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正式发布，以官方文件的名义，首次系统、全面、立体化地提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命题。在指导思想部分，将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时期出版业发展的主题，也就是说“十四五”时期出版业发展的中心思想是“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所有的出版活动，无论是市场活动、治理活动，抑或科研活动，都是围绕“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而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离不开出版业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出版业数字化战略是指引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指南和遵循。出版业数字化战略，是指“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据赋能为主线，以价值释放和创造为核心，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转型、升级、重塑和再造的战略”^[1]。出版业数字化战略所包含的出版数据、数字科技等要素及其推动的产业链调节、价值体系扩充等内容，构成了整个“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学研究中的出版新质生产力、数字出版、数据出版、融合出版等应用研究的焦点，也为数字出版基础研究热点的提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应用研究的焦点主要涉及出版数据要素、数智技术、编辑素质机制、数字产品、融合出版与智能出版等。

对出版数据的研究，最早始于科学数据出版，后延续至大数据出版，最近延伸至数据出版的新境地。科学数据出版、大数据出版和要素视角的数据出版呈现出三元共生、并行研究的关系。

一元论阶段的科学数据出版研究（2006—2012年）。该阶段是科学数据出版研究起始阶段，继试验、理论、计算模拟之后，数据成为第四种科研范式，旨在解决科学数据共享问题的科学数据出版被引入我国。科学数据出版是“围绕科研数据展开、并和出版相关的活动”^[2]，这里的科研数据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数据”^[3]。

二元论阶段的大数据出版研究（2013—2018年）。该阶段大数据出版研究步入学界，受到大数据技术的影响，大数据出版的概念应运而生，主要围绕内容数据、用户数据、交互数据的建设，通过海量数据的分析、挖掘、计算和预测，“把量的出版物转化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并通过建立数据库使信息产生相关关系”^[4]。换言之，大数据出版，是“运用知识资源数据库和大数据技术，用非人工和非常规软件工具，而抓取、管理、处理、整理、分发可解读信息数据的出版行为。二次数据开发是大数据出版精华所在。”^[5]期间，同时出现了“以数据为生产要素、关键要素”^[6]的数据出版的概念，换言之，要素视角的数据出版研究业已萌芽。

三元论阶段的要素视角的数据出版研究（2019年至今，尤其是2022年至今）。该阶段是数据出版研究的迸发期，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的正式发布，要素视角的数据出版研究正式走向历史舞台。前述科学数据出版的研究对象是指科学数据及相关内容的出版活动，大数据出版则聚焦于大数据技术作用的出版活动，而数据出版的研究对象则是出版数据活动或数据出版活动，三者语境之中的数据分别对应着“科学数据”“大数据”和“出版数据”，而出版数据则包含内容数据、用户数据、交互数据、治理数据等，其外延大于前两者。

应该说，要素视角的数据出版研究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迅猛增长的阶段，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数字出版研究的方向和焦点。“十四五”期间，数据出版研究所取得的成效包含：①达成了出版数据要素的若干共识，明确认知出版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7]和关键生产要素，准确界定出版数据要素是“以比特形式被计算机存储和处理并被投入出版生产经营过程”^[8]、参与出版业价值创造的数据资源，揭示了数据出版编辑是激活出版数据要素潜能、发展数据出版新业态的“主体性力量和重要推动力”^[9]。②厘清了数据分类分级是释放出版数据要素价值的核心议题，并可从“数据来源、内容主题、数据主体、数据用途以及出版产业链环节”^[10]等五个维度开展出版数据分类，可基于“核心出版数据、重要出版数据以及一般出版数据”^[11]三个层级进行出版数据分级建设。③探索了有关出版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机理，阐释了出版业数据要素的“裂变效应、聚合效应、生成效应、渗透效应”^[12]等溢出效应的具体体现，指明了出版“数据×”效应和“要素×”效应的一体两面关系。④明确了出版单位数据资产经营管理存在的“内驱不足、界定模糊、评估困难”^[13]等问题，揭示了出版原始数据到数据资产形成的“数据资源化、资源产品化、产品资产化”^[14]历程，并提出了出版数据资产入表的确权授权、评估定价、数据分析、生态建立等审慎推进路径。

加快发展出版业新质生产力，要求“实现生产工具的质变，用好新型生产工具，研发和掌握关键共性技术，赋能出版业新业态发展”^[15]。“十四五”时期，出版业在探索前沿引领技术、研发关键共性技术和应用推广成熟技术方面的实践表现可圈可点。

在前沿引领技术探索方面，元宇宙、文本大模型、视频大模型等数智技术应用于出版业，推动着数字出版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一则，元宇宙的涌现及其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就其本体而言，元宇宙的界定存在着“新互联网说”“数字社会说”“数字世界说”三种定位，张新新等基于“数字世界说”的立场，提出元宇宙是指“基于数字技术进行建构，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皈依，以系统完备的数字文明为最终目标，蕴含数字人、资本、信息、数据、知识等要素，由虚拟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数字时空总和（数字世界）”^[16]，元宇宙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孪生数字人、数智技术、资本以及数据、信息和知识”^[17]，分别承担着建设主体、逻辑遵循、运行支撑和基础材质的角色。元宇宙对出版业的作用体现为如下几方面：远景展望，元宇宙的深入发展，将促进出版媒介由实向虚、由虚向无，推动全息出版的出现；将改变出版业的基本模式和格局，沉浸式互动体验为特征的“知识元宇宙”^[18]成为出版新未来；未来出版业将呈现出本宇宙出版与元宇宙出版双向奔赴、融合共生的格局。中景视之，元宇宙将促进融合出版步入“4.0阶段”，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由“相加”“相融”“深融”走向“虚实融合”的新阶段。近景来看，众多出版社纷纷在元宇宙阅读、元宇宙策展等方面发力，推动元宇宙出版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孪生技术将在“孪生出版物、孪生重大出版活动和出版业孪生数字人”^[19]等场景展开广泛应用。二则，文本大模型成为现象级人工智能技术，直接推动智能出版演进至生成式智能出版的新阶段。ChatGPT为代表的文本大模型，在技术原理方面拥有“海量无标注文本数据与高质量的人工标注数据优势、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算法优势以及持续超强的算力支持优势”，因此推动出版业内部流程智能化再造，包括内容生成由PGC、UGC走向AIGC、AIPGC、AIUGC的新格局，促进人机协同智能编校、基于AGI的按需印刷和智能印厂以及出版智能营销的效率、质量和动力变革；推动出版业外部涌现了“出版垂类大模型、智能知识服务、生成式智能出版物、元宇宙智能出版新业态”等众多应用场景；驱动知识生成格局“从智慧驱动走向数据驱动”^[20]，并铺设了一条个体生产知识、专业生产知识、大众生产知识直至人工智能生成知识的沿革之路。在出版业、文化产业，文本大模型的建构模式可以因地制宜、因“社”制宜地采取“系统生成模式、情感触碰模式、场景匹配模式抑或风险防控模式”^[21]。三则，视频大模型掀开多模态内容生成的大幕，形成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多种可能。Sora为代表的视频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能够“依据文本指令生成逼真、连贯、高清、一定时长的一镜到底视频，创设具有多角色、特定运动、不同主题和背景的复杂场景”^[22]，其技术原理由文本输入、文本编码、视频生成网络以及视频输出四个阶段构成。其中，“文本指令是任务依据，超越肉体的离身传播是思想实验，相关性取代因果性的机器逻辑促成了媒介生成”^[23]。视频大模型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多种可能，如网络出版向影视延伸、有声读物的视频化转向以及多模态内容的融合共生与呈现等；与此同时，生成作品的可版权性和版权归属等新问题开始出现。

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方面，《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将出版技术研发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加强出版领域基础性、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已从政策变为举措，从设想转化为现实。2021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重点专项，设置了“1.1文化产品产权价值评估与确权标识应用技术研究”，研究内容涵盖文化产品产权价值评估指标要素挖掘、关联分析与表示模型，研究基于大数据的文化产品产权价值建模理论与可解释评估方法，研发基于区块链、安全二维码的多维数字水印技术，构建多维评估指标体系以及研发智能评估确权工具系统。2024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项目指南则提出了“数字阅读与专业知识服务技术集成和服务创新”项目，针对专业知识服务的智能应用场景，研究（出版）垂直领域的大模型自适应机制机理，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专业知识服务领域的创新服务模式和标准规范体系，通过构建专业知识资源数据协同汇聚机制，研发高质量指令数据自动构建技术、场景优化的检索增强生成技术、多模态问答交互技术等关键共性技术，旨在形成出版领域大模型的通用构建框架，构建百亿级以上参数量的出版垂直领域大模型。

在成熟技术应用推广方面，二维码、区块链、大数据、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在出版业广泛应用，并能够适配数字出版、融合出版各种场景。成熟技术的应用推广，一方面体现在成熟技术和内容建设的深度结合，形成多样化的出版新业态，催生多元化的出版新模式，如“基于AR技术的增强型赋能模式，基于VR技术的仿真型赋能模式，以及基于数据要素、大数据的数据赋能模式”^[24]等。另一方面体现在出版科技与标准化的联动机制、双向奔赴，出版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新闻出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高质量的标准规范促进出版科技成果转化，仅2023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发布了《出版物二维码应用管理要求》《出版物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体系表》《出版物虚拟现实（VR）技术应用要求》等一系列成熟技术标准化的行业标准。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或者说发展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第一个着力点，即“着力培养出版业新型劳动者”^[25]，须提升数字出版编辑数智素养，推动编辑岗位类型多样化，建立健全融合出版编辑机制。随着《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2021）》的颁发和数字出版编辑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数字出版编辑素质日益引起关注，“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和数字素养技能三位一体”^[26]的数字出版编辑素质体系较好地覆盖了数字出版编辑的素质范畴。其中，政治素质为引领，在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的引领下，数字出版编辑须把好数字产品内容关、政治关和意识形态关，具备“优质内容创造者和把关人”^[27]的内隐素质；出版专业能力是主体，由精品策划力、专业化印制力、全媒体营销力、国际出版传播力等构成；数字素养和技能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而“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28]始终是编辑数字素养技能的核心，相关研究在数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智能化的语境，提出编辑数智素养由“数智思维、数智编辑力和数智伦理”^[29]构成，提出编辑数智素养是发展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体现。数字出版编辑机制，除了以往的“引进、使用、培养和晋升”^[30]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创新容错机制等在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时期显得更为重要。数字出版编辑类型，一方面继续丰富和完善数字出版内容编辑、技术编辑和运维编辑，另一方面研究提出建立“首席数据官、数据分析师、数据工程师”^[31]等面向数据出版的新编辑类型。

科技创新和政策利好的双轮驱动，以及数据、技术和人才的三重叠加，使得“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新产品、新业态、新实践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

数字出版产品数据化转型已成为“十四五”时期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围绕数据进行产品研发和服务升级将成为未来（出版）企业竞争的新趋势”^[32]。出版数据的价值在于“供给新型生产要素，创新出版业态，催生数据出版模式”^[33]。出版产品数据化转型体现为几种示范性模式：①单一型数据出版产品。以《新华字典》App为例，每个汉字均在App上以产品形式出现，进行独立定价和销售，充分体现了出版数据要素的裂变效应和乘数价值；从纸质字典到“数字字典”^[34]的跃升，充分体现了传统出版到数据出版的跨越。②集合型数据出版产品。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人卫inside知识库”，遵循结构化数据标准，构建了知识数据生产流程，以卫生知识体系为逻辑核心，整合多模态知识数据资源，打造了卫生知识数据生产运营平台的新矩阵，2020年至今已部署超过850多家医院及区域医疗项目，服务医疗从业者200余万人。③出版垂类大模型。基于强化学习算法优势、海量出版数据资源优势以及算力支持优势，出版业开展垂类大模型研发并提供大模型知识服务已成为一种趋势。除作为期刊大模型的“华知大模型”以外，人民法院出版社研发的“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35]在之前的法律大数据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大模型服务的新天地。“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在千亿参数通用大模型基础之上，投入高质量标注的3.2亿篇数据语料，融入多达18万个的法律知识体系“法信大纲”，能够有效服务司法工作各环节、服务行政执法，在公共法律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智能出版或智慧出版，无疑成为“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研究的热点议题，截至2024年底，CNKI“智能出版”主题下的文献数为456篇，“智慧出版”主题下的文献数为150篇。以高被引前100篇论文为例，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智能出版与智慧出版概念研究。智能出版即“以智能化的数字技术对作品进行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发行的新型出版”^[36]，智能出版是数字出版发展的高级阶段，生成式智能出版则在智能出版发展历程中更上一层楼。智慧出版则指向“全新的出版生态环境和智慧化的出版模式”^[37]，是“通过创造性活动为出版全过程注入智慧理念，实现出版全过程智慧化以增加出版业附加值”^[38]。②智能出版流程再造研究，突出“工具革命”和“数据赋能”^[39]，侧重于研究选题策划、编校印发各环节的智能化，强调对“选题策划、编辑加工、生产印刷、图书营销等出版内部流程智能再造”^[40]，以促进出版高质量发展。③智能出版产品服务研究，包括AR出版、VR出版、大数据出版、出版垂直大模型以及相应的数智技术所提供的出版智能产品和服务。④智能出版相关性研究，如面向人工智能的学术出版、期刊出版、教育出版等，又如智能出版与数字出版、图书出版融合发展等，再如人工智能创作物、出版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有声读物等。20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智能出版：现代出版技术原理与应用》一书，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人工智能赋能出版内部流程和外部产品的场景。

融合出版、出版融合发展、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是“十四五”期间数字出版学术研究中占比最大、分量最重、成果最丰富的领域，CNKI“融合出版”主题下的文献数近五年则多达1 976篇。随着2023年、2024年“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智媒化语境下出版融合发展引导机制、评价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落地，相信后续融合出版领域的研究会更加丰富、全面、立体和深入。“十四五”时期，融合出版应用研究成果大致包括产业发展与管理服务两个维度。一方面，在产业发展方面，融合出版调节论“聚焦出版融合发展进程中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功能、机制、效果等问题”^[41]，主要关注融合出版的产业链调节、项目调节、主体调节等对出版领域主要矛盾的回应。融合出版调节研究更多体现为聚焦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消费。在融合出版新业态方面，数字教材、VR出版、元宇宙出版、生成式智能出版等业态的理论成果颇丰。在融合出版新模式方面，“在融合出版实践中所形成的、反复出现的、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商业样式、程式”^[42]即为融合出版新模式，包括但不限于纸数融合模式、仿真型赋能模式、增强型赋能模式，以及新近出现的数据赋能模式、AIGC赋能模式和元宇宙虚实融合模式；同时也包括不同出版业态的融合模式，如“主题出版和教育出版的融合模式”^[43]“主题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模式”等。在融合出版新消费方面，数字消费、智能消费、共享消费、体验消费、个性化消费、定制化消费等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融合出版治理，即融合出版业务的协同管理服务。这方面的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治理和微观治理两方面，在融合出版宏观治理方面，《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2022）》规定了年度核验、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中强化融合出版挂钩，提出创新资金投入方式、鼓励设立企业出版融合发展专项资金，并实施出版融合发展精品项目、优秀人才遴选等，近几年的融合出版实践大多得到了贯彻落实。在微观治理方面，“推动数字出版理念创新、树立融合发展思维和产业融合思维；推进组织机制创新，构建全媒体运营机制、技术管理机制、多元化综合评价机制以及数字出版人才激励机制”^[44]，上述理念和机制创新可构成出版单位开展融合出版微观治理的基本指南。

“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基础研究主要围绕数字出版“三大体系”以及融合出版学理建构而展开，分别在基础理论和关键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十四五”期间，在出版管理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在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成绩。

首先，关于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出版学科建设存在的短板和挑战，也是未来出版学科建设须弥补的地方，即“对数字技术及其运营规律的了解掌握有待进一步加深”^[45]，换言之，数字出版学科、数字出版技术相关的学科建设须进一步强化。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可以从“理论—实践、时间—空间”^[46]维度开展，从理论维度看，包括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建构，形成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的教材和课程体系；从实践维度看，要解决数字出版发展和管理两个基本问题，形成数字出版调节、治理的教材和课程体系；从时空维度看，要解决数字出版历史沿革和国际经验总结的问题，形成数字出版史、国际数字出版的教程和课程体系。一言以蔽之，《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经营管理》《数字出版史》《国际数字出版》所构成的课程和教材体系可以基本涵盖数字出版学科建设的全要素、全领域。

从长远来看，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须抓好教材体系和课程体系，这是数字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47]“十四五”期间，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联合武汉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的“高等学校出版学专业系列教材”“新媒体与数字出版研究丛书”累计推出了《数字出版概论》（徐丽芳，2023）《数字出版技术》（张新新，2023）《数字出版案例研究》（刘锦宏，2024）《数字出版调治论》（张新新，2024）《数字出版研究海外追踪》（方卿，徐丽芳，2024）等系列教材和专著，为数字出版教材体系建设起到了实质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课程体系是学科体系建设的落脚点和高校办学基本要求。数字出版课程体系设置要解决“专业化基础理论课程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讲解不系统、传统出版区分度不明显”^[48]，以及面向数智技术应用等问题，逐步构建涵盖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数字出版经营管理、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史、国际数字出版在内的数字出版全科课程体系，尽快形成学校一流课程、省部级一流课程乃至国家级一流课程的精品课程矩阵，切实推动数字出版课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其次，关于数字出版学术体系推进。在数字出版三大体系之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表现”^[49]，进一步讲现阶段三大体系中唯一能够抓住的是学术体系，数字出版学术体系的属性和水平，决定着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数字出版话语体系的属性和水平。不抓住数字出版学术体系，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抓住数字出版学术体系，数字出版话语将无从形成，数字出版话语体系根本无从建立、无从发展，更何谈在国内、国际立足和发声。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术体系的健全完善，要正确处理思想性和学术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本土化和国际化三组基本关系，要确立数字出版史研究范式，强化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升数字出版应用研究水平、高度以及规范性。

最后，关于数字出版话语体系形成。平心而论，数字出版话语体系尚未形成，只是处于萌芽阶段，零星地出现个别数字出版话语，数字出版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正处于蹒跚学步的时期。数字出版新概念指向话语内容创新，新范畴强调话语框架创新，而新表述即数字出版叙事则强调话语表达形式创新。关于数字出版新概念，张新新在梳理近20年数字出版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存在着“二进制说”“数字技术说”“全媒体说”三类观点，继而提出数字出版是“以数字技术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进行传播的新型出版”^[50]，继而以此为理论“奇点”、作为元范畴，提出了“数字出版调节、数字出版治理”两个核心范畴，构建了调节维度的数字出版产品、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营销、数字出版编辑、数字出版项目、数字出版制度等基本范畴，提炼了治理维度的数字出版意识形态治理、规划治理、财税治理、法律治理、安全治理、智库治理等基本范畴，以及分析了为数更多的数字出版普通范畴。数字出版话语体系由意识形态、数字出版理论和数字出版话语权构成，就意识形态而言，数字出版较之出版并无二致，但维护意识形态的技术、工具、方法和阵地有了较大提升或扩充；就理论创新而言，“十四五”时期出版学界尝试提出了“数字出版调治论（后文详述）”；就话语权而言，“数字出版的学术话语权高于实践话语权”^[51]，同时国际话语权逐步提升，并出现了《黑神话：悟空》这样的标志性产品、话语。

融合出版的学理建构，主要体现为融合出版基本概念的厘清、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内涵机理的探究、融合出版关键理论探索以及融合出版知识体系框架搭建四个方面。

关于融合出版基本概念的厘清。“界定出版融合（发展）的定义”^[52]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的重难点问题之一。融合出版、出版融合发展、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以及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这四个基本概念是融合出版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厘清，是学界要提交的答卷。“融合出版作为出版业务和新兴技术与管理创新融为一体的新型出版形态”，该观点本身存在着循环定义、定位不清的问题，由此，笔者提出，融合出版是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由并立发展走向一体化发展的出版新阶段，其标志性范畴包括出版融合发展、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以及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并立发展是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物理组合”“相加发展”的阶段，一体化发展是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相融”“深融”的发展阶段，包含出版融合发展和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则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目标所在，是包含“全程出版、全息出版、全员出版、全效出版在内的新型出版传播体系”^[53]，是“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新型出版传播体系”^[54]。出版相加发展、出版融合发展、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统一于融合出版研究的本体和周边之中。

关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内涵机理的探究。科学内涵与协同机理，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研究起点，为其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奠定概念基础和提供规律遵循。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本质是出版内容资源、业务流程以及出版产业融合，其中“内容资源融合是基础，业务流程融合是保障、出版产业融合是关键”^[55]。笔者从协同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内涵分为表征层和实质层，表征内涵是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技术、管理等维度的深度融合，而实质内涵则是协同的过程，是出版业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技术子系统产生非线性相干效应、融合效应的过程，是出版走向多维、多模态、非线性融合的过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协同机理是由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技术四个子系统所构成的“政-文-经-技”四维协同机理模型，要遵循思想引领、文化为魂、经济为体、技术为翼的基本原理，具体来讲由“战略协同、资源协同、生态协同、价值协同、演化协同”^[56]五维协同机理所构成。

关于融合出版关键理论的探索，即明确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深度”，围绕出版融合发展的指标和指数开展纵深研究。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标体系，主要解决“如何深融、从哪些角度深融”^[57]的问题，分为产业指标和企业指标，张新新等从“理念融合、调节融合、治理融合”3项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20个二级指标、65个三级指标，初步形成了出版融合发展“深度”的评测依据和标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数体系，则直接回答出版融合发展的程度，包括“深度融合、良好融合、中度融合、浅度融合和融合失调”^[58]，该判定标准对出版融合发展“深度”测度具有原始启发意义和价值，有助于揭示两种出版之间的关联互动机制。融合出版调治论则是构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知识体系的内核，其中，融合出版调节包含产业链调节及其衍生的项目调节、主体调节、制度调节等，融合出版治理则包括常规治理体系和创新治理体系，涵盖融合出版“智库治理”^[59]“数字治理”“数据治理”“安全治理”“应急治理”“财税治理”“法律治理”“意识形态治理”等治理体系。

关于融合出版知识体系框架搭建，是指建构融合出版术语体系、方法体系、价值体系和应用体系，创新融合出版关键理论和核心理论，形成中国特色融合出版自主知识体系。在术语体系方面，融合出版的元术语、核心术语、基本术语和延伸术语研究有待进一步强化，同时要重点关注“进化论”术语和范畴的构建。在方法体系方面，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以及融合出版专门研究方法的层次架构如何在融合出版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落地，是当务之急。在价值体系方面，“数智技术赋能的意识形态、文化、经济和技术功能的内在价值，面向个人、社会、国家和国际等多层次主体赋权的外在价值，以及回归出版本质的融合出版价值准则”^[60]，形成了融合出版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在应用体系方面，融合出版的概念、范畴、理论如何应用于出版实践、出版教学、出版科研，是融合出版学术研究要关注和回应的重要议题。

数字出版三大体系建设，归根到底在于构建数字出版自主知识体系，而数字出版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推进数字出版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论文、专著、教材、社科基金项目甚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成绩，从知识体系构建的角度看，主要体现为零散的、众多的数字出版知识点的创新。在数字出版方法创新方面仅有个别探讨，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事实上，方法创新的难度太大，换言之，数字出版专门研究方法的确立和大范围推广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在数字出版理论创新方面，数字出版研究者在基础理论方面，“陆续对数字出版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价值论、方法论等内容作了深入探讨，以夯实数字出版的理论范畴体系”；在应用理论方面，“把调节学派理论引入数字出版范畴，提出数字出版调节论”^[61]；进一步为解决数字出版管理和服务问题提出数字出版治理论，继而通过对核心范畴的继续抽象和凝练，提出“数字出版调治论”，首次尝试构建数字出版经营管理理论。

综上所述，“十四五”时期，在知识体系构建方面，数字出版知识创新是最大成绩，而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则显不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走向“十五五”，数字出版学科建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三大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须解决以下几方面的实质性问题。

问题1：数字出版学科成长规律性认识不深刻，科研范式有待规范和完善。

作为前科学向常规学科过渡阶段的数字出版学，学科成长规律是什么？数字出版学科的定义、结构、规模、形态、特征、周期、动力、方法等亟待探究，需要遵循学科成长、发展、壮大、消亡的规律开展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科研共同体、理论创新、学科方法论、学科背后的制度安排等，究竟哪些对学科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哪些起到影响性作用？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答。数字出版乃至出版学之所以处于前科学而非常规科学阶段，是因为缺乏出版理论，更缺乏理论争鸣。数字出版理论的构建需要从元概念出发，通过范畴、范畴体系、范畴逻辑系统形成，需要完成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以及学科核心理论的构建，直至成为一个逻辑自洽、内在有机、融会贯通的理论。由此，数字出版理论创新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数字出版理论体系需要科学化、创新性建构，绝非东拼西凑、生搬硬套就能够实现的，数字出版的概念、范畴、属性、特征、研究对象、学科本体等都是一以贯之的体系，而不能“张三研究概念、李四分析特征、王五提出研究对象”，这种揠苗助长、急于求成的研究做法，不符合数字出版理论创新的体系化和学理化基本属性，难以承受时间、社会和学术群体的考验。

问题2：数字出版理论创新力度不够，研究方法尚待优化和提升。

“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学术研究呈现知识点状创新的局面，没有形成体系创新。数字出版新概念不断涌现，对新概念延续的新范畴、范畴体系、范畴集群研究几乎没有；没能形成体系化、类型化的数字出版概念集群或范畴集群；而在范畴逻辑系统之上的数字出版理论创新只能是凤毛麟角、吉光片羽。具体表现为：①多数研究成果缺乏学术递进关系，更多数字出版研究成果是“稻粱谋”的产物，缺乏学术递进性和理论自觉性。②学理化成果比例偏低，经验知识多于理论知识，为数更多、比例更大的学术成果属于应用研究领域，缺乏对实践的抽象，更多体现为对数字出版实践的反映和初级概括。③体系化成果凤毛麟角，从元概念出发到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的系统建构成果几乎没有，导致数字出版理论难以形成，更无法触及理论创新。迄今为止出版学成熟理论几乎不存在，仅有王振铎先生的“文化缔构论”，其他“理论”暂未出现。张新新等对“数字出版调治论”的探索，客观上对数字出版理论构建推进了一小步，但是其接受度、认可度等尚需时间、社会和实践的检验。方卿在《出版学基础》中提及了“社会主义出版学”，并概述了出版学研究内容的五维结构——“VEOMTs”^[62]，即价值、要素、作业、管理、时空五个维度，应该说这五个维度初步形成了出版学理论框架，但后续纵深、系统的研究和阐释，直至出版理论的形成，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科研团队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目前的数字出版研究方法仍然是以传统社会科学方法为主，其新文科的学科性质注定着传统研究方法需要改进，“数字”方法、“数据”方法以及横断学科研究方法等亟须跟上，以确保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问题3：数字出版学科发展瓶颈客观存在，有组织科研机制亟待建立和健全。

数字出版学科建设客观存在着瓶颈、天花板，如数字出版研究项目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的比例和名额偏少，在国家高层次人才评审方面没有归口，只能是在新闻传播学、图情档等学科下冠之以“其他”的形式存在。这种高水平科研、高层次人才“借鸡生蛋”“借船出海”的方式，何时能够变为“造船出海”？这个问题须深思并适时加以解决。与此同时，数智时代推动着数字出版的持续发展，数智技术的系统复杂性、快速迭代性、多元丰富性注定着数字出版研究不能仅因循出版学研究的方式，不能靠单打独斗，而实际情况则相反，“个体户”式的数字出版研究群体是常态化的和最普遍的现象，小团队科研模式刚刚出现且为数不多，即便存在临时的有组织科研团队也因缺乏共同的价值信念、科研范式、方法训练以及学术信任而呈现明显的不稳定性特征。

为解决上述问题，“十五五”时期，加快数字出版三大体系建设，推动数字出版理论创新，可考虑从以下几点进行突破。

首先须筑牢数字出版学研究的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探索和论证，形成系统化、前沿性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河南大学姬建敏教授指出，编辑出版学研究“未来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遵循，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下的编辑出版学理论实践和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63]。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了“11个方面的理论构成、16个方面的部署要求以及7个方面的最新成果”^[64]，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出版工作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出版学研究、数字出版研究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2024年12月出版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总结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12个方面的重大创新观点”^[65]，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念创新、价值引领、思路图谱，极大拓展了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也为开展出版理论和实践工作提供了最新指南和遵循。

系统化、前沿性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是“十五五”时期推动数字出版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向和主要任务之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为指导，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选择、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活动，出版对历史负责、对人民有益、对社会文明进步有推动作用的出版物的科学思想体系。^[66]张养志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及其中国化问题，提出：①在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集中体现在“本质、出版自由、意识形态属性、政治功能等”^[67]系列思想观点。②继承发展时期，列宁形成了“办报办刊指导思想、出版物党性原则、出版自由的阶级性等”思想观点。③毛泽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出版人的职业素养、科学态度对待出版工作、高度评价印刷技术的革命价值”^[68]等新的理论观点。此外，还对有关“出版工作规律、根本遵循、内容建设”^[69]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表述进行了分析论证。从长远来看，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研究，出版学界尚需更为扎实地调研文献、遍览群书，结合各个时期出版工作的实践经验，花大气力、下大功夫取得全面的、系统的、真理性的认识。前面提及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尽管已有不少成果，但鲜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50卷）》、《列宁全集》以及《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考究的，更多观点的得出是基于片段性、碎片化的资料整理，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学术严谨性。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例，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初步完成对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整理，初步研究的结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累计提及4 000多次“出版”，涉及的场景、语境、表达各有不同，有的和出版学密切相关，有的则纯属一笔带过，这些论及“出版”的具体情景，需要分门别类地加以提炼、分析和研究。

加快推动数字出版理论创新，须以体系化和学理化为重要途径，切实提升数字出版学术体系质量，进而推动数字出版三大体系建设。“理论创新是对原有知识结构和逻辑体系的新突破，对原有立论依据和学科方法的新发展。”^[70]数字出版理论创新是“十五五”时期数字出版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目标和实质内容，是“十五五”时期数字出版三大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数字出版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从根本上说，即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和遵循，推进数字出版创新理论的学术化表达、学理化阐释和学科化建构。具体而言，数字出版理论创新要明确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体系化、学理化是数字出版理论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数字出版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路径。“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71]体系化是通过澄清数字出版范畴与范畴之间、范畴与范畴体系之间、范畴与范畴逻辑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使数字出版理论具有标识性概念系统和严谨的结构形式，从而成为融通自洽的有机体系。学理化是指发现数字出版理论提出的学理依据，挖掘数字出版理论的学理基础，阐述数字出版理论的学理内涵，梳理数字出版理论的学理逻辑，展现数字出版理论的学理价值，从而揭示数字出版理论的真理性和规律性。体系化是数字出版理论建构和创新的基础，为数字出版理论供给有序的知识结构和严密的逻辑体系；学理化是数字出版理论建构和创新的关键，为数字出版理论形成提供学理依据、学理内涵和学理价值。其次，数字出版理论创新模式宜采取积累式创新和否证式创新。就“十五五”时期而言，积累式创新是数字出版理论创新的主流，否证式创新是数字出版理论创新的深化。积累式创新是指通过数字出版实践总结来推动数字出版经验知识积累，通过对数字出版实践的抽象来推动数字出版理论知识积累，经验知识积累指向数字出版应用理论创新，理论知识积累指向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创新。否证式创新是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模式来推动数字出版理论的检验、深化和升华。最后，数字出版理论创新的进程要遵循“范畴—范畴逻辑系统—理论”^[72]的基本设定，进行系统化、纵深性、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理论钻研和探究。在《数字出版调治论》一书中，张新新基于数字技术说提出数字出版（或“数字出版调治”）元概念元范畴，继而提出“调节、治理两个核心范畴”^[73]，然后构建数字出版产业链调节、项目调节、制度调节、主体调节等调节领域的基本范畴，以及数字出版意识形态治理、规划治理、法律治理、财税治理、智库治理、安全治理等治理领域的基本范畴，最后推演出数量庞大的数字出版普通范畴，从而形成数字出版范畴体系和系统。正是数量庞大、规整有序的数字出版范畴构成了逻辑系统，才形成了数字出版学科的理论。

在数字出版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三个维度之中，理论创新是含金量最高、也是最难以实现的，但如果无法实现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将无从谈及。理论创新主要源自高水平、高质量、引领性的数字出版学术体系建设。须知，学术体系建设是构建数字出版三大体系的内核和支撑。数字出版三大体系之中，学术体系是关键，学术体系沉淀的成果进教材、进课堂，支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成果固化、传播和被广泛接纳，变为话语，渐成话语体系；只有丰富和健全学术体系，才能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如果不抓学术体系建设，没有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那么数字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将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在数字出版理论创新的基础上，重点推动数字出版教材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即以出版学理论创新引领数字出版学科建设，以数字出版理论创新促进教材升级、课程升级，这是推动数字出版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与核心。

开展有组织科研，须形成一批数字出版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以新方法、新视角、新血液来推动数字出版研究，提升数字出版科研效率，构建数字出版科研创新团队，推动跨学科合作和前沿性探索，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关于数字出版研究中坚力量的培育壮大，客观地讲，数字出版研究者众多，但凡从事出版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可以就数字出版相关议题开展研究并形成学术论文成果，但切实围绕数字出版细分学科、数字出版特定领域、数字出版具体方向展开系列研究的不多，甚至可以说太少；至于开展系列研究、持续研究并产生显著成果的数字出版学者则更少，可以用“屈指可数”来形容。数字出版学者是推动数字出版三大体系建设、促进数字出版理论创新的关键力量和根本依靠，为此，未来5到10年，须大力培育和壮大一批有梯度、递进性、高水平的数字出版学者队伍，基于新方法、新视野、新路径来推动数字出版学术研究质量提升和效能提高。关于数字出版的有组织科研，正值出版学科蓬勃发展期，数字出版所面临的往往是跨学科议题、前沿性议题、复杂性议题，鉴于此，传统的个人或小团队科研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数字出版科研需求，需要建立更加系统、组织更紧密的科研模式，以更好整合数字出版科研资源、提升数字出版科研效率，推动数字出版科研创新。数字出版有组织科研的开展，要做到三个“有组织”，即理论研究有组织、人员有组织以及机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地设定数字出版理论创新议题，有针对、有层次、有侧重地构建科研人员队伍，跨院校、跨地域、跨学科地组建数字出版科研机构，从而集中优势的数字出版科研资源对关键核心议题进行协同攻关，以实现数字出版理论创新。数字出版有组织科研的开展，要致力于研究数字出版新现象，回答数字出版新问题，揭示数字出版新机理，开发数字出版新载体，应用数智化研究新技术，运用数字出版新方法。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于目下的数字出版研究而言，这个“时”是指知识创新走向理论创新之时，是指前科学走向成熟科学之时，这个“事”则是指数字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之事，是指数字出版三大体系构建之事。

本文论及了“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知识创新的成果以及“十五五”时期数字出版理论创新的方向，由衷言之，篇幅所限，诸多议题无法触及。如“十五五”时期数字出版重点研究方向应该聚焦何处？笔者认为，数据出版、智能出版、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国际数字出版、数字出版史等，都是须上下而求索的数字出版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