2,…,C7}；三级指标集以此类推。

（2）建立评价集。构建评价等级集合V={v1,v2,…,vm}。本文将出版融合发展程度划分为5个等级，因此m=5，V={ v1,v2, v3,v4, v5}={深度融合，良好融合，中度融合，浅度融合，融合失调}。

（3）确定指标权重。权重是指标相对重要性大小的表征，此处采用前文AHP得出的指标权重作为本次模糊综合评价的权重向量。例如，根据表7中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指标权重，可得准则层A层相对于目标层Z层的指标权重集W_Z={0.4372,0.3439,0.2189}。同理，理念融合指标权重集W_A={0.2928,0.3020,0.1599,0.2453}，调节融合指标权重集W_B={0.1588, 0.0547,…,0.1096}，治理融合指标权重集W_C={0.2628,0.1367,…,0.0580}。其他指标的权重向量以此类推。

（4）单因素模糊评价。单因素模糊评价是指从集合U中的单个因素出发进行模糊综合评价，确定评价对象对评价指标集中各个评价标准的隶属程度。对单个因素ui评价，可得到从U到V的模糊映射f：U→F(V)，即ui|→f(ui)=(ri1,ri2, ri3, ri4,ri5)，i=1,2,…,65，其中f(ui)表示对ui的模糊评价向量，rij表示三级指标ui对评语等级vj的隶属度。^[18]

其中，模糊映射确定方法为邀请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专家组成专家组，通过打分或投票的形式获取单因素评价矩阵。例如，对三级指标“创新理念”进行评价，若有45%的专家认为其“深度融合”，有25%的专家认为其“良好融合”，有15%的专家认为其“中度融合”，10%的专家认为其“浅度融合”，5%的专家认为其“融合失调”，则可得“创新理念”指标对各级评价等级的隶属度为：A31→(0.45,0.25,0.15,0.10,0.05)，以此类推，可得RA11~RC72多个单因素评价矩阵，进而得到模糊评价矩阵R。

（5）三级模糊综合评价。通过模型M= (∧,∨)或其改进模型合成运算，将W={w1,w2,…,wn}转换为评价集V={v1,v2,…,vm}上的模糊子集B =(b1 ,b2 ,…,bm)，即综合评价指标B = A°R，其中bj代表评判等级vj在综合评判中所占的地位。例如，最底层的模糊综合评价得到B_A1，即将模糊权向量W_A1与模糊关系矩阵R_A1合成得到各评价对象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B_A1，其中x=1,2,3。同理可得B_A2、B_A3…B_C7，并运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二级模糊综合评价，可得模糊权向量B_A、B_B、B_C。然后运用上述方法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即B=W_Z°R。最后，利用最大隶属度原则选择bmax所对应的评判等级v作为综合决策的评价结果。

（6）出版融合发展程度的判定。为便于对出版融合发展程度进行判定，本文引入评价集对应的分数向量集C=(100,90, 80,60,50)，将分数向量集C与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B进行模糊合成运算，最终将评价结果向量转化为出版融合发展程度的量化得分Q=B·C^T，即耦合协调度，也就是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两个系统相互作用产生非线性融合效应的程度，换言之，即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度。当得分为<50%、50%～60%、60%～80%、80%～90%、90%～100%时，分别代表出版融合失调、浅度融合、中度融合、良好融合、深度融合；同时，借鉴熊正德^[19]等进行文旅深度融合研究时对耦合协调等级的划分，本文将融合失调对应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间处于低级耦合协调，浅度融合、中度融合对应于中级耦合协调，良好融合、深度融合则对应高级耦合协调。具体划分标准详见表9。

当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资本、人才等维度的融合度低于50%时，即判定为出版融合发展度为“融合失调”。融合失调主要表现为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两张皮”“两股道”，各自孤立存在，相互之间的构成要素、子系统互不关联，处于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简单线性“相加”阶段、处于“物理组合”阶段。

当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度为50%～60%时，即判定为出版融合发展度为“浅度融合”。浅度融合，表明出版单位已在理念融合的指引下，在发展规划中对融合发展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并在出版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的融合成效，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发展已开始呈现非线性的融合效应，从“线性相加”阶段跨越至“非线性融合”阶段，全媒体出版、全媒体传播的态势已经初显。

当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度为60%～80%时，即判定为出版融合发展度为“中度融合”。中度融合，表征出版单位已经在内容建设、技术应用、创新治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融合成效，多模态选题策划、全媒体出版产品、全媒体出版服务、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程式化发展、有序化结构已经形成惯性和新模式。

当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度为80%～90%时，即判定为出版融合发展度为“良好融合”。此时，多模态选题策划已经成为普遍化现象，成为新常态；全媒体出版产品体系和全媒体出版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出版业的主流产品服务；全媒体传播体系业已形成，全媒体传播效能处于较高水平。

当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度为90%～100%时，即判定为出版融合发展度为“深度融合”。此时，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已经建成，出版单位已经由纸质图书提供商转变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全媒体的“知识服务提供商”^[20]；内容资源和先进技术已经有机融为一体，敏捷治理等创新管理体系保障和赋能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效果显著，不再有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之分野，而是形成了全媒体出版传播一体化的新型出版形式。

实践中，出版融合发展走在前列的出版单位，在上述具体指标方面已经大部分处于良好融合的阶段，正迈向深度融合阶段：①在理念融合度方面，大部分出版单位的深度融合发展意识不断增强，深度融合发展理念已经确立，尤其是传统出版产品和新兴出版产品一体化策划的理念已渗透至每位新编辑的脑海之中。②在调节融合度方面，部分出版单位分别位于中度融合或良好融合的阶段，正积极向深度融合发展挺进，例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融合产品已经达到60%以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教育出版产品融合度超过80%，重庆出版集团的数字技术融合处于较高程度，以重庆文教大数据为示范的数据中台建设，正逐步成为出版发展的新质生产力。③在治理融合度方面，示范类的出版单位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出版治理体系，拥有较高的出版治理融合度，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管理与服务已经成为所有出版社经营管理的新常态；部分出版社已经设有专门的融合出版部门替代原有的数字出版部门，或者将数字出版和融合出版部门的职能进行了合并。例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教育领域融合出版知识挖掘与服务重点实验室，已经连续三年获得全国优秀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并斩获出版业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应用示范单位等荣誉。

本文在前续质性研究的基础上，基于问卷调查和德尔菲法构建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指数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其权重，再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出版融合发展的程度进行判定。最终得出，当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量化得分为<50%、50%～60%、60%～80%、80%～90%、90%～100%时，分别代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失调、浅度融合、中度融合、良好融合、深度融合。

囿于时间、精力以及数据采集等方面的限制，本文采取了抽样调研而非全样本调研的方法，主要调研对象侧重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示范性企业，对理念融合、调节融合和治理融合的三级指标的调研和数据采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由此形成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方面的限制与不足。

不过，融合失调、浅度融合、中度融合、良好融合以及深度融合的阶段性划分以及量化评估测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尤其是在回答“何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深度’”这一基本问题上，为全媒体传播体系视域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量化方法和科学性尝试，使得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应用性研究借助量化方法上升至基础性研究成为未来可期和可能。相信基于融合度的判定标准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指导出版产业的规划与发展，促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形式的有机结合，推动出版行业朝着多元化、高效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