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是因知识分类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1]，是特定领域知识的体系化；而学科建设的核心，正是学科知识的体系化建设。因此，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归根到底还是学科建设问题。一方面，知识体系集成了学科的概念与范畴、命题与理论、范式与方法等学科基础知识，是展示学科自主性与原创性的重要载体，为学科建设提供科学的体系规范、理论支撑和范式指引；另一方面，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的成熟程度与发展水平。完备的学科知识体系，不仅是学科成熟程度和学科社会认同度的重要标志，还是学科的社会功能及其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重要体现。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仅是出版学学科建设的神圣使命，也是一个出版学学科建设议题，还是关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它从知识生产、表达、传播与传承等方面支撑和服务于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因此，在即将进入“十四五”收官之年，回眸“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事件，总结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成就，规划未来特别是“十五五”时期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出版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由政府管理部门牵头，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团体、出版机构等多主体联动，启动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举办出版学科专业研讨会，出版相关学术著作与教材，是“十四五”时期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几大亮点。

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创新性的制度设计 ^[2]，是落实党管出版原则的具体体现。在中宣部领导下，高等院校与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各级出版单位、行业协会等共同建设出版学科，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知识体系建设的最大亮点，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主线。

2022年7月，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正式启动。先后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武汉大学等8所高校，联合省委宣传部、行业协会、相关出版单位参与出版学科共建，旨在以共建工作为抓手，促进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学术团体、数字技术企业等多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3]相关共建高校，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诚邀业界导师加盟等方式优化师资团队，启动“全国出版学科共建院校学生交换生项目”，打造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在扎实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4]

2023年12月，为系统总结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经验，加强对共建工作的统筹指导，提高出版学科专业发展水平，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总体要求、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组织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15项促进措施 ^[5]，以期加快构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出版学科专业。

2024年11月，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交流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提出，“出版学科专业建设是出版领域一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在有关地方、部门重视支持和共建高校、共建单位配合努力下，出版学科专业建设政策引导精准有力，共建的出版学院、出版研究院规模质量稳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推进迅速，出版专业博士学位点设置取得突破，共建成效逐步显现。”^[6]会议还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了总体部署，要围绕新时代出版工作使命任务，锚定建设一流学科目标，进一步抓好《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贯彻落实，不断推动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和共建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在出版学科专业共建顶层制度设计的引领下，“十四五”期间，出版学界、业界与管理部门紧密协作、互联互通，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系列学术研讨会，围绕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议题，打通了“政产学研用”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新通道。

2023年11月，由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专家组主办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中青年教师培训班”在厦门举行。2024年11月，第二届“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中青年教师培训班”在济南开班，来自全国近70所高校和近50家出版单位的160余位中青年教师和行业导师代表，通过专家授课、分组讨论、现场教学、圆桌会议等多种形式的交流研讨，为打造出版学术共同体作出了有益探索。

2022年8月、2023年7月、2024年7月，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编辑出版青年学者论坛”分别在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举行，为培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生力军提供了良好平台。

2021年7月，为推动出版学学科发展、促进学科建设和高端人才培养，武汉大学发起首届“全国出版学博士生学术论坛”。2022年8月、2023年7月、2024年6月，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出版学博士生学术论坛”分别在四川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和暨南大学举办，为培养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后备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3年11月，“新时代出版家培育与研究研讨会暨《戴文葆书信集》出版座谈会”在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举办。2024年10月，主题为“邹韬奋与近现代进步出版业研究：出版家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的第十届“韬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功举办。2024年11月，第二届“新时代出版家培育与研究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这一系列研讨会是出版业界和学界齐心协力、共促发展的生动体现，对当代出版人的使命与职责，以及如何培育新时代出版家、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等命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继2006年首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后，2024年11月8日，由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数智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企业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本届研讨会设置了主题为“数智时代的出版基础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创新”“数智技术赋能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数智驱动下的学术出版与知识生产”“数智媒介背景下的书写、阅读与传播”的4个平行分论坛，主题为“数字摇篮本：当代电子书的功能、结构与形式景观”“新时代出版质量管理的路径与实践研究专题研讨会”“出版学专业学位点建设暨《出版科学》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的3场专题研讨会，^[7]为促进出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提升我国出版学的国际话语权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著作（含论文）与教材是学术成果的基本载体。学术著作与教材的出版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成就。“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著作与教材出版成就喜人，无论是数量和质量较以前都有显著提升。

一是出版学学术出版阵地建设取得新成就。一方面，《中国出版》《中国编辑》《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科技与出版》等传统出版学术期刊质量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新增《中国数字出版》《数字出版研究》等学术出版平台。各出版平台，纷纷聚焦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设立“专栏”“专题”“专稿”等支持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成果的发表。如《出版科学》自2021年起开设“出版学学科建设专栏”，《中国出版》2024年新开设“建构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专栏”，《中国编辑》在2023年第9期增设“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专题”，《出版广角》在2024年第4期特别策划“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相关专题，《出版发行研究》2022年第3期推出“本期关注：出版学科构建与人才培养”，等。相关“专栏”“专题”“专稿”“本期关注”等对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相关成果展开主题讨论，助力相关学术成果的有效传播。

二是出版学教材建设呈现新气象。2023年3月，为建设高质量的出版学教材，在出版管理部门支持下，正式成立了“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编撰工作推进小组和教材编撰小组，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和业界学者共同组成编撰团队，开启了《出版学基础理论》《出版学研究方法》《出版经典案例》等9种出版学教材的编撰工作。本套教材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为教材审核单位，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教材出版单位。^[8]与此同时，相关高校基于自身优势，积极组织教材的编写工作，如武汉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包含《出版学基础》《数字出版概论》《出版营销学教程》《出版物市场管理概论》《出版法教程》等在内的一系列出版学专业教材。有组织的教材编撰活动，不仅能够起到引领出版学理论创新的作用，而且对培养高层次出版人才意义显著。

列宁指出：“‘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9]从事物发展的角度，自发与自觉的区别在于，前者为历史必然性所支配，缺乏对主体意识的觉悟，没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和长远的发展目标；后者则是在充分认识主体独立性的基础上，具备更好掌握客观发展规律的能力，有意识地对自我和外部环境进行改造，对发展方向和路径进行战略谋划的行为。

通过以上简要的事实梳理不难发现，“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由“自发”生长走向“自觉”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经过“十四五”，我国出版学研究告别了传统的“自发”生长，走向了以“有组织科研”为鲜明特色的“自觉”成长阶段。笔者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最大成就莫过于成长方式的“跨越”。在实现成长方式“跨越”的同时，我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主体的民族性显著提升、学科的独立性显著增强和理论的时代性显著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所谓主体性，就是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立足中国出版实际，回答中国出版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贡献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本土性、原创性、时代性出版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十四五”以来，随着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不断强化，以及对出版活动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的深入挖掘，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主体性、民族性日益凸显。这不仅体现在愈发重视出版优良传统的研究，还体现在愈发关注鲜活的中国出版实践问题。

其一，在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中彰显民族性、本土化理论特质。出版学是历史的科学，出版理论天然具备民族性特质。^[10]从古至今，出版活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同频共振，前者为后者的繁荣发展提供基础载体，后者为前者提供丰富的出版对象。^[11]这既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实践资源，又为出版学科发展刻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近年来，中国出版史、编辑史、文献史或书史研究成为我国出版学研究的“热点”，从出版相关史学研究中，探讨出版的社会文化功能、出版机构的社会责任、出版家的人文情怀与文化担当，为中国特色出版学奠定了深厚的史学与文化根基。与此同时，出版学科还在不断探索外来出版理论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十四五”期间，西方的出版市场化、出版服务等相关理论，与中国出版实践深度结合，部分融入了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进而形成了关于“出版市场体系”“出版公共服务”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创新理论。

其二，在出版实践中不断强化民族性特质。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解决中国出版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同时，关照世界，既要把握世界问题的中国影响，又要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一方面，打造中国特色的出版实践方案。“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立足于中国出版实践，也必将服务于中国出版实践。“十四五”期间，在出版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学界和业界通过共建出版智库和出版实验室等举措，不断强化出版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强化理论服务于实践，不断提升理论对当代丰富的出版实践的解释力，提升理论的实践价值。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出版走向世界”。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背后所蕴藏、承载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符号，无论是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目的都是以书为媒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了解，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12]“十四五”以来，我国出版业在主题出版“走出去”、数字出版产品海外传播、资助出版企业在海外出版发行、主办承办国际图书博览会等诸多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复兴之路》等16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首次被大英图书馆收藏，《黑神话·悟空》等国产游戏在海外出版市场掀起“中国风”，为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国际化传播作出了出版贡献。^[13]

学科独立性是学科自主性的前提。长期依附相关学科、没有独立的学科建制是制约出版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最大阻碍。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出版”纳入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目录，标志着出版学在学科建制层面取得重要突破。“十四五”时期，出版学科的依附性逐步消解、独立性显著增强。

首先，学科的定位与边界逐步明晰。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版学是以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的公布得以获得建制性认同的。近年来，对出版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进一步深化，虽然在研究对象的具体所指上并未形成共识，但出版学有其区隔于其他学科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则是学界的一致认知，即是说，出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定位已是共识。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基于学科的独立性，出版学的学科边界逐步明晰，它是以“出版现象”或“出版活动”为中心，以“价值、要素、作业、管理和时空”等五个维度的要素为边界建构起来的一个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 ^[14]，明显区隔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和文献学等其他学科。学科定位的明确和学科边界的明晰，进一步彰显了出版学的学科独立性。

其次，学科的概念与范畴、理论与观点、范式与方法等核心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化。学科知识体系是由相关的概念与范畴、理论与观点、范式与方法构成的，其中，概念与范畴是构成知识体系的基础，理论与观点是构成知识体系的灵魂，范式与方法则是建构知识体系的手段与方法。近年来，出版学“概念与范畴”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22年，经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编辑与出版学名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正式出版，内容涉及综论、编辑、印刷、音像复制、发行与经营、数字出版、出版物和著作权8个部分，共收录出版学名词3 373条，每条名词均给出了定义。《编辑与出版学名词》的出版为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2023年8月，第二届全国编辑出版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有序推进《编辑与出版学名词》的改版工作。理论与观点方面，近年来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业、党管出版、主题出版、古籍出版、数字出版、出版强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出版新质生产力等出版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了“我国图书出版企业社会效益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考核体系研究”“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华文文学经典化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虚拟现实媒介叙事研究”“数字出版内容生产传播方式与消费机制研究”和“中国出版学学术史文献整理、研究与资料库建设”等研究项目，产出了一系列理论与学术成果、出版了数十部学术专著，带动了出版学理论创新。在范式与方法方面，通过借鉴新闻传播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等相近领域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包含文化驱动的研究范式、实践驱动的研究范式、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技术驱动的研究范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跨学科研究范式在内的多元化研究范式；打破出版学研究方法缺失的困境，重点探索数字出版关系分析法、双效统一分析法、数字出版案例研究法、数字出版技术研究法等数字出版领域专门的研究方法 ^[15]。与此同时，关于范式与方法研究的理论成果日益增多，《出版学研究方法》被纳入“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即将付梓出版。范式与方法的优化，不仅凸显了出版学的学科独立性，而且为出版学科的高水平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最后，独立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形成。人才培养的独立性是学科建设自主性的重要体现。从建制化认同角度看，我国本科层次的出版学人才培养始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始于2011年，但完整的出版学科“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则是形成于“十四五”时期的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基于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4年以“自设”和“审批”两种方式，全国业已有十多所高校正式获得出版博士专业学位招生资格，开启了我国博士层次出版人才培养的新征程。目前，相关高校正在围绕博导遴选、招生条件、考核标准等展开讨论，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正在制订“出版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独立的出版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无疑也是出版学科独立性的重要体现。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只有不断创新，跟上时代发展步伐，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才能保持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在“出版强国”战略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时代命题。“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理论研究集中体现了这一时代性要求。

关注时代命题，聚焦“出版强国”战略，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理论研究时代性的首要体现。关注时代，首要的就是关注国家重大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不同板块分别部署了“十四五”时期要重点建设的九大强国战略，其中“文化强国”赫然在列，而“出版强国”是“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笔者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基于“出版强国”的理论研究始终贯穿于整个“十四五”时期的出版理论研究全过程之中。中国知网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20日，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以“出版强国”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超过300篇。无论是出版管理与出版经营，还是出版文化与出版技术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体现着“出版强国”理念。2023年10月，自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来，出版学研究基于自身学科视角开展了积极的系统性研究、学理性阐释和学科性建设，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关注数智技术，服务出版融合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理论研究时代性的又一重要体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持续渗透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出版业积极探索新兴技术在出版流程优化、产业升级、内容创新等方面的产业应用，重构了自动校对、智能推荐、精准营销等数字化出版业务流程；成就了按需出版、AR/VR出版、元宇宙出版、智能出版、智慧出版等数字出版新模式；催生了电子书、有声读物、数字藏品、在线课程、知识服务等出版产品与服务新形态。大语言模型、高性能计算与仿真模拟、多模态数据处理与分析、全媒体传播等新技术，为出版选题策划、内容生产、编辑加工以及市场营销提供了科学精准的实时预测信息，支持对出版业务进行更接近“真实过程”的模拟仿真，支撑出版企业作出更加科学的决策。技术的进步，不仅改变了出版的内涵与外延、模式与业态、手段与方法、功能与价值，更为出版理论创新提供了机遇和空间。与传统出版学研究言必称“造纸术”与“印刷术”不同，“十四五”时期，出版融合、出版转型升级、数字或数智出版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中国知网收录的出版学论文主题分类中，数字出版高居榜首。出版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对数字出版的关注与重视，显然也是出版学理论研究时代性的又一重要体现。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开启下一阶段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立足“十四五”以来出版学在主体民族性、学科独立性、理论时代性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将在“十五五”时期继续朝着本土化、系统化、时代化的方向迈进，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进一步发展。

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一门学科只有以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其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才能称其为一门成熟的、健全的学科。展望“十五五”时期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寻求进一步的理论突破：一是提升本学科的基础概念供给能力，打造本土性、原创性的出版学概念体系。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对客观实际的经验性总结和抽象化提炼，小到一个学科术语、名词，大到一整套学科理论、范式，都属于概念的范畴。针对出版、出版物、出版流程、出版现象、出版价值、出版功能等基本概念，打造一套逻辑自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出版学“术语群”，能够提升出版学基础概念在学科内部和其他学科的辨识度、认知度和认可度。二是围绕“出版现象”这一研究对象，对出版价值、出版要素、出版作业、出版管理和出版时空五个维度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凝练学科内核、明确学科边界、形成学科范式，建立逻辑清晰、要素完备的出版学研究内容体系。三是强化跨学科知识融合，拓展出版学的研究视野和理论空间。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出版学科同样如此，借鉴新闻传播学、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相邻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深化对出版现象本质、出版市场规律、数字出版技术应用等出版问题的认识，延伸对知识生产、信息传播、文化消费、技术伦理、数据资产利用、文化遗产保护等跨学科问题和复杂社会问题的理解，增强出版知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反哺能力，在与相邻学科、技术和社会的对话互动中开辟出版学科知识的“源头活水”，从而为出版学自身的理论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出版理论来源于出版实践。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离不开鲜活生动的出版实践。出版实践问题，是出版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出版现象、出版实际、出版经验是出版理论建设之基。

“十五五”时期，面对处于深度变革中的出版实践，出版学研究必须直面出版实践，积极回应出版行业诉求、解决出版行业痛点，贡献具有供给力、解释力、引领力的出版理论，方能构建创新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具体而言，一是针对制约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老问题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增强出版学科知识的理论供给力。“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业成就显著，但一些制约行业发展的需求痛点和瓶颈问题仍然存在，如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短缺、公众阅读需求乏力、图书价格制度混乱、侵权盗版屡禁不绝等。^[16]“十五五”时期，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在创新型出版人才培养、精准化出版营销、图书固定价格立法、新兴领域版权治理等方面贡献出应有的理论智慧。二是面对出版领域的新现象，增强出版学科知识的理论解释力。对本学科独有的研究对象进行理论解释，是一门学科的生命力所在。在信息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新的阅读消费需求、新的出版产品形态、新的出版业态、新的出版场景等层出不穷，旧有的出版理论在解释新兴的出版现象时，常常面临“理论失灵”的困境。因此，需要对出版学知识体系中落后于出版实践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进行修正、调适，以提升出版学理论对出版实践的解释力。三是面向出版实践中丰富的出版经验，通过概念化提炼、学理化建构、规范化表达，完成从实践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转化，增强出版学科知识的理论引领力。中国出版业历史悠久，丰富的中国出版实践中蕴含着大量的规律性认识，从中提炼学理规律，通过凝练标识性、原创性概念，将中国出版经验上升为中国出版理论，既能为中国出版实践提供学理阐释与支撑，也能为世界出版业提供本土性、原创性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传统出版业及其学科知识体系是在制造业逻辑下建立起来的，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拓宽了出版的行业边界和出版学的研究范畴，使得新时代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内容、结构和生成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AIGC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出版学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延展、改写与重塑 ^[17]，将直接影响出版的知识生产范式和知识供给模式，推动出版学科知识体系走向深层次变革。展望“十五五”时期，在建设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一方面，需充分发挥AI等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正向促进效应。借助技术赋能，进一步推动出版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快出版学研究范式由经验驱动、问题驱动向数据驱动的演变进程，拓展出版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技术支持与创新源泉。另一方面，应避免AI等新兴技术的负向异化作用。AI等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对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中也暗藏着“技术异化”所带来的风险与阻碍，包括技术衍生而来的出版伦理问题、著作权归属与保护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数据隐私问题，对新兴技术过度依赖而导致的出版价值迷思、出版思维定式、内容深度不足、算法偏见、同质化严重与创新缺失等问题，以及互联网信息过载所产生的出版知识信息碎片化、知识识别与利用难题等。

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性工程，是关系学科根脉和发展前景的战略工作。“十四五”时期，在中宣部、教育部等政府管理部门的领导下，出版业学两界凝心聚力、紧密协作，以学科专业共建为抓手，面向文化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主体民族性、学科独立性、理论时代性等方面推动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还将在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回应行业实践诉求、关注新兴技术变化等方向释放出更大的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