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12月到2022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1]、《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2]和《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3]，出版深度融合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及至2024年，我国出版业融合发展提速增效显著，进入攻坚期与深耕期，出版符号、出版载体、出版技术“三元素”一路互融升级。但迄今为止，出版深度融合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基本理论、方法及相关标准，深度融合下的出版范式远未形成，严重影响着出版深度融合向构建融合发展产业链乃至生态链方向迈进的步伐^[4]。从出版范式入手，探究出版深度融合底层逻辑，进而建构理论体系的工作刻不容缓。

范式是科学哲学概念，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将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的总和定义为范式^[5]。范式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一旦生成就可以提供共同的思维框架和方法论，奠定坚实的研究基础，引领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此基础上，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揭示了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科学发展是科学范式的转换过程。

几十年来，范式理论的应用已超越了科学研究领域，在产业发展研究中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熊彼特发现“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后，为揭示创新活动的本质，学术界基于库恩的科学革命范式理论，建构了创新哲学^[6]。到目前为止，关于创新范式的研究已历经六代^[7]，学术界就创新的本质属于范式转变已形成共识，普遍认为创新是革命，必然引起经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出版是以规制化复制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的创新活动，每一件出版物的诞生都是一次创新过程。传统出版历经数百年发展，形成了固有的范式，引领出版业发展的方向，规范出版企业的行为，指导出版主体实现其价值目标。新兴出版在技术迭代等因素影响下也形成了特有的范式。因此，出版的深度融合是伟大的创新活动，从本质上说是出版范式的演进，通过对传统出版范式与新兴出版范式的扬弃和升华，最终以全新的融合出版范式实现出版革命性的变化。

如果说出版深度融合范式是对出版业发展模式和趋势的描述，那么出版深度融合底层逻辑则是出版深度融合的原则和规律，是对出版范式演进过程和结果的综合反映。出版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包括对融合过程、融合动机、融合要素的基本认识，涉及内容生产、传播渠道、用户体验等多个方面，为出版深度融合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和方向，是理解和解释出版深度融合的根基，决定了出版深度融合的现象、行为和基本模式。

与出版深度融合创新范式和底层逻辑高度相关的，是建立在出版深度融合底层逻辑之上的融合出版创新理论，即解释出版深度融合现象、指导研究和实践的系统化的观点、概念和命题。融合出版创新理论深入研究数字化整合、跨界合作、用户体验、商业模式创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指导出版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变革。在融合出版理论引领下，学界能更加深入理解出版深度融合现象并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业界则能不断探索创新，以适应技术快速迭代、需求不断变化的智媒时代对出版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全面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

由此可见，出版深度融合范式、底层逻辑和创新理论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相互作用。深度融合范式决定了出版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底层逻辑为出版深度融合理论提供了建构基础，而融合出版理论又是创新活动的引领者和指导者，决定着出版范式的演进方向。融合出版的底层逻辑、创新范式和创新理论是相互交融、相互支撑的，共同构成了对创新活动的理论诠释和实践指导，为创新研究和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原则。

信息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出版业的业态环境和生态环境，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已经从“相加”“相融”走向“深融”^[8]。关于出版深度融合，短短几年间，学界业界围绕融合出版的本质、内涵、融合出版与高质量发展、融合出版与社会治理、融合出版与社会形态变革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产出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对于出版深度融合的范式演进、底层逻辑和创新理论研究，却几近空白，以致范式缺如、逻辑不清、理论建设滞后成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瓶颈。基于此，本文对创新对理论融合的范式演进、底层逻辑和理论建构进行分析，在充分认识出版范式创新演进的基础上，探寻出版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建构融合出版理论，为打破深度融合瓶颈抛砖引玉。

如前所述，以规制化复制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的出版业，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创新活动，每一件出版物的诞生都是一次创新过程。创新范式的哲学内核，体现在人类挣脱旧有思维框架与运行模式的束缚，开拓出一种全新的解释与理解框架，并赋予其独特的价值意义^[9]。创新哲学认为，创新的本质就是价值创造，价值创造决定着创新范式的基本使命、评价标准和演化动力。创新深刻改变了价值创造模式并孕育出全新的价值，是一种生产函数“革命性”的变化，是创新的核心力量^[10]。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概念，金吾伦探讨了创新范式的概念及演进特征，提出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即为创新，新旧创新范式的区别在于价值创造^[11]。

上述观点表明，范式是创新函数或模式变换的基本状态，其中价值创造既是其存在的目的，也是促进其转换演进的动力。

出版是人类知识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其本质属性是通过复制行为进行规模化知识信息生产。出版的创新，就是基于其本质属性，以知识生产知识，以知识创新知识^[12]，确保人类知识生产系统化、文化传承稳定化^[13]，进而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

传统出版范式是以出版机构为中心、以印刷复制技术为基础、以著作权让渡为纽带的高度中心化创新范式。出版机构作为出版活动的中心，通过著作权让渡获取作品的复制权，进而利用编辑手段与印刷复制技术，对作品进行规制化复制，并通过发行这一独特的销售方式，使出版物能够通过图书市场到达读者手中，最终实现出版的社会价值。

在这种中心化范式下，出版机构具备资源和渠道优势，对出版物的制作、发行过程进行全面掌控。出版物的发行主要依赖于实体书店销售、图书馆馆配以及读者订阅等，渠道数量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读者对出版物的获取。印刷媒介以其特有的持久性、便携性和触感等特点，将内容以物理形态呈现给读者，主导着出版物产品形态。囿于印刷媒介的固有特性，读者需按照既定的次序逐页翻阅，纸质出版物只能提供单一的线性阅读体验，缺乏快速跳转和搜索的便捷性。版权作为出版活动得以进行的资源基础，版权交易在出版活动中地位特殊，边界清晰，出版机构通过实施一系列版权保护措施，如签订合同、颁发许可证、应用数字水印技术等，保护作者和出版机构的合法权益。

新兴出版具有以数据为纽带、以平台为中心的天然禀赋，出版主体多元化、出版时空多维实时性、出版成果多样化是其显著特点。通过技术和平台的支撑，新兴出版加速了知识的生产和创新，满足了读者的多样化需求。通过数字技术和平台化运营，构建数字出版平台、内容订阅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将出版者、作者和读者紧密连接，全面互动合作，有效促进了内容生产、知识传播、文化消费的便利性和高效性。

新兴出版利用数据分析技术，深入剖析用户行为和偏好，是数据驱动的出版活动。新兴出版精准把握读者需求，为内容创作、推广和个性化服务提供有力支撑。这种数据驱动的创新模式使得出版机构能够更精准地洞察市场趋势，调整和创新业务策略。

新兴出版强调信息共享与协作的重要性，是信息共享共创机制调节的出版活动。通过开放获取出版、开放源代码、社交媒体互动等方式，新兴出版构建了出版机构、作者和读者间紧密且开放的合作关系，打破了传统上生产、创作、发行环节的相对独立性，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平台实现各环节间的紧密连接与协同。

新兴出版注重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是为读者提供个性化和定制化服务的出版活动。利用数据分析和技术支持，新兴出版精准把握读者喜好与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和定制化的知识服务。

由此可见，基于融合创新的共创共享和泛在理念是新兴出版的基本范式，核心在于数据驱动的创新、平台化的运营、生产创作发行的融合、信息共享共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特别是粉丝经济、饭圈文化、流量逻辑、技术引导等因素的参与，共同决定了新兴出版范式价值实现方式的多元化路径。

21世纪，人类知识生产进入了“模式3”的大学—产业—政府—公众“四重螺旋”时代，在共创知识的基础上共享知识，以共享知识为基础共创知识，知识服务成为知识生产新模式下出版功能的新的表达方式。服务与生产一体化协同创新，是出版深度融合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同时也是出版产业正在经历的一场革命^[14]。

迄今为止，传统出版范式在出版产业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通过技术创新、内容创新、出版模式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建设、数字化转型，传统出版小步快跑，积极创新，在满足读者新需求的基础上创造价值，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繁荣。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新兴出版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全新的出版范式，实现实时化、多维、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让共创知识和共享知识成果成为可能。

与科学范式类似，创新范式之间不仅存在竞争，自身也在不断变革演进。学术界一致认为，人类创新史就是一部创新范式的演变史，创新范式的哲学内涵在于人类从旧有的思维框架和运行模式中解脱出来，创造出一种新的解释或理解框架，并赋予一种新的价值意义^[15]。当前，传统出版范式与新兴出版范式共存于出版深度融合实践中，其中新兴出版还因为主体不同可细分为不同的“亚范式”，是典型的多中心创新范式，即传统出版机构与新兴出版机构，以及传统出版机构中的不同出版行为，在一定规则与标准的框架内，通过相互调整来组合彼此间的关联关系，在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具有多中心的体系和秩序^[16]。

根据创新范式演进机制理论，技术迭代、创新成本和收益、融合出版实践、融合出版政策等因素都会影响融合出版范式的演进。出版范式演进究竟是一直保持“多中心”方向，还是两类范式逐渐融合成为全新的融合出版范式，两类出版范式是竞合、取代还是融合，事关出版深度融合大局，决定着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底层逻辑。

“多中心”架构范式体系的基本思想，是在具有一般规则的制度框架下，将不同范式纳入其中，形成统一的结构体系。多个独立的决策中心和行动者在一定规则与标准的框架内，通过相互调整来组合彼此间的关联关系，在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具有多中心的体系和秩序^[16]。

底层逻辑通常指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基本运行规律，包括事物或系统内部的运作模式和最根本的规则范式，是事物或系统基础性、基本性的逻辑关系，涉及系统、事物或问题的根本原理、基础结构和深层规律。当范式重塑发生时，底层逻辑往往会受到影响，因为新的范式可能需要对原有的底层逻辑进行重新思考和调整。

互联网、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文化系统的深刻互动只有短短十多年，所形成的新兴出版生态系统极不稳定，无法对出版制度、规范、运营机制发挥促进作用。近年来融合出版的经验表明，以版权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出版制度规范体系，无法保证实时多维的融合出版活动协调稳定，融合出版参与者难以迅速建立信任。究其原因，主要是互联网技术虽然实现了信息的点对点传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内容生产的扁平化，但无法实现价值的点对点传输，不能解决融合出版参与者贡献与回报的实时性匹配问题，实时、多维、多主体共创的融合出版场景无法实现。显然，无论是单纯从新兴出版角度，还是单纯从传统出版角度，都难以揭示出版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

研究表明，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单一创新主体向多主体联合创新、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快速转换^[17]，创新主体与要素高度开放扩张，共生共享共融式创新范式渐成主流^[18]，价值观念成为引领创新范式变革的关键力量^[19]。创新是出版永恒的主题，如果传统出版活动与新兴出版活动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具有不同且独立存在的决策机构，出版范式演进无疑会继续保持“多中心”架构。但是，以编辑加工统领、通过规制化复制进行知识生产，以“发行”这一承担社会责任的特定传播方式进行知识服务，是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都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二者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观。此外，根据2015年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出版深度融合的文件，目前仍处于“传统出版”范畴的出版机构将是出版深度融合的主力军。因此，出版深度融合范式的演进方向不能也不应继续向“多中心”方向演进，而应当是两类范式逐渐融合为全新的融合出版范式。

“逻辑起点”是推理或讨论的起始点，即一切推理或讨论的基础前提。推理的有效性取决于起始点的合理性和可信度，逻辑起点的确定对于推理和论证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出版深度融合是出版业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创新，是在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下，以传统出版范式和新兴出版范式融合为基础，出版业主动进行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双向互动的行为。如此深刻的改革创新，牵一发而动全身，核心问题是传统出版机构与新兴出版机构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理念、统一制度规范，即遵循统一的融合出版范式。据此可以确定，出版深度融合底层逻辑的逻辑起点，就是如何设计建构智媒化语境下的出版深度融合范式，尽快统一全行业对深度融合“怎么做”的认识。

逻辑中介是推理过程中连接起点和终点的中间步骤，是出版深度融合底层逻辑链条的关键部分，是实现融合的关键环节和手段。根据学界对范式的分类标准，创新范式可分为体现出版价值观的元范式，通过规制化复制实现人类知识信息生产系统化和文化传承稳定化的社会学范式，以及由元范式和社会学范式决定、包含复制技术、流程规范和出版制度的构造范式^[20]。深度融合背景下，出版以规模化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承担人类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不会改变，出版要解决的知识信息生产传播的无限性与信息内容可靠性、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也不会改变，传统出版范式与新兴出版范式融合形成的出版深度融合新范式的元范式和社会学范式都不会发生大的变动，最终影响出版深度融合的是构造范式^[21]。

融合出版的功能表达方式是知识生产与知识服务一体化，就是由出版者主导的、知识生产与知识服务一体化的知识共创共享社会活动。这种知识生产与知识服务一体化的功能表达，既不能偏离出版以规制化复制进行知识生产的本质，又要实时化、多维度、持续性地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还要实时收集、整理、选择和编辑社会阅读过程产生的大量用户生成内容（UGC），协调各参与主体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消费^[14]。

知识生产“模式3”的“四重螺旋”，是在“模式2”的大学—政府—企业“三重螺旋”的基础上，将“社会公众”纳入知识生产主体形成的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主体和多边互动的知识创新系统。因此，出版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的逻辑中介，就可以具象化为面对知识生产“模式3”这一智媒时代人类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当前出版的元范式和社会学范式为基础，进行包括融合出版物产品形态设计、复制传播技术、内容生产流程、相关制度规范在内的融合出版范式重构。

如果说逻辑起点是推理的起始点，那么逻辑终点则表示推理的最终结论或无法再进一步推导的地步。融合出版范式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通过知识管理融合各知识生产主体，以竞合、共同专属化和共同演进的逻辑机理，驱动大学、产业、政府和社会实体间进行协同化知识创新。四重主体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筑了知识生产的协同创新网络系统，赋予“模式3”时代知识生产“共创共享”的特征。因此，知识协同是知识管理的高级阶段，能促使通过规制化复制进行知识生产和服务的出版深度融合主体、客体、环境等，达到一种在时间、空间上有效协同的状态。知识主体之间协同工作，并实现在恰当的时间和场所（即空间，包括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将恰当的信息和知识传递给恰当的对象，并实现知识创新的“双向”或“多向”（也包含“单向”）创新，从而实现价值共创。因此，知识协同视域下，出版深度融合底层逻辑的逻辑终点，就是以开放共享、多元化内容生产、创新技术应用、数据驱动决策和社区参与互动为基础，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之间的有机结合，推动知识的共创和共享。

理论建构是指在某一领域建立新的理论框架或模型，以解释现象、预测趋势或指导实践。出版理论是出版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依据既有知识或认知，通过演绎推理等逻辑方法得出的推论性总结，以及据此提炼出关于出版的认知体系，曾经在传统出版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面对智媒时代知识生产、信息传播和出版生态的深刻变革，既有出版理论的认知体系依然停留在传统出版范式上，没有考虑出版范式演进问题，滞后于出版融合发展实践。当范式重塑和底层逻辑发生变化时，旧有的理论框架无法完全适应新的范式和逻辑，建构出版深度融合理论势在必行。为此，需要在深入剖析范式演进、洞察出版深度融合底层逻辑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融合出版理论体系，从而全面理解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和规律，为推动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历史规律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客观、普遍、长期且稳定的规律性特征，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固有性和稳定性。在众多历史规律中，出版范式演进的历史规律亦属其中，具备鲜明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相对稳定性。

出版范式的形成与演进，受特定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其轨迹严格遵循历史规律。通过深入研究出版范式演进的历史规律，能更精准地把握出版产业的发展脉络，洞察出版范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从而在长远的时间视野中揭示出版产业的发展趋势与规律，为预测出版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提供有力支撑。

技术创新驱动、文化需求变迁、开放共享趋势、多样化与个性化等因素，均为推动出版范式演进的关键因素。从古老的抄本到印刷术的诞生，再到数字化出版技术的崛起，技术革新始终是推动出版范式产生与演进的重要力量。同时，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信息传播与文化产品的需求亦在不断演变。传统出版范式注重知识的深入挖掘与传承，而新兴出版范式则更加关注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新兴出版范式所倡导的开放共享、众包众创理念，与传统出版范式的封闭和中心化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社会对信息共享与开放创新的渴求，这一趋势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出版范式的演进。

随着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版范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特征，这对传统出版范式的单一化与标准化提出了挑战。因此，深入探究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对于理解出版产业的融合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纵向贯通的研究，能够更全面地把握这些变化，深入理解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之间的融合与互动。

在构建融合出版理论的过程中，把握出版范式演进的历史规律，纵向贯通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对于发现出版产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丰富的实证和历史案例有助于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使理论更具深度和可信度。因此，在推进出版深度融合理论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将范式演进置于出版发展历史的框架之中，深入探索出版范式演进的历史规律，包括技术、文化需求、开放共享和个性化等方面。通过纵向贯通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探寻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规律，能够更好地把握出版业的前进方向。

以规制化复制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的创新活动，是出版本质功能的显著标志。在出版深度融合进程中，各参与主体的沟通协作水平和系统协调至关重要。知识协同是指知识管理中的主体、客体、环境等达到的一种在时间、空间上有效协同的状态，是知识管理的协同化发展阶段。在梳理知识协同理论内涵、发展和应用等的基础上，从深度融合出版及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同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出发，论证知识协同理论用于分析知识生产模式的适用性，进而以此为切入点审视出版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探寻出版深度融合的本质，构建价值共创知识共享的出版理论框架。与此同时，结合已有案例，从协同现象、协同效应、协同模式、协同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协同论视角为出版深度融合提供指导。具体来说，首先需要明确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定义，例如深度融合、发展、融合发展等概念的界定和说明，以知识协同论统辖多学科相关的理论，如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学等，确定深度融合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原理，以及这些假设和原理对于深度融合发展的意义和影响，确立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实际应用案例和实践成果，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相互融合进行跨学科研究，是探索新领域和解决复杂理论问题的重要研究方法。出版深度融合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跨学科研究能够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拓展研究领域，更好地解决出版深度融合复杂的理论问题。

综合运用价值哲学、管理学、经济学、媒介生态学、出版学等学科理论，梳理知识生产协同向价值共创演变的现状，界定协同主体并揭示多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从新兴技术、内容建设、创新管理三个维度，探讨如何形成更为契合出版深度融合需求的知识共创共享机制，为构建出版深度融合理论体系提供可行的建设方案。

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环境下，完成出版的历史使命，推动出版产业持续发展，单一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成为必然。融合出版的知识生产系统包含生产者、中介者、消费者三大要素，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让出版机构、互联网平台等中介者帮助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多相多维同时空链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步，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常常共现于同一主体，实现共创与共享交融。因此，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时刻关注AIGC在出版深度融合过程中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注意人与AI协同共创理论研究。

出版深度融合理论的实践适切性非常重要，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应用，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通过实践的检验，理论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更有效的指导和支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确保理论在实践中的适切性和可操作性，是促进知识转化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一环。

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创新举措，它涵盖了载体融合、技术融合、组织结构融合、人才培养融合以及出版观念的融合等多个维度。此过程涉及多方参与者、多个层面和多种变量，其复杂性和综合性不容忽视。

鉴于出版融合体系内部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联网络，且体系外部亦与各类相关因素建立了相互制约的紧密联系，要实现深度融合，单纯依赖对各自内在规律的掌握是远远不够的，每一个出版企业、每一次融合行为，都必须融合出版活动所共有的普遍形式、结构及内在法则，即遵循融合出版的内在规律。

因此，出版深度融合的理论构建必须精准把握出版深度融合的一般形式和内在规律，细致分析传统出版机构与新型出版机构在融合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以及对于深度融合的感知思维和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之上，系统阐述出版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领域的“四重螺旋”模式，即在共创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创的理念，以揭示出版深度融合的动力机制。

出版深度融合的过程就是出版范式演进的过程，决定了出版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价值观念是引领创新范式变革的关键力量，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出版深度融合范式的演进，一定是沿着传统出版范式与新兴出版范式逐渐融合为全新的融合出版范式的方向进行。从范式演进入手，认识出版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明确融合过程中的内在机制、驱动因素和核心要素，遵循出版发展的历史规律，构建以价值共创和知识共享为核心的出版融合理论体系，是当前出版理论研究工作的关键内容之一。面对出版深度融合的复杂局面，笔者希望以本文抛砖引玉，引发业界和学界关于出版深度融合理论建构的更多讨论，共同促进出版深度融合理论建设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