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部署的全面展开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国内外市场对出版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为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出版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持续提升。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1]，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文化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总目标。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历史起点，培养和储备适应时代需求的出版高质量人才，既是提升出版业竞争力的核心要义，也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本文结合文化强国战略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系统回顾“十四五”时期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重点分析当前出版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五五”时期促进出版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与策略，以期为行业政策制定和人才培养实践提供参考。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出版业从传统出版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国际化出版模式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在政策引导下，我国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表现为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教育与培训体系不断完善、技术赋能能力显著提升、国际化出版人才队伍初具规模，以及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逐步加快。以下从宏观层面系统总结“十四五”期间我国出版人才建设的成就。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度重视出版业人才队伍建设，通过顶层设计与政策激励形成了系统化的支持框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出版专业人才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改革人才培养方式，优化人才结构，创新人才培训形式，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干部人才队伍素质能力，建设勇担使命责任、善于创新创造的时代新军。”^[2]《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这一时期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是“培养造就一批出版领军人物和出版家”，“加强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建设新时代出版人才矩阵”，“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等。^[3]这两个指导性文件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人才队伍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时期，国家新闻出版署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宣传部印发了《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对于进一步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制度改革、建强出版融合发展人才队伍、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发展等问题进行重点擘画，给出详细的解决方案。在国家政策引领下，各省市结合区域发展需求制定了针对性措施。中东部地区注重技术型出版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中西部地区则聚焦基层出版人才能力的提升，区域性的政策实践为全国出版业的整体人才储备提供了多样化支撑。

“十四五”期间，高校出版学科教育与在岗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实现了从基础学科建设到职业技能培训的全面优化，逐步建立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出版人才培养框架。

高校出版学科教育方面，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取得重大突破。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出版”单列，从此高校可培养出版博士专业学位人才。^[4] 2023年，在前期推动两批共8所高校与相关管理部门、出版单位、行业协会开展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试点基础上，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优化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布局”，“打造各具特色的出版学院、出版研究院”，“实施出版学术人才培养支持计划”，“支持有关高校调整优化出版学科专业招生结构，扩大出版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等 ^[5]，在推动“产学研用”进一步协同贯通方面迈出了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在有关地方、部门重视支持和共建高校、共建单位配合努力下，出版学科专业建设政策引导精准有力，共建的出版学院、出版研究院规模质量稳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推进迅速，出版专业博士学位点设置取得突破，共建成效逐步显现。^[6]此外，出版学科课程设置进一步贴近行业需求，多学科融合趋势显现。多数高校出版专业课程设置已涉及数字出版、智能技术应用和国际化策划等方向，出版学与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领域的结合进一步深化，高校出版教育中的学科交叉性明显增强。

在岗继续教育培训方面，2020年9月发布、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为“十四五”及以后一定时期内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在岗继续教育培训提供了根本依据。该规定明确了培训内容、培训层级、学时计算、培训机构等方面，实施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培训的途径进一步多样化，在线培训资源快速扩展。多种方式的在岗继续教育培训在提升培训覆盖率、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出版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出版企业员工提供了便捷的学习路径。

建设“数字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的明确目标。202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首次增加“数字职业”标识，共标识数字职业97个，“数字出版编辑”“网络编辑”位列其中。^[7]国家层面的“岗位”承认，为广大出版融合从业人员打了一剂强心针。“十四五”期间，各个出版单位新增的技术型岗位集中在数字策划、用户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辅助编辑等方向，为出版业注入了强大的创新动力。此外，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支持下，出版流程进一步向智能化和精准化发展，出版从业人员在选题策划、数据分析、版权管理等环节广泛应用智能技术，使得出版效率显著提升。这一变化不仅提升了出版从业人员的整体技术素养，也为传统编辑岗位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

在高层次出版融合人才方面，2022年4月，锚定出版强国建设目标，对标《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宣部在《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通过“夯实人才培养基础”“强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激励”“发挥企业人才建设主体作用”等具体措施来“建强出版融合发展人才队伍”。^[8]之后，为推进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深度融合，打造出版业新质生产力，国家新闻出版署连续三年组织实施“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划”，对入选的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开展集中培训、实践锻炼、项目历练，推动其所在单位在脱产培训、考核激励、培养使用上给予倾斜，着力造就了一批出版融合发展拔尖人才。^[9]总之，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适应能力在“十四五”期间稳步提升，特别是在数据分析、智能策划、数字版权管理等领域。这一趋势为我国出版业在未来实现智能化与精细化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期间，我国人才队伍总体规模可观、各类专业人员数量保持动态平衡。据《202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统计，202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直接就业人数为313.4万人，其中，印刷复制业就业人数232.8万人，出版物发行业50.3万人，报纸出版业16.6万人，期刊出版业6.2万人，图书出版业6.6万人^[10]。在这些人员中，从事出版主体业务的人员约占70%，从事其他附属工作的人员约占30%。而在从事出版主体业务的人员中，编校人员的比例达到了60%以上。这样的比例结构，与出版机构的性质是基本吻合的，与出版机构内部的岗位分布也基本对应，呈现为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

目前，出版从业人员的学历普遍较高，主体业务人员的学历基本都在本科以上，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占比一半以上。就专业背景而言，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来自多个专业，如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管理、新闻传播、环境科学、广告设计等。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占比并不大。这种多样化的专业背景来源，既是出版内容丰富性的客观要求，也是出版业知识聚集特点的鲜明体现。此外，“十四五”时期，随着“50后”“60后”人员集中大批量退休，出版从业人员中“80后”“90后”成为主体，更为年轻的“00后”开始进入出版业，成为新生力量，从业者普遍拥有相应的职业资格。再次，围绕出版工作的基本特性和岗位需求，各出版机构普遍按照编辑、营销和管理三类岗位分配人员，安排职位。三类人员中，以编校人员为主体，人数最多，营销推广人员次之，管理服务人员配备较少。近几年这一比例关系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发生明显波动，出版专业人才队伍的结构相对合理，不同岗位人员的比例结构相对平衡。

尽管“十四五”期间我国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出版深度融合加速、国际化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仍然面临一些挑战。这些挑战不仅直接制约了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也对行业长远竞争力的提升带来不利影响。

前述提到，“十四五”时期中央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出版人才队伍发展的措施，为新发展阶段出版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但这些政策发布实施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大规模积极效应的产生尚需时日。如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出版智库建设、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划等方面，目前都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另外，部分政策的实施应该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出版单位制定配套的落地措施，这一块的做法尚待完善。例如，职称制度改革方面，部分出版单位的落实仍不到位；继续教育方面，虽然《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在全行业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但部分省级出版管理部门、部分出版单位负责“继续教育学时”统计工作的人员，对于政策的理解不到位，存在各地对于培训的“内容与形式”解读不一的问题，调研中许多出版技术从业人员反映“到处找培训班”“凑学时”成了困扰他们日常工作的问题。但其实《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中规定了多元化的继续教育形式和详细的学时计算标准，可是由于部分地区或出版单位对于可以“折算学时”的培训形式不认可或“一刀切”，反而给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增加了负担。这种需要制定配套细则的政策必须引起各级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的重视。

出版融合是“十四五”时期出版业发展的重中之重。随着出版业逐步向数字化、智能化和国际化方向转型，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尽管高校出版专业设置了数字出版、智能技术应用等课程，但出版类专业课程体系仍以传统编辑技术和基础出版理论为主，对数字技术、版权管理等新兴领域的覆盖不足，难以满足行业转型需求。另外，现有出版学科教育模式还是更多注重理论教学，相对缺乏实战环节，导致毕业生缺乏行业实践能力，难以快速适应市场需求。最关键的一点是，复合型人才属于高端技术人才，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的资源，大多数出版单位给出的薪酬待遇对复合型人才没有吸引力。据调查，部分高校培养的具备复合型人才特质的出版专业毕业生，其就业流向大多为高薪的新媒体行业。不少专业类出版社，如美术社、古籍社等，很难招到兼具专业特长和文字功底的复合型人才。此外，技术开发、数字营销和版权管理等新兴岗位的招聘需求逐年增加，而具备对应能力的人才供给明显不足。薪资待遇低、职业发展路径不明确，吸引不到高端复合型人才。而复合型出版人才短缺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出版单位对新技术、新市场的敏捷响应能力，势必影响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东中西部地区出版资源的分布不均一直是我国出版业的结构性问题，“十四五”期间这一问题在人才层面进一步加剧。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使其更容易吸引高端人才，而中西部地区则因资源匮乏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工作环境。中西部出版企业在政策扶持和专项资金方面不及东部地区，进一步加剧了人才流失。近些年来，出于扩大品牌影响力、降低成本等因素，部分大社、名社纷纷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社或编辑中心，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在西安成立西北分社，化学工业出版社在济南设立了编辑出版中心，科学出版社在石家庄设立编校中心，等等。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是这些大社、名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它们的提质增效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布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和所在地的出版单位抢稿源、抢人才的现象，使得中西部地区部分出版能力相对薄弱的出版单位的经营更加艰难，人才流失加剧，影响了出版人才队伍的稳定性，不利于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均衡传播与共同繁荣。如何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护中西部地区的出版业发展，特别是留住和壮大中西部地区的出版人才，值得思考和探索。

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是出版业的崇高使命，也是出版人才职业奋斗的目标之一。国际化出版能力是衡量文化输出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出版“走出去”人才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出版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问题。我国从事国际版权交易与多语种出版策划的专业人才急缺，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走出去”人才培养体系缺失，我国现有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多集中于翻译类岗位，市场调研、版权运营等高端领域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二是语言能力短板，我国出版业缺乏多语种人才储备，尤其是在小语种市场方面存在明显的竞争劣势，这不利于出版“走出去”事业的发展；三是市场规则认知不足，部分出版单位对国际市场的版权规则、文化需求缺乏深入了解，导致版权输出效率较低。总之，出版“走出去”人才的储备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出版业的版权交易效率与文化传播能力，不仅影响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还限制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传播效果，阻碍了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1]“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应该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契机，以“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为目标，聚焦高质量发展任务，通过政策配套措施的落实完善、加强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实现区域出版人才协同发展，以及加强出版“走出去”人才培养等措施，推动出版业实现全面升级。

“十四五”时期的最后一年及未来的“十五五”时期，要坚决坚持《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党管出版”“党管人才”原则，以服务行业发展为宗旨，抓紧前述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完善。

建议在继续激励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等高层次人才的同时，考虑广大基层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制定一些能促进全行业、多岗位、各层次人才发展的激励计划。促进《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进一步落实，以“出版学科专业共建”为依托，进一步发挥高校、出版科研机构、出版集团在协同培养出版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探讨“定制化”的急需人才培养模式，从源头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以“出版智库建设”为抓手，充分挖掘“智库”在培育和锻造高层次人才方面的天然优势，为出版领军人才队伍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建议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在充分了解出版人才各个方面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及时跟踪已颁布政策的落实情况，深研是否有必要提供配套的细化措施。如前所述的“到处找培训班”问题就需要各地出版管理部门、各出版单位的人事管理部门，认真学习相关文件，制定相应的符合实际的“可折合学时”的细则，解决这个一线出版从业人员“急难愁盼”的问题。任何政策的落实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管理部门、用人单位以及从业者多方配合去推进完善。出版业只有坚持完善各项制度和措施，碰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出版业复合型人才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十五五”时期，建议从高校出版学科课程开发设置、校企合作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三方面推动复合型出版人才队伍建设。

首先，出版学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交叉课程设计可提升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高校需打破传统出版学科的单一化格局，融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模块内容，全面提升学生的技术能力与策划能力。同时，加强出版学科的国际化教学内容，开设与全球版权运营、跨文化传播和市场推广相关的课程。

其次，推动出版学与工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协同发展，打破专业壁垒，培养具有多元视角的创新型人才。出版教育应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语言能力、技术能力与创新策划能力，确保毕业生能够适应多元化岗位需求。校企合作应进一步深化，以“出版学科专业共建”为契机，通过实战项目培养复合型人才，提前为出版业培养“量身定做”的复合型人才。

再次，建议出版单位拿出一部分资金，对传统岗位从业人员进行数智化素养的普遍培训，提高全体从业人员抓取信息、运用大数据优化日常工作的能力。

最后，加大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以“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划”为抓手，着力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策划型、管理型和技术型人才，并通过政策引导，形成对高端复合型人才的集中投入和长期支持，推动出版业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十五五”时期，建议通过设立区域出版人才基地、构建区域间人才共享机制和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实现区域出版人才的协同发展。

首先，在中西部重点城市设立区域出版人才基地，集中开展面向当地出版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和策划能力提升计划，为中小型出版企业提供集中化、标准化的人才培训服务，基地培训内容可涵盖数字化工具操作、选题策划与市场推广等多个领域，推动区域出版人才的均衡发展。

其次，通过政策激励机制，鼓励东部地区的出版企业与中西部地区的出版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东部地区的出版专家可通过“流动导师”或“项目顾问”机制，定期赴中西部地区开展指导工作，推动出版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人才、技术与市场资源的互补。区域间出版资源的流动能够有效弥补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短板，同时推动全国范围内出版业的协同发展。

再次，出版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出版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包括专项资金支持、人才激励计划和项目补贴等，帮助其实现从内容策划能力到出版发行能力的全面提升。例如，可设立专门的区域出版扶持基金，用于支持中西部出版企业的人才培养。

最后，建议中西部地区出版企业的发展一定要结合当地的文化资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出版优势，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也要注重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追求“特色”和“不可替代性”。总之，通过扶持和自强，实现全国范围内不同区域出版人才的协同发展。

出版“走出去”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一环，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五五”时期，建议从建立多语种出版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与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改革高校出版专业的国际化课程设置等方面，推动出版“走出去”人才培养模式全面升级。

首先，建议出版业构建系统化的多语种人才培养机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多语种出版合作中心，培养熟悉国际版权规则、具有语言优势的策划人才。培养重点要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主要国际市场所需的语言能力与版权规则知识。合作中心可定期举办版权谈判与国际市场推广的实训活动，以提升从业者的实际操作能力。

其次，建议出版企业积极加强与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建立长期的联合出版项目及版权合作机制，在实践中推动国际化出版人才专业能力的提升。同时，通过参与国际书展、全球出版会议等活动，增强出版从业人员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传播能力。这种合作模式将促进国内外出版资源的深度融合，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最后，建议高校出版专业进一步完善国际化课程体系，增加国际市场调研、跨文化传播、版权交易规则等模块内容。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为行业输送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将成为推动出版“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力量，助力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显著成就不仅充分满足了行业当下的迫切需求，更为“十五五”时期出版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在“十四五”期间所面临的各项挑战，也深刻揭示了当前行业发展的瓶颈与不足，为“十五五”时期的改革与提升指明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展望“十四五”时期的最后一年及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时期，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无疑将成为推动整个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从党和国家对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到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与完善；从高端复合型人才的精心培养，到出版融合发展人才数量的稳步增长；从出版业岗位吸引力的不断提升，到出版人才区域发展协同机制的日益成熟；从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的扎实培育，到出版“走出去”人才培养模式升级……出版业需要凝聚多方力量，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通过这一系列科学系统的举措，出版业必将能够更好地肩负起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推动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的崇高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