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作为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1]文化治理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新治理方式，有益于现代化治理水平的提高。农家书屋在文化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丰富了乡村居民的文化生活，传播了先进文化，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还推动了乡村居民参与文化治理，缩小了城乡文化差距。因此，加强对农家书屋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其在文化治理中的作用，对推进文化治理、提升文化传播力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治理范式具有公共性、再生产性以及延伸性的特征。^[2]作为乡村地区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农家书屋延续和发展了文化治理范式的特征，并承担了“以文化人”的治理任务，这决定了其在文化治理过程中的定位与功能。

农家书屋作为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应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广大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并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农村居民阅读图书不仅能增加知识量和信息量，更能提高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体现了图书文化产品的文化再生产能力。此外，农家书屋的公共文化服务范围在不断延伸，具体体现在公共服务向个性化服务延伸、单项服务向多元服务延伸。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深，文化治理社会功能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因此，通过文化治理实现社会认同，进而形成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协作力显得尤为重要。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开发好、利用好农家书屋这一文化传播渠道，是增强乡村文化认同、实现“文化善治”价值目标的重要方式，更是带领广大乡村居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桥梁。

本文依据农家书屋优秀示范点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分布、书屋类型等条件，从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选取了天津、山东、江西、湖南和甘肃5省市10家“全国示范农家书屋”（见表1），并对其管理员进行电话访谈。访谈采取结构化的形式，访谈时间为60～120分钟。通过详细了解5省市10家农家书屋的基本建设情况、阅读推广活动、文化传播效果等，笔者发现农家书屋在建设管理、资源配套、阅读推广、实施机制、文化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普遍困境，导致农家书屋不能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充分发挥价值和作用，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效果不佳。

农家书屋治理结构决定了文化治理的效度。在农家书屋的建设中，国家层面对政策制定、资金使用、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和部署，地方层面按照国家标准落实到各个行政村。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运行模式确立了政府的一元主导地位，建设主体专注于完成政策规定的目标与任务，忽视了对农家书屋实际运行情况的监督与调控。同时，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形成的地域性差异由来已久，欠发达地区的农家书屋在经费、软硬件设备和管理队伍建设方面较为薄弱。^[3]由于资金来源有限，很多农家书屋面临着资金和资源短缺的困境，导致图书资源不足、设施陈旧、管理不善等问题。

农家书屋在设立之初提倡乡村居民“自主管理”，为当地村民提供基本的借阅服务。接受访谈的农家书屋管理员大多由当地村干部兼任，较难有专门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阅读推广，一些热心公益的村民和知识分子尽管有意愿参与书屋管理，但因专项资金分配的限制导致缺乏劳动报酬的支持而难以为继。同时，对于大多数的行政村来说，很难争取到“自上而下”的专项建设机会。^[4]村民被动式参与阅读活动，难以推动乡村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农家书屋在文化治理过程中的再生产性和延伸性均未得到落实。

因此，建管主体的单一化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割裂状态，反映出政府作为文化治理“元主体”采取的垂直单线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未能建立“上下多主体协同互动”的深入联系，缺乏专门的渠道接收来自基层的反馈意见，未激活其他主体共同参与农家书屋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农家书屋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

为促进农家书屋阅读资源的更新，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指导各地做好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工作。2019年，中宣部启动“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推选活动，进一步聚焦农民对图书的需求。农家书屋所在地的县文化局或县图书馆按照国家标准定期配送图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村民“没书看”“看书难”的问题。但整体来看，农家书屋阅读资源的供给方式仍然遵循行政主导性的供给配置逻辑。对5省市10家农家书屋的调研发现，农家书屋的图书资源配置与乡村居民阅读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供需错位现象。

在被问及如何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时，其中两位访谈对象认为农家书屋的图书“由区图书馆统一配书，没有进行过有针对性的、定期的阅读调查”，也“没有专门的负责人进行科学规范的普查”。部分农家书屋管理员会主动与读者沟通或通过借阅记录来了解读者需求。潍坊市高密宝德书院图书管理员提到，“遇到村民想读的书却找不到的情况，我们会把它们记下来然后购进一部分”，“我和我媳妇都是人民教师，来书屋读书和参加活动的也都是村里的儿童，我们知道孩子们应该读什么书，学校里倡导读什么书，我们也会及时为孩子们更新”。

同时，数字化时代对农家书屋阅读资源的供给方式和阅读服务形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农家书屋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着力推广数字出版物、特色数据库等数字资源；利用数字技术建设数字阅读信息管理系统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但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农家书屋数智化建设的形式和运营思维存在问题，数智阅读服务规划和进展差异较大，转型升级较慢。大部分农家书屋没有条件按照乡村场景搭载适配的、个性化的数字资源和数字设备。天津市霍各庄村农家书屋的管理员提道：“农家书屋除了基本的配套设施，还有电子阅读机等数字阅读设备，不过现在这一批机器有点落后，有些资源查不到或者看不了，村民很少使用数字阅读设备，平时采购的阅读资源还是以纸质图书为主。”

除了缺少优质丰富的数字阅读资源，数字阅读推广人力资源也处于供需不平衡的状态。海量的阅读资源和数字阅读设备的操作使用、更新维护，都需要专业人员的指导，但真正能够立足乡村、引领乡村阅读的“阅读领袖”十分匮乏。资源供给不平衡影响了人们对农家书屋阅读资源的使用率和接受程度，难以形成积极的阅读氛围，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异。由上级部门统一配发图书的自上而下“一刀切”式阅读资源供给模式，淡化甚至忽视了乡村居民实际的文化需求，反映出农家书屋存在资源配置供需错位的问题。农家书屋在阅读资源选择中缺乏一定的自主权和主动性，不能依据当地村民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图书结构和种类，难以满足乡村居民的差异化和多样化阅读需求，导致乡村居民“不会选、看不懂”，乡村居民未能真正参与到农家书屋建设中来，难以实现文化认同，最终导致文化治理困境。上述原因导致乡村居民既找不到想读之书，又无适配的电子资源可供使用，久而久之就放弃了到农家书屋阅读的想法，部分地区的农家书屋甚至逐渐成为村民开展各类娱乐活动的场所。从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来看，农家书屋建设现状难以满足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无法成为激发乡村居民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更难以助力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

作为村级文化机构，农家书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从宏观层面来看，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否决定着农家书屋在文化治理过程中能否发挥有效功能。访谈发现，大部分农家书屋在标准化、规范化的政策引领下，能够满足对活动形式和举办次数、阅读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的要求。部分农家书屋的阅读推广活动频率较高，但往往“重数量，轻质量”，缺少针对不同人群特点量身定制的阅读活动，受访对象谈及阅读推广活动时表示，“人们虽然参与阅读活动，但最终的阅读效果不是很理想”。其原因有二：一是村民群体受到阅读习惯、知识水平、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限制，阅读活动参与度不高。他们既未主动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也未能从阅读活动中获得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农家书屋管理员在进行阅读推广时，很多村民会质疑：“现在大家都看短视频，搞阅读还有什么用？”“家里娃娃会读书就行了，我们读书用来做什么？”因此，如何吸引乡村居民参与阅读、提高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是农家书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二是一些农家书屋在管理和运营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如图书分类不明确、借阅制度不完善、开放时间不稳定等。同时，阅读推广活动缺乏完善的评价反馈机制，未实现以绩效考评促进服务优化和文化治理的目的。这些不利于农家书屋长期稳定地运行发展，也不利于阅读推广、文化传播和文化治理。

农家书屋助力文化治理的功能实现路径是多方面的，包括建立多元治理共同体，完善阅读资源供给，建构阅读推广机制等。这些功能的发挥能够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全面进步。

实现“文化善治”的关键在于完成以政府角色定位为核心的治理结构转型。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将“加强农村文化引领”和“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等作为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基层基础的重要任务。^[5]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充分发挥农家书屋天然的文化惠民优势，就要推动农家书屋的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逐步建立阅读推广共同体，形成多元共治、多方协作、多层互动的治理新格局，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首先，政府应发挥“元治理”的主体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为文化治理保驾护航，加大乡村阅读投入和帮扶力度。其次，政府应由管理者的角色向参与者和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即从“办文化”“管文化”向“兴文化”转变。^[6]最后，政府应制定阅读推广共同体的运行规则，厘清各个运行主体的职责、目标和任务，鼓励出版单位积极参与乡村阅读推广，倡导图书馆、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家书屋的建设工作，形成多种社会力量的共治合力。在国家统一政策的指导下，各行政村制定本村农家书屋管理规则时应注意制定程序的科学规范，让村民了解规则的制定流程，确保村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在推进农家书屋运行的过程中，应注重阅读氛围的营造，通过广泛宣传和发动村民，加强村民对农家书屋建设的认同感和支持力度。^[7]

此外，政府还应协调推进基层主体之间互联互通，促进设施、人员、产品、场地的统筹使用，提升农家书屋的复合利用率和文化服务水平。例如，四川省政府联合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妇联等多个单位的力量，联通农家书屋，围绕乡村本土化的符号和元素建设“+图书馆”“+儿童之家”“+青年之家”“+妇女之家”等基层阵地，提升农家书屋的服务效能。

建立农家书屋多元治理共同体有助于推动农家书屋成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吸引乡村居民参与文化活动，有助于提升乡村文化活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利用需求而不是反复灌输规范”的治理方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实现“文化入心”基础上的“文化善治”的现实路径。^[8]因此，解决好“读什么”的现实问题是平衡农家书屋阅读资源供需矛盾的首要路径。农家书屋应针对阅读资源供给随机性强、更新不及时的问题，变“随机供给”为“定时更新”，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通过线上和线下有机结合，实现文化服务的创新与更新。2024年初，《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出台，的一提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促进城市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增加有效服务供给”。^[9]因此，完善农家书屋阅读资源供给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将丰富的城市阅读资源引入乡村，带动乡村阅读，形成“城—区—村”的三级联动。

农家书屋应对接基层群众实际阅读需求，充分利用《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增加优质内容供给，加强数字化升级改造，深化“百姓点单”服务模式，推动共建共享，解决乡村居民的迫切需求，实现文化治理效能。通过打造阅读共同体，农村书屋可成为维系乡村“生活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纽带，如天津市西青区王兰庄村农家书屋的管理理念就是“让创业的人有专业，让就业的人有技术，在不断学习中养成对书屋的依赖，从而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农家书屋的功能在不断延伸，由“加油站”向“公路综合服务区”转变，实现“育民”与“富民”的价值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因此，乡村文化治理应重视农家书屋独特的再生产作用，增强乡村居民在文化领域的获得感，结合当地传统文化整合文化资源，使乡村居民在阅读后积极主动投入文化再生产，增强乡村主体对自身和乡村文化的认同，做到“围绕乡土、根植乡土、盘活乡土”，积极主动地创造出乡村居民喜闻乐见的知识文化内容，使农家书屋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主推手。通过利用农家书屋的阅读资源，乡村居民可以围绕本地文化特色、个人生活实际等进行创作，也可以利用抖音、快手等数字平台进行作品展示，将当地特色文化融入阅读推广活动，形成人人参与的现代乡村文化传播体系，使乡村居民真正实现“看得懂、愿意读、读得勤”，培养自觉主动的阅读意识和阅读习惯。由此，农家书屋的作用才能落到实处，乡村居民才能够凝聚在新的文化符号之下，通过不同行动主体间的对话、参与、协商与合作机制，最终形成自助互助、多赢互惠、共同在场、共建家园的乡村发展共同体新格局。^[10]农家书屋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平台和创新阵地，通过提供农业科技、职业技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图书资源，举办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等，成为乡村居民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渠道，满足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帮助乡村居民提升科技、人文和法律素养，推动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多样化、高质量文化服务，促进乡土文化创新。

文化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农家书屋在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承担着纽带作用。为保证文化治理的长效发展与提质增效，农家书屋应发展阅读推广新常态，围绕乡村居民需求建立阅读内容的选择标准和阅读活动的评价体系，立足乡村实际建构可持续的阅读推广机制。

农家书屋的阅读推广机制是指通过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营造农家书屋的阅读氛围，提高乡村居民的阅读兴趣和参与度。一是以阅读活动为抓手打造“社区文明生态圈”，重建社区精神，包括将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相结合，组织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阅读推广活动，引导乡村居民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增强归属感和获得感；开展留守儿童阅读指导、农业科普图书展、粮食种植培训、农业专家讲座等，帮助农户消化吸收书本知识，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庄稼地里的问题，吸引乡村居民投入乡村振兴建设。二是采取“1+N”模式，结对共建，把农家书屋打造为综合性的文化服务阵地，与周边学校、宗祠等主体动态合作，提升农家书屋服务效能。例如，广州市花都区三华村农家书屋将百年宗祠升级改造，成为融合了教学、展示、研讨、阅读等功能的综合性文化场馆，既是学校立贤书院，也是三华村农家书屋和花都区图书馆分馆。三是建立激励机制，设立阅读奖励制度，如评选新乡贤、老党员、返乡大学生等作为“阅读主理人”，发挥模范带头和指导作用；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公共阅读服务，设置建设奖、运营奖和阅读推广活动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农家书屋的建设和管理。同时，还可根据村民的文化水平和阅读偏好，设置“由浅入深”的分级阅读激励活动。例如，甘肃省张掖市甘浚镇速展村农家书屋开展了“阅读存折”和“阅读积分兑换”活动，村民通过打卡的方式累积阅读时长或分享次数，按照相应的标准可以领取奖励，以此吸引村民开展阅读行为。四是构建多元立体的阅读空间，支持公益性文化阅读与旅游休闲服务相结合，打造乡村文化空间和旅游休闲驿站，形成文旅一体化的阅读空间，最大限度提升农家书屋的利用率，将农家书屋定位为乡村文化会客厅和乡村旅游打卡点，打造兼具阅读、艺术、社交、教育等于一体的新形态阅读空间，以农家书屋带动乡村文化旅游，以乡村阅读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五是建立反馈机制，与读者保持沟通和互动，及时收集他们的反馈和建议。这有助于了解读者的需求和偏好，为后续的图书采购和活动策划提供参考。六是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个性化阅读品牌。农家书屋可以借鉴苏州地区书香品牌的独特格局——“一市一品”和“一地一特”，按照地域特点建设特色书屋。辽宁鞍山四村第一居民区就充分利用农村闲散资源，通过微改造，将一座废弃垃圾箱房变身为“共享小书屋”，成功打造为当地特色阅读品牌，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吸引了许多居民到这里阅读交流，实现服务民生“零距离”，书屋就此成为有温度的“文化新地标”和社区“网红”打卡点。

基于上述，农家书屋可以成为乡村居民参与文化治理的平台。通过组织乡村居民参与阅读、讨论、分享等活动，农家书屋能够激发乡村居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鼓舞他们表达自己的文化需求和意见，参与文化决策和管理。这有助于调动乡村居民主动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提升乡村居民在文化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的科学化。

农家书屋助力文化治理是一项集文化服务、素养提升、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参与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治理工程。农家书屋的发展应立足于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围绕优秀城乡文化资源配置，以“共建共享共治”为抓手，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创新公共阅读服务供给模式，提高公共阅读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提高乡村居民文化水平的同时提升乡村文化价值认同感，推动乡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素养和生活质量，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实现文化治理和文化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