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出版事业亟须锻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人才队伍。这既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际行动，也是践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推进出版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1]文化强国重大战略的实施、出版学科共建的推进、出版专业博士项目的出台，为主题出版人才培养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当前，我国主题出版人才队伍现状距离出版强国、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如何创新主题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和路径，已成为当下需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本文基于双三螺旋理论，尝试构建以主题出版知识、能力、素质为核心的内三螺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和以政府、出版企业、高校为主体的外三螺旋交叉融合模式，推动传统主题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更新升级。

出版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随着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战略的实施，国家对出版业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而出版人才的教育培养是推进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对于引领新时代出版自信自觉自强，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2]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激发理论界、出版界和学术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感，为我们做好出版工作和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出版作为文化传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如何更好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其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的基础性长久性作用^[3]，意义重大。

主题出版人才培养不仅是出版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推动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国际交流与理解的关键所在。主题出版往往聚焦于国家重大战略、重要事件、主流价值等，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文化、记录时代变迁的重要途径。培养专业的主题出版人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主题出版物是对外展示国家形象、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主题出版专业人才，能够创作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接受、可传播中华文化的精品，增强国际传播力和话语权。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主题出版要想充分发挥在文化建设中的排头兵、主阵地作用，对接文化强国战略部署，进而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亟须培养一批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政治素质过硬、创新能力突出的高端出版尖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人才支撑。这是出版学界、业界需要共同探讨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出版专业学科建设不断传来佳音。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原先可授予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提升至可同时授予出版博士专业学位。同年，中宣部推出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智库遴选计划，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外另单设出版智库，充分体现了国家机构对出版学科的重视。

2023年12月19日，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深化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建设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专业，为推动出版业繁荣发展、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有力支撑。意见明确，实施出版学术人才培养支持计划，着力培养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创新能力突出、实践经验丰富的出版学术领军人才、骨干人才。^[4]

《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总体要求、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组织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15项促进措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助力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这是各省、各出版单位、各出版院校响应国家建设文化强国战略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进行学科前瞻性布局的关键步骤。

主题出版作为中国特色鲜明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也已取得一系列具有学理性和实践性双重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但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此背景下，学科建设要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与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努力培养更多行业急需的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政治素质过硬、创新能力突出的复合型主题出版尖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笔者及所在团队在近年的主题出版实践中，对二十余家出版机构进行了主题出版人才需求现状的调研。90%的样本来自地方出版社，主要分布在地方人民社、高校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其中，专业出版社以地方教育出版社、地方科技出版社、地方文艺出版社为主。调查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辅。

从人口统计学基本数据来看，男女性别比例趋近1∶3；50%以上的样本年龄是25～35岁、职称是中级、学历是本科及以上；从岗位类型来看，图书编辑占比近80%、中层及以上管理者占比近10%。

从出版社的主题出版编辑人才需求来看，数量整体较少，19.8%的出版社不足5人，约30%的出版社为5～10人，近五成出版社都不足10人。此外，只有约10%的有关头部出版社企业表示，当前的主题出版人才已满足主题出版相关业务的需求，有的还形成了成熟的团队。

从人才来源来看，出版社的主题出版人才主要有三大来源，按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企业内部编辑转岗或者兼做主题出版物（78.3%）、从其他出版单位引进或者借助“外脑”（33.6%）、面向高校进行人才招聘（10.1%）。这说明当前的主题出版人才还是以有一定从业经验的“熟手”为主，也说明高校主题出版专门人才的培养亟须加强，否则无法满足出版单位所需。

从对主题出版的认知与评价来看，调研显示，近50%的样本认为“本单位现有的主题出版工作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半数编辑对主题出版仍持观望态度，并表示“没有参与过主题出版物的研发”。在被问及是否了解目前市场上的主题出版图书时，近40%的编辑表示“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有近60%回答“希望尝试主题出版业务，并对本单位主题出版工作有积极的预期”。关于单位主题出版的选题来源，回答为“领导交代并主导的”占比47%、“自主策划”占比53%；经过进一步的分析，这与国家政策强有力的导向作用和出版社的激励机制有较强的联系。

从主题出版专业能力素养来看，超过50%的样本具有过硬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约60%的样本认为自身的主题出版从业能力“一般”；而在参与主题出版图书研发的过程中，占比最大的三大能力制约因素是“选题策划能力”（80%）、“作者培育能力”（60%）和“市场推广能力”（50%）。关于“哪些是阻碍您提高主题出版从业能力的因素”这一问题，33%的样本选择了“单位没有施展的空间”、超过50%的样本认为高校出版课程对于主题出版相关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匮乏，基本没有上过主题出版专门的课程，大多数内容仅仅作为一小部分出现在其他课程里。还有44%的样本选择了“单位的相关培训不足”这一选项。

结合以上针对出版单位主题出版人才现状的调研，以及笔者作为多年高校教师和主题出版研究院研究人员双重身份的观察，可以发现我国传统出版企业的人才基础良好，编辑队伍整体结构和质量较好，编辑的职业素养普遍较高。然而主题出版人才供给需求耦合度却不高。主题出版人才的迫切需求与现有一些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就业困境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主题出版人才数量和质量上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显得不足，无法满足新形势下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量的方面，有的出版单位内部人才结构失衡，传统的编辑、印刷、发行等岗位人才饱和，而主题出版选题策划、主题出版融媒体内容创意和技术开发、主题出版“走出去”国际市场开发等新型岗位人才短缺，影响了出版业在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竞争力；有的出版企业在人才培养上重使用、轻培养，导致人才流失严重。目前，除了部分出版机构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设立了主题出版相关部门，并逐渐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主题出版人才，如学林出版社楼岚岚副社长带领的青年编辑团队，以强大的主题出版专业能力托举起《战上海》《文献中的百年党史》等主题出版精品。其他许多出版机构都面临主题出版“专才”的不足甚至是匮乏的窘况。

质的方面，具有传统文化积累、多学科理论基础，既有家国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主题出版领军人才不足，制约了主题出版在内容创新等方面的发展；主题出版高层次学术人才相对匮乏，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尚在起步阶段，且高校出版学科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培育方式等“千人一面”现象较为突出，差别化、特色化的主题人才培养格局尚未形成，缺乏清晰明确的培养中国特色主题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所需的人才发展战略和规划，与业界对主题出版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存在脱节；高校出版专业不能有效满足出版学界师资的需求等问题，都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需求。

三螺旋理论于1995年由亨利·埃茨科威兹引入社会学领域，他指出，三螺旋模型是由政府、产业、大学三个部分构成，三者之间相互独立且不断作用，构成协同创新机制，通过持续合作推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不断地螺旋式上升中，为培养高质量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双三螺旋理论是对三螺旋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一是以主题出版相关知识为基础、能力为关键、素质为核心的内三螺旋人才培养模式；二是以政府、出版企业、高校三方形成的外三螺旋交叉融合模式，注重坚持高校和出版企业的双重人才培养主体地位，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三者耦合并行，共享成果，为人才培养提供接续发展。^[6]

主题出版人才培养目标至少应回答如下关键问题：应培养什么样的主题出版人才？主题出版人才应具备什么样的知识、能力、素养等？

知识是主题出版人才培养的基础要素。

除了出版学专业基础知识和学科前沿知识之外，为推动出版学科发展、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学，出版学术界着力探索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主题出版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建设，主题出版的知识体系建设是出版学自我知识体系的特色构成。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主题出版的动力机制和评价机制、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体系建设、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主题出版的全流程管理、主题出版的融媒体传播和国际传播等，都是构成主题出版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基石。

能力是主题出版人才知识的外化和素养的集中呈现。

主题出版人才的选题策划能力、内容把关能力、作者的沟通能力、融媒体驾驭能力、图书的营销能力、国内外市场的开拓能力是精品主题出版物的保障。从宏观的内容策划到中观的谋篇布局，再到微观的退改润色等细枝末节，可以说，没有出版的主题出版专业能力，便没有精品出版物。^[7]

素养是知识的内化，能力的大小由素养的高低决定。我们要做好主题出版，除了应具备政治素养、专业素养、市场素养之外，还需要有情怀。可谓知识与能力并重、情怀与素养同行。

第一是要有家国情怀，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生成了家国情怀，它是强调在个体修为之上的对国家命运的关怀，是中国人的道德制高点。呼唤家国情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义，也是对当今社会重塑信仰、道义担当的现实要求，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和个体幸福的融合统一。主题出版人才是引导舆论、引领时代精神的把关人，对家国情怀的强调更尤为重要。第二是要有好书情怀，优质的主题出版物离不开作者对内容的生产，更离不开编辑的全局谋划。好的编辑首先一定要对书感兴趣，他不是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做书，而是有着极高的精品意识和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只有抱着做好书的情怀才能让图书在标题、封面、文字、排版等各处细节增光添色。广东花城出版社编辑麦小麦就是国内出版界编辑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在《此生为好书而来》的自述中，她论述了作为编辑和策划推广者对书的敬畏之心，以及如何在编书写书中践行好书情怀。第三是要有读者情怀。一本好书一定是让人喜闻乐见、爱不释手的，编辑只有具备读者情怀，有敏锐的读者洞见和观察，才能真正做好主题出版。

总的来说，除了前述内螺旋知识、能力、素养和情怀四重维度之外，高度与温度亦是主题出版及其人才需求的两个重要标准。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在《高度与温度：主题出版导论》序言中指出何为兼具高度与温度的主题出版物，可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来衡量：“民族的”涉及以谁为主体、为基础的问题（做的是中国人的出版工作，要延续和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做出自己的特色）；“科学的”涉及内容的先进性、竞争性、全球性问题（“地球村”需要村村通）；“大众的”涉及为谁服务的问题（出版服务于学人和人民群众）。^[8]“高度”体现的是主题出版人才选题策划的眼界和学术境界，正因为做主题出版难度大，主题出版高端人才的培养才显得十分迫切；“温度”体现的是主题出版人才具体而微的编辑业务实践，只有那些能够俯下身子，以人民为中心，精研大众需求的优秀人才才能做出有温度的真的入脑入心的主题出版物。

基于“三螺旋”良性循环的需求视野，基于主题出版人才知识、能力和素养结构的特点，主题出版的人才培养应在政府的制度保证下，依托行业和高校的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完成高校出版学科建设和出版行业深度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和人才培养模式转型。

主题出版的人才队伍建设应包含三类重点人才。第一是主题出版青年编辑人才建设，第二是主题出版领军人才建设。第三是主题出版作者人才培育，三者构成并行的主题出版人才培养体系，铸造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出版主力军。

高校是培养主题出版人才的摇篮，政府协同高校加强培养主题出版人才新生力量。高校出版专业的本科和硕士阶段是拓展主题出版新人群体的重要阶段，要重点发掘年轻化的编辑新军。他们的新思想、新理念都更贴近时代，挖掘青年编辑的创造力能够帮助增加主题出版的吸引力，扭转有些年轻群体对主题出版的刻板印象。

再看主题出版领军人才建设。

整体来看，目前出版企业在主题出版领军人才方面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从人才层次的结构来看，高层次主题出版人才总量偏少，入选国家级、省级出版领军人才的数量更少，编辑从业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不高，第二，从年龄结构来看，除了极少数出版社有个别高层次或者获得出版奖项的中青年编辑外，整体上主题出版高层次人才存在断层。主题出版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高校、出版社和个人投入巨大的资源和精力去孵化。

政府在外三螺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统筹协调、战略引导、制度保障三个方面。^[9]近年来，国家从战略角度出发，党和国家对出版专业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不断制定和调整出版人才培养计划。2022年7月以来，在中宣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我国陆续推动两批共8所高校与相关管理部门、出版单位、行业协会开展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对加强出版学科专业共建作出专门部署。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出版”单列，可培养出版博士专业学位人才。

高校主题出版专业博士人才的目标定位是成为主题出版领军人才，与一般大学生相比，其定位更高，培养难度也更大。因此，可以看到首批学科共建高校均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先进的科研设施等，能够为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提供基本的客观条件保障。

出版学博士学位项目为中国出版业输送了一批优秀专门人才，但仍处于“有专家缺大师”的状态。主题出版的特殊性和鲜活性使得我们需要既熟悉业务又懂理论的出版人才。因此，人才培养工作应以培养创作型人才为中心，坚持厚基础、强能力的“出版家”型人才培养目标，以行业的实践锤炼与高校系统理论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既要培养专家型人才，更要培养大师型人才。主题出版思想乃至出版理论的深刻性、长远性和战略性价值是赋能大师型人才的关键。

在现有的培养模式下，出版人才培养工作的主体是高校，高校出版学科和专业相关课程虽然经常聘请出版业界专家参与讲座、担任业界导师等，但两者有效的融通仍然远远不足，^[10]高校和出版企业的双元融合育人模式是出版高质量发展对人才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必经之路。在双元育人培养模式下，行业与学界的合作广度和深度都亟待加强。高校应改变以往以学校教学为中心的单一育人模式，不断优化培养模式，与出版企业紧密合作，围绕兼具高度与温度的主题出版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求为导向、以双元育人为抓手，以双界融合平台为依托、联合项目为纽带的战略联盟。具体路径拟开发如下几种模式。

目前，主题出版业务面临更多的复杂且多元的问题，结合我国主题出版领域发展实际，主题出版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培养应主要面向来自行业的、具有出版工作经验的相关领域从业者，可联合委托培养，为行业输送高端专门人才。正因为面向的主要学生群体是具有实践经历和工作经验的人群，培养模式就更应该更具灵活性。

出版单位可以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智库等机构，支持在职员工进入高校深造，攻读学位，定向培养人才；另外可立足企业发展，发布人才需求，按需培养人才。同时也应遴选一批高水准的行业导师在高校挂职带教，不仅仅是原有模式下简单地教一门课、做一个讲座或者参加一次答辩，而是将行业理念贯穿在人才培养的每一个周期。专业和课程设置也应进行创新，因材施教、不拘一格，真正丰富高水平业界师资力量以及教学场景。一方面，解决出版人才就业的结构性难题；另一方面，在培养人才的同时，甚至也能起到反向引进人才丰富高校师资力量的效果。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在传播学硕士点下开设了主题出版方向的高校，其师资力量中一半以上即来自行业。为主题出版研究的学界业界双栖性赋能。

如果说主题出版人才的高校深造和培养是满足出版企业人才需求的长效机制的话，出版企业在开发主题出版项目的过程中还是面临着许多“短兵相接”的困境，可以结合高校人力资源优势联合开发主题出版项目，将产教融合通过一个个鲜活的项目落地。这种基于校企主题出版项目联合开发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于出版企业，能有针对性地将项目成果及时转化；之于高校人才培养，则能更大限度地提升人才的专业能力和水平，更广范围地链接和服务更多出版企业和作者，更深层次地参与图书内容构建和出版运营，深度锻炼学生用专业能力托举项目，从而通过独立市场调研、自主选题策划、约稿组稿、编辑加工、市场宣发等一条龙专业化实战训练。学生在高校和出版业界业务流程的无缝衔接，既可避免有些产教融合项目仅仅停留在“水过地皮湿”层面的浅层次合作，也能在一次次孵化本土原创选题、全流程打磨产品的过程中，建立起个人的品牌，并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赢得先机：一方面，解决了出版企业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为高校培养人才“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极大丰富了主题出版项目实战经验，能够进一步深化和业界的合作共赢。

主题出版项目联合开发基于出版行业与出版学科之间的这种耦合关系，高校和出版企业可共同投入一定的要素进行合作，具体有两种方式：一是合作开发项目，出版企业投入资金、人力，高校或研究院所投入人力和设备，共同就某一主题出版项目开展攻关；二是委托开发，出版企业以项目方式将所需攻关的课题委托给高校进行开发。^[11]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可参考国外出版专业博士培养的做法，将主题出版课程实践环节的实训项目和毕业生论文选题向出版企业具体主题出版项目面临的重大问题倾斜，为出版业提供“订单式”解决方案。出版行业也应为这些研究提供资金资助，推动出版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为了进一步节省合作成本、加大深度合作效率、扩大合作范围，有条件的出版企业和高校之间还可以在政府的指导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对接国家和区域出版强国建设发展需求，促进学科建设与区域出版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基地、人才培养实践基地等，为促进产教融合提供关键动能，在出版人才培养方面可发挥创新引擎的作用。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保障下，通过打破壁垒，不断探索多元化、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打造一批发展基地、产教融合中心、出版智库等平台，实现出版人才培养与产业的深层次协同发展。

保障机制是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措施和制度安排，旨在为该领域持续培养出符合行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人才。在以高校为主体的主题出版人才培育模式中，出版产业、政府参与程度与参与质量均有待提升，若三者缺乏有效的沟通与衔接机制，则难以形成外三螺旋中高校、政府、产业三方交互推动、螺旋上升的关系。双三螺旋模型推动“贯通政产学研用”主题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有效运行的难点于如何打通各要素之间存在的隔阂与藩篱。主题出版人才培养保障机制建设中，政府政策的支持与规划、教育部门资源的配置是关键。

高校和出版企业的战略联盟是不同系统的组合，其运行机制、目标、价值取向等不尽相同，政府要从全局利益出发进行统筹协调，为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设立专项基金、搭建合作平台、优化评价激励机制等等，激发出版企业和教育机构的积极性，共同推进高水平主题出版人才的培养。

针对出版企业的人才需求，可以通过政策制定、资源倾斜等手段，如设立专项基金或补贴，用于资助主题出版人才的教育培训、课题研究以及实践创新活动。如明确主题出版人才的职业晋升通道，确保他们在行业内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前景预期。引导行业、企业、高校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行业、政府间的合作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从出版学科建设和高校主题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学界和业界的绩效评价体系差异不利于贯通“政产学研用”，在主题出版领域，业界和学界本就是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体两面，政府的保障机制应着眼于提升二者共同体意识，^[12]建立高校学界和出版业界合作的长效机制，构建共通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比如，入选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物、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等奖项在业界的认可程度远高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而提升上述奖项在学界的认可度，并关注高校学者在主题出版工作中的实际贡献和社会影响力，激励学界的实践性转向和业界的理论性融通，^[13]均能保障和推动双界合作的长效运行。

内三螺旋的形成以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为前提，外三螺旋则通过政府、企业和高校对人才的发展提供支撑作用，两股三螺旋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的转换能越强，主题出版人才的能力和水平就越高，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推动主题出版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总之，文化强国建设框架下的主题出版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业界、学界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旨在培育一批既懂文化又懂技术，既能传承又能创新，并且具有国际视野和高度责任感的高端人才，为推动中国文化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在政府、行业、企业、高校的四方聚力下，携手进一步探索学界和业界战略联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径，深入探索双元共育新时代主题出版人才的思路和举措。高校作为主题出版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为政府部门和出版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和科研成果;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作用于主题出版事业，引导主题出版事业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为高校提供更多培养对口人才的机会和平台；出版产业为高校提供科研的方向、人才的输出口、资金的保障。政府在为人才培养提供制度性保障方面的作用与地位无可替代，出版学界与业界也要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一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主题出版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