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出版史。出版汇聚了人类伟大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以文字、图表和音视频等方式，将创造的成果进行整理、加工，并公之于世，广泛传播。这是文明演进的方式，也是人类进化的方式，出版以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方式不仅参与其中，而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创造了人类特有的文化方式。学术界习惯于把出版定位为“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角色，甚至是“搜集整理信息”的角色，这显然是不够的。更深层地说，出版是以自己的方式创造文化。从古至今，出版创造文化的角色从未改变。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出版物都是最醒目的标志，出版都是最活跃、最耀眼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文明起点上，出版理应也必将不负时代重托，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出版人必须以时代呼唤为动力，以过往业绩为底气，牢固树立创造文化的使命和责任意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重衔出版使命，勇立文化创造潮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本文立足历史的纵深和现实的需求，重新审视和论述出版的角色和职责，即出版不仅要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更要生产知识和创造文化，从而为出版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准定位，使之坚定方向，砥砺前行，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古代典籍的传播与传承，人们的目光多聚焦于作者身上，较少有人关注编辑者和出版者的贡献，更没有人将编辑者和出版者的劳动视为创造性的劳动，将编辑、整理和出版典籍视为一种文化创造，以至于“编辑活动是为他人做嫁衣”和“出版活动的本质是复制”这样的观点和观念时至今日仍为业内主流。其实，从人类文明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审视出版和出版史，编辑和出版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活动，而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活动，从古代出版到现代出版，莫不如此。把散落民间的信息、知识，有意识地搜集和整合，使之不至被时间淹没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通过搜集和整合，编辑成新的内容成果，并最终制作成有形的出版物，更是实现了内容创造、产品创造和文化创造。

我国古代的许多文化成果，都是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精神内涵，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和知识的积累与传承，需要依靠书籍的编纂和传播才能实现，而书籍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不能自发形成，它必须依赖整理者和设计者（编者或编辑）的眼界、眼光和智慧，由他们将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材料整合起来，通过精心编排，结集成册。我国早期的出版活动中，编辑和编者甚至作者是合而为一的。《春秋》《尚书》和《诗经》等都可以说是编辑的功劳，史载“孔子‘编次’《六艺》，‘笔削’《春秋》”。孔子及其弟子的学说，正是得益于后来弟子的记录和整理，这些未成体系的语录才得以凝聚成《论语》等经典著作，并流传于世。这一过程离不开编辑和出版工作，尤其是编辑的文化创造力。古代的编辑活动，还可以从编辑用语“刊”的合成词“刊定”“刊落”和“刊谬”等寻到证据。《三国志·向朗传》：“年逾八十，犹手自教书，刊定谬误。”《新唐书·韩愈传》：“刊落陈言，横骛别驱。”^[1]加之“编次”“笔削”“校理”“摩研编削”等“编辑”用语 ^[2]，可以断定的是，编辑和编辑活动，贯穿整个中国出版史。

古代文化典籍的成型并非单纯的技术操作，更不是不加区分地有闻必录，它是一种深刻体现编辑认知和思想观念的文化创造。一方面，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内容）进行整理与出版是一种文化创造；另一方面，对古代典籍甚至未能成籍的口头传说和传唱作品进行加工、整理又是一种文化创造。孔子作为中国最早的编辑和整理者，其“删诗书”就是这一工作最好的注解，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造。没有孔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可能就不会有《尚书》和《诗经》等经典作品流传下来。

如果说上述对于文化内容的校勘与整合的出版活动，创造了以知识为核心的无形精神文化，那么古代书籍的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便创造了以图文编排为核心的有形艺术文化。文化包含多种因素，具有多种形态，展现多种形式，图书的内容形态、物质形态和艺术形态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论说，尚需要进一步加强。

书籍不仅具有精神文化属性，其本身创造了一种有形的艺术文化。书籍是一种产品，而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文化表达形态和象征意义。产品凝聚了产品设计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书籍在制作的过程中融入了编辑、装帧设计者等人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说，书籍最终的模样是出版人文化思想的艺术体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历史时期，书籍的材质和形态有所不同，体现了不同的有形艺术文化。

出版以图书的形式创造了中国汉字文化的结构形态艺术。在文字排版上，中国传统书籍采用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的竖排方式，这主要取决于中国古代以右为尊的文化习惯，方块汉字的特性，以及毛笔、竹简、卷轴等书写工具的特殊性；而西方古代书籍采用从左到右的横排书写和印刷方式，这和拉丁字母、希腊字母等西方文字的线性结构特点，芦苇笔、羽毛笔、莎草纸和羊皮纸等书写工具的特征有很大关系。

在装帧设计上，线装书作为中国传统书籍的典型代表，采用柔软的宣纸或毛边纸，以叠页形式呈现，以线绳装订，易于完整铺开。颜色多以素雅为主，简约大方，含蓄内敛。线装书的封面通常会有印章图案或手写的“题签”，极具书法美感；相比之下，西方书籍则突出华丽与宗教性，封面常镶嵌宝石、金箔，雕刻复杂图案，尤其讲究色彩的冲击力和贵族审美特征。

由此可见，图书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更是一个国家文化性格的直接体现。中国传统书籍出版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汉字文化的形态艺术特征。

中国出版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书籍物质文化。出版人决定了书籍选择何种纸张、设计风格、排版形式等。从中国古代书籍形式经历的从甲骨、简策、帛书卷子装、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到线装的演变便可看出，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古人对书籍保护理念的不断强化，也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装帧形式。每一种装帧形式都承载着一个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因而，书籍装帧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沉淀在中华文明中，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独特的风景。

现代出版以使用大型机器进行大规模复制为先导，以出版物内容承载更多的科学知识为本质标志，以更多的受众或读者有机会、有能力接触出版物为特征，以知识大众化的卓越成果为发展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出版创造了现代文化。

现代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世界以人为主体创造的文化，是人以科学的方式走向自由的文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由是对自然的认识。人成为主体，自然是客体。“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

中国出版人以编撰和出版教科书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引入中国。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但是在现代出版业建立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少数士大夫之间的唱和文化，几千年来文化跟普通民众几乎不发生任何关系，全社会识字的人极少，文盲率极高，国民教育还是私塾教育，贫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商务印书馆最早把现代科学和学科系统地引进中国，编撰、出版了中国第一套新式教科书，把现代科学的学科分类，例如文史哲政经法和理数化天地生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以现代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教科书，开启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大门。对于当时的情形，有记载说：“因为在光绪三十二年学部颁布了学堂章程，但借以推行新教育的教科书并未编印。在科举初废时，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创举，真是极困难的一件事。当时的出版业不避艰难，毅然负此重任，实属难能。其最早编印教科书以备采用者，当推商务印书馆。”^[4]商务印书馆在编印、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取得成功后，便向大学教科书领域进军。《大学丛书》从1932年开始出版，改变了此前由引进的外国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学丛书》成立了以大学校长、教授、学者和商务印书馆编辑组成的50余人的编辑委员会，总计出版图书300余种。中华书局等其他出版社也纷纷投入新式教材的编撰和出版事业中，出版机构大大地推进了科学和学科等现代知识和教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出版以“整理国故”的方式，实现了中国传统典籍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出版界也厥功至伟。古籍不仅记录了历史活动，蕴含了丰富的知识、管理经验和生活智慧。然而，就图书而言，中国古代刻本时间久远，刻者人众，版本居多，增漏讹误，在所难免。还有一些书，就内容本身而言，要么缺乏科学性，要么缺乏“道德性”，不宜传播后世。因此，必须甄选，必须纠错，必须经过出版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否则不能流传。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为两大标志性的出版机构，张元济先生讲到自己：“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有自者。”^[5]没有出版人的孜孜以求，就不可能有《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等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奠定根基的作用。

中国出版人以引进西学的方式，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引入中国，大大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科学化和学科化，促进了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西方思想文化的引入离不开一大批翻译家的涌现和一大批西方译著的传播，像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晚清翻译家的西方译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思想来源，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翻译家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翻译西方著作、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主力。他们翻译的西方著作种类繁多，涵盖科学、文学、政治、学术等多个领域，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我国带来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科学观；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记》是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译作，传播了新的政治理念；胡适翻译的都德、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短篇小说以及拜伦的长诗《哀希腊》和易卜生的剧本《娜拉》等，为我国文艺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李大钊翻译的《唯物史观》和《阶级争斗》，为我国国民“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以出版的方式和出版人的身份传播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中国革命。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纷纷创立革命和进步报刊，并亲自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后，专门成立了负责出版工作的宣传部门，更加系统化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思想。《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和《湘江评论》等进步期刊深受欢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引起社会极大震动。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心得，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著作，以及苏俄的见闻等。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红色文化基因是由出版人或通过出版的方式建立起来并奠定基础的。

文字和图像是出版工作的对象，出版是处理语言文字和图像的艺术。语言文字和艺术图像本身具有鲜明的精神性，而它们的编排或排列组合却具有物质性，这一点对于编辑和出版工作者极具启发性。传统的出版物，无论是纸张的触感，还是墨迹和颜色，以及形状的观感等，其物质性是无疑的。但就文字本身以及对图文的编排处理而言，它们可以产生物质性，这是许多出版人感知不到的。哲学家罗素说：“语言的结构单位是事件，而文字的结构单位是物体，但是当一篇说的和写的论说具有相同的结构时，其中任何一个都能作为产生另外一个的原因，这种情况发生在每次听写和每次朗读当中。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一篇音乐作品或一张唱片。可是我还是认为那些由一种静态的物质结构代表一系列事件的实例只有在存在着某种把物质结构各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好并由此再把它们转变为一系列事件的规则时才会发生。用欧洲语言写的书必须从左到右和从上到下去读。”^[6]563

中国现代出版物之所以放弃中国古代传统的竖排版、从右到左和从上到下的形式，是与现代出版物所包含的内容密切相关的，现代出版物所承载的内容多为现代科学知识，包括科学定理和公式，这些定理和公式是以字母文字表达的，字母文字不适合或无法竖排。一方面，现代科学从西方发源向全世界扩散与传播，这种趋势是现代社会的潮流，是人类进化的方向，是不可抗拒和不可改变的。另一方面，对于现代科学而言，任何物质都是时间与空间的存在物，而追寻其时间和空间的源头都是依靠从上到下的顺序。“地质学家把岩石当作显示世界历史的解释就靠从底向上来取岩石，所以岩石越靠下代表的时期就越早。”^[6]563罗素进一步解释说：“就物体具有与知觉相同的结构而论，某种一定的文字形式可以被解释为适用于物体或知觉。”^[6]569

从出版物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是纸张、油墨和外观形态具有物质性，其文字编排或结构同样具有物质性，同样具有知觉。可以说，图文的编排或出版物的版式设计共同参与创造了出版物的物质文化。以汉语言文字为书写和表达方式的中国传统出版物和以西方字母文字为书写和表达方式的出版物，具有不同的物质文化形态特征，中国现代出版物既包含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横排版式，也包含从右到左的竖排版式，尤其是在封面和扉页部分，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征，创造了中西合璧的出版物质文化。

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经济发展方式归根结底是文化方式，是一种文化选择。现代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和企业形式密切相关，“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商品化”，“或者说，当市场提出效力问题，科学就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历史顺序和根本顺序是：商业为先，技术随行，科学断后”。^[7]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开创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出版企业成为最早的现代企业之一，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都遵循了这样的发展道路，这可能与科学和出版形影不离的密切关系有关。

中国最早的现代民族企业同样来自出版业，就是前文论及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创立之时虽然是股份制企业，但具有明显的家族企业色彩，但很快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更新，不断增资扩股，实行股权改造，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向现代企业的转变。1901年，商务印书馆创立第五年，实行了第一次增资扩股，总资本达到了5万元，非家族姻亲成员所占股份超过了一半，并正式更名为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不折不扣的现代企业。1903年，商务印书馆实行第二次股份制改造，不仅引进外资，开创了中外合资企业的先河，更为出版业乃至中国民族企业走上现代化之路，树立了楷模。有研究者这样评论，“商务印书馆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具有“先进性、‘早熟性’、超越性和前瞻性”，“能对于我们今天出版行业的企业化、产业化和集团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8]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尊重劳动、按劳取酬、依法行事、公平交易、自由交换、契约精神、诚信无欺和以人为本等现代思想观念得到了确立和弘扬，现代的商品经济和企业制度创造了现代工商社会的新文化，而现代出版企业享有首创之功。不仅中国如此，放眼世界也同样如此。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一代有一代的学问，一代有一代的文化，一代有一代的文化使命。新时代，是数字信息技术普及的时代，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时代，是世界竞争面临前所未有大变局的时代。从历史的维度看，出版参与创造了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如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同样离不开出版。出版和文化强国建设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肩负的使命，如其历史业绩一样光荣而艰巨。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出版的方式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出版不仅要成为新时代新文化的创造者，还要努力成为倡导者和引领者。其最直接的目标指引就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规定了文化建设的三大任务，即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出版在新时代的新使命，首先要对标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确定的三大文化发展任务。

文化创造的首要方面是知识的创造，或者说提供与时代密切相关的新知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就是学术创新，从出版的角度来说就是内容创新，这是出版界在新时代面临的首要任务。学术文化代表一国文化建设的高度，它最终体现为学术话语权。现代科学源自西方，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学术话语权方面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由于自然科学体系具有更深刻甚至无法撼动的字母文字“基因”，相比之下意识形态属性较少，而人文社会科学在字母文字“基因”方面相对没有那么根深蒂固，而且具有更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甚至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实践出真知。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学理阐释和学术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并深刻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所谓的普遍性是指共通性，即人类科学发展的共通性，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应该符合人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性规律，这种普遍性或共通性源自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规律；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一定具有中国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以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实践基础的，它源自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符合事物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辩证统一关系。出版界要与学术界一道共同担负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任，出版人有能力在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设置话题、规划选题，通过一部部论著构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理论与学术根基。这是被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出版史所证明了的。

“十四五”规划把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作为文化发展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其中包括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型文化企业，构建新业态和推动新型消费形式等诸多方面。总体来说，出版的任务就是在数字信息媒介技术情境下的全媒体出版，在科技与内容的双轮驱动下，创造新型的出版传媒文化。

新型媒介技术的演进推动“出版”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出版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新业态。传统时代的出版物是高度依赖纸张、文字和图片的图书，电子时代的出版物从纸本扩展至音像制品。这两个阶段的出版物形态虽然发生了从视觉感知到听觉感知的变化，但从本质上说还是高度依赖物质实体的，物质性特征明显。到了数字时代，出版形式和内容传播方式不断创新与变革，出现了电子书、数据库、知识服务、VR/AR沉浸式出版产品和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智能化出版形态，无形性和智慧性更加明显。产品从有形到无形的转变，为出版企业的创造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多施展的空间。

具体来说，技术的革新不断改变着传统出版的流程与规则，大大减少了传统出版中的印刷、物流等环节，读者可以更快速、便捷地获取和分享信息；诸多的社交媒体平台，让个人也能成为内容生产者或广义上的出版人；智能技术的普及，使得传统出版物得以“活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大幅提升读者的体验感和互动性。此外，跨界经营的新业态逐渐成为出版行业的重要趋势。传统出版与新兴的科技、游戏、影视、教育、旅游、知识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打破了原有的行业壁垒，实现跨领域发展，催生出了一系列以“出版+”思维为基础的创新性产品和服务。例如《哈利·波特》《我的阿勒泰》等图书被改编成了一系列影视作品，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进一步反哺了原著的知名度和销量。新技术催生了新融合，新融合带来了新业态，新业态造就了新型的文化企业，而出版走“科技+内容”双轮驱动的新型文化企业之路，必将拥有广阔的前景。

与此同时，出版学科的发展为新时代的科学文化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学科能量。基于当下实践发展状况，学术界及时从学理层面审视和更新出版学的知识结构和学术体系，并出现了比较流行的新概念，如“数字出版”“全媒体出版”“混合出版”“融合出版”和“出版融合”等。这些概念的出现，及时回应了当下出版业界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形成了学术界的出版新文化。

知识大众化是人类进化和进步的方向，出版犹如方向盘，科学就是定盘星。“十四五”规划中文化发展的第一大任务就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文明高度上，应该把“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点放在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方面。科学素养指的是具有科学意识，掌握科学知识，遵循科学伦理，以及善于或习惯于用科学方法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等。而阅读是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的最重要的方法，所以培育科学的阅读文化，提高国民的科学阅读能力，以及提升国民的科学阅读率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一书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这启发我们，要把建设良好的阅读文化、建设书香社会，以及通过阅读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列为出版业的重要职责使命。

然而，目前我国的阅读状况尤其是科学阅读的状况，不容乐观。数据显示，自2014年“全民阅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的十年里，全民阅读率总体提升缓慢，且主要得益于数字阅读率的增长，数字阅读率连续十年增长了22.2%，而图书阅读率仅增长了1.8%。^[9]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我国的阅读尤其是数字阅读已存在较为明显的阅读偏向，即“文学独占鳌头”。有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达404.3亿元，网络文学IP市场规模大幅跃升至2605亿元，网络文学作者规模达2405万人，网文作品数量达3620万部，网文用户数量达5.37亿人。^[10]从根本上讲，一个有理想、有思想力的民族是靠阅读成就的，文学阅读固然重要，但光靠文学是不够的。同样，一个人要想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卓越贡献的人，只阅读文学也是不够的。阅读的宗旨在于涵养人性和养成人性，而科学、文学和艺术在人性的最高处汇合，三者均是最能展现人性的文化反哺与反思的。其中，科学是本质，文学和艺术是其表现形式。出版社作为图书的生产者和推广者，有义务、有责任通过制定科学的出版计划和阅读推广计划，通过跨界合作、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以及优秀科技图书评选活动等方式，加大科学阅读与艺术阅读的普及力度，使得“书香社会”不仅弥漫着“文学香”，更充满“科学香”和“艺术香”，从而助力培养健全的国民人格，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其实，数字化阅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给传统阅读造成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成为提升全民阅读率的有效途径。出版业已有意识地依托数字技术，打造了各种各样的数字阅读终端，形成了新的阅读形式，如移动阅读、互动阅读、沉浸式体验阅读等，为大众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和多样化的阅读体验，激发了受众的阅读意愿，增加了国民阅读的可能性。多样化的数字阅读终端从形式上顺应读者的阅读行为，从内容和情感上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尤其是在现代人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数字阅读终端能够将更多的网络用户转化为读者。

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需求，不同的需求形成不同的时代浪潮，而那些反映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的课题、难题和问题，是出版业最应思考、最应关注、最应回应的课题。真正的创新就是回应社会和时代的课题、难题和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产业和每个部门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这些课题、难题和问题，这是行业和产业发展的方式，也是社会进步的方式。出版业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的课题、难题和问题，就是顺应时代的文化创新，就是创造时代的新文化。这既是使命，更是担当。