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重要文章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作为一个全新概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扩展和实践外延，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等历史性交汇期推动产业创新、构筑竞争新优势。自新质生产力提出之后，学界迅速跟进，深入研究这一概念的内涵要义、主要特征、形成机制、框架指标、关键路径等，纷纷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新水准、新质态，是生产力水准的质变^[3]，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生产力基础要素、新的生产模式及新的发展动能。^[4]由于新质生产力涉及更广维度和更深层次的动力因素及主体构成，能通过以新技术加速生产方式变革、以新动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以新质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5]，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为科技、出版、文化三个产业的交融体，学术期刊是促进理论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围绕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学界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且研究视角各异、研究层次多样。学者们不仅对科技期刊、社科期刊等多种类别期刊的高质量发展问题做出了探究，从整体层面分析了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演变、现状与重点、机遇与问题，更从新技术、质量要素、评价体系、学术生态、政策环境、同行评议等具体层面探讨了这些要素对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且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6,7]

系统回顾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可知，学者们已经从不同层次和视角进行了切入，也借用了诸多成熟的理论和概念，但较为缺乏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高度来系统思考此问题。此外，学者们积极探讨了新质生产力驱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或实践路径，但是聚焦到学术期刊的研究却较为鲜见。当下，学术期刊正努力借助各种创新举措和技术应用来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而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且能体现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等内涵的全新概念，也必将对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全新的改革命题。因此，本研究从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入手，在系统审视新质生产力推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三重理论逻辑的基础上，从培育办刊主体—整合办刊手段—拓展办刊业态三维度提出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进路，以求推动其形成宏观和前瞻的战略思维，在充分挖掘和利用新质生产力的同时顺利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

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由“高素质”劳动者、“新质料”生产资料构成，以科技创新为内核、以高质量发展为旨归，是为高品质生活服务的新型生产力。^[8]新质生产力所提出的生产目标范围极大，除了物质产品，还致力于满足人类在心理、生理、精神等层面的不断发展和享受的需求，即需要不断顺应和满足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追求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9]，旨在从短期生产力向长期生产力转变，以获得更好的动态优势。^[10]

一直以来，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以引领性、融合性、复合性、品牌化、平台化、国际化为基本特征和发展取向，以更好适应新时代国民经济社会对学术期刊发展的新要求以及更好地发挥重大理论创新作用的一种新的发展状态。^[11,12]这一要求与新质生产力所提出的生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即学术期刊追求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也应该不断顺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短期是引领学术研究、评价学术成果、推动学术交流、培养学术人才等，长期则必须致力于服务我国提升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在出版领域，范军等提出，新质生产力对出版劳动者、出版劳动工具和出版劳动对象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而能推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13]同样地，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是推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引擎，是因为其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能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者实现跃升，即将劳动者跃升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将劳动资料跃升为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将劳动对象跃升为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从而能借助办刊主体、办刊技术、办刊业态等进一步推动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图1）。

高素质的劳动者永远是推动生产力从低端迁移至高端的关键性变量。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风起云涌，社会生产力逐渐成为发展的主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求劳动者要跃升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且生产主体也意味着是一个包容诸多要素的综合群体^[9]：

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要求学术期刊的主要劳动者（这里仅指编辑群体）能够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努力将自身成长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在对办刊活动有更为深刻认知的基础上锻造出更高水平的创新素养和劳动能力。具体来看，编辑群体既要胸怀学术精神、掌握学术前沿，又要熟练运用各类新媒介和新技术来不断获取、解读和运用学术信息，在掌握传统办刊技能的基础上，要尽快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工作环境，具备跨界融合的综合能力。

另一方面，在新质生产力的强力推动下，各行各业的创新主体更为广泛、创新动机更为多元、创新手段更为丰富、创新活动更为复杂，由此可能会导致办刊行为将由某种期刊的单一行为转变为由期刊牵头、多主体群智共创的群体性集成性行为。这时，编辑群体不仅需要转变办刊观念，积极掌握适应期刊发展的劳动技能，且由于各个场域中知识的联通性增强，编辑群体更需关注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需有意识地把期刊渐渐转变成为一个存在多元主体、多元关系、内蕴竞争和合作并存的行动者网络体系。

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当下，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各类数字技术出现在学术期刊的生产场域中，通过变革资源配置方式、突破传统要素资源的物理空间限制，有效提高办刊效率、优化办刊流程。其中，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性、强协同性和可衍生性等特征^[14]，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为有效管理科学数据，欧洲开放科学云提出了科学数据治理的FAIR原则^[15]；国际主流出版商也极为鼓励数据的共享，数据政策表现出多元的形式且基本要素存在共性^[16]。我国亦极为重视科学数据的管理工作，不仅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科学数据管理办法》，针对期刊论文关联数据，也出台了《中国科协办公厅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期刊论文关联数据汇交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特别是2023年底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进一步细化了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实践探索，旨在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且在新质生产力的强力刺激下，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选择。当前，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呈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数据要素介入，即数据这一全新生产要素的出现增加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产生了新的生产函数，这就意味着期刊中大量的原始数据、各级各类衍生数据等都将吸引办刊者更多的目光。二是数字化赋能，即数据将促进原有的生产要素实现优化重组，这将促使办刊的手段发生变化，各类数字技术将在学术信息的采集、学术知识的加工、学术成果的出版、学术产品的传播等一系列过程中得到更为多样化的应用。

生产力是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而表现出来的能力。传统生产力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源投入和高度的消耗能源，而新质生产力面临的新的生产场景则是新技术、新业态等，其在巩固与改进传统产业的同时强调新兴产业的开拓和未来产业的探索。一般认为，业态是指产业的存在形式或实现形式，囊括了产品、服务、经营方式或经营组织形式等。^[17]当前，各类新技术层出不穷、跨界融合、产业链延伸等都在促进学术期刊价值的快速流动及供需双方要求的匹配，从而能推动该领域多元化资源的集聚整合并衍生出新的业态。

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力下，依托更高素质的办刊主体及更高技术含量的办刊手段，学术期刊这一劳动对象也将迎来产业结构与产业形态的梯次升级，真正发挥出理论创新策源地的作用。学术期刊的生产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其所面临的产业边界也在不断拓宽、产业链不断延伸、新业态层出不穷，这主要是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到大多数行业，能持续改进且实现创新互补，在对科研范式、科研流程等产生影响的同时，将对整个办刊业态提出全新的要求。如，数字化技术不断推动形成智能科研范式，借助大数据技术，科研人员的知识生产效率得到提升，新的知识领域不断涌现，全球知识生产网络越来越清晰。在这些情境的冲击下，学术期刊的延展性在大大增强的同时也必须开放一系列“接口”来链接多元的参与主体，使自身的价值主张或发展业态与其他主体进行相互关联。

借助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新质生产力能够为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赋能，促进发展动能的转化。通过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实现跃升，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学术期刊培育高质量的办刊主体、整合高科技的办刊手段、拓展更广范围的办刊业态，从而推动学术期刊锻造前瞻战略思维，找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进路。

高素质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主动性组织力量，而生产力的发展升级也必然会带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结构合理、复合型能力好，特别是数字化能力突出的办刊人才队伍是广大学术期刊谋求高质量发展的人才之基。

编辑群体是典型的知识工人，一般都拥有良好的认知基础和技能现状，均掌握了数智技术应用的一定基础，具有一定的自发自主的发展并创造技术的能力。^[18]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具备行业专业知识和技能+数字技术知识和技能+软技能（沟通、奉献精神等）行为特征表现的复合型人才，为此，需要借助“干中学”的方式提升编辑队伍的数字素养和技能。

为更好地赋能编辑人才，一方面，国家、行业或区域层面应该开展数字化投资，为编辑群体更新知识与技能提供学习机会与学习设施，革新传统的继续教育内容，开设更有针对性的数字技术应用培训和数字技能发展项目等。为提升这些项目的实效，可突出“订单、定点、短期”特征，即为编辑提供短期速成的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各类数字化操作应用的基本原理和步骤。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会给编辑带来职业发展困境^[19]，要积极引导该群体正确对待数字焦虑，加强自我调适和长期的主动学习来积极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新要求和新变化，通过终身教育克服新科技鸿沟，促使其不断提升与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能力。

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推动了各产业内部岗位结构的不断变迁，岗位之间的异质性也越来越强。对于学术期刊而言，传统的编辑校对岗位、学术策划岗位等显然已无法满足其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期刊在招聘信息中表达出了对编辑岗位多样化的需求，不仅开始注重招聘新媒体和市场运营相关人员，且某些规模较大、办刊效益较好的办刊单位也愿意招聘项目工程师，旨在自主解决期刊数字平台建设和网络运营等问题。

因此，为了更快地跨越发展瓶颈期，拥有更加鲜明、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学术期刊应该设置更多样、更细化且更具备战略意义的岗位，如考虑增设系统开发岗位、市场运营合作岗位、集群化统筹管理、资源整合类、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等岗位，特别是那些与学术界和专业学术机构拥有良好关系、能精准收集和分析高质量期刊行业信息、及时评估全球和当地政策对期刊发展影响的战略性高层次办刊人才也需大力招揽。针对海外业务，学术期刊特别要注意培养国际化推介、国际标准研究、期刊政策和出版伦理研究、集群化统筹管理和资源整合类等高层次办刊人才。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0]各类科技的不断推动为劳动资料的创新和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劳动资料越来越呈现出非物质化、非具象化等特征，特别是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型劳动资料。值得注意，2023年联合印发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明确提出，各类主体要积极参与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探索多样化、可持续的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路径。其中，与学术期刊密切相关的内容为“数据要素×科技创新：以科学数据支持大模型开发，建设高质量语料库和基础科学数据集……探索科研新范式，充分依托各类数据库与知识库，推进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加速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等。面对这些高要求、多维度的挑战，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既需要循规蹈矩的逐步升级，更需要探索跃变的有效路径。

标准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制定并经公认机构批准，共同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21]通过查询“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可知，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围绕内容资源的数字化加工制定了包括术语、采集方法等在内的6个标准，其他与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或数据相关的标准有《数据论文出版元数据》（GB/T 42813-2023）、《科技资源核心元数据》（GB/T 30523-2023）、《信息与文献　期刊描述型元数据元素集》（GB/T 35430-2017）等。标准的制定可以通过适度超前的技术层面的探索引导学术期刊实现数字化转型，当前的学术期刊中，有些数字化转型基础较为稳固、条件充分，有些则亟须相关标准的引导和拉动。为此，针对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国家层面可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协调机制，统筹主管主办单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主体协同联动，尽快形成一个注重基础性、程序性、框架性、底线性、引导性的标准体系，各区域、各行业、各集群的学术期刊再结合实际特征及办刊禀赋，不断对此体系进行充实和完善。

一方面，结合学术期刊的特点，做好顶层设计并编制推出《学术期刊数字化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学术期刊数字化标准白皮书》等，对学术期刊在推进数字化建设时的相关术语、参考架构、运营管理、技术应用安全、数据资源、数据治理、数据服务数据安全、数字化应用场景等做出规定，以供其在推进数字化建设时选择采用，规范建设实施的各个环节。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领域关键亟须标准建议征集和汇总”及“学术期刊数字化建设优秀案例征集与评审”等活动，让各刊能基于实际，可参考适配本刊资源禀赋、信息化基础的场景内容，逐步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化发展之路。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建设是一个持续推进、不断演化的过程，需挖掘更多优秀案例、总结更多典型模式、提炼更多可行路径，这样才能持续跟踪办刊实践、技术迭代和政策变化，不断取得数字化转型的良好实效。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变化，数字化技术不仅带来了学术期刊办刊手段的优化、办刊效率的提升，对办刊流程、办刊模式的影响将更为深入。目前，全社会已经对数字化转型达成共识，各组织在数字化转型的单点试验、局部推广、扩展复制、运行管理和优化创新的各个阶段中整体迁移，大部分正在进入扩展复制的规模化发展阶段。一直以来，学者们探讨了不同类型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和转型实践，也对学术期刊出版活动中的数据风险、学术期刊数据权保护、数据论文、科学数据等进行了重点关注，但学者们关注的往往是数据库平台、纸质内容电子化、新媒体传播等技术手段，而关于这一概念对学术期刊带来的革命性震荡思考不足：当下的数字化已经从单一的技术视角扩展到更多维度，这一变化意味着学术期刊不仅要积极借助数字化力量改善办刊手段、提高办刊效率，还要考虑单刊、期刊集群及整个期刊产业内部更广泛、更细颗粒度的改变，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更多指向了整体战略。这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就需要从更为宏观和全面的视角去考虑如何借助数字化技术创造新的办刊模式、重新定义知识服务内容、构建科学知识资源底座、加速科研范式变革。

学术信息的采集、学术知识的加工、学术成果的出版、学术产品的传播等一系列过程都能产生较为庞大的数据，且这一系列过程都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进行优化、整合或重构。学术期刊中的数字化技术应用需要从静态的、单点的技术布局向拥有高互操作性的多元平台转型，以使数字化技术全面服务于办刊流程和办刊目标。以公共数据为例，学术期刊可尝试打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公共数据平台。

第一，数据要素不断介入及数字化赋能不断加速的现实需要学术期刊建立相关的数据平台，依据前述《学术期刊数字化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学术期刊数字化标准白皮书》等标准，通过数据采集与输入、数据整理与上传、数据归档等流程可搭建学术期刊的公共数据平台。这一数据平台的建立有三种方法：①政府主导型，即由相关管理部门规划建设并全权负责；②企业主导型，即充分依托企业等主体现有的系统平台（如科学出版社的SciEngine、中国激光杂志社的Researching、高等教育出版社的Frontiers Journals、中华医学会MedNexus、中国知网的腾云采编系统、北大方正的“方正云平台”、清华大学出版社的SciOpen等），政府进行参与及监管，企业进行学术期刊公共数据平台的搭建；③政企共建型，即通过规划指导、设立项目等方式，由政府及企业联合建立。但是，无论采用哪种构建方法，学术期刊的深度介入是至关重要的，学术期刊需要与政府部门及相关企业全面对接。

第二，公共数据平台建立之后，为了提供更好的知识服务内容、加速科研范式变革，学术期刊必须对此平台开放共享。通过开放，这些数据可以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更多优质服务，如挖掘各刊出版流程知识库及已刊发论文数据，细分知识点（重点选题、偏好稿件特征、审稿流程、某类主题发文情况等），让用户能一键检索到更多信息。再如，可结合各刊多渠道传播资源的整合及统一运营，推出具有期刊个性化的移动应用产品和关系管理社群，这样编辑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维护不同的宣传渠道，让其能从烦琐和消耗精力的流程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学术期刊内容+服务+关系”等更具价值的战略性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平台进行数据开放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些基本且非涉密的原始数据可以全部或部分开放；某些学科的部分数据需要脱敏后开放；部分数据不开放，但验证个人身份信息后提供数据接口服务；面对大样本数据，数据可选择不开放但可提供模型算法或进行AI赋能。

第三，为进一步体现数字化和智能化，还需秉持整体性和协同性思维实现对此平台的有效管理，如不同类型、不同学科、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学术期刊必须基于共同利益展开合作。此平台数据对接的方式有：数据共享交换，包括同学科期刊共享、跨区域期刊共享、跨主管主办单位期刊共享；无条件开放数据或依申请开放数据等。

马克思指出，劳动对象“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22]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劳动对象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形态，而是不断呈现出高新科技化、数智化等特征。同样地，对于学术期刊这一劳动对象而言，办刊者原先面对的客体性要素就是一篇篇纸质稿件，期刊只是一个知识单元，但是在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生产范式的影响下，借助多样化的办刊技术，学术期刊的形态将大大拓展，期刊出版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数据、稿件形态和传播方式等都将催生学术期刊出版流程的变革和业态的升级。

数字技术创新推动组织边界扩展^[23]，但由于单个技术、组织较难实现数字创新，由数字要素、数字要素提供者、数字要素使用者等异质性数字主体及其复杂关系构成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就能将数字技术融入传统产业发展，并将生态系统中的参与主体联系起来。^[24,25]学术期刊是促进理论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作为科技、出版、文化三个产业的交融体，它对外部环境的信息资源依赖性极强，但一直以来存在的“散小弱”问题导致其深陷资源约束、服务能力不高等困境，再加上数字化转型的要求等，学术期刊必须嵌入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以谋求更好的发展路径。

一方面，当前的科技创新发展环境与实现方式已经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各类创新主体的科研范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学术期刊对接国家战略目标的使命感越来越强、关注产业需求与生产实践的目光越来越聚焦、有组织科研的做法越来越多、科研成果转化与产学研结合的步伐越来越快、战略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越来越具活力……面对这些挑战，学术期刊应该重新审视其在创新链条中的地位和作用，借助各种方法实现办刊模式重塑、核心能力重构、产业范式跃迁，而嵌入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就是较好的途径。

另一方面，学术期刊自身拥有庞大的“专家库”“信息库”“知识库”“数据库”等资源，是极具活力的创新主体，积极嵌入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有利于其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促进服务的差异化和多功能发展。学术期刊中散布着很多科技雏形和前沿创新点，凭借庞大的专家资源库，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断技术趋势和热点，且在期刊这一相对灵活的平台上，高校、地方政府、企业等主体亦可进行深度合作：政府是政策引导者，学界提供创新理论，企业提供应用场景，多类主体通过协同演示、交流、操作、推广，可推动学术理论向实际成果转化，形成长期互惠共赢的协同创新发展体系。

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资源的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性更快，资源利用效率更高且资源交互成本更低，学术期刊嵌入其中的目的就是放大自身优势、缓冲劣势，在捕获外部资源的基础上与其他合作主体互惠共生。对于一些领军期刊或实力较强的期刊集群而言，其拥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和资源基础，完全可以以自身为中心构建一定层级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单刊而言，其独立形成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极大困难，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嵌入由其他主体主导构建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一方面，学术期刊应正确评估自身的资源需求，摆脱被动参与的观念，围绕学术期刊的特征（如类型、所属学科、对口行业等），加入主管主办单位或是合作伙伴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以充分利用这些组织的数字化技术资源及品牌声誉等。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3）》的统计可知，我国科技期刊的主管、主办和出版单位分布分散，2022年5 163种科技期刊排名前五的主管单位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农业农村部；排名前五的主办单位有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26]这些主管主办单位往往实力雄厚，具备一定的数字创新基础设施体系，能为所属期刊提供丰富的异质性、互补性数据资源。对于其他学术期刊而言，则可以依托期刊集群、学术团体、行业或区域优势，加入各层级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遵循“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流程，设计合适的路径，以更为灵活、柔性地获取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资源。①认知嵌入是指学术期刊需要根据所嵌入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环境，恰当、有效地调整或改变思维方式，对技术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做出合理判断。如，需要仔细梳理各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类型和丰裕程度、判定核心主体和合作成员、掌握该系统的主要合作模式等。②关系嵌入是指学术期刊要与其他主体进行合作，可以是数据共享、资源交换或数字平台互通，或是通过多种短期的项目合作来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③结构嵌入刻画了学术期刊与其他主体协同合作的客观特征。由于办刊禀赋、学科特色、行业资源的不同，学术期刊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的角色也是不同的，有些扮演互补者的角色，即仅仅发挥学术评价把关、学术成果刊发等功能；有些却可以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如在吸引更多优质稿件的基础上，快速地协助高校、科研院所等实现学术传播、推动学术发展、监控学术伦理，或是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科研机构合作、开拓跨领域的研究选题，或是积极推动产学研和学术创业项目。唯有将自身转变为多主体的“集结器”，学术期刊才能充分利用多边关系，在价值增量的基础上实现发展业态的创新。

依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通过将劳动者跃升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将劳动资料跃升为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将劳动对象跃升为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新质生产力这一先进生产力质态的推动下，学术期刊的生产工具不断升级，传统办刊主体的边界不再固定，数据要素和各类技术等的加入让学术期刊的生产场域变得热闹非凡。本研究从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入手，在系统审视新质生产力推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三重理论逻辑的基础上，从培育办刊主体—整合办刊手段—拓展办刊业态三维度提出了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进路，以期推动其更好地应对多维度挑战，找到跃变升级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