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则从五大方面对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布局。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对新时代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总结，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关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命题的回答和论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和创新性发展，为2035年文化强国建设的远景目标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和任务指南。
主题出版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出版人的伟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同中国现实结合的创举，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出版业“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做强做优主题出版是新时期指引全部出版工作、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准确定位了主题出版在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中的功能使命。因此，只有深刻理解主题出版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才能全面把握主题出版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时代特征，并进而明晰主题出版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赋能路径。
1 主题出版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逻辑起点
“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自觉形成的主体性感情、体验和认知，是相对稳定的价值判断，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就是关于文化产生、发展和社会作用的规律及其特性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称。”[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产生于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文化的领导权和主体性事关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主题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形成的，它始终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因此，主题出版契合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要求。
1.1 主题出版突出了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文化具有阶级性，因此文化领导权攸关文化建设为谁服务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故而“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围绕“文化或意识形态由谁领导”的问题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所谓文化领导权，其“核心和本质在于使某一阶级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对大众产生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从而使它们内化为自身的观念思想和行为标准，进而形成结构性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对事物的认识和社会共识以及由此展开的行动”[3]，而主题出版的发展历程恰恰充分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首先，从主题出版的起源来看，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道路探索进程中产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的革命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都曾通过创办报刊、编辑写作等出版活动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创办了人民出版社，系统地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以星火燎原之势普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社会潮流，推动社会变革。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设立出版管理机构、创立书店等领导出版事业，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教材，指导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毛泽东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题出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支“文化军队”。
其次，从主题出版的发展和壮大来看，它以不同的体裁和题材突出了不同时期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主题出版聚焦于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通过翻译出版科技作品来助力新中国的工业化，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学作品讴歌伟大的建设成就。改革开放后，主题出版通过引进出版西方的经典人文社科、科学技术著作来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为中国的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十八大以来，身处新的时代背景下，主题出版的概念渐趋成熟，理论和实践也日益丰富，主题出版服务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意识更加强化和全面，主题出版的主要任务就是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通过“两创”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来凝聚社会共识，通过“两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通过技术创新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进而推动国家科技力量的进步，从而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
1.2 主题出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
首先，主题出版始终致力于建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如前所述，主题出版产生于社会群体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感到迷茫不已、“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进行渗透式塑造”之际，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出版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使得人们在反复论证和实践后自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主体性确证提供了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为主体性确证提供了引导力量”[6]。不仅如此，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每到关键时刻，主题出版都起到了掌舵定向的作用：延安十三年时期党领导下的主题出版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开辟了第二个战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和西方先进文化、科技等书籍的引进出版使得中国能够找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提升综合国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曾一度对社会价值观形成冲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出版物等在全社会开展了“四项基本原则”等教育，促进了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在新的历史时期，主题出版通过出版领导人的著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总结等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等等，充分发挥了出版的思想引领和立德树人的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地强化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
其次，主题出版紧跟时代需求，致力于巩固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表现出不同的主题。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既来自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来自于同世界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的交流互鉴。近十多年来，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题材日益广泛，主题也越发多元，既涉及领导人的著作，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通过多种形式的出版物、多种形式的市场化方式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真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同世界其他文明一起互学互助，在和平中发展、创新和包容诠释了内涵丰富且不断升华的中华文明新形态。
2 主题出版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战略指引从整体视野指出了文化强国建设的着力点：培育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主流价值体系，以丰富的文化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主题出版直接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承载国家核心价值观”[7]，其时代使命契合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2.1 培育具有强大引领力的主流价值体系
培育主流价值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性。文化安全是文化繁荣的前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全球舆论场内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交锋始终存在。从近几十年来中西方在舆论场域的斗争来看，图书的价值观渗透隐蔽、深刻且长远，西方意识形态往往内嵌于图书等文化产品，主题出版在新时代的使命就是要形成有助于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因此，新时代的主题出版对于维护文化安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至关重要。主题出版要以多元化的主题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在党史、党的理论等方面推出精品出版物，不断增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此外，主题出版要致力于建构全体社会成员行动一致的思想基础。当前，这一思想基础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历史反复证明，强大的核心价值观铸就强大的国家和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8]主题出版要充分利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资源，在深入挖掘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阐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规范和指引，规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方向。
2.2 构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话语体系
首先，主题出版有责任通过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就综合国力提出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民族在实现现代化梦想过程中最深厚和持久的核心精神力量”[9]。经济全球化伴随着文化全球化，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又对经济全球化起到推动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是要不断提升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这就要求构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话语体系。在知识碎片化、短视频等新媒体兴起的当代，主题出版物的理论系统性、选题广泛性、知识完整性、阐释深入性、展现丰富性等特点使其更能向国外读者展示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有助于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提升。
其次，主题出版有义务讲好中华文化故事。汤林森强调“文化的传播带有价值观偏向，其结构性的不平等指向的是文化霸权的实现”[10]，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在互联网时代更加深远。对抗这种文化霸权的根源在于打破不平等的传播格局和认知框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话语体系就是文化层面的一种调适，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西方这种基于文化霸权的偏见，则要求我们在文化生产上提供更多的素材来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多元叙事和话语，主题出版物通过多元的素材，借助多元化的手段向世界生动展示历史中国、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以文化价值的“自塑”超越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他者”视角，能够向世界说明“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华文化的话语权的提升更能促进世界不同文明形态的和谐共生。
2.3 加快发展富有创新性的文化新质生产力
文化强国“一定是文化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意味着文化力（文化价值感召力的现实形态）、经济力（文化价值感召力的经济基础）、技术力（文化价值感召力的逻辑框架）实现了高度的协调统一”[11]。社会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以发达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主题出版肩负培根铸魂和壮大文化产业的双重功能，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主题出版的发展既要增“量”，更要提“质”，
为文化生产力的提升作出贡献。主题出版要充分发挥自身长于理论阐释等优势，以及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易于为不同人群接受的特点，在涉及重大理论、重大历史事件、全民阅读、“三农”、未成年人教育等方面的选题开发和内容传播上下功夫，创新生产和管理机制，在确保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让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理念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入脑入心，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的，从字面意思上看，新质生产力即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生产力，是摆脱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力。同样，文化新质生产力就是指数字等新技术赋能的文化生产力。当前，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新媒体技术已经普遍应用于文化产业，从数据来看，数字出版的产值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占比最高，并已成为数字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主题出版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打造融媒体产品，不仅能以互联网时代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有效传播内容和价值观，还能有效转化传统文化等主题，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展示新的方式、场景，形成示范效应，从而不断提升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提升文化生产力。
3 主题出版赋能文化强国的路径遵循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物质、精神、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等的全面提升，是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协同攀升，主题出版兼具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反映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规定和必然要求，因此，主题出版要立足“两创”，在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通过“两个结合”来构建中华文化话语体系，并进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通过对新技术的运用，主题出版能够有助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充分享有文化权利、行使文化权力，并能够有助于打破“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实现文化平权。
3.1 立足“两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文化强国是我们党对全面小康社会精神价值的深刻把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规定，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在内的完整体系，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后两者的源头活水，后两者是前者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者辩证统一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十九大以来，以三种文化为核心内涵的选题基本构成了主题出版的全貌，因此新时代主题出版工作更应该以更多的精品力作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机和活力，使之能够成功应对和解决时代问题，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推动形成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近代中国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是“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2]主题出版从起源到发展，其根本任务就是“服务大局”，“两创”为主题出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构建文化强国指明了实践路径。过去十多年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卷本、《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主题出版物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实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主题出版应该着力加大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选题，以多样化的文本形式、丰富生动的语言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导向，推进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实践等的阐释，为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提供根本的价值遵循。
其次，应该立足于时代要求来构思、策划选题，推动形成文明新形态的文化认同。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13]，“万丈高楼平地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和底座是传统文化”，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发掘、整理，融入当代人们的关切和思考，既能帮助人们树立文化自信，建立文化认同，自觉抵御“文化虚无主义”，还能让人们充分领略中华文明历经5 000年而经久不衰的智慧，并从中汲取力量，起到凝聚核心价值共识、培根铸魂的作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3]，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时代语境和中国的革命及社会主义实践，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升和创新的。十八大以来，《重读抗战家书》《百年革命家书》等反映革命文化的主题出版物销量上佳，《光耀千秋——从戚继光到黄继光》《巾帼如兰——从花木兰到刘胡兰》等“中华精神脉系丛书”则通过结合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来充分挖掘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体系和人文精神，以激励当代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从中汲取力量开创中国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基于“两创”的主题出版物能够摈弃具有时代局限性的价值元素，并结合时代使命补充、升华了仍然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元素，在多元传播和接受主体、舆论生态极为复杂的当下，有助于通过构建集体文化记忆、知识教化及涵养、价值观培育等构建面向不同阅读群体的集体认同基础，推动文化认同理念的形成。
第三，主题出版既要深刻把握和汲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新和实践，更要面向人民群众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恩格斯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要创造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使人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实现精神上的愉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繁荣、相得益彰，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规定和必然要求。在某种意义上，主题出版社会效益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其有没有触达最广大的读者群体，否则其中所蕴含的理念、价值等也不能真正地发挥凝心聚力的作用，而优秀的文化精神产品更是文化创造力的生动体现。主题出版物既要充分利用好国家及政府主管部门的各项激励扶持政策，也要借机激发内生动力，以“两创”为指针在选题、组织、机制、市场、人才等方面全方位强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创新选题的来源和题材、体裁、形式、样态，以丰富多样而又喜闻乐见的出版产品实现“理论上说服人，情感上打动人”，以通过市场化手段真正实现主题出版价值资源的最佳配置，在提升自身服务大局、培根铸魂的能力的同时也有效提升出版生产力水平，推动主题出版生产的变革和创新，为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3.2 立足“两个结合”，建构中华文化话语体系
所谓话语体系，就是基于语言而构成的表达特定的思想和价值观的表达系统。话语体系是话语权产生的基础，话语权是通过话语体系而形成的作用力或影响力。中华文化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化话语权的体现，中华文化话语权对内有助于提炼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自觉抵御外来文化侵入，强化文化安全，起到培根铸魂的作用；对外，中国文化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组成，它既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版中国故事”的最好表达，是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有利凭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主题出版建构中华文化话语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首先，主题出版可以借助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建构大众文化话语体系，在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具有5 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化长期以来对中国人的思维、心理、审美等都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国民性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既能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更加平实的语言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又能将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等提炼成系统的理论知识，并用民众熟悉的文化符号和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增进人民群众对理论的思想和心理认同，并最终形成影响群体行动的价值体系。近十年来，大量的主题出版物如《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风月同天：中国与东亚》《我心归处是敦煌》等立足于“两个结合”，从党史到优秀传统文化，既抓住了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节点，又注重于文化影响力的长期效应，充分践行记载历史、资政育人的初衷。
其次，主题出版应该立足于“第二个结合”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本质上是文化话语体系的规范，因其理据充分和论证严谨而具有相对权威性和说服力，是文化定义权在实践中的体现。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自西方舶来的人文、科技等成果对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的“路径依赖”使得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丧失了独立性，这不仅关乎中华文化话语权的建构，更成为关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和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大课题。主题出版中有很大一部分出版物本身是知名学者研究、阐释当代中国的学术力作，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面向构建话语体系和转换叙事方式，起到了制定国家学术标准、引领学术话语、培育自主知识体系的作用。主题出版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要求，积极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来阐释、传播中国的科技、文化成果和社会进步，“致力于标准化话语体系的建立、以研究当代中国为重点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及以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为目标的学术体系的构建”[14]，成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破除屏障的变革性文化动力。
第三，主题出版应该立足于“两个结合”，建构中国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应该基于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由国际传播实践观之，一个国家的文化故事是国际话语权的构成部分。”[15]近百年来，国际上的“中国故事”是西方文化话语塑造的，而基于中国文化的“中国版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几乎被忽略，其原因在于中国文化话语权建构的缺失，因此，讲好“中国版中国故事”，建构中国文化对外话语体系，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说服力和吸引力，是主题出版当前的重要使命。近几年来，出版单位在借由输出出版物的方式实现“中华文化出海”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输出的出版物除了有传统的儒家、道家经群类典籍外，反映当代中国现实的《山海情》《流浪地球》《中国创造》《狼图腾》《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等凸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宣传中国道路的主题出版物在国外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叙事垄断及刻板印象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功。出版单位应该继续通过经典中国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丝路书香、亚洲经典著作互译等项目，通过和国外出版商合作出版及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形式着力出版能够反映“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理念的著作，能够阐释基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文明是对人类文明共同体形成的有效补充的著作，以不断强化中华文化的解释力、说服力、吸引力。
3.3 充分利用新技术，实现文化平权
所谓文化平权，既是指文化权力的行使，也是指文化权利的享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出版物的形式，更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信息接受的方式和场景，从而对人们的文化平权产生了重要影响。技术是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这就导致部分社会群体因为“技术鸿沟”而不能充分享有文化权利，这也影响了这些群体文化权力的行使；同样，对于国家而言，技术也是文化话语权的决定性要素之一，“数字出版是国际传播和文化话语权的新的制高点，数字出版的能力决定着当下和未来的国际传播和话语权能力”[16]。新时代的主题出版，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能够改变内容生产的形式和呈现方式，创新传播样态，实现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平权；破除西方媒体借助于技术垄断而形成的“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首先，出版单位应该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创新从选题到出版物营销、传播的全流程变革。目前，主题出版物之所以难以摆脱“政治性读物”的固化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主题出版物的选题大多来源于出版单位的主观设想，不能精准把握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产品形态单一，仍然以纸质图书等为主，主题出版在选题、内容制作、营销等过程中缺乏与读者的有效沟通，因而难以激发读者的兴趣。将大数据、AR、人工智能等技术充分运用于主题出版的生产和营销全流程，能够根据读者的阅读兴趣有针对性地策划面向不同读者群体的选题，能够在生产流程开始之前就规划好内容的呈现方式，还能充分利用全媒体营销使得主题出版物充分触达目标用户，从而提升主题出版物的传播效果，真正发挥主题出版物引导舆论、凝心聚力的作用。
其次，主题出版应该借助于数字出版、融媒体技术等扩大出版物的覆盖面，强化供给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当文化权利，为建设书香中国、提升全民文化素养作出贡献。因为多种原因，主题出版产品不可能到达全国每一个社区及受众，而传统的内容呈现方式也势必阻碍了某些群体如视障人群等的接受。借助于融媒体技术，通过各种数字化内容平台、听书平台等多元形式，主题出版物既可以实现传播上的“无远弗届”“无人弗及”，更能通过内容的剪辑、重组等定向推送至特定群体，从而既优化了主题出版物的供给侧结构，又能克服客观上存在的“数字鸿沟”“知识沟”，助力书香中国建设。
再次，主题出版物借助于融媒体技术有助于破除“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工业国家近百年来借助于文化产品及消费形式而形成的文化控制形式，它在国际上表现为文化话语权的垄断、价值观的渗透等。在新技术条件下，这种文化话语权又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形成话语权优势，这些新媒体平台因其影响力往往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销”其价值体系的渠道，这就是“媒介帝国主义”，因此，数字时代的传播权和话语权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媒介”之争。主题出版物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凭借。主题出版借助于融媒体技术能够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能够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让国外受众逐步改变对中国的认知和刻板印象，在提升自身话语权的同时也不断深化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4 结语
当然，立足于文化强国建设的主题出版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根本举措不仅仅限于文中所述，如主题出版的政策导向和评价体系应该聚焦于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主题而不断调整、优化和完善。此外，对于不同的出版单位而言，既要提升认知水平，在选题策划上结合自身特色“做深做宽做透”，还要通过组织机构的调整、资金的保障、考核政策的激励等来强化对主题出版的支持力度。再者，主管部门、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出版单位要借助于出版学科共建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要通过“政学产研”共建，形成出版管理部门、出版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融合科研和生产的“一致行动体”来培养适应文化强国建设需求的出版人才：既有过硬的业务能力，同时也具备把握出版业融入时代大背景下的发展趋势的广阔视野；既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又有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发展的眼光和能力；既熟悉传统出版，又有持续学习、充分利用新技术推动出版业转型的能力。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推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必由路径，更是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优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出版史上最重要的时代主题，是“由先进文化创造和熔铸的文明新形态，被赋予了丰富的全球意义和强劲的文化超越性”[17]，因此文化强国建设是主题出版的当然使命。同时，也只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主题出版的核心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其内容体系建设也才能不断创新。文化强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表征，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奋斗和不懈探索的宏大主题，赓续优良传统的中国出版业当然应该以丰富的叙事文本、有效的叙事技巧和创新的叙事模式来诠释好这一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