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板块，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凸显。作为面向少年儿童的出版物，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不仅要考虑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和理解能力，还要考虑其对少年儿童的价值观塑造。少儿阶段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少年儿童价值观的树立，关乎祖国的未来与民族的希望。在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建构中，大众媒介是重要的支撑，尤其在价值观传播方面扮演重要角色。^[1]在引导少年儿童正确认识世界，根植社会主流思想，培育少年儿童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少儿主题出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

少儿主题出版图书的内容常常包含对过去的人、事、物的叙述，这种叙述不仅建构了少年儿童对过去的记忆，也向少年儿童传递了特定的价值观。我们今日对历史形象和符号的叙述与建构是集体记忆的体现，大众媒体中对历史符号的展现，是典型的文化记忆现象。^[3]无论是价值观传播，还是记忆建构，都需要借助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集，最终目的都是让少年儿童形成价值认同。在少年儿童理解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在宏观设计层面应重点传播哪些价值观，在中观操作层面应如何建构少儿群体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在微观实践层面应如何调用符号实现价值观传播和记忆建构，进而让少年儿童形成价值观认同，成为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内容生产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出版特别是图书出版作为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精神产品生产方式，历来包含、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出版天然就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导向，影响、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4]主题出版更突出了出版的这种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导向。郝振省提出，一般来说，无论是何种选题、何种体裁，只要是研究、阐述、传播主流思想意识、主流意识形态的书刊，都可以视为主题出版书刊。^[5]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既是主题出版的界定标准，也是主题出版的首要任务。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核心部分，价值观传播是主题出版意识形态属性的集中体现。

少儿主题出版作为少儿出版与主题出版相结合的产物，兼具少儿出版和主题出版的双重属性。在中国的语境下，从成人的主体性出发，少儿出版被赋予了“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6]。作为少儿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儿主题出版更放大了少儿出版的这个“天职”，在少年儿童价值观塑造方面，少儿主题出版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主题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儿主题出版也具有主题出版的功能作用，承载“传播真理、确立价值、明确信仰、坚定信念”的重要功能。^[7]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作为少儿出版的分支，还是主题出版的分支，价值观传播都是少儿主题出版的重要任务。

自2003年起，主题出版成为出版业的常规性工作，国家相关部门每年都会发出通知，针对主题出版的内容范围和工作要求作出部署，还会向全国出版单位征集国家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目录。这些通知文件和选题目录是少儿主题出版工作的指导纲领，为少儿主题出版图书的价值观传播明确了方向。从2013年开始，国家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目录中开始有少儿主题出版图书选题入选。2013年仅有8项少儿主题出版图书选题入选；近三年每年均有20项左右少儿主题出版图书选题入选，入选数量有了显著的提升。近年来，少儿主题出版图书还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重量级奖项。这些都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少儿主题出版工作的重视。

除了针对出版领域的通知和文件，党和国家颁布的方针政策也为少儿主题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吸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种文化”的精髓和共通之处。少儿主题出版工作是面向少年儿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尤其在政治铸魂方面，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要求从总体上明确了少儿主题出版价值观传播的方向，少儿主题出版价值观传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三种文化”的营养，推动少儿读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具体说来，少儿主题出版价值观传播应当聚焦以下4个方向。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上层建筑必须按照政治上层建筑的要求服务于政治上层建筑所驾驭的国家政权。这就决定了“少儿主题出版是配合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根据党和国家以及社会需求而进行的出版活动”。^[8]少儿主题出版的价值观要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要求，全方位传播党和国家的目标、意志、施政理念，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指导思想。这是少儿主题出版价值观传播的核心工作。通过阅读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在认知方面，加强少年儿童对党的思想、方针、政策的了解，提升少年儿童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认知；在态度方面，让少年儿童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增进少年儿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在情感方面，培养少年儿童爱党、对党忠诚的思想，持续增强少年儿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在行动方面，让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少儿主题出版是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的出版活动。^[8]少年儿童时期是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少儿主题出版要承担起“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重任。少儿主题出版的价值观传播，要从培养未来公民的角度，为少年儿童的道德品质教育服务，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服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和价值理念的新发展。^[9]对于少年儿童道德品质的塑造，少儿主题出版应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多角度、多方位进行传播，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创造精神、奉献精神、勤俭节约精神等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能引起孩子阅读兴趣的故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道德品质教育。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西方文化席卷全球，并伴随着多元化的价值观冲突，我国少年儿童接触的绘本、动画片、电影、音乐等文化产品有不少来自西方国家。少年儿童缺乏对不同文化的鉴别能力，部分少年儿童对于外来文化存在盲目崇拜的心理，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不全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两个结合”这一新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0]少儿主题出版应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文化富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融合，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相贯通。2022年5月27日，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应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少儿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情境相结合的故事，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而增强少年儿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科学家精神入选党中央批准的第一批46个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全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少儿主题出版单位应进一步聚焦科技领域选题，从讲述科学家故事、普及科学知识、宣传我国科技成就等方面入手：第一，弘扬崇尚科学、积极创新、求真务实、敢于探索的科学家精神，让少儿读者感受科学家们的家国情怀，学习科学家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锻炼少儿读者的科学思维，提升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引导少儿读者长大后积极投身科学事业；第三，通过宣传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和卓越成就，培养少年儿童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价值观传播的目的是让少年儿童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价值观认同。少年儿童价值观认同的形成，离不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集体记忆的形成，这就需要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对少年儿童的集体记忆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记忆，尤其是集体记忆，是实现价值观认同的重要因素。^[11]集体记忆是指“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12]集体记忆作为记录过去的独特文化方式，能够为群体成员提供身体和心灵上的归属感，借助符号、物体、仪式等外化形式，蕴含于其中的价值观得以传承并被人们所认同。^[11]价值观认同的形成需要基于群体一致性的集体记忆、信仰、道德，而一致性的集体记忆、信仰、道德的形成需要在强制规训与软性教化的共同作用下达成。少儿主题出版活动属于软性教化的一种，推动形成一致性的集体记忆、信仰、道德，进而促成价值观认同。

“集体记忆”的概念由涂尔干的学生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涂尔干一生都在探讨道德与规范在社会整合中的积极作用，到了学生哈布瓦赫这里，这种道德的力量被具体化到了记忆。我们今日对历史形象和符号的叙述与建构，都是一种集体记忆的体现。政治权力会有意识地掩饰某种记忆，也会有意识地宣扬某种记忆，集体记忆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13]少儿主题出版作为主题出版的一种类型，同样带有较强的政治性，少儿主题出版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受政治权力影响。少儿主题出版中有意识地对过去的人、事、物的叙述与建构的内容应当属于集体记忆的部分。

过往的研究中，有部分研究把虚构的内容排除在集体记忆之外。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中不乏虚构的成分，这些虚构的内容是否属于集体记忆是存在争议的。笔者认为，虽然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中虚构的内容，也许会与史实有所出入，但通过虚构的内容所传递的价值观却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共同建构了少儿读者价值观层面的集体记忆。所以即使是虚构的内容，也应该纳入集体记忆的范畴中。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虚构的文学所反映的社会事实，并不立足于揭示‘历史真相’，而在于呈现观念层面的真实。它类似于记忆的建构性特征。从建构性的记忆视角，记忆的真实性是受到质疑的，但这并不妨碍社会学家从中探究人们真实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认同”。^[14]

集体记忆不仅存在于由人的大脑支撑的精神世界中，还与外在的物质世界紧密关联，通过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信息形式来记录和传递，而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社会信息记录与传递的重要载体，集体记忆依托大众传播媒介被模拟、复制、再造和强化，大众传播媒介参与集体记忆和价值观认同的建构。大众传播媒介建构集体记忆所遵循的多元化再现、系列化建构、框架性选择等操作性程序，以及集体文化和当代情境相结合的建构方式，与少儿主题出版图书的内容生产方式互为参照。

集体记忆的形成，需要选择值得记忆的重要事件，再通过特定方式在将来进行再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抵抗人们对重要事件的遗忘，需要通过事件的不断再现来保证记忆的完整鲜活。^[15]通过对集体记忆的多元化再现，蕴含其中的价值观得以传承，人们对蕴含其中的价值观的认同感也被不断激发，从而内化为人们的行动指导。少儿主题出版图书通过变换叙事视角、阐释方式、内容形式，对党和国家的重大热点、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理论等主题进行多元化呈现，既可以避免内容重复的枯燥感，又可以激发少儿读者的价值观认同感。从时代的需求出发，从孩子们的视角出发，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兼顾童真童趣，同时借助新媒体势能，打造少儿主题出版精品图书，通过重要主题的多元化呈现，达到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为孩子扣好第一粒扣子的传播效果。

回顾近十年来入选国家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目录的少儿主题出版图书选题就会发现，在不同年度入选的少儿主题出版图书选题中，有不少选题聚焦的是相同的主题，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选题以不同的视角和形式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多元化再现。在同一年度入选的少儿主题出版图书选题中，也有主题相同的不同选题同时入选，如2021年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就有4部不同出版社推出的系列连环画选题入选。相同主题的不同选题在不同年度和同一年度的入选，事实上就是一种从纵向和横向维度对重要主题进行多元化呈现的体现。

围绕某个值得记忆的重要事件进行系列化建构，所产生的叠加效应能够起到强化集体记忆的作用。少儿主题出版作为主题出版的一种类型，和主题出版一样，聚焦党和国家的“重大”主题，题材和内容都具有重大性。这种重大性体现为不仅主题重要，而且体量大。对于那些既“重”又“大”的主题，少儿主题出版可以丛书的形式进行系列化呈现，通过对重大主题的纵向连续开发或横向多元开发而形成规模化效应，在不断强化少年儿童对于重大主题的集体记忆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例如，“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就对在各个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华先锋人物”进行了系列化建构，展现他们的思想智慧和高尚品格，既有纵向的开发——选取的代表性人物来自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各个时期，也有横向的拓展——同一时期选取十余位代表性人物，每一位人物的故事单独成册，形成系列化丛书。截至2024年7月，这套系列丛书已出版至第五辑，其第一辑、第三至五辑分别在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入选主题出版国家重点出版物选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主题出版在本质上与新闻框架理论同源，主题出版的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遗忘类似于新闻框架理论的选择与舍弃。^[16]叙事框架选择材料的独特内容和方式影响着集体记忆的建构结果。^[15]对于少儿主题出版图书而言，选题策划便是叙事框架选择的第一步，对特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选择，都影响着少儿主题出版图书所建构的集体记忆。少儿主题出版图书的框架性选择还体现在对人物和事件解读的文化逻辑上，这种文化逻辑本身就传递出特定的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应当选择那些具有特定意涵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符号化，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逻辑进行集体记忆建构。少儿主题出版常常采用的叙事框架是以典型人物作为符号，以典型人物的事迹作为价值观传播的载体，通过典型人物的事迹引发少儿读者的道德感动，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这种道德感动包含着少儿读者对典型人物事迹所蕴含的积极价值观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进行了发展，在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内在文化因素和象征形式对社会记忆的影响，强调记忆的文化功能，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17]文化记忆的建构基于对历史事件的再现，通过赋予历史事件以特定情感或价值内涵来得以实现。少儿主题出版与文化记忆关系密切，少儿主题出版在功能和建构方式上都与文化记忆有相通之处。少儿主题出版实际上是面向少年儿童进行文化记忆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

文化记忆的功能不仅在于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结合当下现实进行历史解读和文化建构。^[18]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具有重构能力，这种重构能力体现在文化记忆在传承过程中与集体文化和当代情境的结合。其中，与集体文化的结合推动与集体共享的身份认同的产生，与当代情境的结合则让人们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在与集体文化结合方面，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可以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少儿读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中逐渐形成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与当代情境结合方面，少儿主题出版可以通过与时代主题、时代精神的结合，在推动文化记忆历久弥新的同时，让少儿读者产生更多的情感共鸣。

集体记忆之所以成为集体的记忆，并可以被其社会成员所提取，某种程度上要基于群体成员拥有共同的符号体系和相同的叙事资源。没有被表述出来并以各种形式参与在符号互动当中的集体记忆，容易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衰减乃至消失。^[19]在哈布瓦赫的解释体系中，集体记忆的维持和存储需要依托于符号。符号反映了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物质、智力与情感等方面的一系列特质，具有记忆、沟通和凝聚等功能”。^[20]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每一个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其中“能指”是符号的形式，“所指”是符号的意义。^[21]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一种人为的、社会的、被赋予的、教育的、当然也是意识形态的结果。^[22]在索绪尔之后，罗兰·巴特提出符号学的二级意指系统，他在符号里加入了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的体系，进一步强调了意义是如何生产的。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与历史、与文化、与意识形态相关联。换句话说，符号在人为的作用下，成为价值观传播的载体。由此可见，无论是价值观的传播，还是集体记忆的建构，都需要调用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实现。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记忆建构，实现价值观传播的目的，少儿主题出版应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尤其是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三种文化资源，以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中，从那些值得记忆的人物、事物、时间、空间中，寻找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在调用符号的同时，从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和视角出发，以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真挚感人、充满童真童趣等符合少儿阅读心理的形式进行内容呈现，引起少儿读者的阅读兴趣，让少儿读者在阅读中逐渐形成价值认同。从“人物—事物”和“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来看，少儿主题出版可以综合运用人物符号、事物符号、时间符号和空间符号。

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价值观传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立德树人，而道德的行为主体是人，道德教育要在人的行为中进行，因此人物符号是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中广为运用的符号类型。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中常用的人物符号包括榜样人物符号、少儿人物符号，以及二者的结合体少儿榜样人物符号。第一是榜样人物符号，运用榜样人物符号的目的是通过榜样人物所具有的优秀道德品质向少儿读者施加德育影响，引导少儿读者学习和效仿榜样人物。运用榜样人物符号进行榜样教育是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常用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也是少儿主题出版图书最常用的价值观传播方式。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常用的榜样人物符号包括科学家、红军、教师、医生、当代军人等。此外，普通人也是重要的榜样人物符号，因为普通人身上集合着丰富多元的价值观元素，普通人作为榜样人物还具有心理贴近的传播优势，易于召唤并影响少儿读者，如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好人365故事”系列丛书，以我们熟悉的身边好人的事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第一季和第二季都入选了国家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目录。第二是少儿人物符号，少儿主题出版图书运用少儿人物符号，可以从少年儿童的视角切入，更加贴近少儿读者的认知心理和表达习惯。第三是少儿榜样人物符号，它兼具少儿人物符号和榜样人物符号的特点，既可拉近少儿读者的心理距离，又能为少儿读者带来积极的同辈影响。

事物符号包括以自然事物和人造器物为物源的符号。自然事物和人造器物本来都不是为了携带意义而出现的，但当它们进入人的意识中，被认为携带意义时，就成了符号。皮尔斯在索绪尔符号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三分法，他将符号分为三种，即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中的事物符号，以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这两种类型为主，其中指示符号与对象之间因为因果、邻接、从属等关系而能相互提示，象征符号与对象之间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关系。

回顾近十年来国家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目录可以发现，在以自然事物为物源的符号方面，动物符号常常运用于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中，通过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处传递生态文明理念，属于指示符号，在《勐宝小象》《三江源的扎西德勒》《荒野的呼唤——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家园》等少儿主题出版图书都有所运用。在以人造器物为物源的符号方面，以下三类器物常常运用于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中：第一，与党相关的事物，主要用于传递爱党、忠诚于党的政治立场，如鲜红的党旗就属于象征符号，在《鲜红的党旗：写给青少年的建党故事》中有所运用；第二，大国重器/工程，属于指示符号，通过大国重器/工程的建造故事和科技含量传递科学精神和激发民族自豪感，运用此类符号的少儿主题出版图书有《打开天宫空间站》《揭秘超级工程》《深蓝色的七千米》等；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器物/遗产，属于指示符号，主要用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运用此类符号的少儿主题出版图书有《写给青少年的敦煌故事》等。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符号，这些时间符号一般产生于每个民族独特的历史行程中，凝结着该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该民族认同的主要标识之一。^[23]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对时间符号的运用，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由重要事件、活动、问题等的时间节点形成的时间符号。在重要时间节点推出相关活动、事件、问题等题材的少儿主题出版物，既符合主题出版周期时效性强的特点，也达到与其他大众传媒手段一起烘托主旋律氛围、吸引大众的注意力的目的。例如，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了“烽火燎原”原创少年小说系列丛书、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出版了《我和我的祖国》、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在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之际出版了《坐着火车去拉萨》，这些少儿主题出版图书都入选了国家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目录。

另一方面是中华传统节日形成的时间符号。中华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这些中华传统节日不仅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还包含着深厚的道德内涵，在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民族节日风俗故事画库》就以10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为主题，讲述民间传说故事，让少儿读者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学会感恩、担当和成长，收获勇气、智慧和力量。

与时间符号一样，空间符号也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内容，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空间符号和时间符号一起构成身份确认的两个相互弥补、相得益彰的维度。^[23]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著名的空间生产理论，他将空间分为三种形式：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24]这使得人们对于空间形式的认识不再停留在物质层面，而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对于空间符号的运用，不止于对空间物质层面的介绍，更聚焦于对空间精神层面的建构，根据特定空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或所具有的文化背景，赋予该空间以与之相匹配的精神内涵，进而达成价值观传播的目标。例如，以新疆、西藏作为空间符号的“援疆援藏青春赞歌”系列图书传播了民族团结进步的价值观；以红色革命圣地作为空间符号的《红色圣地百年路——青少年学党史》《讲给孩子的百年党史故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以及“给青少年讲红色纪念馆里的故事”丛书等旨在弘扬革命精神，增进政治认同；以南海作为空间符号的《风筝是会飞的鱼》《大海上的脚印》则传递出对祖国无限忠诚的爱国主义精神。

少年儿童的价值观塑造，关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关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出版单位应高度重视少儿主题出版图书在少年儿童价值观塑造上所肩负的重任，并主动有所作为。目前市面上不乏一些内容空泛、说理空洞的少儿主题出版图书，不仅难以引起少儿读者的阅读兴趣，更谈不上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做好少儿主题出版图书的价值观传播工作并非易事，既要遵循党和国家的工作要求、呼应时代主题的需求，又要在深刻理解少年儿童群体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少年儿童的特质，精准把握少年儿童的身心特点，以少年儿童感兴趣、能理解、易接受的方式，将正确的价值观巧妙地融入少儿主题出版图书记忆建构和符号运用中，辅之以生动的叙事技巧吸引小读者，以感人的细节打动小读者，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少年儿童的价值观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