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持续发生转型的变革，科学知识生产范式从传统闭合式科学向高度开放科学范式转变，开放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1]美国采取政府公开信息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方式，以技术手段建立标准并主导开放科学运动，欧盟自2009年启动建设面向欧洲科研的开放存取基础设施（open access infrastructure for research in europe，OpenAIRE），许多出版机构传播服务平台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放性质，基于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2]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作为其核心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也拉开了开放科学的帷幕，各国加快布局战略竞争，不断催生新的开放业态。近十年来，中国OA论文数量和比例持续增加，占全球OA论文总数的比例逐年递增，根据《中国开放获取出版发展报告（2022）》，2011—2021年中国科研人员每年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从15.9万余篇增长到63.1万余篇，其中OA论文的数量从2.5万余篇增长到23.8万余篇，占比从15.8%增至37.8%，远超全球OA论文的年均增长率。^[3,4]在开放获取大潮下，出版商也纷纷进行开放出版模式转型：一方面，出版商建立混合型开放获取期刊；另一方面，在与科研教育机构签署“阅读与出版”协议中进行实践探索。此外，为更好地满足读者快速获取科研新知识的需求，出版商正在探索提供更加即时快速的开放出版服务。目前，开放数据出版已经成为科学出版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其能够扩大传统出版传播范围、细化传播颗粒度、提高传播能力，有利于科学研究中验证、复用、扩展并有效促进科研合作。笔者总结了开放科学环境下科技期刊出版与传播形式及其特点，并基于此提出了开放科学环境下我国科技期刊传播与服务挑战，对如何提升开放环境下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开放获取在期刊出版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充分尊重作者权益、基于互联网的一种学术传播机制和服务方式。开放获取运动旨在推动科研成果免费、自由地传播使用，促进学术信息的交流与出版。开放获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学术信息免费开放，突破价格障碍；二是学术信息在互联网自由获得，突破使用障碍。此后开放获取文献规则、内涵和标准不断完善，对于再版、发布等版权使用也提出了不同的开放获取策略。作为开放获取主要形式的OA期刊和OA仓储迅速发展，学术论坛、文件共享网络等其他形式的OA资源也不断涌现，并得到了各国政府、科研组织、基金组织和期刊机构的支持。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以开放获取、开放数据等开放的出版传播形式得到认可，原本纸质载体无法完全记载支持文章论点的证据的问题，也在数据中心、数据引用和数据期刊的努力下逐步解决，从数据共享演变为开放数据。开放科学理念、形式和内容在不断地扩展，涉及科研成果的开放、教育资源的共享、公民科研的开放性文化氛围，成为一场改变科学实践的运动。^[2] 2020年，为满足科学共同体在疫情期间快速发表学术论文、科研数据的需求，F1000 Research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EC）达成合作，共同建设开放获取出版平台“Open Research Europe”^[5]，英国科学家开发了冠状病毒的“知识库”，使用AI技术组织大量可用的COVID-19数据，为药物发现和转化研究提供支持。国内外出版机构加强信息连接和共享，增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实现数据可视化和视频传播。

开放获取强调实现科研论文的公开、免费获取，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除论文的开放获取以外，科学研究和实验过程中实验数据、代码等阶段性成果被提出要实现开放共享。^[2]198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统计委员发布了数据共享的研究报告；1990年，多个国际专业学术组织提出了完全而公开地访问各自领域的科学数据的倡议。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公布数据共享的政策；2012年英国皇家学会提出数据质量4项重要标准：可发现、可访问、互操作和可复用，STM也在2019年发布的“开放科学白皮书”中认可了科学数据与科研论文的同等地位。2023年6月，16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提出积极推动学术期刊出版向开放获取转型，并成功完成了转换协议（TAs）的谈判，采用新的和过渡性的成本分配模式，能够有效使资金从订阅向开放出版可持续过渡。^[6]随着科学界对科学数据运转流程关注，对数据共享需求愈发明显，以数据和数据处理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数据论文应运而生，2014年起PLOS One要求作者提交论文时须提交数据可用性声明。^[2]2023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数据论文出版元数据》（GB/T 42813-2023），规范了数据论文出版元数据内容，为科学数据确权、产权保护提供支撑，为完善我国科学数据共享机制开拓了新途径。

传统出版受制于出版周期、传播形式和速度、版面等方面的制约，跨媒介出版在逐步形成。目前，被广泛认同的优先出版方式主要有预印本和网络首发两种：预印本平台主要是国际专业学会依托研究机构、图书馆建立，研究人员在主导自己研究成果传播上较为自由；网络首发主要是由出版机构建立，主导权在出版机构手中，内容由期刊确定。两者都是通过网络促进学术成果广泛、快速传播，但二者具有明显差异。

预印本是在同行评审和正式出版之前，作者可按照预印本平台（如PeerJ、bioRxi或arXiv）学术规范基本要求自行提交电子文稿，并进行传播。一方面，作者可在向期刊投稿之前得到来自全球学者对论文的改进意见、进行学术交流和同行评议，推动科学研究进步；另一方面，文章可在Google Scholar和Altmetric上进行索引，提升可见度、扩大传播效应。根据Peer J的一项数据调研，预印本的论文比没有预印本的论文被引率高出30%，预印本正在迅速成为传播研究成果的主流形式。2021年9月，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宣布调整对于预印本的立场，允许在国家竞争性拨款计划（NCGP）拨款申请的任何部分中引用和包含预印本，并将预印本定义为：预印本或者同等资源是作者上传到可公开访问的档案馆、知识库或预印本服务的学术成果，包括经过不同程度同行评审的材料。^[8]在理想情况下，应为预印本或等效资源提供DOI或者其他唯一标识符。在引用时，应明确说明并在必要时与DOI、URL等效内容、版本号和/或访问日期一起包含在参考书目中。国家级研究机构对于预印本立场的表态表明了预印本模式在开放科学时代的作用和影响力。

网络首发是把通过同行评议和期刊最终审定的学术论文进行网络出版，即先将内容已经确定、刊印之前的学术期刊版本，按出版网址和发布时间确认论文首发权，然后再将论文全部或其根文献进行刊印的出版方式。为缩短期刊出版时滞，国内外出版机构和出版商建立专业出版平台。2017年，中国知网发布“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联合超过400家期刊编辑部发布《学术论文录用定稿网络首发联合公告》。截至2022年底，加入中国知网网络首发的学术期刊已有2 382种，单篇论文最多提前1 298天发表，极大满足了科技类学术期刊早发表、快发表论文的需求。^[9] Science和Nature建立Science Express和AOP优先出版平台，Springer Nature和Elsevier也开发其网络优先出版平台Preprint和Online First。网络首发不仅使作者尽快拥有专业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同时加速了学术成果的传播，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为读者提供增值服务。据统计，与未实施网络首发的同期相比，网络首发后期刊的下载量明显增加。

学术交流是进行创造性研究、创作学术著作，对其进行质量评估，并在学术社区中传播、存档供将来使用的系统。^[10]学术社区是以计算机为媒介、以学术科研为目的、具有社交性质，有稳定的专业用户群，可帮助科研人员完成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的实时交流互动平台。在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传统数字出版等基础上，依靠在线论坛、博客、微信、Twitter、Mendeley、Research Gate、Kudos等社交网络平台的非正式学术交流方式发展迅速。研究人员利用各类社交网络服务平台所形成的在线科学社区来满足其科研和学术交流目的的趋势越来明显，社交网络服务平台也呈现了高速发展的态势。非正式学术交流在全球学术交流网络中不断扩展、进步和发展，根据全球媒体监测机构Meltwater和社交媒体机构We are Social联合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截至2024年1月，全球社交媒体活跃用户数量已突破50亿，到2025年，互联网用户数量预计将达到65.4亿；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最多，为10.5亿。^[11]

开放科学社区基于以互动为主要特征的Web2.0，取代了信息单向推送的传统模式，社交网络成为标志性工具。^[12]自2000年开始，国外就尝试构建针对研究人员的社交网络，从研究者的科研领域和兴趣进行信息资质和用户匹配，从而产生了专业型科研社交网络，例如Sci Links、Nature Network、Facebook for Science等，有的平台虽然未持续下来，但基于学术服务的社交网络理念已深入人心。2008年，开放获取机制和社交网络理念的再次发酵，掀起了利用社交平台突破传统学术交流模式的潮流，实现学术研究与开放社交有机融合。在国外，以ResearchGate、Mendeley等为代表的专业科研社交网络迅速发展，为科研人员提供成果展示、科学交流、学术互动、数据管理等服务。国内学术社区以小木虫BBS、丁香园、科学网等为代表，主要是为研究者提供个人档案的管理及其感兴趣的学术成果和科技前沿动态。

学术社交网络发展迅速，基于大众社交平台开展学术交流也非常普遍。目前，非正式学术交流的开放科学社区主要依托大众社交型平台和学术社交型平台。大众社交型平台主要有Facebook、Twitter、微信、微博等，也有社交平台是专门进行学术交流且提供学术科研辅助工具和服务，如Mendeley、Research Gate、科学网、小木虫等。表1列出了常用的学术社交媒体与平台，调研日期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总体而言，开放科学社区与传统学术交流方式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选择使用具有社交媒体性质的社交平台，管理、拓展和传播科研履历、研究成果、学术合作、成果跟踪、学术评价，实现资源共享、增强知识交流和传播效果。学术出版的本质是学术成果的审核和传播。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把成果传播推广放在与学术评审同样的位置，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与作者、读者等科研群体进行交流。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蓬勃兴起，促使出版内容更加开放、产出形式更加多元、规模更加庞大。Mendeley、Research Gate等开放共享的学术社交媒体成为学术传播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期刊积极与国际出版机构、技术服务公司深化合作，充分借助国际主流网络发布平台，以及EurekAlert!科学新闻发布平台、TrendMD精准推送服务等渠道提升出版传播效能，采取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与全球科研人员共享最新成果。《光：科学与应用》《园艺研究》等期刊利用线上会议系统、网络视频平台，构建国际化的学者交流社区，强化学术引领能力，培养发掘创新人才。《光：科学与应用》联合国际著名科技平台iCAN评选全球光学“未来之星”，参与人次超过80万，获奖的海外华人学生学者已有多人归国效力。《园艺研究》精准分类，已经主导构建了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不同功能和服务内容的17个期刊学术社区，树立了良好的期刊品牌。^[14]

学术出版传播的目的是尽可能地让研究成果易于获取、使用、再使用和分享，从而帮助科研人员推进科学发现、获得科研创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发展。与国外相比，国内的开放科学发展相对滞后，缺乏市场化机制和制度规范，开放传播与服务供应链尚未形成。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开放科学缺乏系统的研究与实践，管理部门、学术机构、基金资助方、科研人员、学术期刊及出版平台等各方缺乏系统协调与联动，在顶层设计方面缺乏主导力量。二是开放数据的规范和安全尚无制度性、可操作性保障，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和医学等学科的科研数据存储发布机制不健全，我国国家科技安全存在安全隐患。在数据基础设施需标准化方面，还未形成统一标准的文献知识库的元数据，未与国际接轨，未完成文献知识库与数据知识库目录的建设，阻碍文献和数据的关联。三是缺乏国际化开放科学平台，在开放获取出版、开放文献共享利用等方面都没有自主平台，无法持续汇聚和整合本国乃至全球科学数据资源进行共享服务和深入挖掘利用。四是科研人员或研究机构对于开放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科研人员在获得项目资助前不愿意分享研究计划或数据。^[15]《中国开放获取发展报告2022》调查结果显示：即便国际研究机构和学术社团一直致力于支持其成员和学界推动开放获取，国际基金资助机构发布相关政策和举措鼓励开放获取实践，但是仍有超过50%的研究人员对开放获取类型、许可选择或资助者要求及各种开放获取倡议存在很大困惑。五是我国学术出版传播渠道相对比较狭窄，媒体融合尚未得到突破，社交技术运用不成熟，与大众媒体、其他专业媒体的合作尚未真正展开，社会服务功能弱化，对外依赖度高，学术出版传播依然处于探索阶段。

当前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以数据开放、代码开源、开放获取、资源开放等为代表的开放科学、开源技术蓬勃发展，重塑全球学术出版系统。国际上开放获取已经成为一种主要模式，具备了明确的商业模式和销售模式。随着我国完全开放获取论文数量的增长，出版模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学术出版迫切需要打通障碍，促进开放学术出版与传播商业模式积极转换。

（1）建立全面的开放存取学术出版体制。在国际学术交流团体中，完全开放的学术出版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出版界正在处于传播转型扩张期，要推动更大规模的开放获取，规范开放获取中的各项出版行为，在我国实现更大的科研成果共建共享以及公共学术资源的利益最大化，还需要国家层面统一规划部署，建立OA期刊认证平台，规范OA期刊出版流程，建立并完善数据存储与管理平台，指导科研人员利用开放获取资源、在开放获取期刊发表论文，指导更多的学术期刊出版单位逐步实现开放获取出版，指导科研数据逐步实现开放获取，协助图书馆在新一轮经费转换中获得收益，形成执行力度更强、责任落实更加明确的强制性政策体系。

（2）寻求多机构发展，满足学术出版服务的协同创新。平台和渠道是中国话语发挥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必须下大气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国际主流学术出版集团的新技术催生了各种学术交流平台、社交媒体和学术分析工具，出版传播与服务供应链日益发挥枢纽作用，主导权竞争激烈。爱思唯尔通过并购创新企业，集成了开放存储机构（Mendeley、Bepress）、学术社交平台（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等服务于学术工作各个阶段的产品和工具。^[16]在我国学术出版领域，出版与传播供应链技术始终落后、对外依赖度高，媒体融合尚未得到突破，社交技术运用不成熟、竞争力不强。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驱动个弥补传播与服务供应链不足的问题，发掘市场机制和潜力，不同层面和角度切割、细分传播与服务的内容，共同推动形成了资助基金、科学研究、预印本、数据集、出版物、引文、替代指标、临床试验和专利等各类信息高度集成链接的内容体系，从而催生细分服务市场新业态。

（3）加快相关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议国家组建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传播和服务联盟，引入国内代表性出版机构、专业服务机构、新闻媒体，以及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IT企业作为联盟成员，鼓励办刊单位推进“出版+企业+媒体”协同合作，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语义挖掘与分析等信息技术，开发学术搜索平台、科研信息分享交流平台、研究分析工具、科学传媒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强对海量研究数据的整合、发掘、分析、利用，提高学术出版传播和服务供应链自主可控程度。

（4）建立更开放的数字出版服务平台。立足我国现有数字学术资源平台建设现状，按照统一获取、规范加工、资源共享的原则，整合建设一站式、集约化、开放型的国家科技类学术公益平台，为期刊和科技工作者提供文献编辑、出版、存储、检索、下载等公益性基础服务，推动我国学术资源平台体系化、规模化建设。对于开放获取模式的学术内容，应该在服务平台上有明确的开放出版标志引导读者，并提供多种论文发表方式，依靠开放的出版平台建立由多方用户共同参与的平台学术评价方式，为用户的下载和引用提供参考依据。^[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