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相关政策体系支持下，主题出版持续创新，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繁荣局面，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抓手。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数字化成为推进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主题出版守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主阵地、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主题出版数字化要求传统出版积极拥抱新技术、新理念，通过引入数字思维，完成对传统出版产业链的转型和改造。在整体转型改造过程中，首要的是理清主题出版数字化与传统主题出版的关系。

主题出版数字化不能脱离传统出版来谈，纸质主题读物与数字化主题产品不是谁替代谁，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主题出版在滋养民族精神、培育主流价值观、传承中华文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方面发挥导向性、引领性作用，其功能实现必然要以纸质图书为依托载体，进行系统、深度的总结和提升，这与强调短、平、快的新闻产品和新媒体产品有本质不同。^[1]因此，主题出版数字化并非意味着纸质读物的消亡。对读者而言，纸质图书稳定性强、收藏价值高、更有质感，而电子书和有声书只是扩大了读者的阅读选择，延展了其阅读空间。开卷《2021图书零售市场报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2021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统计显示，中国市场的纸质图书和电子书/有声书市场占比稳定在70%和30%左右。可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且纸质读物仍会占据主流阅读市场。

从更广范围看，出版活动是知识积累性、原创性、系统性的文化生产活动，无论出版数字化的载体是图书、电子书还是短视频、数据库、H5交互产品，它终究不能脱离出版活动的本体和性质。即便是出版社整体转型成为知识服务商，仍需要依托原有的内容资源和生产优势，方能与第三方内容服务商或民营主体形成差异竞争。总体来说，主题出版的数字化发展需要平衡好数字产品与纸质产品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这是今后做优做强主题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2]数字化赋能主题出版，不仅能够创新主题出版物的形态，以多元化产品增强读者的体验感和参与感，更能以全媒体渠道开展精准营销，全方位触达读者。对出版社来说，数字化产品类型多元，出版社可控制成本、灵活尝试，能有效帮助提升传统主题出版物的传播效果。如人民邮电出版社的《智联万物：移动通信改变中国》中的沙画视频，呈现了1G～5G的发展历程，形式新颖生动，强化了主题读物的传播效力。万卷出版公司的有声书《从延安出发》自2022年6月上线“学习强国”平台后累计播放量256万，《天晓——1921》自2023年8月上线后，不到两个月播放量达61.3万。可以说，数字化是延长纸质主题读物生命周期的有益手段。

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将重塑国际传播格局。一方面，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出版市场体量有限，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物流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加上受国内外局势动荡等不稳定政治因素影响，传统纸质读物走出去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较大。但是，近年来中国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建立了与沿线国家技术共生、产业共生和市场共生的关系。中国互联网企业成为出海重要力量，在不少沿线国家，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当地通信设备、手机和互联网服务行业的领跑者，尤其是东南亚市场影响力较大。在丝路沿线国家，移动电话的平均普及率高达121.6% ^[3]，智能手机普及使移动网络获取成为可能，成为打破数字鸿沟的重要方式。目前，沿线国家整体的移动网络普及率远高于电脑和固定宽带的普及率，“指尖上的文明交流”将成为未来主题出版拓宽市场的新路径。另一方面，西方社交媒体当前呈现明显的视听转向，Facebook等传统社交媒体受到TikTok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新兴势力挑战。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数字出海的重点目标受众群——全球Z世代（1995—2010出生的群体），在2019年占据世界总人口32%，成为数量最多的一代人。其中接近50%的Z世代用户每天使用TikTok和YouTube等视频平台超过1小时^[4]，他们对新事物、新信息、新业态更开放包容，这也为主题出版利用数字化手段讲述中国故事、推进文明的平等交流、重塑国际话语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与此同时，中国数字平台出海发展迅速，2010—2019年，中国软件出口规模从97亿美元增长到434亿美元，是中国贸易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等五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软件出口的73% ^[5]，这些多元化的数字渠道将重塑国际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

在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背景下，主题出版的数字化发展成为时代浪潮中的一个缩影。尽管主题出版数字化发展路径各有不同，水平也有差异，但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对出版数字化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主题出版的数字化在相关政策和新技术加持下，其发展已初具成效。

主题出版从纸质图书向多元化融媒体产品开发转变趋势明显，目前主流产品形态主要有电子书、有声书、音视频课程，尤其是一些党政类图书的微课开发较为常见。电子书因投入成本小，成为主题出版数字化的首要选择，目前主题出版电子书主要是与国内主流数字阅读平台合作授权出版，如数字阅读平台——掌阅科技2022年推出融合出版板块，与国内优秀出版社合作尝试纸电同步模式，与漓江出版社联合出品的《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等成为时代佳作。其次是开发“先电后纸”模式，即电子书先行进行市场试水，而后进行实体书出版，这推动了一些优秀网络现实题材文学作品向实体书的转化，例如掌阅科技与青岛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粮战》等图书探索了数字出版与传统主题出版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众所周知，有声书是文字阅读的有效补充方式。主题出版有声读物发展受政策驱动较为明显。2020年、2021年、2022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入选项目中，主题出版物占比均在半数左右^[6]，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同名作品。有声读物分发平台多元，出版社往往借助平台流量进行推广。青岛出版社《写给青少年的党史》通过与专业主播、PGC专业内容生产商互相协作，先后在喜马拉雅、学习强国等平台上线，播放量达千万以上，传播效果较好。

音视频课程开发是主题出版，尤其是党政类出版物的常见形态。广东人民出版社在荔枝FM推出“百年党史·青年说”音频课程，创作素材取自该社“红色文化”系列图书和“红色广东”系列图书。

此外，国内一些大型出版社整合已有资源主动策划融媒体项目开发，此类项目投入力度较大，需要丰富的内容资源、技术和资金做支撑，且开发周期长，对出版社的要求更高。大型融媒体出版项目代表有“纪念小康工程”数据库，集合各地宣传部门力量，形成了党政部门、出版机构和学术机构等一体协作的生产形态。

主题出版数字化不仅是纸质图书与数字产品内容生产的一体化，更包括线上线下发行营销的一体化。根据开卷2022年度监测数据，畅销书TOP50有21种是主题出版图书，其中大部分图书以党政类图书为主，发行则以线下实体店为主，比例达90%以上；线上发行比例超70%的市场类畅销作品依然只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岩》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红星照耀中国（八年级上）》。

尽管如此，近年来国内不少出版社主动作为，提高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含量，以市场化思维开展主题图书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推广活动，依靠内容质量形成品牌优势，经受住市场检验，获得读者认可。^[7]译林出版社在2021年3月成立新媒体营销运营中心，形成覆盖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视频号、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的新媒体矩阵，全网粉丝累计超400万，主题图书《忘记我》除了在线下首发、线上直播之外，还依靠新媒体矩阵扩大该书的宣传影响，并通过专题片《忘记我：中国女辛德勒——钱秀玲传奇》在央视10套《读书》栏目播出，市场口碑俱佳。

全媒体传播生态格局下，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平台流量剧增，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有时难以实现同频共振。要壮大主流舆论，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聚合多方优势，形成最大合力，这样才能主导议题设置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和网络话语权。近年来，主题出版图书与主旋律影视剧、综艺节目、政论节目等相互联动，以不同介质产品深入普通受众，提高了主流价值观的整体传播效力。早在2010年前后，国内出现不少主旋律题材影视精品，如《长沙保卫战》《永不磨灭的番号》，均改编自主题出版图书，并先后上线至各大电视台、爱奇艺等网络平台，带动了主题图书讨论热度，提升了主流价值的影响力。

文学类主题出版图书的IP改编如今已成常态，上海人民出版社《战上海》，优秀现实网络文学作品《大江东去》等均已改编为电视剧。可以说，主题出版能为主旋律影视剧生产提供内容资源，而成功的影视化作品也能带动主题图书的二次销售。当然，也有一些出版社反向行之，从热播影视剧或热门新闻作品中敏感捕捉主题出版选题，抢占先机。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60万米高空看中国》原是新华社同名融媒体系列报道，传统出版物的出版，实现了与新媒体的嫁接与融合。

尽管数字化是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必然方向，但我国主题出版数字化走出去整体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输出的产品形态有电子书、APP和数据库等。相比于单一的数字产品走出去，依托数据库、APP平台等聚合性平台实施的主题出版走出去，需要整合更多数字化资源，如技术资源、内容资源、渠道资源。近年来，国内一些出版社通过整合以上资源要素，产出了一些代表性的主题出版数字产品，成为打通两个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缩影。中华书局依托下属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公司建设运营的“籍合网”，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为资源，收录7 000多种图书，数据库同时收入其他出版社的优质古籍资源，合作出版社包括凤凰出版社、巴蜀书社、齐鲁书社、岳麓书社、天津古籍书社等10余家，为国内外读者进行古籍的数字化阅读和研究提供了便利。目前，该数据库有49家海外大学和图书馆购买方，每年产生营收100万。^[8]

以资本要素整合带动主题出版的数字化产品和渠道走出去也成为出版走出去的另一路径。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在2015年与俄罗斯科学院涅斯托尔出版社合资成立斯维特出版社，推动了国内有影响力的图书在俄罗斯的出版，带动了社科文献出版社“一带一路”数据库、皮书数据库等在俄罗斯的销售。^[9]

在中国出版走出去近20年发展历程中，传统出版机构在推动主题出版走出去方面发挥了领头羊和主力军作用，而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和流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更凸显出“主题”属性，且民营数字平台在把握国际市场规律、数字运营方面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因此，新兴数字出版物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推进文明互鉴方面同样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络文学的文化穿透力强，是海外受众群体阅读较为广泛的通俗文学，且内生动力足，作家迭代快，吸收了基数庞大的创作者和读者群。在国际市场，网文出海规模目前达到30亿元，用户规模为1.45亿，输出到海外的作品达到1.6万余部。中国出海的本土网文作品在世界观的架构上都融入了奋斗、热血、尊师重道等中国传统与当代文化元素，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中国文化。现实题材的网文作品如《大国重工》《复兴之路》已经被收录至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不同类型的网文作品正多元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

流媒体是指可在线或实时观看音视频的网络产品，而承载这些内容的媒介称之为流媒体平台。欧美主流的流媒体视频服务平台有奈飞（Netflix）、YouTube、迪士尼+、亚马逊Prime Video等，与这些流媒体平台相对的是中国的TikTok和腾讯视频等平台。TikTok的全球下载量超30亿，月活跃用户突破10亿，已经超过Facebook、YouTube等平台，用户规模最大的美国达到1.1亿用户量。该平台为国外受众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提供了窗口，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传播的新方式。腾讯视频自2016年起将本土影视剧资源输出至海外平台，其中在YouTube官方账号粉丝量超5 000万。2019年开始，腾讯视频WeTV正式进入海外市场，目标地区是东南亚市场、非洲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东、葡萄牙、拉美地区）。截止到2022年12月，腾讯视频海外版下载量超过1.5亿，覆盖东南亚30%左右用户。在泰国，奈飞的市场占比约24%，腾讯WeTV市场占比22%，Viu（中国香港）占比13%，其他平台市场占比41%。通过这些流媒体平台，中国电视剧从以古装剧、功夫题材为主进入当代多元题材并存的新阶段，在塑造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主题出版数字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传统出版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编印发体系，数字化发展必然要求出版主体要具有出版的融合意识，敢于在传统出版的不同环节先做尝试，而后完成对现有组织资源、结构和生产模式的重新配置，最终形成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主题出版数字化还存在以下问题。

传统党政类出版社是主题出版的重要主体，但主题类有声书每年仅开发几本，整体上数字化的产品种类并不算多。即使主题出版市场化运作较为成功的出版社，做比较全面的数字化开发和营销的只有社会影响和市场销量俱佳的几部代表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的20个瞬间》《战上海》《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千里江山图》等。

与传统主题出版物的多元化、精品化发展相比，主题出版的融媒体产品数量整体偏少。与此同时，主题出版融合产品链延伸不够，市场上策划含量高、双效俱佳的优质主题出版物只是开发了一种或两种产品形态，并未形成普遍的纸质图书、电子书、有声书、动态H5、知识服务产品等系列产品的多元延伸、深度整合的良性态势，主题出版产业集群程度低，主题图书的传播价值无法最大化。

2020—2022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入选项目中，音像电子出版物的选题数量分别是15种、25种、20种，总体占比12%、14.7%、12.5%。这些原本不联网、封装化的传统电子出版物并未向多终端、网络化、开放性的数字空间进行融合升级，向新媒体平台融合的产品比例不到10%。总体来看，与教育出版领域集在线教育、翻转课堂、数字教材、电子书包、微课于一体的融合发展，以及文学出版领域的IP全产业链跨界融合等相比，主题出版的数字化发展程度还比较低。

已有的主题出版融媒体产品开发目前比较集中在时政类主题读物上，尤其是党政、党史类读物比较多，而聚焦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领域的当代主题产品开发尚不足，这与纸质主题出版物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领域取材的多元化、均衡化发展形成明显对比。2021年数字出版精品遴选计划入选项目，主题出版类有4种，其中3种都属于党政类产品。2023年数字出版精品遴选计划入选的主题出版类项目共有9种，也是聚焦党政类的项目比重较大，科技类主题出版融媒体产品只有2种，分别是河北冠林数字出版有限公司的“科学报国——功勋科学家的赤子心”、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国科学家的故事——数字项目（共80集）”，传统文化类融媒体产品只有1种，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穿越时空的中国长城》融合出版项目。在喜马拉雅和懒人听书平台，主题出版图书主要聚集在新红色频道和党政频道，内容也多以政治读物为主，出版社的官方频道上线的主题出版有声书，也主要是聚焦党史、国史、战争史等的文学读物。

主题出版物的“主题”往往比较严肃，数字化主题叙事更需要找准小切口，且遵循小、快、灵等技术应用规律，需要对内容进行重新策划，增加读者的参与感和体验感。现有融媒体主题出版物还较多扎堆在党政读物上，重复较多，说教味比较浓厚，从名字到展现形式、语言叙事都不够生动，融合形式单一。即便是一些应用智能技术开发的主题产品，如依托VR、AR、元宇宙等开发的读物，因策划模式和整体技术应用尚在探索阶段，视觉体验和交互体验上也均有待增强。总之，主题出版数字化还没有真正实现一种内容、多种开发的目标，也未能针对不同平台与受众做精准分析和策划，这就使可以引发全民参与、热议的现象级的主题数字作品比较匮乏。

与全媒体立体开发、全版权运营的大众出版和少儿出版领域相比，主题出版数字化还处于产品转型升级阶段，即便是在主题出版与大众出版、少儿出版的融合领域，产生了双效俱佳的作品，这些图书也仍未被完全整合进已有的数字化营销体系中。国内有些出版社借助自身优势在新媒体平台聚集了大量粉丝，但这些优势并未转化为主题出版读物的销售拉力。《出版人》监测数据显示，国内出版发行机构抖音账号（包括出版社、图书策划公司、渠道商在内）的开设数量从2021年的231个增加至2022年的505个，其中有250家机构尝试发力直播带货。出版社官方账号直播指数（综合直播场次、场均销售额等指标）排名前十的出版社中，党政类出版社未上榜，排名前5的出版社分别是中信出版童书旗舰店、机械工业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中信童书优选、中信出版旗舰店。这些出版社抖音旗舰店商品种类在500～1 000之间，但主题出版物的售卖仅有10～20种，且总销量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流量级渠道商在拉动主题出版销售方面比出版社官方直播表现更突出，直播指数最高的“东方甄选之图书”一场直播上线图书约120种，主题图书通常能占到25%，如《我把理想写进空间站》售出1.2万册、《尖锐对话：让世界听到新时代中国声音》售出9 916件、《我心归处是敦煌》售出8 233件，这些图书以少儿类科技主题出版为主。相比于极个别的大流量带货机制，目前大多数出版社的自媒体账号运营效果并不理想，做得较好的出版社官方账号粉丝积累能达到20万～80万之间，而80%的出版社账号粉丝积累尚不过万。这些官方账号涉及的主题出版图书不多，且还未与大流量发行商、渠道商等形成有机互动、相互引流。总体来说，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还未完全建立。近年来，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主题图书策划含量加大、内容质量高，但这些图书还未得到系统的数字营销支持，造成社会口碑好但市场难打开的局面。

主题出版的数字化进程与出版机构，乃至整个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保障。近年来，我国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进程却相对缓慢。虽然有些出版机构内部设立了数字出版部门，但传统的编印发部门与数字出版部门并未有效联动，数字化建设还只是技术加法，没有真正做到业务相融。现有出版社做纸质主题出版物的项目团队，都是在传统内容生产机制下选拔出的一批人才，他们对选题的政治导向、内容质量、主题把控都具有较强把握能力，但对新媒体运作规律的掌握程度却不足。面对主题出版的数字化要求，大部分中小型出版社的开发能力和技术队伍较弱，在此情况下，只能依靠第三方技术公司。这种方式虽能暂时补足传统出版社技术积累薄弱的短板，但存在的问题是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只负责产品形式的实现，对内容的把控能力较弱，实际上，数字产品策划需要的是既有创意表达又深谙新媒体传播规律的编辑团队。

据《出版人职业生存现状调查样本报告（2019—2020年度）》以及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南京大学共同发布的《全国数字出版情况调查（2021）》数据显示，全国仅有1/3左右的出版社设置了专门的数字出版部门，各出版社现有的融合出版业务人员有86.52%是由图书编辑人员转岗调用，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App、网络营销等新业态了解不多，掌握不足。主题出版数字化发展要依托整个出版组织进行系统的数字化发展规划，在机构设置、人员队伍、分工协作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才能改变当前主题出版数字化的碎片式、随机式尝试，形成长效机制。

主题出版的数字化发展目前呈现三种态势：一是多元化的数字出版物已经出现；二是民营主体介入主题出版越来越多；三是数字出版人才需求量加大。在数字化发展方面，主题出版的二维码图书、电子书、有声书、音视频、H5、VR、数据库、APP、数字藏品等产品形态已然出现，线上营销也在发展之中，未来随着智能技术应用的进一步加深，将会有更多新型的产品形态，对这些产品形态，如何去评估其传播效果，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与此同时，对于民营主体如何规范引导，促其健康有序发展，提升其文化传播自觉意识，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内领先出版社的数字出版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0%，而发达国家基本能达到60%以上。面对这一重大缺口，完善数字出版人才的成长与评价体系对主题出版的数字化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国家层面实施的涉及主题出版数字化的评价体系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音像电子类评选”“全国数字出版精品遴选计划”“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年度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单位推荐遴选计划”等，这些评选的入围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主题出版物，加强了主题出版数字化的发展引导。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一，对出版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培养机制、薪酬激励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职称评审仍偏向传统的出版编辑人才，数字出版人才缺少向上发展空间，数字化驱动的职业发展意愿不明显。^[10]第二，目前主题出版的一些国家级项目评选有音像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子类别，但申报主体以音像出版社为主，在申报主体上有所限制，此外，产品形式没有跟上新型融媒体形态，一些民营主体推出的优秀作品尚未参与进来。第三，融媒体产品传播效果体系还未建立，主题出版的数字化说到底是为了全面触达读者内心，这些数字化产品触达率、使用率以及日活用户等都需要建立以大数据为支撑的评价机制，这样才能提升出版主体做数字化主题产品开发的热情。

主题出版发展走过近20年历程，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的重要板块，而主题出版数字化发展的时间则更短，近年来在政策和技术驱动下有了整体提升，但要实现以数字化为手段提升主题出版物的传播效果，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次文化需求，需要从政策配套、机制创新以及资源管理等方面加以思考，推进主题出版的数字化发展。

相关部门应扩展主题出版数字产品的评奖渠道，激活其多元化发展。每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主题出版的发展，奖项的设置无疑对出版产品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因此想要引导主题出版向数字化、融合出版的方向发展，相关奖项的设置是重要且必要的。比如，在已有的主题出版类项目和评奖中，增设主题出版数字化的相关奖项，申报主体上鼓励音像电子出版社和一定比例的民营主体参选，并在相关的文件中增加补充意见，鼓励各出版社申报的主题出版选题包含一定比例的融媒体选题，这些都是“以奖促产”的有效路径。此外，应组织有关媒体、平台对获奖作品进行深入宣传推介，让更多优秀的主题出版电子书、有声书被读者知道、看到，是有效利用奖项推动主题出版数字化产品市场化的衍生效果。

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还应考虑如何调动出版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其内生动力。国家新闻出版署每年发布“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名单”，其中包括“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单位遴选推荐计划”，想要激发出版主体在主题出版融合发展上的积极性，应鼓励在主题出版方面具有一定基础的出版机构向数字化方向进行拓展，可在此推荐计划中设立“主题出版数字化（试点）单位”，对试点单位在承担重要课题、资金项目支持等方面给予倾斜，组织行业交流，总结发展模式，供业内学习借鉴。同时，对国内民营企业在画风、音乐、文化元素应用以及叙事导向正向积极的游戏作品给以肯定，激发民营企业创作优秀文化作品的热情。

出版行业可组建主题出版数字化产业发展联盟，积极吸纳主题出版数字化相关的出版单位、出版发行商、技术服务商、民营企业以及高校数字出版研究人员，加强产业链不同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推进主题出版资源之间的整合与共享，推动主题出版数字化的跨越式发展。

各出版机构应创新主题出版数字化产品的推广机制。目前，优秀传统主题出版物的宣传推广主要依靠的是官方媒体、线下书展以及出版社组织的作者见面会、新媒体渠道等，除此之外，还需大力探索其他更为灵活、更接地气的形式。主题出版数字化应聚焦各类多形态的文旅载体，扩大数字产品的传播范围；应和遗产遗迹相互融合，在红色主题展厅、科技馆、文博馆、历史名人景观、历史遗产展厅等地方设立主题出版书架，以及主题出版融媒体阅读体验区块，借助数字媒体技术应用推广主题出版读物。

有关部门可引导各级地方建立出版数字化产业集群，将主题出版纳入其中，在场地、资源、服务等方面适当给予支持，建立全媒体产业链。统计、总结全国各地目前新开和仍在运营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发展情况，鼓励主题出版社会效益、市场效益俱佳的出版社在基地建立数字化中心，负责专门与基地内的项目孵化、作品改编、影视动漫衍生开发等上下游企业进行合作转化，加速主题出版由纸质读物向数字产品的转化过程。

出版行业需积极探索，制定主题出版融媒体产品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可引入用户活跃度、阅读量、转发量、互动量、支付转化率等多维度指标，基于融媒体产品特征完善主题出版融媒体产品的考核指标体系，同时针对主题出版数字产品的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对一些大型融媒体产品，如App、数据库、有声书等产品灵活调整考评周期，对融媒体产品做出客观评价。出版单位的年度核验、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要适当加大融合出版以及主题出版数字化方面的指标加分力度，推动出版融合发展成效与有关评奖评优、出版资源配置的联动，激发主题出版数字化发展动力。同时，评价体系重要参考指标可充分融入有关部门数字出版相关奖项评选中，力求实现作品质量和作品影响的双效合一。

建立主题出版信息数据库是现阶段推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主题出版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纸质出版作品、融媒体产品，这些是记录时代、记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珍贵资料，有必要利用现代化的技术，通过建立数据库等方式，将主题出版物的书名、出版主体、发行量、融媒体开发类型、IP转化等信息纳入其中，既能保存资料，也能方便相关部门对主题出版发展动态的及时掌握和指导。同时，在此基础上建立主题出版经典案例库，广泛调研、深入一线，其中包括主题出版数字化优秀案例，总结主题出版融合发展典型经验，为一些初涉主题出版数字化产品策划与开发的出版机构提供参考样本。

此外，引导主题出版研究、数字出版研究的出版智库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对主题出版物线上售卖、数字化产品传播效果等相关产业数据收集和统计，加强与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数字阅读平台等的合作和沟通，建立主题出版数字化运营分析制度也是强化出版机构数字化发展过程管理的重要方面。

数字化是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内一些出版社在主题出版数字化方面已经做出初步探索，但总体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深入分析主题出版数字化的逻辑与现状，依托信息技术的高效性、多样性、交互性与全球性，建立适应主题出版特色的数字化发展路径，将有助于引导国内出版机构形成特有的融合创新模式，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为主题出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使命注入新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